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番卖国的边防大员：历史侦探揭秘

本侦探在上一章提到巴夏礼的同路人，他们是谁？

在叶名琛还未被俘虏之前，他的同僚已经出卖他了。英方档案中有一份珍贵文件。皇家海军驻中国司令员西摩尔少将写了一封私人信给包令公使说：“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同不包括叶名琛在内的广州当局讲和。柏贵与广州将军等已表示愿意上折弹劾叶名琛，并答应把奏稿送来让我们先过目以后才拜发。”[1]什么！封疆大吏把奏折先给敌人看？并得其首肯之后才拜发？这不是欺君犯上是什么？私通敌人，出卖上司，通番卖国！

他们是什么货色？柏贵者，广东巡抚也，任期为1852—1859年。[2]广州将军者，穆克德讷也，任期为1856—1863年。[3]按大清律例，失城者问斩。但后来两人都保住了性命，靠什么？那道欺君卖国的奏折。该奏折为叶名琛罗织了两项罪名：

（1）独断独行。折曰：“该夷遂于初九日〔按咸丰七年十一月九日即1857年12月24日〕送来将军、督抚、两副都统五衔照会。督臣并未会商，不知如何回覆。”[4]

（2）无故启衅。折曰：“该夷……声称……此番举动，因督臣拒之太甚，不得已而为之。”[5]

本侦探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一道覆照，是由“将军、督抚、两副都统五衔”签发的。日期是1857年12月25日，内容证明叶名琛确实曾与各相关同僚会商过后才照覆。[6]可见第一条罪名不能成立，柏贵等又一次欺君犯上。

关于第二条罪名：“督臣拒之太甚”，则叶名琛抗拒的是什么？英国公使额尔金伯爵让他举城投降的最后通牒！[7]叶名琛岂能不严拒之？柏贵等责备叶名琛“拒之太甚”是什么意思！而且，过去叶名琛坚决抵抗外来侵略，不是曾经得到道光、咸丰两朝皇帝暨举国上下（包括现在弹劾他的柏贵等同僚）的一致赞许吗？咸丰皇帝可不管：出了乱子，必须找替罪羔羊，结果撤了叶名琛的职[8]，可谓千古奇冤。

此外，咸丰皇帝又护短到了砌词保护通番卖国的封疆大吏[9]，汉语词典可有适合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护短？

从实证方法探案的角度看，咸丰皇帝此举为叶名琛及后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难题。柏贵等借诬告叶名琛而死里逃生，当然绝不容许叶名琛有翻身说话的日子，否则谎话一旦被拆穿，势将诛九族。结果当然是柏贵等人纷纷争先恐后地加入巴夏礼的毁叶行列：尽最大的努力，调动所有人力物力，不惜一切代价把叶名琛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柏贵他们自己的宣传机器，以及阿谀奉承他们的群丑，也积极出谋献策，结果炮制出了另一套天方夜谭。

夜谭之一曰：“遂执制军而黜之囚之，视如犬马。”[10]夜谭之二曰：“夷掳至香港，居为奇货，大会各国夷酋。叶犹每日亲写字画，送各夷，以乞其怜。”[11]真实情况，则已如前述：英国当局遵守欧洲惯例而给予叶名琛宰相级的礼遇，特别派“不屈”号军舰专程送他往印度，舰上官兵目睹其为人而对他由衷地尊敬。而且，根据那位分配给叶名琛专门为他当翻译、因而天天跟他在一起的英人阿查里（Chaloner A lasbaster）[12]的日记[13]，以及随船跟随叶名琛去印度的《泰晤士报》的特派战地记者柯克为该报所写的报道[14]，在在说明英国当局给予叶名琛崇高的礼遇。如果这批英国人当时知道中方竟然炮制出这样两篇颠倒黑白的谎言，肯定会气得发抖！尤其是“不屈”号军舰的舰长布特鲁卡上校（Captain Brooker）更会为之发指，因为他把自己的船长办公室让给了叶名琛专用。[15]甚至叶名琛与他的随从因晕船而把一尘不染的船长办公室弄得一塌糊涂时，也毫无怨言。[16]华夏文明那种“文人多大话”的作风，多么丢人现眼！

这两份夜谭所表现出来的见识闭塞与主观臆说，让人怀疑很大程度也是柏贵等人，按照他们的世界观而授意写成的，或者是某些阿谀奉承的华人为了讨好他们，而昧着良心所写的。目的正是要将叶名琛“搞臭搞垮、永世不得翻身”。

