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中原贵冑后裔，陈留人

图24.1　于右任为《国父家世源流考》题写书名

著名的史学前辈罗香林先生，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名著《国父家世源流考》[1]，声称孙中山乃中原贵冑的后裔，原籍陈留。

权威的《国父年谱》全盘接受罗香林的说法，开宗明义就宣布：“孙氏先世本中原望族。唐僖宗时，河南陈留有孙誗者，中书舍人孙拙子也，娶陈氏；黄巢乱作，充承宣使，领兵闽越江右之间，因屯军定居于江西宁都。四世孙承事公，迁福建长汀之河田。明永乐中，有友松公者，再迁广东东江上流紫金县之忠坝公馆背，为先生上代入粤始祖。十一传至定标公，尝参加反清义师，兵败流徙，于康熙时又自紫金迁增城。十二传至连昌公，复移家香山县。”[2]香山县者，今之中山市也。

若光从家世的角度看，孙中山是否中原贵冑的后裔，无关宏旨。但从本书主旋律看，则耕读世家的望族后裔与贫穷的农家子弟，对于革命思想之萌芽，其脑袋提供了不同的土壤！而且，据本侦探大半生科研所得，皆证明孙中山乃贫穷的农家子弟。[3]本侦探是否有眼不识泰山，走宝了？

首先，罗香林所持的证据是什么？是他自言他“新发现”之广东省紫金县忠坝区的《孙氏族谱》。他追忆说：“由新发现之忠坝《孙氏族谱》，更可上溯其先世，原居河南陈留。自唐末黄巢变乱，有孙誗公者，南下平乱，迁江西宁都，以功受封为东平侯。”[4]据本侦探侦察所得，此言所据乃紫金忠坝《孙氏族谱》旧本当中、“重修孙氏族谱序”里面的一句话。[5]

这可是关键性的一句话。若倡议孙中山之祖籍是紫金，那么作为翠亨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后人的孙中山，马上就从极为平凡的农家子弟，摇身一变而成为东平侯的传人、贵胄的后裔了。

按紫金忠坝《孙氏族谱》，初修于雍正七年（1729），当时所写的《孙氏族谱·序》，只字没提孙誗其人。在描述其唐代祖先时，只轻轻带过地说：“至隋唐由宋元之时，祖何仅兄弟，魁元登仕册，擢高科，亦不胜举。”接着，该谱重修于光绪二年（1876），而当时所写的“重修孙氏族谱序”，才首次提到唐代东平侯孙誗。[6]由此可见，孙誗这个名字是重修该谱时，才被加进去的。

名字可以加进去，但独力负责重修紫金《孙氏族谱》的孙见龙，却无法一世接一世地上溯到江西宁都的孙誗，而只是在序言中泛指其祖先之中有东平侯孙誗其人。罗香林怎可以单凭紫金“重修孙氏族谱序”里面的片言只字，就一口断定孙中山的祖先是孙誗？

紫金《重修孙氏族谱·序》，武断地把孙誗加进其祖先行列这种现象，让本侦探联想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黄淑娉教授曾对本侦探说过的话：“过去编族谱，往往为自己家族的祖先找一个显赫的家世，其实查无实据。”[7]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前所长葛剑雄先生在总结他研究族谱的经验时也说：“一般的家谱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圣贤，就是高官、名人，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8]后来本侦探接触到各方各面的族谱的数量大增，结果亦是深有同感。准此，窃以为紫金孙氏宗族自称是孙誗后人，不必大惊小怪。但从严谨的历史考证角度看问题，则族谱序言当中，高攀达官贵人的片言只字，实在不能当真。

究竟罗香林是如何发现紫金《孙氏族谱》者？他的文书当中有紫金县长李蔚春的一封信，提供了线索：

香林教授吾兄大鉴：

弟前月奉令入川受训。毕业后返县，奉惠书敬悉。一是承嘱调查孙总理上世源流一节，经派委员前往县属忠坝向孙氏族人调查，并索阅该族族谱。足以证明孙公确系由紫金忠坝迁出。兹将调查所得先行转[9]上，敬希查阅。又弟出席八月一日行政会议，本午始抵曲江，现寓互励社503号房。孙氏族谱抄本亦已带来。如吾兄来韶之便，乞用电话通知，以便趋访。匆匆奉覆，顺颂

