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揭秘合谋诬蔑皇上的钦差大臣

薛福成对叶名琛的外交行为描述如下：“每接文书，辙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1]薛福成凭什么说这样的话？经比较，他只不过是把七弦河上钓叟的道听途说搬字过纸而已。[2]中国传统文人抄袭成风，以讹传讹也在所不惜，更拒绝自己去做独立调查。这种人云亦云的歪风，确实是华夏文明的癌症！

那么，这七弦河上钓叟（以后简称七叟）又是谁？他是否曾当过叶名琛的幕僚？并曾为叶氏处理过来往照会？因而深悉内情？知道他“每接文书，辙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3]。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什么？因为：

（1）其文风欠佳，就连抄袭他的薛福成也认为是“选词未尽雅驯”。[4]比起本侦探看过的、现存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叶名琛公文，更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2）幕僚乃官员私人所聘用，学问好，办事能力强，只因科场失意当不上官，退而求其次当幕僚而已。官与僚之间一般相敬如宾。若七叟果真当过叶氏幕僚而又如此这般地辱骂他，当真不可思议。

（3）如果所得待遇是量度才干的标准的话，那么叶氏的幕僚可能是当时全中国最具聪明才智之士了：在1800年，于广州任事的大小幕僚的年薪是全国最高的：在1500两到1900两白银之间。[5]叶氏给他幕僚的年薪竟然高达白银4800两到6000两之间。[6]七叟从其逸文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绝对不配。

（4）七叟自己也承认与叶氏府第从来未沾上边，唯自1859年以降，“往来南北十余年，遇粤人及曾为粤客者，辙询当日情状，琐屑必记”[7]。吓！原来所据竟然是道听途说的传言！

对于七叟逸文中“每接文书，辙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的指责，最强有力的反证，莫过于叶名琛的覆照本身。本侦探曾把散居英国国家档案馆内各部分所藏的叶氏来往照会全部收集起来整理并作提要，发觉叶氏有照必覆，鲜有遗漏。[8]本侦探所收集的大量真凭实据，与七叟所搜集到的传言，竟然又是天壤之别：如何解释此巨大差距？

有一条线索可供思考。英国公使包令爵士老是抱怨叶氏不照覆，看包令的公私文书可见他因此而烦躁极了。[9]问题在于包令为人极其性急，什么提问都要求马上得到答复，完全不考虑叶氏先后为了应付太平军的威胁和广东红兵的攻击而疲于奔命。叶氏的覆照迟了一两天，包令就指责对方不照覆。等得不耐烦了，即发第二道照会催覆，同时又提出新的要求，以至覆照来了，包令还是埋怨叶氏没照覆——因为叶氏还未覆他的第二道照会的新要求。[10]这种没完没了的抱怨，连他的部下巴夏礼领事初时听得多了也感到不耐烦。但到了1858年，情势逆转，巴夏礼到处搜集材料用来攻击叶名琛，包令的抱怨正是上好的材料！如此这般，叶名琛又多了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就是“有照不覆”。而“有照不覆”的后果是什么？七叟说是“诸酋咸怨”。[11]而“诸酋咸怨”的后果又是什么？那还用说？——炮轰广州城。把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名如此轻巧地从巴夏礼领事转移到叶名琛总督身上，丝毫不露痕迹。

最后，七叟的结论中的一些话发人深省：

必不敢仇夷而畏夷，唯夷言是从，由由然以为必不辱国之道在是也。[12]

我的天！七叟说了这句话以后，似乎怕读者没充分注意，在临近尾声时又下结论说：

能畏夷，唯夷言是从，或相安至今，未可知也，此当世所以集矢汉阳也。[13]

我的天呀，我的天！重复又重复地强调“唯夷言是从”！阳里高喊“中国该打！”阴里催促华夏儿女“唯夷言是从”，从长远看，这是什么玩意？但从短期看，则本侦探联想到：

（1）当时在粤谁比专责治穗的巴夏礼更渴望粤人“唯夷言是从”？

（2）短短的结论，其文风与结论以前的正文大不相同，看来不是同一人所写。下这结论的人是谁？

（3）上述引文的两句话，文辞不顺等各种特征，酷似英方发给中方照会中的英人汉语。该等照会，由英国驻远东公使的英文秘书，按照公使之意起草，交汉文秘书（英国人）翻译。1856年10月底，英国皇家海军驻中国舰队司令西摩尔少将炮轰广州城时，他写给叶名琛的照会，正是由巴夏礼代理领事翻译成汉语，且看巴夏礼的汉语素质如何：“省垣通座居业生命，实悬于掌中，设若不得已而兴此举，烈焰毁烧，顷刻间为之而何难，不亦为悯惜乎？”[14]两天以后，巴夏礼向粤民张贴公告，把此句修改得稍微通顺一些：“试思省垣一座生命产业，实悬于掌中，顷刻毁灭，是亦何难，岂不惨乎？”[15]上面那句关键的话——“能畏夷，唯夷言是从，或相安至今，未可知也，此当世所以集矢汉阳也”——具备了当时粗懂汉语的英国人诸如巴夏礼之流所写的汉文之特征——生硬别扭。汉人，无论汉语如何不济，所写出来的东西都不会有这种特征。这是本侦探多年以来鉴定和整理大批珍藏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的中英外交文件的一点心得。把巴夏礼写给叶名琛的照会[16]拿来与上面那句关键的话比较，吓！口气与用词等倒挺相似。

