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生牛排和生洋葱的巧妙方式-第十四章

图14.1　叶名琛肖像（克利乐上校速写，sketch by Colonel Crealock，1858，from Doug las Hurd，The Arrow War〔London：Collins，1967〕，opp.p.33.）

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克利乐（Crealock）上校，在1858年1月叶名琛被俘后，火速为他绘了这幅速写，传媒辗转地广为传播到英语世界每一角落，影响深远。本侦探坚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的道理，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全面地发掘有关资料，结果有幸地神交了一位当时的英国记者，他像本侦探一样矢志做实地调查。他的机会终于来临了：那就是1858年1月，鉴于欧洲的外交惯例，英国派遣其皇家海军主力舰之一“不屈”（HMS Inflexible）号，专程承载着当时虽然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前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放逐往印度，而从广州到达香港并暂作停留以便补给。于是该记者登船亲往看望叶名琛，然后报道说：

我们的读者之中，无疑有不少人都见过据称是钦差大臣叶名琛的正面和侧面画像。过去，亨利·富泽利（旅英瑞士画家）为了令自己脑海中浮现出恐怖事物，故意去吃生牛排和生洋葱。绘画叶名琛肖像的这位画家，一定也是采用了同样的饮食方式，并在肠胃翻腾的时候作画。因为我们刚巧得以好好端详真人，实在看不出他和那位画家画中面目狰狞的恶棍有何相似之处。[2]

真实的叶名琛是什么长相，该记者这样描述：

他的头很大，脸颊饱满，看起来饶有智慧，比耆英长得好看多了，也不像1845年和〔满洲人〕耆英一起在这里（本侦探按：即香港）的那个魁梧的汉人黄恩彤那么大块头。他身穿一袭宽松而褪了色的藏青色丝绸长袍，胸口处有两大片鼻烟的污迹，头戴小圆帽……偶然有其他人登舰，脱帽向叶致意，他就从椅上站起来，欠身脱帽还礼。

该记者继续说：“非常英国气的舰上官兵似乎都对这位阶下囚颇有好感。他们敬重叶名琛之泰然处理自己的沦落和被囚，敬重他的沉着镇静、不亢不卑。在他们心里，他是位才智兼备之人。”[3]

哦！原来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眼中，叶名琛不但彬彬有礼，而且还才智兼备。那么，长期与叶名琛共事的下属，态度又如何？“共服叶制军之识定力坚。”[4]此言出自不避英军炮轰两广总督衙门时的连天炮火而频频前往探望叶名琛的南海县令华廷杰手笔，可知是真心话。此外，在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而到处搜索叶名琛时，也有部属挺身而出自称是叶名琛。[5]乐于代主受难，更是毫不简单。

至于叶名琛的副手、广东巡抚柏贵，以及身形庞大的广州将军穆克德讷，“他俩听到叶名琛的脚步声就发抖”[6]。为何如此？容本书题为“叶名琛等被俘时之表现”的第二十章中分解。

好个高深莫测的叶名琛！他的内心世界，能否一窥？英国《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柯克（Wingrove Cook），全程陪同叶名琛坐着“不屈”号，从香港驶往印度，天天密切注视他的一举一动，并通过翻译员阿查利（A lasbaster）频频与他交谈。柯克后来撰写了一篇专文，在《泰晤士报》发表。该文对于我们了解一位中国近代史上重量级人物的内心世界、价值观等，难能可贵，是不可多得的实地调查报告。简又文先生（1896—1978）曾将其翻译成中文，题为《叶名琛浮海记》，载《大风旬刊》1939年至1940年第57—59期。若天假我年，本侦探改天重译，也很有意思。

总而言之，英国画家把叶名琛丑化得连英国记者也不忍直视，说是只有故意吃了生牛排、生洋葱而借此产生无穷幻想的人，才会绘画出如此脱离现实的速写。比诸另一位英国画家之笔下的巴麦尊子爵，把其领袖美化得出神入化，证明19世纪中叶的英国艺术家，已经深明软实力的重要性（见本书第六章图6.4）。

对！软实力。克利乐上校在1858年1月为叶名琛所作的速写酷似洪水猛兽。是耶非耶？是真实的写照，还是为了响应其首相巴麦尊子爵在1857年2月的英国下议院辩论中，以及在接下来的英国全国大选中对叶名琛的恶毒攻击？而这些恶毒攻击，与克利乐上校的速写，都马上由当时的英语报章辗转传遍全球。跟清兵接过仗的克利乐上校，是否如饥似渴地阅读过，故心领神会地绘了这幅叶名琛的画像，有意无意之间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该打？