教祺

弟　李乙蔚

七、二十九[10]

该信没有写上年份。但罗香林后来节抄该族谱时注明是民国三十年（1941）八月三日开始动笔节抄[11]，如此则可知李蔚春写信的日期是1941年7月29日。

把李蔚春的信以及所附之调查报告一起分析，可知罗香林最初写信给李蔚春时，曾明确要求他派员到指定之地点——忠坝孙屋排——调查并索取孙屋排居民的族谱。这一点显示罗香林早已闻知居住在忠坝孙屋排之孙氏族谱有十二世祖孙琏昌其人。否则紫金县那么大，而散居紫金县各地的孙氏家族又那么众多，要找一位名为孙琏昌的故人，犹如大海捞针，李蔚春也不会答应干这种傻事。同时，罗香林很可能开宗明义就说明，若忠坝孙屋排之孙氏族谱注明十二世祖孙琏昌曾迁往外地居住，此人必定就是国父的祖先无疑。难怪李蔚春看过该族谱后，心领神会之余，就言之凿凿地说，该族谱“足以证明孙公确系由紫金忠坝迁出”。[12]

至于罗香林从哪里早就知该族谱之中有十二世祖孙琏昌其人，则他自言为了逃避日本侵略军，而于1938年就迁往云南的中山大学，在1940年9月又从云南迁回广东北部的曲江（当今的具体位置是韶关市乐昌县坪石镇[13]）。罗香林返校授课，唯“山村讲授，如汉初经生，失其本经，口以传习。香林惧讹以失实，乃与所授学生，倡史迹考访，与资料搜集”[14]。

图24.2　乐昌县坪石镇三星坪老书记朱贱仁（右二）与本侦探等合照，2009年12月24日

2009年12月24日，本侦探前往韶关市乐昌县坪石镇坪石陈家坪铁岭山中山大学抗战时期临时校舍文学院遗址实地考察，则时至今日，仍深觉其荒凉与落后。村民仍情不自禁地不断向本侦探投诉，当地在山野间，种植的多是番薯，抗战时突然来了大批师生，吃不饱，学生就在夜阑人静之际，偷挖村民的番薯吃。在这样的环境，哪来书籍？也亏得罗香林想到史迹考访与资料搜集这主意，并用以训练学生。

罗香林发动学生访查搜集各类族谱之余，就曾听一位来自紫金忠坝的学生温济琴说过，家乡曾有位武师孙大食，聚众抗清，结果败走他方。[15]罗香林很可能因此进而闻知紫金忠坝孙屋排之孙氏族谱的大概[16]，于是点名要求看该族谱。

罗香林在1941年8月1日拿到该族谱[17]，于1941年8月3日开始节抄[18]，并很快就通知中央通讯社。结果“自民国三十年九月六日[即1941年9月6日]，中央通讯社桂林分社，发表关于余新近发现国父上世谱牒一专电消息后，各地报纸悉为揭载”[19]。浙江《东南日报》转载中央通讯社所发表的罗文以后，即派记者至江西宁都考察，并在“该县南门外直街孙世通家，借阅其第八修与第十一修各族谱”，结果发现该谱果然提到孙誗其人。[20]

这种现象，让本侦探联想到黄淑娉教授的另一句话：“编族谱，常有从其他地方同姓的族谱中抄袭的现象。”[21]看来紫金忠坝的孙见龙，在重修其《孙氏族谱》时，很可能抄袭江西宁都《孙氏族谱》有关孙誗的记载。

但是，历史上是否真有孙誗其人？若孙誗是虚构的，那么罗香林尽管提倡紫金说，也不能证明孙中山是贵胄出身。其次，即使历史上真有孙誗其人，但若并非贵胄，那么罗香林尽管提倡紫金说，仍属徒劳。于是，罗香林求证于江西通志馆馆长吴宗慈。1941年11月4日，吴宗慈覆曰：

