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侦探:揭秘始作俑者'六不'总督

中国在过去长期广为流传着一首影响深远的顺口溜，痛斥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1]。

好不寻常的一首顺口溜！它挑起本侦探无限好奇，决心追查到底。事缘道光皇帝与布衣出身的叶名琛非亲非故，却赖之为相臣、疆臣。除非圣上是白痴，否则不至于此。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追查，尤其是先后借着拙著《两广总督叶名琛》[2]和《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的发掘所得，发觉铺天盖地般的坚实证据均显示，叶名琛曾经是全中国上下崇拜的，抵抗外来侵略的英雄人物。叶名琛曾享有历久不衰的英雄形象——哪怕1858年1月叶名琛被英法联军俘虏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仍然是国人心目中地位崇高的抗外英雄。但不出一代人（华夏习惯以30年为一代），叶名琛就被国人视为历史罪人，举国诟骂。如此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让人震惊。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百年悬案，必须侦破。

首先值得庆幸的是，本侦探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证实了此顺口溜不可靠之后，中国史学界慢慢就接受了本侦探的见解，还原了接近真相的历史原貌，令人欣慰。[3]令本侦探更为欣慰的是：证明了过去英国人上至尊贵的首相诸如巴麦尊子爵，下至那位把叶名琛的样子歪曲成恶人恶相的克利乐少校的速写（Colonel Crealock），所用来高喊“中国该打”的证据，全属造假！[4]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谁是编造该顺口溜的作者？广大中国学术界多方推测之际，一位笔名“子汤”的学者把杜撰该顺口溜的责任算到咸丰皇帝头上：弃国而逃的咸丰皇帝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叶名琛，讥为“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总督，实际上是在转移视听，找了个替罪羊。[5]

中国的学者，从中国的客观现实出发，推论出那首顺口溜是咸丰皇帝撰写的，或至低限度是授意其御用文人杜撰的，毫不奇怪。因为咸丰皇帝有明显的动机推卸责任！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否确实是他？那就必须考证该顺口溜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写作动机是什么？厘清此案，本侦探责无旁贷。

该顺口溜能在中国广为传诵，都拜薛福成把它引录在其《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一文里[6]，并被其他刊物辗转相传[7]。由于缺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长期以来国内学者迫得倚重现成的逸史诸如薛氏该文，以及他赖以成文的李凤翎《洋务续记》[8]与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9]。此等靠轶闻而成的逸文，以讹传讹的史料，又全部被收录进1978年开始出版的一套六册《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隆重出版[10]，在众多学而不思的人的心目中，此套资料从此摇身一变而成为正史了。负责收集和整理该套资料的编辑们，都是严谨的学者，恐怕不料有此！

更由于薛福成是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官至湖南按察使，接着出使英、法（1890—1893），见多识广[11]，所以其文甚具权威性。不单国内学者，就是国外华裔也深受影响。黄延毓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薛福成的逸文为中心写成的。该博士论文共有四章：第一章描述薛福成的生平及史识，借此树立《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的可靠性。我的天！借某人的学术地位来包装其逸文为权威的学术著作？该博士论文又把该文的英语翻译作为第二章[12]，结果华语的逸文摇身一变又而成为英语的权威学术著作。后来黄延毓先生把他的博士论文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全文发表[13]，如此这般，《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这篇名副其实的逸文，就借着权威的学术期刊在国际学坛树立起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以至该顺口溜在国外学术界同样被广为传诵。

既然该顺口溜长期以来决定了国内学者对叶名琛的评价，又左右了国外学者对他以及中国近代苦难史的了解，倍增本侦探彻查其来源、作者是谁、动机为何等的决心。最终目的是要解答中国是否真的“该打！”

首先，薛福成从哪儿录得该顺口溜？他没说。该顺口溜是谁写的？他只说是“时人”。[14]该顺口溜所据为何？他不详。事发时薛福成在不在广东？不在。他是不是广东人？不是。他曾经到过广东任事？没有。[15]他什么时候录入该顺口溜？1897年，距肇事时间已40年。事隔40年，国人对叶名琛的评价，已经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但薛福成的“自识”却耐人寻味：“叶相广州之变，亦中外交涉以来一大案，记载者不下十余种，或怨诽过当，或传闻失实。”[16]此言马上引发诸多问题：第一，据本侦探考证所得，叶氏御穗多年，团结民众对外，故其外交甚得民心[17]，为何这十余种记载的作者，通通对他“怨诽过当”？第二，该十余种记载，当是身历其境的粤人所写，为何其记载就连长期身在外省的薛福成也认为是“传闻失实”？可惜这十余种记载都没有全部保存至今。本侦探只好集中研究被薛福成保存下来并赖以成文的那两种记载，即李凤翎的《洋务续记》与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薛福成对这两种记载的评价如下：