夜谭之一的作者是广东省新会县三江地方的生员赵沅英。读其文可知是写于1858年，当时正是柏贵等傀儡官僚为了毁叶自保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赵沅英开宗明义就说：“英夷复扰珠江……叶名琛不以为意，属官及绅士数辈，请制御之，协义民击之，而叶夙有金数百万，寄夷取利，恐失夷欢，失其金，唯欲与夷和。”[17]

我的天！本侦探从1965年开始专注两次鸦片战争，1968年开始专门研究叶名琛，至今共超过半个世纪，查遍欧美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有关档案，包括当时在中国提供存款服务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和霸菱商业银行（Baring Brothers）的有关账目，没找到丝毫叶名琛存款的踪影。不是说找不到证据就没其事，只是说在已找到的大量资料印证下，对赵沅英的指控打了一个天大的问号。

赵沅英继续说，由于叶名琛怕失去存款，故“畏夷、信夷而媚夷，任其轰击，欲胁属官绅民以和。……汉人杀夷者，治以重罪。……官绅苦求捍御，不许，复撤回火药，军不给粮，士卒不战，城门不闭”[18]。我的天！赵沅英的“文人多大话”已经大话到了胡扯的地步！盖英方的原始材料无情地拆穿了此弥天大谎：1857年10月27日，英舰开始炮轰广州城后[19]，翌晨，叶名琛下令三军总动员，并广贴告示，谓取一英夷首级，赏西班牙银30圆。[20]结果中方兵民开始暗杀英兵，包括错杀了无辜的洋人。[21]为何英方史料与赵沅英的文章有如此天渊之别？

巴夏礼正愁叶名琛的抗英余威感召了粤民抗英，柏贵等傀儡官僚也正愁粤民抗英而为他们带来麻烦，赵沅英把叶名琛描述成是一个用高压手段禁止抗英的人，正是要迎合柏贵等的胃口？赵沅英的最终目标是要替自己谋个差事？若不顾一切地谋差事乃其最终目标，恐怕当汉奸也在所不惜。

怎么扯到汉奸的问题了？不嫌上纲上线？不！事缘赵沅英鸿文的题目是《平夷策》。是“平定英夷之策”还是“平抚夷愤之策”？赵沅英没说。如果是前者，则为何从一开始就长篇大论地造谣毁叶？造谣毁叶怎能平定英夷？倒不如说是“平抚夷愤”更为适合。“平抚夷愤”之目的是什么？谋个差事？不错，赵沅英后来又提出联结义勇、禁止通贩、离间夷党、阴攻夷船等策略。但是，这些建议，在叶名琛档案里比比皆是，都是些生员之类想谋个差事而写的、纸上谈兵的废话，在当时称霸全球的英国皇家海军面前，这些都只不过是雕虫小技。[22]所以，若不是废话，是什么？叶名琛在位时，废话对他说。柏贵当了汉奸之后，废话对汉奸说。两者的最终目标不过是为了谋个差事。分别是，替汉奸柏贵出谋献策“平抚夷愤”，就是要在大汉奸手下当个小汉奸了。

本侦探作出这个联想，正是由于赵沅英这个“闲锄艺圃”[23]的生员，在明显地望风张帆。他观察到柏贵等意在大肆诬蔑叶名琛，于是无中生有地、添油加醋地虚构故事，目的正是希望借此讨好柏贵等，因为当时广州的傀儡政权既要平抚夷愤以便自己的日子稍为好过些，又愤愤不平地予以消极抵抗。在这种泰山压顶的情势下，既无历练又无勇无谋，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能干些什么？哈哈！赵沅英的《平夷策》的第一、二、三、四条正符合广州傀儡政权的需要。

此外，《平夷策》诸条是分成不同的组合拟分别寄给不同人士的。其中一位是新任钦差大臣黄宗汉。[24]他不属于广州傀儡政权。故《平夷策》的第六条是专门上他的。[25]而第五、七条则似乎是上黄宗汉的亲信以便转他的；难怪第五、六、七条的内容无只字诬叶，而只是建议以美名鼓秀士，大义征豪门以派军需，引夷离巢，深入仙城，等等。

这么一爬梳、条理、分析，赵沅英撰写该策乃是为了谋差事的个人动机，就愈来愈明显了：《平夷策》名为抗英，实际是变相的阿谀奉承权贵，以至在必要时无中生有地造谣诬叶也在所不惜。赵沅英此举，使本侦探联想到《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中日思夜想着荣华富贵的传统读书人诸如陈炯明、刘师培、汪精卫与胡兰成，只是才华欠奉而已。