香林先生史席：

奉十月廿八日手书，关于国父世系源流考，具悉梗概。现派专员调查其族谱墓地等，尚未蒇事。兹先略覆大概如后：

初以为孙誗之后，第一步即迁广东循州等地。第二步再迁香山。今接来函，则有由虔化先迁闽，再由闽迁粤之一段史实。容函探访员，再据此详为调查。据已查得之谱系志，将由虔化迁居各地之记载，抄奉其详，当再及也。

誗公之子侯房，迁江西云都（即宁都）青塘等处。

誗公之子伯房之第四世曰承事者，谱载其后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

誗公之子伯房之第七世曰十九秀才者，老谱载今居广东循州者为其后裔。

誗公之子伯房之第五世曰四郎者，即老谱载迁居浙江余姚。

又第六世曰宣教者，谱载其子孙俱迁余姚。

誗公之子子房之第九世曰七郎者，徙居云城（即云都，又即宁都）南山下。

誗公之子男房之第六世曰大贡员致纯者，宋宝庆四年举人，迁徙广东韶州。

孙姓谱载其子孙由虔化再徙居他处者止此。而由闽再迁粤，只伯房第四世承事一支。

孙誗之墓，今尚在。亦有祠。传今祀张巡之庙，即孙誗之东平侯庙，然无确据。谱有孙誗像，有东坡赞。核其文，似非宋文，并不似东坡文，疑伪品。余续详覆，颂

撰安不一。

弟吴宗慈拜启

十一月四日[22]

由此可知确有孙誗其人，因为既有墓，也有祠等实物为证。至于他曾否被册封为东平侯，则查无实据。而且把祭祀张巡之庙，传为孙誗之东平侯庙，是谁散播的传言？谱有孙誗像，此像是否真实（见下文）？至低限度谱中声称之所谓苏东坡赞扬孙誗像之文章，吴宗慈认为“似非宋文，并不似东坡文，疑伪品”。

本侦探同意吴宗慈的判断，且看这篇所谓东坡赞的水平：

才全文德武备干刚

兵平闽越屯镇虔邦

不疾终于桂竹之阳

英灵显于太平之乡

庙貌如故至今阐扬

御灾捍患无求不应

护国保民有祷必祥

千枝万流世代荣昌[23]

如此鄙陋不堪的坊间劣品，怎会出自苏东坡之手？这使本侦探再一次想起葛剑雄长期研究家谱所得出的结论：“很多家谱都有名人所作序跋，但仔细分析，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假托伪造的”！[24]

罗香林把吴宗慈的覆函收录在其《国父家世源流考》，但略去“谱有孙誗像，有东坡赞。核其文，似非宋文，并不似东坡文，疑伪品”等考证结论。如此这般，罗香林就把否定宁都《孙氏族谱》有关孙誗记载之可靠性的一份调查报告，变成一份肯定东平侯孙誗后人曾移居闽粤的文献，并在这基础上著书立说，以证明孙中山是孙誗的后裔。

江西宁都《孙氏族谱》的编纂人，为其祖先孙誗绘了一幅东平侯像、然后把它收进族谱这种现象，让本侦探联想到2008年1月9日，到广东紫金县城实地调查时，参观新修复刘氏宗祠时的所见所闻：刘氏宗亲在祠里左厢房图文并茂地介绍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在位），把刘邦的绘画像，和汉朝历代君王的绘像，按时间先后排列并介绍其生平，让本侦探瞠目结舌。历代汉王，果真是如此模样？汉朝的每一个朝代都曾有人先后为他们写真？但察紫金刘氏宗亲之目的，明显的是要把紫金刘氏追溯到汉高祖，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可惜紫金刘氏宗亲同样没法列出世系表，以证明其宗族是刘邦嫡传。[25]但紫金刘氏要比宁都孙氏艺高一筹，因为历代汉皇的确曾做过皇帝，但孙誗曾否当过东平侯，则查无实据。