唯粤人李凤龄《洋务续记》一卷，七弦河上钓叟《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一卷，所书较为明核。余病其选词未尽雅驯，且月日尚有未审，事迹尚有未确者，乃集十数种书，大加考订刪次，并参核江上蹇叟所著《中西纪事》，复附益以余平日所素闻于粤人者，稍加论断以垂鉴戒焉。[18]

薛福成认为最可靠的两种记载尚且如此，其余当可知。而且，其所“集十数种书”以便“大加考订”者，是什么书？是否正是他所摒弃了的那“十余种，或怨诽过当，或传闻失实”的记载？他没说。

征诸薛福成所言三种记载，则没有一种载有该顺口溜。为什么？薛福成同样没说。此线索既断，本侦探改为考究这三种记载的作者，亟望从中找到新的线索。结果发现：

（1）江上蹇叟，学界已考定他是夏燮，籍贯安徽，1802年举人，鸦片战争时期任直隶临城训导，所著《中西纪事》成书于1850年，重订于1859年，改订于1865年。[19]夏燮既然不是亲历其境的人，而且远在直隶（河北），所记只可能是道听途说，难怪薛福成只用其所书作参考而已。

（2）七弦河上钓叟，来历不明。[20]但自称从1859年后，“往来南北十余年，遇粤人及曾为粤客者，辄询当日情况，琐屑必记”[21]。原来所记同样是道听途说。

（3）李凤翎，自称岭南人[22]，是三位作者当中唯一以真实姓名和籍贯示人者。又说“岁庚申，凤翎奉耆九峰中丞大公奏调回粤，襄办夷务”[23]。就是说，他本来是广东人，一直在外边生活，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广州爆发时，他也不在广州。只是四五年之后的1860年，耆龄被派到广东当巡抚时，才招了他这个广东人为幕僚，回到广州帮办外交事宜。那么他的所记都是1860年之后、听了粤人复述的故事，同样是道听途说。

图15.1　薛福成

图15.2　江上蹇叟的《中西纪事》（1865年）书影

中方的记载，前贤付出多年血汗，收集到的，只有夏燮、七弦河上钓叟、李凤翎等人的道听途说，以及抄袭他们的薛福成逸文。遗憾的是，这些互相重叠的道听途说，却长期以来雄踞着中国学坛！甚至有人鉴于中国的客观现实，推测该顺口溜出自咸丰皇帝之手。[24]

更凄凉的是，薛福成的大文严重地误导了中国大陆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权威、已故的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蒋孟引先生，以及研究两次鸦片战争卓然有成的后起之秀、当今华东师范大学转澳门大学的茅海建教授。

先谈蒋孟引先生。蒋先生谴责叶名琛是“三个促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人”之一——即包令、巴夏礼和叶名琛。[25]我的天！若蒋先生复生而看到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恐怕要顿足不已。

蒋孟引先生所持的理由，正是薛福成力数叶名琛的种种不是，说叶名琛拒绝在广州城内接见包令等是出于傲慢；而“据说在他的傲慢态度下，隐藏着畏惧，即‘心惮洋人诡谲，虑既见而受辱’（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26]。蒋孟引先生在诸如此类的众多“据说”的基础上，就批判叶名琛的外交要么是“夸夸其谈”，要么是“荒唐可耻”。[27]这就难怪蒋先生谴责叶名琛是促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人之一了。悲乎！

幸运的是：正如本书第一章所指出，历史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本身就是一件不断发展的事物，它应该是充满活力而不是冻结了的[28]，它是当今与过去的对话[29]。经过几代人与过去的对话，现在叶名琛的历史真相比较明朗了：叶名琛并非促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人之一。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人正是英帝国主义的政客——首相巴麦尊子爵和外相克拉兰敦伯爵。他们的工具是英帝国主义在华的悍将——包令公使和巴夏礼领事。[30]叶名琛已经竭尽所能抵抗外来侵略了，何来“荒唐可耻”？[31]