夜谭之二的作者李凤翎，1860年回粤帮办外交事宜。[26]当时柏贵已于1859年卸任，但广州将军穆克德讷与副都统双龄还在。[27]叶名琛亦已于1859年去世，但粤民的抗英情绪还是很高，对穗城内的傀儡官员也无好感，将军副都统等继续毁叶以便把粤民对他们的不满转移到叶的身上，是很自然的事。但也不完全排除巴夏礼可能起过作用。在李凤翎回粤的1860年，巴夏礼已随额尔金北上，但《北京条约》签订后又回到广州继续当其太上皇，直到1861年10月把广州城交还中方时才撤退。[28]而在此之前，一起帮助老巡抚柏贵办理外交事宜的伍崇曜、俞文昭、梁纶枢等三人，在巴夏礼的淫威之下，“神色仓惶，畏巴如虎，实在可怜”[29]。该三人乃广州富商，帮办外事有几十年的经验，尚且如此。李凤翎孤零零一个人从外地跑回广州帮助新巡抚办外事，假如巴夏礼命他写点什么东西，或他的上司秉承巴夏礼的旨意命他写那个夜谭，他敢说半个不字？如果说这些中方的华语史料属一面之词，那么英方的英文史料所呈现出来的巴夏礼，同样是霸道得令英国学者也感到震惊。[30]

据本侦探考证，巴夏礼1828年出生，5岁失怙恃，没受什么教育，熬到13岁就于1841年10月远涉重洋从英国到达澳门依靠其嫁给传教士郭士立的姐姐，并从该传教士那里学习华语。当时鸦片战争正酣，巴夏礼就凭着他那半瓶醋的华语，当了全权公使璞鼎查的随员，并经常陪同英兵上岸“采购”鸡鸭牛羊，从此就习染了横行霸道的作风。1842年8月29日，他作为公使随员而出席《南京条约》的签字仪式，目睹清朝最高官员——钦差大臣——那种低声下气的模样，让他滋生了丝毫不把中国当局放在眼内的习气。1843年他受聘在广州的英国领事馆任事，因而又出席1843年《虎门条约》的签字仪式，再一次目睹华夏钦差大臣威风扫地。以后他就一直在穗以及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馆任事。就是说，他不像英国其他外交官员那样，曾经在本国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经过正式铨选进入外交部，并在外交部通过正规任事、培训、铨考、递升、受上司同侪的优良素质熏陶等，待培育成熟之后才被派到海外。

所以，巴夏礼不具备一般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所培养的外交官良好素质，无知妄为之处，比比皆是。就连老巡抚柏贵也饱受其凌辱，以致柏贵向额尔金表示要自杀以抗议。[31]而一家伦敦杂志早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就讽刺他说：“巴夏礼啊巴夏礼，为何你不读点国际法！”[32]正因为巴夏礼不懂国际法，连欧洲惯例也一窍不通，所以如果他果真曾直接或间接命令李凤翎写下“居为奇货，大会各国夷酋”等无耻谎言，也毫不奇怪。

但衡量再三，总觉得在时间上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倒是早在1858年年初，巴夏礼最忧心忡忡时说过这样的话和授意把这话传开来的可能性最大；或柏贵等傀儡在1858年年初，最害怕叶氏拆穿他们欺君犯上的谎言时说过这样的话和授意把这话传开来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柏贵等同样是不懂国际法与欧洲惯例。

图18.1　柏贵投降图（从左到右分别是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州巡抚柏贵，巴夏礼翻译，额尔金伯爵）。柏贵向额尔金表示要自杀以抗议巴夏礼的专横无礼

如此说来，李凤翎在1860年到达广州后重复地把他从四面八方听了类似的谣言记录下来，七弦河上钓叟也是从1859年开始从各方面听了类似的谣言而记录下来的，恐怕都是巴夏礼及其傀儡毁叶宣传的结晶与见证。它们证明由巴夏礼启蒙并发动、柏贵等傀儡积极推广的毁叶宣传攻势是成功了。薛福成抄袭李凤翎和七弦河上钓叟的逸文，是被人利用了而不自知，此后大批中国专家据薛福成的大文论史，同样是被人利用而不自知。