窃以为吴宗慈若进一步考证该江西宁都《孙氏族谱》，会发觉更多破绽：例如其中提及之“宋宝庆四年举人”[26]，则宋理宗在宝庆三年（1228）即驾崩，历史上并无宋宝庆四年之年号。[27]

此外，江西宁都《孙氏族谱》没有说明孙誗来自何方，但罗香林原籍广东省兴宁县，则其中有个地方叫官田的孙氏家族也编有《孙氏族谱》，并言之凿凿地说孙誗“原居汴梁陈州”。[28]对于这个“汴梁陈州”，罗香林的诠释可圈可点。他写道“陈州素不属汴梁”，把官田《孙氏族谱》编者的无知，暴露无遗。但罗香林马上为其补救说：“此当为陈留之误。”在这个基础上，罗香林下结论说：“是忠坝孙氏，其先盖宅居陈留。至唐末始以黄巢之乱，徙居宁都。”[29]如此东拼西凑的结果，就是让孙中山家世更上一层楼：由江南贵胄之后裔，擢升为中原贵胄之后裔。

在此，罗香林好像在为孙中山编家谱。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写道：一般编家谱的人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但由于这些古代贵人，“基本都出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要使本族、特别使不在黄河流域的家族与这些先祖联系起来，就只能编造出一段迁移的历史”[30]。

罗香林这样做之目的是什么？

从他接下来所采取的行动，可见一斑：他在1941年12月1日完成了《国父家世源流考》初稿后[31]，马上把书稿呈孙中山的儿子、当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并请其赐序。

孙科阅后，大为赞赏，并于1942年5月5日欣然赐序。[32]他劈头就说：“罗君深治史学，探究国父家世源流，且十年矣。所阐发，皆明确。”可谓推崇备至。更有趣的是，孙科马上接着写道：“或有以谱乘世系，多侈言祖先华宠，不足深究而几研之者，是不知世系研究有其重要意义与严密法则也。”如此这般，孙科把罗香林的弱点（所用的史料属不足深究而几研之者），说成是罗香林的强项（赞罗香林的法则严密）。在快要结束该序时，孙科更表扬罗香林“贡献实巨”，其书“诚赅矣备矣”。[33]准此，孙科推崇紫金说。

有趣的是，孙科深知“谱乘世系，多侈言祖先华宠，不足深究而几研之”[34]。唯一旦在1942年罗香林根据紫金《孙氏族谱》、宁都《孙氏族谱》、兴宁《孙氏族谱》等，而提出唐代那位来自陈留的东平侯孙誗是孙中山祖先时，孙科就不顾族谱“多侈言祖先华宠”，反而赞同“紫金说”。

同样有意思的是：邹鲁、吴铁城、陈果夫等相继为罗香林的书稿撰写序言。蒋中正、张继、于右任等先后为该书题署。这些都是当时的党国要人[35]，为了一本正文只有56页、倡紫金说只有8页的小册子，却摆出如此阵容，可谓空前。接着教育部擢升罗香林为教授，中央党部又委任他为文化专员[36]，奉中枢电令赴重庆服务[37]。接着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会决定把罗著“送请吴稚晖先生审查”[38]，结果该书荣获“教育部学术审议会民国三十一年度学术发明奖金”[39]。罗香林有生以来，可从未享受过如斯华宠。

为何1942年国民政府的党国要人，包括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如此隆重地推介罗香林那本查无实据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有一条线索可供参考。在罗香林的文书当中，有如下一封信：

香林吾兄鉴：

奉校座谕，寄上邓函及邓著“罗香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校座并言：“此事昨晤哲生先生，伊谓‘邓实糊涂。余十二世祖与紫金者相同其名字，竟称偶合。且孙氏无祖祠，不能强余认翠亨村之其他孙氏宗祠为余祖祠也。’希为文驳斥，并径就正哲生先生”。耑此奉达，祗颂

勋祺[40]

