孙中山：历史侦探背后的客家身份

前一章提到，史学前辈罗香林先生的名著《国父家世源流考》[1]，其基石是他“新发现之忠坝《孙氏族谱》”[2]。他凭什么认为广东省紫金县忠坝区的《孙氏族谱》就是孙中山先世的家谱？他说：

余曩者著《国父家世源流考》，盖纯以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及国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十二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研究准则。[3]

分析罗香林所树立的这两项准则，则其逻辑似乎如下：

第一，既然孙中山说其“家庙（即其孙氏家族的大宗祠）在东江公馆村”，那么，如果罗香林能够在广东省、东江流域之内找到一座名叫“公馆村”的村落，则这座村落的孙姓人家应该就是孙中山的祖籍。

第二，孙中山故里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十二世祖孙连昌，是从外地迁到香山县创基的始祖；那么如果罗香林能够在广东省东江流域之内各地族谱之中，找到有十二世祖孙连昌其人，而这位孙连昌同时又离开原籍他往者，这个人就是孙中山的祖先。而这位孙连昌的原籍，就是孙中山的祖籍。

至于如何运用这两项准则，以得出紫金说之结论，罗香林有如下描述：

先以之为普遍咨访之依据，继乃分析公馆村地望，为建立紫金忠坝为国父上代所尝居止之假设；然后，乃搜集有关资料，并于紫金为特殊调查，赖友好协助，果于忠坝孙屋排孙桂香家，发现《孙氏族谱》旧本。其谱所记一事，即十二世祖琏昌公，旧居公馆背，遭时多艰，迁徙外地。其年代、名讳、世次及地望，皆与国父所述与《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相密合。由假设而获致证明，而以科学方法治史之功能以显。[4]

现在让我们把罗香林这个结论当中的一些关键性的句子进行分析。

第一，罗香林这个结论当中所提到的“公馆背”“忠坝孙屋排”等，都不是一般的名词，读来非常难懂。本侦探不敢妄猜臆想，于是决定亲往紫金实地调查。结果有如下发现：关于“公馆背”，承紫金《孙氏族谱》之中的第十八世老人孙爱雄先生赐告，“公馆”者，武馆也。紫金孙氏第十一世祖孙鼎标设武馆授徒，勤练武功，抵抗清兵。“公馆背”，就是位于该“公馆”之背后的意思。在孙鼎标的“公馆”之背后，有一排房子，是孙氏家族聚居的地方，自成一个据点，无以名之，就叫孙屋排，采其一排孙屋的意思。[5]2008年1月8日，承紫金县档案馆馆长龚火生带本侦探实地考察“公馆背”旧址，还见到附近遗留下来邻居温姓的一座大型泥砖屋。

征诸文献，则紫金忠坝《孙氏族谱》的编者、居住在孙屋排的孙桂香曾书面向罗香林解释说：忠坝孙氏“总祠附近仅有二十人左右，大都业农”。[6]此言另有文献做佐证，忠坝温秀如等曾书面报告说：孙桂香住“上孙屋排”，“人口二十人左右”；佐证了孙桂香所言“总祠附近仅有二十人左右”。温秀如等的报告又显示，孙屋排这小小地方，也分“上孙屋排”和“下孙屋排”，各有祖祠，是两房人分居。把居住在忠坝之上、下孙屋排的孙姓人口加在一起，只“约共五六十人”。[7]

图25.1　孙屋排旁边的富贵人家温姓泥砖大屋，2008年1月8日，黄宇和摄

综合上述五方史料，可知孙屋排确实是一个人数极少的、谈不上是什么村落的孙姓聚居点。毗邻孙屋排者，还有“温、张、陈等姓，为人最多；余叶、邹、萧、孙、刘、李都是小姓”[8]。准此，本侦探明白了：当地并没有一座名为“公馆村”的村落。只因为孙氏家族聚居的地方，位于孙鼎标的“公馆”之背后，罗香林就擅自为其取名“公馆村”。这一点很重要，下文再加讨论。

第二，罗香林上述结论当中提到的“忠坝”是什么地方？当本侦探在2008年1月8—9日到紫金实地调查时，承紫金档案馆副馆长、客家人李少峰先生相告，在紫金的客家方言，坝是小盘地的意思。[9]后来本侦探采访紫金老人、客籍的黄荫庭，他也是这么说。[10]本侦探亲临其地，发觉忠坝果然是一个小盘地，四面环山。小盘地的中央地带有一条小河，发源在北部的山区，往南流经孙屋排旁边，然后穿过南部山区的峡谷继续往南流。这条小河的名字叫忠坝河，往南流入琴江。[11]琴江注入梅江；梅江流入韩江[12]；韩江流入南中国海。就是说，忠坝河是韩江的上游；忠坝及其辖下的孙屋排这个孙氏聚居点，位于韩江流域。它并不属于东江流域。[13]这一点同样重要，下文也会详加讨论。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衡量罗香林紫金说所采用之准则和提出之证据。