次谈茅海建教授。茅海建教授在其《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32]中，开宗明义就说叶名琛“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不无乖戾之处”[33]，结果接下来他所做的出色的档案钻研，目的就变成集中在如何“解释叶名琛诸多乖戾行为之原委”了。[34]茅海建教授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认为叶名琛的外交行为“乖戾”，似乎同样是慑于“晚清名士薛福成”[35]的威望，结果重蹈了之前哈佛大学黄延毓博士的覆辙。

既然茅海建教授认为叶名琛的外交行为“乖戾”，呼之欲出的一句话正是“叶名琛是促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人之一”，其受蒋孟引先生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若茅海建教授不是事前就接受了薛福成和蒋孟引的成见，那么他为其大文所做那出色的档案钻研，可能会让他反过来衡量薛福成和蒋孟引的立论是否建筑在坚实史料的基础上，如此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甚至可能推翻薛福成和蒋孟引的观点。本侦探有信心茅海建教授能取得这样的杰出成就，因为他具备非常健康的治史态度。正如本书第一章所引述过他所说的：“历史学家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而是使人触摸到历史的真实。”[36]在当前中国大陆所有的后浪之中，老夫最欣赏茅海建教授扎扎实实的档案钻研，鲜事浮词。

虽然从宏观历史的大方向上，老夫的话不能不如此说。但从微观考察来说，老夫对茅海建教授的大文确实心折。他发掘了众多证据，证明叶名琛外交行为上所谓“乖戾”的表现，主要由于两个原因所造成。其一是叶名琛囿于自身在1849年曾成功地抗拒英人进城的经验而对国际大势的急剧发展惘无所知；其二是严重地被他派往香港侦察的探子所误导。尤其是后者，害得叶名琛完全误判英法美俄的兵力和意图：“对照历史真实，叶名琛的情报完全颠倒，这也毫无疑问地使其对局势的判断发生根本性错误！今天若要一一查证这些情报的出处，已无可能。但从常识来推断，很可能是叶名琛所雇的探子根本无情报来源，但为获得巨额奖金，乃揣摩叶之心思而随意编造，以图其欢心。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些情报会如此整齐一律，又恰恰是对叶最为有利的。”[37]

如此说来，叶名琛是被严重地误导了。而容许自己被“被误导”这种行为——轻信人言而不多方核实——就确实是“乖戾”。准此，我们可以说，叶名琛的外交行为，若果真如那首顺口溜所描述的那样，也的确是“乖戾”。但事实证明该顺口溜所言荒谬绝伦，而且与实情刚刚相反，所以我们不能说叶名琛的外交行为“乖戾”。

茅海建教授证实了叶名琛曾“被误导”，贡献极大。容本侦探就这个问题再抒己见。因为它让本侦探又一次联想到随便胡诌故事的江上蹇叟、七弦河上钓叟、李凤翎、赵沅英[38]，以及“大跃进”时期“亩产万斤粮”的弥天大谎。华夏文化有很强的“文史不分”“文人多大话”的传统；“实证史学”和“讲真话”的根基则非常薄弱。叶名琛就是这种传统的牺牲者——他本人就“多大话”。君不见，1849年拒英进城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他与徐广缙“伪造圣旨”[39]啊！

更为讽刺的是：中国的传统文人惯于“多大话”，但对于其他文人的“大话”又总是一厢情愿地深信不疑。叶名琛之深信其文人探子的谎言，薛福成之相信江上蹇叟、七弦河上钓叟、李凤翎的道听途说，李星沅之深信三元里尽夸张能事的战果而写下“义律大惧，即退出各炮台，逃匿下船，并乞制府出示安民”[40]这种完全违反史实的日记，都是典型的例子。还有那位号称“知识渊博、分析冷静而颇具影响力的湖南名士包世臣”，也对茶商探子送来的“三元里义民示谕”和“奋发如云，溢形于色”两件深信不疑。[41]为何如此？是否因为中国的传统精英都缺乏“实证史学”的基础训练？

在未来可能再度发生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华夏文明的“文明交战”中，不讲真话，虚报军情，“假冒圣旨”等等陋习，恐怕是造成华夏文明又一次尸横遍野的罪魁祸首。