弟丘式如敬启

[1944年]8月10日

邓稿用后寄回

写信人丘式如，是邹鲁的秘书。[41]信中提到的校座，窃以为正是邹鲁本人，因为他是广州市中山大学创校校长，任校长十余年后，才于1940年6月呈辞。他的秘书称呼他为校座，顺理成章。事缘《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的邓慕韩撰稿正误，并把该稿附在他写给邹鲁的信，又建议邹鲁通知罗香林自动停止出版、宣告错误。[42]

信中提到的哲生先生，正是孙科。孙科斥邓慕韩糊涂，表面上是责其在此“琏”与彼“连”的问题上喋喋不休，骨子里是骂他缺乏政治智慧。的确，作为历史工作者，邓慕韩当然把捍卫历史的准确性视为神圣目标。但作为政治人物，孙科首先考虑的是《国父家世源流考》的政治影响。

至于邹鲁，他曾当过中山大学的校长。作为大学校长，他当然赞成学术必须有确实的标准。但他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长期在政坛上打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快逝世时，他与孙科等是孙中山在“总理遗嘱”上签名的见证人。他优先考虑的，同样是《国父家世源流考》的政治影响。

让本侦探把当时错综复杂的要事列表，便可一目了然：

表24.1《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前后大事记

（续表）

自从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面世以后，国府治权所及地区出版的各种孙中山传记、年谱等，都采罗说。甚至孙科，在其1971年的《八十述略》当中的“先世述略”一节，也公然全采罗说。[43]这也难怪，到了1971年，罗说已经成为国民党官方众口一词的说法，孙科可不能例外。

[1]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12月初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

[2]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5），页1。以下简称罗家伦：《国父年谱》（1985）。

[3]见本书第二十七至第二十九章。

[4]罗香林：《复版再跋》，《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页59—60：其中页59，行7—8。

[5]见罗香林文书《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特藏部，编号：罗222/50。

[6]忠坝孙氏族谱旧本内封，雍正七年（1729）孙宗麟等修，光绪二年（1876）孙见龙重修，1933年孙桂香三修。该谱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700/14。

[7]黄宇和采访黄淑娉（1930年8月生），2008年1月28日。

[8]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页3—6：其中页3。感谢其时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黎耀强策划编辑，找出该文掷下。

[9]这个“转”字，在全篇手稿之中是最难识别的。本侦探请教过多位专家，均束手无策。2008年6月19日，承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张慕贞女士热诚帮忙，建议是“敷”字，以成语中有“敷陈”之词，意思是把不完整的调查结果先行报告。她拿出台湾艺文印书馆编《草书大词典》（台北：艺文印书馆，1964）查“敷”字，似乎有点相似。但窃以为李蔚春并非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向罗香林“敷陈”，只是把下属的调查结果呈罗香林。故对“敷”字仍有保留。同日黄昏向香港出版界的老前辈、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萧滋先生请教，饭席间不断推敲，终于萧滋先生认为是“转”字。这符合该信之上文下理。本侦探返回澳大利亚后征诸《草书大词典》，则该书下册页1418所复印的“凝式”手迹，与之极为相近，故决定乃“转”字。

[10]李蔚春函罗香林，[1941年]7月29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特藏部，编号：罗222/50。至于该信的具体年份，见下注之考证。

[11]“忠坝孙氏族谱（节抄），民国卅年[1941]八 月三日抄于曲江子居，兴宁罗香林识，[盖罗香林章]”，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特藏部，编号：罗222/50。

[12]李蔚春函罗香林，[1941年]7月29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特藏部，编号：罗222/50。

[13]见邹佩丛：《罗香林的继续调研》，载邹佩丛编著：《研究与辨析》，页178—179：其中页179。

[14]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跋》，《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页57—58：其中第四段。

[15]温济琴：《温济琴在紫金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6年11月12日》，载《紫金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会刊》（1986年编印），页10—11：其中页10，第4段。