首相巴麦尊说过些什么？在1857年3月初英国下议院辩论中，巴麦尊说叶名琛是个“残酷不仁的恶魔”，说他作恶多端，说他侮辱和贬损人性，说他是个足以令华夏民族蒙羞的最残暴的野蛮人。更说：若英国不严厉制裁叶名琛，他必定为所欲为，并会说英国人懦弱，都怕了他。巴麦尊又模仿叶名琛的口吻说：“我把原本在这里的番鬼统统赶走了。人们都说英国是拥有强大海陆军的大国，但英国人对我却退避三舍。”巴麦尊随即刻意触碰英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声称叶名琛因而会放纵中国人掠夺英国人财产。[7]

巴麦尊更操弄议员们的情绪：“据说在短短几个月间，有七万颗头颅——中国人的头颅，被叶蛮子属下的刽子手的斧头砍下。”他继续说：“还有，五六千具尸体被留在刑场腐烂发臭。”更恶劣的是，中国当局“不移走那些无头死尸，任由它们留在原地，存心让其他被押赴刑场行刑的人目睹”[8]。

英国国会的议员们可不是傻瓜，不会随便被人摆弄，结果以大多数投了不信任政府的票。于是巴麦尊悍然解散国会，准备举行全国大选。

古尔利医生（Dr.W.Gourley）闻讯，马上去信外交部：“我不希望内阁总辞，但不管他们是否总辞，我都决定尽我所能破除大多数公众的谬见，而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谬见，乃受科布登先生（Richard Cobden，1804-1865）等人的言论所蒙蔽。”古尔利医生显然曾见过中国官员对老百姓施加酷刑的绘画。他把这些图画交给友人——“欧洲首屈一指的艺术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9]克鲁克香克是极富才华的画家，古尔利请他搁下手头工作，用他那独特的画风重绘这些图画，“必定在首都每家著名画店内挂出”。他很有信心，经克鲁克香克重绘的图画必定能令内阁博得公众同情，效果更胜国会内外的发言。他凭什么如此肯定？他声称：克鲁克香克“以无与伦比的笔触绘画酗酒的贻害，大有功于本国和美国的戒酒运动，其成效远超所有戒酒讲座”[10]。

外相克拉兰敦甚为高兴。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应致谢忱。人们以为中国人富有高尚的人道精神，他（古尔利医生）想做的事无疑有助于破除这种谬见。”[11]古尔利医生在3月11日[12]回信，对“克拉兰敦伯爵的赞同”感到表示非常振奋。[13]

1857年3月24日，古尔利医生再次致函外交部：“克鲁克香克先生这位当代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正忙于描画中国律法的野蛮行为”——断手割膝、凌迟、五马分尸、剥皮等等。古尔利医生写道：“全体文明世界应当联手制止这些可怕暴行，并致力令这些恶棍认识到普遍的人道原则。”[14]克拉兰敦在备忘录中再写道：“告知来函已收悉并致谢。”[15]

古尔利医生所做的事情和克拉兰敦的认可，或许在当时当地是权宜之计，但长远来说它们会严重地危害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1857年3月，在全国大选临近，英国好勇斗狠的爱国主义呼声响彻云霄之际，克鲁克香克的绘画严重地误导选民，英国报章更把中国人形容为“凶暴乖戾的民族”[16]“奸险诡诈的野蛮民族”[17]，如此图文并茂，难怪英国选民敌忾同仇。

克鲁克香克绘画的原意可能并不是让人产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偏见，他本人就曾在1818年目睹2名英国妇人在伦敦市中心的拉德盖特山（Ludgate Hill）被问罪吊死而大感震惊[18]，她们被处死仅仅是因为使用了1英镑的伪钞，但不至于有人因此而指摘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凶暴乖戾的民族”。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清朝统治者是非常残酷地对待他们视为犯法之人。[19]

1857年3月26日，首相巴麦尊乘火车抵达他的选区蒂弗顿。火车站有大批民众迎候，他们热烈欢迎他，一路欢呼簇拥到他下榻的宾馆。之后，他向选民们演说，欢呼喝彩声雷动，不绝于耳。在雷动的阵阵欢呼声中，他说倨傲不逊的蛮子叶名琛“集普天下的顽固、残忍、背信弃义于一身（群众的欢呼和笑声）”。还说叶名琛长期以来一直蔑视和违反条约规定，现在则肆无忌惮地攻击英国国旗来发难。“我们在当地的官员对于受到这样的攻击自然感到愤慨，要求对方为此道歉，并保证不会再犯（群众喝彩）。”他说，有关船照、殖民地法例和帝国法律的技术性争论，英国人已听得够多了，对他来说，问题是那么的清楚而单纯。他称，那是一艘挂着英国国旗、领有英国执照、由英国臣民指挥的船，唯一落人口实的是“一个当了老爸的老头子，他的儿子在中国某处地方被指是海盗（哄堂大笑和喝彩）”。[20]众人向巴麦尊伉俪欢呼三声，再向女王陛下欢呼三声。[21]