结合这三点，本侦探怀疑上面那两句话很有可能出自巴夏礼。而该话辗转传开来以后，七弦河上钓叟听了，也不管它通顺与否，不假思索就记录下来。难怪薛福成“病其选词未尽雅驯”[17]了。

图17.1　巴夏礼

中西史学界至今没人查出那顺口溜的作者是谁。但本侦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当叶名琛仍然被囚于停泊在粤河的英国军舰“不屈”号上时，该顺口溜似乎已具雏形。该雏溜曰：“叶是头号大傻瓜，不写不战。叶是头等坏官僚，不挥刀自刎。”[18]重要的是，该雏溜最初出现时，不是用粤语唱出来，而是用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疙瘩、疙瘩地说出来的。[19]这雏溜是英国《泰晤士报》的特派战地记者柯克在1858年1月28日听到的。[20]时距叶名琛被俘已有23日，也就是说，“务必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搞垮”的广大宣传攻势[21]展开已有23天。当时教洋人汉语的汉人老师，能说的英语正是这种疙瘩、疙瘩的洋泾浜英语。他们的汉语修养及个人际遇又如何？

这些所谓“老师”，是中国知识界最下流的人。读书不成三大害，作奸犯科以至夹带私逃者比比皆是。逃到洋人处当老师，薪金与他们本国的幕僚所得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他们之中有谁能写一手比较工整的字体，能念几句之乎者也，能说一口稍为正确的汉语，就会被他们的洋学生奉如神明。[22]

本侦探把这评价结合上面本侦探对巴夏礼的各种联想，就怀疑是否巴夏礼构思了那则雏溜，然后用那些“老师”们能听懂的疙瘩、疙瘩的洋泾浜英语传授给了他们，并给予小费，让他们在广州的商业区先唱开来——洋泾浜英语最通行的地方正是商业区。

先在商业区传播比较保险，广州商人的抗英情绪比其他粤民都要薄弱，而憎恨叶名琛之情也深，因为自从英军为了“亚罗”号事件而炮轰广州城、叶名琛封关停贸的15个月以来，粤商都没有生意可做。怪谁？怪巴夏礼不划算，他已成了广州的太上皇；还是怪叶名琛为上策。而且为了镇压广东红兵，叶氏多年以来从粤商所抽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23]，粤商敢怒不敢言，现在可正好骂个畅快！粤商接受了雏溜，痛快地传开了，巴夏礼再请那些“老师”们或他自己的同路人（见下文）用粤语把它加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成为那首脍炙人口的顺口溜。

慢慢地似乎其他粤民也接受了，为什么？因为红兵都是粤人，叶名琛镇压红兵，尸横遍野，积怨甚深。[24]粤人既敬他抗英，又恨他杀害同侪。他一天活着抗英，粤人还没什么；一旦被俘，树倒猢狲散。尤其是1年之后，他在印度去世，消息传来，粤人再无任何后顾之忧，多年积怨犹如山洪般爆发，一发不可收拾。而那顺口溜就如特大山洪般泛滥整个广东，继而泛滥整个神州大地。[25]

1849年叶名琛抗英成功，举国欢腾。1860年火烧圆明园，举国悲愤。怪谁？怪朝廷腐朽无能？不划算，要杀头的！还是怪叶名琛软弱无能为上着。那顺口溜的精髓，正是嘲讽叶名琛无能。就借该顺口溜尽情地发泄吧！怨气必须发，否则憋死人。结果该溜就如此这般地泛滥全中国，殃及海外华裔学者之如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黄延毓先生，殃及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写就其博士论文的老前辈蒋孟引先生，殃及当今长期蹲国内档案馆的华夏精英茅海建教授。

但是，叶名琛早在1859年已于印度绝食而死，1860年火烧圆明园与他何干？“若广东不失，夷必不敢窜陷天津，大肆猖獗”，李凤翎写道。[26]是“异想天开”还是“童言无忌”？是“文史不分”还是“文人多大话”？正如前述，英法联军在天津赴京路上把清朝当时最精锐的部队都轰得血肉横飞，叶名琛区区的地方军（而且是师老的地方军）加练勇，算得了什么？怪叶名琛是不合逻辑也不符事实的，但李凤翎照样怪。这与他在广州傀儡政权里当幕僚可有关系？