由于本侦探在中方的故纸堆中以及当代人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到可供破案的其他线索，于是本侦探决定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追查，即从探索大英帝国主义侵略大中华的客观现实出发，结果怀疑该顺口溜的罪魁祸首可能是英帝国主义者。但明明该顺口溜是用汉语写的，且其顺口之处，流传之广，可为明证。这当如何解释？且看下回分解。

[1]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载《庸盦文集续编》（上海，1897），第2卷，页14a—21a。该文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册1，页227—235：其中页233，以后本书所引，皆出于此，简称为：薛福成，《二鸦》，册1，页233。

[2]英文原著见Yeh Ming-ch'en：Viceroy of Liang-Kuang，1852-185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中文版见《两广总督叶名琛》（北京：中华书局，198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3]见西丰客人：《怪兽：被妖魔化的叶名琛》，2007年7月3日，http：//book.douban.com/review/1175463/，2013年10月12日上网阅读；中国价值：《叶名琛》，2010年3月25日，http：//www.chinavalue.net/Wiki/ShowContent.aspx？titleid=343651，2013年10月12日上网阅读；史诚：《“六不”总督叶名琛的百年冤屈》，2011年6月16日，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205396/14920675.htm l，2013年10月12日上网阅读；子汤：《叶名琛》，http：//baike.baidu.com/view/74340.htm，2012年9月9日上网阅读。

[4]见本书题为“生牛排和生洋葱妙用无穷”的一章。

[5]子汤：《叶名琛》，http：//baike.baidu.com/view/74340.htm，2012年9月9日上网阅读。

[6]薛福成，载《二鸦》，册1，页227—235：其中页233。

[7]见左舜生编：《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上海：中华书局，无出版时间），页51—63。又见《二鸦》，册1，页227—235。

[8]载《二鸦》，册1，页222—226。

[9]载《二鸦》，册1，页211—221。

[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1979。

[11]《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3、7。

[12]第三章是叶名琛的小传；第四章略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58年1月初叶名琛被俘之间的中英纠纷。见Huang Yen-yu，“Viceroy Yeh Ming-ch'en and the Canton Episode，1856-1861”，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40。

[13]Huang Yen-yu，“Viceroy Yeh Ming-ch'en and the Canton Episode，1856-1861”，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no.6（1941），pp.37-127，in which pp.37-100 is the text and footnotes，pp.101-121 contains 13 appendices and a map，pp.123-127 contains the bibliography.

[14]在这种情况下，有位当代学者干脆就说薛福成正是顺口溜的作者。见茅海建：《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页73—91：其中页73。

[15]见《清史稿》，卷446（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2480—12481。

[16]薛福成，载《二鸦》，册1，页227—235：其中页234，自识。

[17]见下文及拙著《两广总督叶名琛》。

[18]薛福成，载《二鸦》，册1，页234，自识。

[19]《二鸦》，册2，页639。

[20]书目解题（下），《二鸦》，册2，页639。

[21]《二鸦》，册1，页219。

[22]李凤翎，载《二鸦》，册1，页223，自序。

[23]李凤翎，载《二鸦》，册1，页222。

[24]《叶名琛》，http：//baike.baidu.com/view/74340.htm，2012年9月9日上网阅读。

[25]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页41—49。

[26]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页48。

[27]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页48。

[28]Ra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Croom Helm，1984），p.90.

[29]Law rance，W.Levine，Highbrow Lowbrow：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Hierarchy in Americ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33.

[30]详见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

[31]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页48。

[32]茅海建：《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页73—91。

[33]茅海建：《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页73—91：其中页73，第1段，第1—2行。

[34]茅海建：《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页73—91：其中页73，第2段，第2行。

[35]茅海建：《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页73—91：其中页73，第1段，第2行。

[36]茅海建：《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覆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页91—107，回应《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2期连载的房德邻先生论文《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和第3期上刊出的贾小叶先生论文《也谈刘坤一、王文韶的两件电奏》。

[37]茅海建：《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页73—91：其中页87，第2段。

[38]见下文。

[39]见本书题为“伪造圣旨龙颜大悦论”的第九章。

[40]李星沅：《李星沅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上册，页251。

[41]茅海建：《三元里抗英史实辨正》，《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页145—155：其中页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