他的第一项准则，是“纯以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14]。至于证据，则正如上文考证所得：首先，公馆村这个名字，当时在紫金忠坝并不存在，它只是罗香林发明的一个村名。其次，紫金忠坝并不在东江流域，而是在韩江流域。无奈罗香林硬把紫金忠坝说成是位于东江流域。其实从一开始，罗香林为自己设计的这项准则就不能成立。因为孙中山从来没有说过“家庙在东江公馆村”这样的话。孙中山只是对美国人林百克用英语说过：“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on the East River.”。[15]

徐植仁把这句话翻译成“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村（译音）里”[16]。徐植仁既把Kung Kun音译为龚公，同时又把Kung Kun意译为村，都存在着问题。首先，他采取音译此下策，证明他并不知道Kung Kun所代表的具体汉语地名为何。其次，他将Kung Kun意译为村，就明显的错误：看英语原文，孙中山说他祖庙所在的那座村庄，坐落在Kung Kun范围之内；就是说Kung Kun并非一座村庄，而是比村庄更大的一个范围。因此，徐植仁把Kung Kun视作一座村庄而把它翻译为“龚公村”，是错误的。罗香林把“龚公村”与他自己所发明的“公馆村”画上等号，更没说服力。

归根究底，像林百克这样一位没有受过标准汉语发音训练的外国人，很难用英文字母准确地拼写出汉语名词。例如，他把孙中山出生的村庄拼写成Choy Hung。[17]假如我们全都不知道孙中山出生的村落名字叫翠亨村；那么，居住在香港普遍说白话的广府人，看到林百克用Choy Hung这村名，很自然就会错误地联想到九龙牛池湾的彩虹邨。又由于孙中山的兄长孙眉曾经在九龙牛池湾耕种，供养其母亲杨太夫人于附近的九龙城[18]，一般人更会误认渊源。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彩虹邨的知名度很高。[19]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情的香港人，很容易就会把林百克的Choy Hung误作九龙牛池湾的彩虹邨。这个例子说明，我们不能把林百克用英文字母拼写出来的汉语地名诸如Choy Hung、Kung Kun等，作为可靠的研究资料。[20]

究竟林百克所说的Kung Kun是什么地方？罗香林心里很清楚。在他出版《国父家世源流考》之前10年的1933年，他写道：“Linebarger氏谓孙公自述，祖祠在东江Kung Kun，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Tung之误，据其地望推之，当是东莞无疑。”准此，罗香林下结论说，徐植仁在翻译Kung Kun一词时“误作龚公，非是”[21]。在那个年代，汉语拼音以19世纪两位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Wade）和翟理斯（Herbert Giles）共同设计的方式为标准，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Wade-Giles System）（一般称为威妥玛拼音法）。按照该拼音法，K念G，而T则念D；以至“广东”的英语音译就成为Kuang Tung[22]。至于“东莞”的英语音译正是Tung Kuan[23]。所以，1933的罗香林认为Kung Kun的“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Tung之误”，是猜对了。[24]无奈到了1942年，罗香林为了提倡紫金说，就自食前言，转而硬说Kung Kun即“公馆背”，并把“公馆背”说成是一条村。

随着研究的深入，本侦探发觉，早在其《国父家世源流考》于1942年12月出版之前的1942年7月，罗香林应该已经准确地了解到“公馆”及“公馆背”的意思。盖1942年6月间，罗香林已就此函询当时在粤北马坝财政厅工作的温济琴。[25]温济琴马上转而函询其紫金忠坝的乡绅温秀如。1942年7月3日，温秀如等很清楚地函覆温济琴转罗香林曰：“公馆原名连升馆，今既颓毁。”[26]1942年7月23日，紫金忠坝的孙启元（源）等，又直接函覆罗香林曰：“公馆系孙大食公练武场所，兼办连升学校，故称为公馆。其背，孙家有祭祀田产，有坟数穴。”[27]1942年12月20日，紫金忠坝孙启元（源）等又函罗香林曰：“鼎标公之坟，系在公馆背后。”[28]可惜罗香林对紫金忠坝各姓居民这三番四次回答其关于“公馆”及“公馆背”查询[29]，皆视而不见，坚决把“公馆背”说成是“公馆村”。