[16]对于其中过程，罗香林有如下描述：“余于紫金孙氏之源流及现状，自民国二十二年以后，即甚注意。尝以东返之便，亲往忠坝调查，并向国立中山大学紫金籍学生询问一切。唯初无结果。二十七年复嘱中大助教、紫金人郭温敬君，为致函紫金各界，详为调查，亦无所获。盖以紫金孙族，僻居山地，访问实甚难也。直至友人李蔚春先生为紫金县长，始得查出忠坝孙氏之现状，及其与国父上世之关系。”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页49，注4。罗香林这种说法，似乎倒果为因。

[17]“本年（民国三十年）八月一日，紫金县长李蔚春先生，至曲江出席广东省行政会议，始克将其所借得之忠坝孙氏族谱旧抄本携出相示。”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页49，注5。

[18]“忠坝孙氏族谱（节抄），民国卅年[1941]八月三日抄于曲江子居，兴宁罗香林识，[盖罗香林章]”，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特藏部，编号：罗222/50。

[19]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页50，注9。

[20]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页50，注9。该记者用“留爪”的笔名发表了题为“国父世系考”一文。该文剪报藏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编号030/176。该文又转载于邹佩丛编著：《研究与辨析》，页189—190。

[21]黄宇和采访黄淑娉（1930年8月生），2008年1月28日。

[22]吴宗慈函覆罗香林，[1941年]11月4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特藏部，编号：罗222/50。我把此函年份酌定为1941年，是因为罗香林如此说，见其《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页50，注20。

[23]江西宁都《孙氏族谱》，转载于孙燕谋编纂：《香山县左埗孙氏源流考》（无出版社，1994年印刷）。

[24]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页3—6：其中页5。

[25]黄宇和：《紫金调查报告》（手稿），2008年1月9日。

[26]见吴宗慈函覆罗香林所引该谱片断，[1941年]11月4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特藏部，编号：罗222/50。

[27]征诸薛仲三、欧阳颐合编：《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页246。

[28]广东兴宁官田《孙氏族谱》，转载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页16。

[29]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页16。

[30]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页3—6：其中页3。

[31]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页52自署落款。

[32]该序收入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诸序言部分。据说孙科的侄子（孙眉的孙子）孙满，在1982年回忆说：“先叔在世时，祝秀侠因事谒见，谈话中曾询及此序是否亲撰？哲公答系罗香林送原稿请渠签名而已；又问吴铁老，亦复如此。”见孙满口述，祝秀侠笔记：《恭述国父家世源流》，载台北《广东文献》第12卷第4期（1982年12月31日），页30—33：其中页32；转载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家世：资料与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页86—92：其中页90。以下简称为故居编：《家世》。上述所谓孙满的话的记录方式，有点奇怪；它不在孙满谈话的正文，而是由记录人祝秀侠，用括号的方式，加进祝秀侠他本人的话。究竟这是孙满的原意，还是祝秀侠的意思？无论如何，该序以孙科的名义发表了，序里的每一个字，都责无旁贷。

[33]孙科：《序》，1942年5月5日，载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

[34]孙科：《序》，1942年5月5日，载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第一段。

[35]当时蒋中正是党国首领，吴铁城是国民党党中央秘书长，协助陈果夫主持国民党中央党务。

[36]赵令扬：《香港史学家罗香林教授传》，载马楚坚、杨小燕主编：《罗香林教授与香港史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罗香林教授逝世二十周年纪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2006），页10—15：其中页12。

[37]何广棪：《罗香林教授事略》，载马楚坚、杨小燕主编：《罗香林教授与香港史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罗香林教授逝世二十周年纪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2006），页16—17：其中页16。

[38]罗香林：《复版再跋》，载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修订版），页59。

[39]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页34。

[40]丘式如函罗香林，[1944年]8月10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特藏部，编号：罗222/50。

[41]见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再证》，原载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转载于故居编：《家世》，页341—348：其中页345，注2。

[42]邓慕韩函海滨盟长[邹鲁]，[1943年]7月27日，收入《忠坝孙氏族谱节抄及有关文件》（手稿合订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特藏部，编号：罗222/50。

[43]孙科：《八十述略》（台北：孙哲生先生暨德配陈淑英夫人八秩双庆筹备委员会，1971）。选录于故居编：《家世》，页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