那顺口溜在1858年1月已具雏形，相信不久之后就流传开了。但无论是李凤翎或七弦河上钓叟的逸文都没把它收进去。为什么？很可能他们都认为该溜太离谱了：叶名琛“八年抵抗”，有目共睹，怎能说他“不战不和不守”呢？李凤翎与七弦河上钓叟不像赵沅英，他俩没有谋差事的个人动机或其他目的，故不至于说出完全颠倒是非黑白的话。但到了1897年薛福成撰写他的鸿文时，有目共睹的人已死得七七八八，薛氏本人既未曾目睹，更从未在广州任事，于是信以为真地顺手把该溜收了进去。

赵沅英责怪叶名琛“信乩仙”误事。[33]国人多相信同类的指责而骂叶名琛迷信误国。但君不见，赵沅英自己却在《平夷策》第四条中说：“卜筮不吉，谓‘如蜂采花成蜜，定自辛苦’，故遂止而不寄。”[34]“止而不寄”？不知他是借卜筮自我解嘲还是自知才华欠奉，结果“止而不寄”，因为柏贵、黄宗汉甚至黄宗汉的幕僚通通都不是傻瓜；别忘记，哪怕是黄宗汉在广东的幕僚，其年薪也是全国最高的。[35]在他们眼中，赵沅英那名待业在家的生员所提供的种种雕虫小技，算了吧！

[1]Seymour to Bow ring，3 January 1858，Ryl.Eng.Ms1230/62.Yeh was captured two days later.

[2]见钱实甫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1180—1185。

[3]见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33—37。

[4]“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等奏英法军途入粤城掳去总督并拘禁巡抚等情形折”，1858年1月7日，军机处录副。载《二鸦》，册3，页130—132：其中页131。

[5]“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等奏英法军途入粤城掳去总督并拘禁巡抚等情形折”，1858年1月7日，军机处录副。载《二鸦》，册3，页130—132：其中页131。

[6]叶名琛、柏贵、穆克德讷、双禧、双龄等照会额尔金等，1857年12月25日，FO230/75（cross-referenced in FO682/1990）。

[7]见拙著《两广总督叶名琛》（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133，表二十，解读叶名琛、柏贵、穆克德讷、双禧、双龄等照会额尔金等，1857年12月25日，FO230/75（cross-referenced in FO682/1990）。本侦探曾为此件做提要，见拙著Anglo-Chinese Relations，1839-1860：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62；以及《两次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史实和史料》（台北：“国史馆”，1998），页323。

[8]内阁发广州失守粤督叶名琛等革职议除上谕，1858年1月27日。载《二鸦》，册3，页137。

[9]内阁发广州失守粤督叶名琛等革职议除上谕，1858年1月27日。载《二鸦》，册3，页137。

[10]赵沅英：《平夷策》（稿本），载《二鸦》，册1，页270。

[11]李凤翎，载《二鸦》，册1，页226。

[12]Cooke，China，p.400.

[13]这批日记由阿查里的一位后人David St Maur Sheil先生保存。

[14]Cooke，China，pp.385-432.

[15]Cooke，China，pp.404-405.

[16]Cooke，China，p.405.

[17]赵沅英：《平夷策》（稿本），载《二鸦》，册1，页270。

[18]赵沅英：《平夷策》（稿本），载《二鸦》，册1，页270。

[19]Parkes to Bow ring，28 October 1856，Parl.Papers 1857，v.12，p.93，para.1.

[20]Ibid.，para.4；and Yeh's public proclamation，28 October 1856，ibid.，p.94.这份叶名琛的告示中文抄本，附在Bow ring to Clarendon Desp.168，7 April 1857，FO17/267。

[21]见本书第五、六、七章。

[22]见拙著《两广总督叶名琛》，第10章。

[23]赵沅英：《平夷策》（稿本），载《二鸦》，册1，页282。

[24]赵沅英，载《二鸦》，册1，页280。

[25]赵沅英，载《二鸦》，册1，页280。

[26]李凤翎，载《二鸦》，册1，页222。

[27]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页33—37、134—135。

[28]Lane-Poole，Parkes，v.1，p.455.

[29]广东巡抚柏贵函件，《二鸦》，册1，页284。

[30]Gordon Daniels，“Sir Harry Parkes：British Representative in Japan，1856-1883”，Unpublished D.Phil.thesis，University of Oxford，1967.

[31]柏贵照会额尔金，1858年1月31日，FO682/1991/12。

[32]Punch，24 January 1857.

[33]赵沅英，载《二鸦》，册1，页270。

[34]赵沅英，载《二鸦》，册1，页278。

[35]Ch'u 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Qing（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