叶氏果如该顺口溜所述般软弱无能？且看他的主子过去是怎么一个看法。满人入主中原，在仕途升迁的问题上百般歧视汉人：汉官必须具有加倍的本领才能与满、蒙等官并驾齐驱。但歧视由他歧视，1809年出生的叶名琛，1838年就当府尹，1848年已当上封疆大吏——广东巡抚，年仅38岁。1856年春，已是世袭一等男爵、体仁阁大学士暨两广总督，年仅46岁。[27]在中央和地方同时身兼要位并封了爵的汉人，在叶氏之前是没有的，之后也没有。[28]国人崇拜的林则徐，也没有封爵。

叶名琛的死对头，英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精英对他的评价又如何？——本侦探指那些没有任何政治需要来污蔑叶名琛的英国人。《泰晤士报》的特派战地记者柯克在其他方面把叶名琛批评得体无完肤，说他脏[29]，讨厌他随地吐痰[30]，骂他杀人如麻等等[31]；但在评价他的才干时却称他为“当今伟大的中国人……全国第二把手”[32]。柯克当然是站在外国人的立场说话，他能看到的，自然是叶名琛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全权主理外交事务，所以在外交方面，当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外国人同时也能看到的是，太平军所向披靡，清朝的封疆大吏倒的倒、死的死，独叶氏却岿然不动。而曾国藩、李鸿章等当时只能算是“新秀”，无法与权倾中外的叶名琛相比。至于英国军舰“不屈”号上官兵对叶名琛的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叶名琛虽已成阶下囚，但丝毫不减个人尊严与庄重，给人精明能干的印象，故全船官兵都尊敬他。”[33]按理对敌人，一般是没有什么好话说的。英国官兵对这位曾经杀害过他们同胞的叶名琛敬礼有加，说明了什么？是识英雄者重英雄的表现？

笔锋一转，上面提到巴夏礼的同路人，他们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1]薛福成，载《二鸦》，册1，页228。

[2]见七弦河上钓叟，载《二鸦》，册1，页212。

[3]见七弦河上钓叟，载《二鸦》，册1，页212。

[4]薛福成，载《二鸦》，册1，页234，自识。

[5]Ch'u 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Q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12.

[6]Cooke，China，p.417.

[7]七弦河上钓叟，载《二鸦》，册1，页219。

[8]见拙著Anglo-Chinese Relations，1839-1860：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London：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汉语本收入拙著《两次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史实和史料》（台北：“国史馆”，1998）。

[9]他的公文见诸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系列。私人文书则分别藏于曼彻斯特大学特拉伦图书馆的家书，全宗号Ryl.Eng.MSS1228-1229；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克拉兰敦手稿（Lord Clarendon Papers）——其中包令致外相克拉兰敦的私人信件；及藏于英国手稿协会的巴麦敦手稿（Broadlands MS）——其中包令致首相巴麦敦的私人信件。

[10]见本书第五、六章。

[11]七弦河上钓叟，载《二鸦》，册1，页212。

[12]同上注，页220。

[13]同上注。

[14]《西摩尔致叶名琛照会》，1856年10月30日，载《丙辰粤事公牍要略》，收入《二鸦》，册1，页200—201：其中页201。此照会的英语原文见Seymour to Yeh，30 October 1856，Parl.Papers 1857，v.12，p.101，para.4。

[15]巴夏礼：《告示》1856年11月1日，载《丙辰粤事公牍要略》，收入《二鸦》，册1，页198—200：其中页200。

[16]见FO228/904，pp.316-338.

[17]薛福成，载《二鸦》，册1，页234，自识。

[18]原话是“Eep（本侦探按：粤语‘叶’字的英语拼音）number one fools；he no make w ritee（本侦探按：不写，可能是不写降书的意思）pigeon，he no make fightee pigeon；he number one bad mandalin；he no cut teeth loat”。见Cooke，China，p.363。

[19]见前一个注解。

[20]Cooke，China，p.352，由本侦探翻译成汉语。

[21]The Daily Press（Hong Kong），6 January 1858，Ryl.Eng.MS1230/67.

[22]Cooke，China，p.394，由本侦探翻译成汉语。

[23]见拙著《两广总督叶名琛》，第七至八章。

[24]见拙著《两广总督叶名琛》，第五至六章。

[25]应该指出，这一段文字是本侦探对史料的联想，本来是不放心写出来的。但正如本书第一章所提到过的，“没有想象力的人不配治史”，见Hugh Trevor-Roper，History and Imagin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所以本侦探就作大胆的遐想，想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相，但若能在史学界引起一些讨论，于愿足矣。

[26]李凤翎，载《二鸦》，册1，页222。

[27]见拙著《两广总督叶名琛》。又见华廷杰：《触藩始末》，载《二鸦》，册1，页164。

[28]这个结论，是分析钱实甫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所列而得。

[29]Cooke，China，p.404.

[30]Cooke，China，pp.402 and 403.

[31]Cooke，China，p.404.

[32]G.W.Cooke，“Yeh's Portrait”，The Times，10 May 1858；see also his China，p.396.

[33]G.W.Cooke，“Yeh's Portrait”，The Times，10 May 1858；see also his China，p.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