罗香林的第二项准则，是“国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十二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30]。他能提出的唯一证据，正是紫金忠坝“《孙氏族谱》旧本。其谱所记一事，即十二世祖琏昌公”[31]。就是说，罗香林认为翠亨村的十二世祖孙连昌，与紫金的十二世祖孙琏昌，是同一人。准此，让我们来评估罗香林为自己所树立的第二项准则以及所得到的结论。

征诸紫金忠坝《孙氏族谱》旧本，果然有下面具关键性的一句话：“十二世祖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32]罗香林认为这句话符合他预先树立的第二项准则：那就是，在广东省东江流域之内众多孙氏族谱之中，若能找到有十二世祖孙连昌其人，而这位孙连昌同时又离开原籍他往者，这个人就是孙中山的祖先。但这个逻辑，哪怕在表面上也存在着三个问题：首先，紫金的孙琏昌与香山的孙连昌是否同一人？此“琏”是否即彼“连”？其次，“琏”的父亲是孙鼎标，“连”的父亲是孙瑞英，难道孙鼎标与孙瑞英又是同一人？孙鼎标逝世后，埋葬于紫金忠坝的水口。[33]孙瑞英逝世后，先埋葬于香山涌口；后移葬于香山翠亨村附近的谭家山。[34]难道两座坟墓可以混为一谈？又“琏”的母亲是叶氏，“连”的母亲是梁氏，难道叶氏等同梁氏？三者，紫金《孙氏族谱》只说孙琏昌“移居增城，于后未知”，并没有说他移居香山。

在这种种疑团面前，罗香林仍坚称此“琏”即彼“连”；又坚称彼“连”从增城继续西走而最后定居香山；更漠视孙鼎标不能等同孙瑞英，叶氏不能等同梁氏等等。这两个坚称与一个漠视，本来就谈不上有丝毫逻辑。再加上先前邱捷教授所发现的“琏”“连”出生前后相差了约半个世纪[35]，则罗香林所采用第二项准则而取得的结论，完全不能成立。

最具关键性的问题是：究竟当时孙屋排所在的那条村落叫什么名字？本侦探终于查出来了：它当时叫“忠坝村”！[36]因此，建筑在孙中山祖籍是“公馆村”的紫金说，再也没丝毫根据。而道出这条村之名字的公文，在《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前的1942年8月初，已经转交罗香林了。[37]但这并没有促使罗香林改变初衷，他仍然坚持紫金说。

坚持紫金说的作用之一，是暗示孙中山乃客家人，盖居住在紫金县忠坝村的民众，是清一色的客家人。罗香林本人是客家人，他要利用“国父”来为客家人争光。对本侦探来说，孙中山是否客家人，若光从身份看，无关宏旨。无论客家人还是广府人，都是汉人。但从本书主旋律的角度来看，本侦探还是决定借本章彻查，目的是为了探索孙中山最初从事革命时的基本支持者是谁。由于当时的客家人，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都是弱势社群；加上当时土客之间的敌对情绪，尽管是出了洋的华工之中的广府人和客家人，也壁垒分明，此点从夏威夷的芙兰·谛文牧师父子文书，就看得很清楚。若孙中山是客家人，他最初发动革命时，要得到广府人的支持，难矣哉。[38]

所谓壁垒分明，容本侦探略提其于1968年初抵牛津大学当博士研究生时的所见所闻。当时本侦探的一位师兄J.A.G.Roberts，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土客战争》（Hakka-Punti War）[39]，读来触目惊心。这位师兄用“战争”来形容中国人所通称的“土客械斗”，是因为他认为械斗之惨烈，已经达到欧洲国家对战争一词的定义。后来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Maurice Freedman委托本侦探找寻一批有关广东土客械斗的学术论文，读后至今心神不安。[40]随着本侦探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对两广总督叶名琛的研究逐渐地深入，对叶名琛从巡抚到总督的治粤十年（1848—1858）期间之土客情况，也有了进一步认识。[41]最近又得阅刘平的大作《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所取英语书名乃The Hakka-Punti War in Guangdong，1854-1867。[42]该书甚为倚重之《赤溪县志》描述：土客“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43]。若孙中山是客家人，他最初发动革命时，要得到广府人的支持，难矣哉。

[1]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

[2]罗香林：《复版再跋》，《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页59—60：其中页59，第7—8行。