巴麦尊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后，以嬉笑的口吻在议院说，1840年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是个阴谋，目的是想在中国自行种植罂粟。[22]

真是岂有此理！

从这宏观角度看，克利乐上校之把叶名琛绘成恶魔般的模样，是否有意无意之间为了迎合英帝国主义高喊“中国该打！”的口号？软实力兮，软实力！据本侦探继续侦察所得：克利乐在绘该速写时只是少校（major），[23]待他的速写发表后不久就跳级晋升为上校了，他是在沙场上还是在宣传的战场上立了大功而跳级晋升，就不可得而知之了。

不料在叶名琛当时身处的中国，他一旦失宠，耳边所能听到的尽是国人对他的谩骂和指斥。全国上下：上至皇帝[24]，下至贩夫走卒[25]，皆异口同声地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怪罪于他，把账全部算在他一人头上。甚至疯传所谓“六不”总督顺口溜，嘲讽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这又是什么道理？40年前，本侦探已经证明此溜属假。[26]但究竟是谁做的假？且看本侦探再大显身手，如何？

最后，回应本章开宗明义所引孟子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窃以为克利乐上校为叶名琛所作的速写固然不能尽信，难道“生牛排和生洋葱”之说也能尽信？难道速写没有任何真实的因素？若有真实的因素，那么这些因素是什么？且看本侦探在本书题为“叶名琛等被俘时之表现”的第二十章中，如何破此悬案。

[1]《孟子·尽心下》。

[2]Hong Kong Register（newspaper clipping），16 February 1858，Ryl.Eng.MSS 1230/84.

[3]Hong Kong Register（newspaper clipping），16 February 1858，Ryl.Eng.MSS 1230/84.

[4]华廷杰：《触藩始末》（崇仁华氏，1885）；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册1，页163—196：其中页164。

[5]Cooke，China，p.431，lines 12-39.

[6]Cooke，China，pp.344，paragraph 2，lines 6-9.

[7]Palmerston，3 March 1857，Hansard，3rd series，v.144，col.1830.

[8]Ibid.，col.1822.

[9]克鲁克香克的生平，见Michael Wynn Jones，George Cruikshank：His Life and London（London：Macmillan，1978）。他的作品见John Wardroper，The Caricatures of George Cruikshank（London：Gordon Fraser，1977）；以及Richard A.Vogler，Graphic Works of George Cruikshank：279 Illustrations，Including 8 in Full Colour（New York：Dover，1979）。可惜的是，古尔利博士提及的那些图画，在这些著作中一幅都没有收录。

[10]Gourley to Foreign Office，Regent's Park，5 March 1857，FO17/280，pp.39-40.FO17/280是一本装订成册的文件汇编，标明“国内杂项”字样，与官方公文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寄发编号。因此，为方便辨别起见，以下会标出各份文件的页码。

[11]Clarendon's m inutes，dated 6 March 1857，on Gourley to Foreign Office，Regent's park，5 March 1857，FO17/280，pp.39-40.

[12]Foreign Office to Gourley，11 March 1857，FO17/280，p.105.

[13]Gourley to Foreign Office，12 March 1857，FO17/280，p.128.

[14]Gourley to Hammond，24 March 1857，FO17/280，p.226.

[15]Clarendon's m inute，dated 25 March 1857，FO17/280，p.226.第二天写了一封感谢信，见Foreign Office to Gourley，26 March 1857，FO17/280，p.238。

[16]见Globe，Friday，6 March 1857，p.2，col.3：“Look on the Picture and Then on That”。

[17]The Times，16 March 1857.

[18]John Laurence，A History of Capital Punishment（New York，Citadel，1963），p.13.另见V.A.C.Gatrell，The Hanging Tree：Execution and the English People，1770-186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以及Leon Radzinow icz，History of the English Criminal Law and Its Administration from 1750，v.1，The Movement for Reform（London，Steven，1948）。

[19]40年之后孙中山也同样谴责清政府野蛮的司法程序（见其“Judicial Reform in China”，East Asia，v.1，no.1［July 1897］，pp.3-13）。孙中山被扣留在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时，英国公众对他的安危大感忧虑，因为许多人看过克鲁克香克的画作，这也显示古尔利医生为巴麦尊政府助选努力的成功。

[20]同上注。

[21]同上注，col.6。

[22]Palmerston，9 April 1840，Hansard，3rd series，v.53，col.940.

[23]George Wingrove Cooke，China：Being“The Times”Special Correspondence in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London：Routledge，1858），p.398，paragraph 3.

[24]上谕，1858年1月27日，《筹办夷务始末》，册2，卷17，页623。

[25]篠园：《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册1，页236—251。

[26]见拙著Yeh Ming-ch'en：Viceroy of Liang-Kuang，1852-185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中文版见《两广总督叶名琛》（北京：中华书局，198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