[3]罗香林：《复版再跋》，《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页59—60：其中页59，第1—2行。

[4]罗香林：《复版再跋》，《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页59—60：其中页59，第2—6行。

[5]黄宇和采访紫金孙爱雄（1937年9月生），2008年1月8日。

[6]孙桂香等函罗香林，1942年7月23日，附件第10、11项，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222/50。

[7]温秀如等覆温济琴，1942年7月3日，第6—7项；附于温济琴覆罗香林，1942年8月5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222/50。

[8]孙桂香等函罗香林，1942年7月23日，附件第10、11项，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222/50。

[9]黄宇和在紫金县城采访李少峰，2008年1月8日。

[10]黄宇和在紫金县城采访黄荫庭（1940年7月生），2008年1月9日。黄荫庭是《紫金黄氏族谱》编者，住紫金县城。

[11]黄宇和在紫金县城采访黄荫庭，2008年1月9日。

[12]据《广东省地图册》（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3），页151、150、50、59、60、55、57、74、139、29。感谢黄淑娉教授鼎力帮忙。

[13]本侦探曾考虑过一个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即孙逸仙会不会对中国地理不太了解而误把韩江作东江？经考证，这个可能性并不存在。孙逸仙在1919年对林百克自称其家庙在东江的同时，也在其正在撰写的《建国方略》之内的“实业计划：第三计划”，“第二部、改良广州水路系统”，“丁、东江”，第二段写道：“……自新塘上游约一英里之出，应凿一新水道直达东莞城，而以此悉联东江在东莞与新塘之各支流为一……”，可知孙逸仙很准确地认识到，东莞在东江流域。本侦探除了实地考察以外，征诸《辞源》，则“东江”条曰：“东江……在广东境……至东莞县，合增江；西南流至波罗南海神庙前；合珠江；由虎门入三角江，注于南海。”可知东莞确在东江流域，且是主流所经。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New York，1925；reprinted，New York：ASMPress，1969）.

[14]罗香林：《复版再跋》，《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页59—60：其中页59。

[15]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New York，1925；reprinted，New York：ASMPress，1969），p.5.

[16]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页3。

[17]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1 and passim.

[18]冯自由：《孙眉公事略》，《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二集，页1—9：其中页7—8。

[19]当时没有海底隧道，也没有狮子山隧道；九龙半岛市区内，只有14条公共汽车路线线。其中第5、9号两路从尖沙咀码头出发，分别沿漆咸道和弥敦道等往彩虹（Choy Hung）；第13、14号两路从佐敦道码头出发，分别沿弥敦道和上海街等往彩虹（Choy Hung）。彩虹之名，路人皆知。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有人编写一篇名叫《彩虹湾之恋》的小说，在当时唯一的娱乐电台——丽的呼声——广播，广受欢迎，彩虹之名，更是不胫而走。50年代，本侦探居住在九龙牛池湾，对这一切都很清楚。

[20]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罗香林先生都居住在香港，面对这种情况，不知有何感想？他的感想如何，我们无法知道，但确知他在1954年于粉岭郊寓修订其《国父家世源流考》时，仍然坚持Kung Kun乃公馆村。见罗香林：《复版再跋》，《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页59—60。

[2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藏书，1933），页274。希山藏书是一家作坊式的出版社。香港大学藏有是书，编号是罗211/33。

[22]而不是现代汉语拼音的Guang Dong。

[23]而不是现代汉语拼音的Dong Guan。

[24]本侦探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念大学和研究院时，西方学术界普遍采用威玛妥拼音法。直至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以后，北京设计的汉语拼音法，才慢慢被西方学术界采纳。罗香林当学生的20年代甚至以后执教的岁月，正是威妥玛拼音法雄踞英语学术界的时期。他熟识地运用威妥玛拼音法，理所当然。按罗香林1924年夏毕业于广东省兴宁县兴民中学，然后往上海就读承天英文学校，他熟识地运用威妥玛拼音法，理所当然。次年1月，考取吴淞国立政治大学。1926年夏，由上海政治大学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转历史系。1930年夏以论文《客家源流考》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留在清华研究院继续深造，师从陈寅恪、顾颉刚，致力中国民族史、唐史和百越源流与文化研究，课外注重“搜集与客家有关的资料，尤其是闽粤赣客家各姓的族谱”及此前所出中外有关客家历史、语言、风俗等著述。见邹佩丛编著：《研究与辨析》，页239—240：其中页239。

[25]“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市社训总队任教官。1938年广州沦陷，我随队撤退到广宁，后在马坝财政厅工作”——温济琴：《温济琴在紫金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6年11月12日》，页10—11：其中页10，第5段。全文收录在《紫金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会刊》（1986年12月编印），页10—11：其中页10。感谢紫金档案馆馆长龚火生把该会刊复印后，寄广东省档案馆张平安副馆长扫描后于2009年7月30日电邮本侦探，该文全文又转载于邹佩丛编著：《研究与辨析》，页459。

[26]温秀如等函覆温济琴，1942年7月3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222/50。

[27]孙启元（源）等，又函覆罗香林，1942年7月23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222/50。

[28]孙启源等函罗香林，附诉讼一纸，1942年12月20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222/50。

[29]孙启源等函罗香林，附诉讼一纸，1942年12月20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222/50。

[30]罗香林：《复版再跋》，《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页59—60：其中页59，第1—2行。

[31]罗香林：《复版再跋》，《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页59—60：其中页59，第4行。

[32]忠坝孙氏族谱旧本，雍正七年（1729）孙宗麟等修，光绪二年（1876）孙见龙重修，1933年孙桂香三修。该谱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700/14。又见《忠坝孙氏族谱（节抄）》，民国卅年[1941]八月三日抄于曲江子居，兴宁罗香林识，[盖罗香林章]，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特藏部，编号：罗222/50。

[33]忠坝孙氏族谱旧本，雍正七年（1729）孙宗麟等修，光绪二年（1876）孙见龙重修，1933年孙桂香三修。该谱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700/14。

[34]黄宇和三访翠亨谭家山孙氏墓群（共39穴）的《调查报告》（手稿）以及所拍照片，2006年3月28日，2006年12月4日和2008年9月26日。

[35]邱捷：《也谈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广州《岭南文史》1993年第4期，收入故居编：《家世》，页644—657：其中页652。邱捷说孙琏昌曾参加过发生在1646年左右的钟丁先起义，所据乃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内吴铁城、陈立夫等序和其他资料。至于孙连昌出生在1669年，邱捷则没有提供注释。征诸孙满编：《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可知确实如此。该谱收入故居编：《家世》，页12—28：其中页16。

[36]温秀如等覆温济琴，1942年7月3日，最后一段；附于温济琴覆罗香林，1942年8月5日，第10项；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222/50。由于人口迅速膨胀，到了2008年1月8日本侦探到该地考查时，所见皆密密麻麻的房子，过去的忠坝村已经升格为忠坝镇，孙屋排就在镇政府办公大楼附近。

[37]温济琴覆罗香林，1942年8月5日；附上温秀如等覆温济琴，1942年7月3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222/50。

[38]诚然，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很多基本战斗人员均为会党中人，而这些会党中人有不少更是客家人。但是，这些客籍会党中人都是通过客籍的郑士良去发动的。与孙中山并无直接关系。而且，他们参加起义的主要目的是“反清复明”，与孙中山以及他在夏威夷和香港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支持者建立共和的目标，也不一致。

[39]J.A.G.Roberts，The Hakka-Punti War，Unpublished D.Phil.thesis，University of Oxford，1968.

[40]他们都是20世纪30年代广州市中山大学郎擎霄的研究成果，分别是：《中国南方民族源流考》，载《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1933年）；《中国南方械斗之原因及其组织》，载《东方杂志》，第30卷第19期（1933年）；《清代粤东械斗史实》，载《岭南学报》，第4卷第2期（1935年）。

[41]本侦探的博士论文后来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Yeh Ming-ch'en：Viceroy of Liang-Kuang，1852-185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中文译本见区鉷译：《两广总督叶名琛》（北京：中华书局，1984）。200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修订本。

[42]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3]王大鲁主编：《赤溪县志》（1921年出版）卷8，附编《赤溪县开县记事》，页1a。编者皆客家人。感谢黄淑娉教授不辞劳苦，亲到中山大学图书馆为我查阅该书。又与我切磋该附编之中“屠戮百余万”句，及比较和参考附近各县之县志。最后双方同意，该句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具体数字却无从查考。与真正的学者一起切磋学问，其乐融融。港澳学者郑德华对王大鲁、J.A.G.Roberts、刘平等的作品有中肯的评价。详见其《关于咸同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的历史回顾》，《九州学林》，第8期，页246—267。郑德华对该事件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见其《广东中路土客械斗研究（1856—1867）》，香港大学1989年博士论文，未刊稿。更难得的是，他博士毕业后仍长期到事发地点作实地考察，本侦探期待着他有更多作品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