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香港毒面包案揭秘

1857年1月15日，香港发生了毒面包案。有人暗中把大量砒霜放在主要供应给外国人食用的面包里。英国皇家海军驻华舰队司令西摩尔少将向英国总部报告说：“香港发生企图毒害欧裔居民的歹毒事件，有人在面包中混入砒霜。可幸的是，毒药分量太多，人一吃下就马上呕吐出来。”[1]连香港总督包令爵士的夫人也中了毒，以致身体变得极为衰弱，终于在1858年去世。[2]包令在英国的姑母极为焦虑，写信给他说：“我相信，以往一直庇佑你的上帝，今后仍与你同在，使你免受任何伤害。倘若天假以年，让我看到你们一家平安返归故里，那就太感谢上帝了。”[3]香港其他中毒的人也幸亏挽救及时[4]，没有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却已造成外国人极大恐慌。

图13.1　面包：有毒？没毒？

图13.2　砒霜

消息传到英国时，正值首相巴麦尊子爵为了攻打中国而诉诸国民并举行大选。支持他的伦敦《晨报》咆哮说：“此等恶行令人发指，犯案之人难道不是目无法纪？对待他们，难道不应该视之为一无是处的有害生物——衣冠禽兽？”接着咆吼道：“跟这些血淋淋的、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讲国际法？！对待这些人面兽心的魔鬼，只有一条法律：杀无赦！”谁是此案的主谋？该报说“魔头叶名琛”是也。该报更形容他残酷不仁，是曾屠杀7万名同胞的恶棍，之后更“悬巨赏杀害我国国民”。因此，《晨报》为攻打中国摇旗呐喊：“与如此残忍嗜血的野蛮人打交道，还谈什么国际法！对于这种披着人皮的恶魔，只有一种律法，那就是以霹雳手段伸张正义，严惩不贷。”[5]4天后《晨报》更刻意令读者激愤得血脉贲张，所以极其夸张地说：“我们的同胞离家在外，在一万二千英里之遥的地方，得不到欧洲医疗照顾，许多人感到呕吐、打冷战、体力极度衰竭、恶心、吐血，谁能分辨这是否中毒迹象？”[6]

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没有西医？难道他们害病时看中医熬草药？《晨报》真是语无伦次。

在竞选期间，巴麦尊首相也借毒面包案尽情煽动英国民情。1857年3月23日，他向他自己选区蒂弗顿（Tiverton）的选民们发出书面声明。这份声明首先刊于《泰晤士报》，之后在《环球报》等晚报转载。[7]他还把这份声明印刷了几千份在全英国各地派发。据说这是英国政治史上首次有首相除了向所属选区寻求支持外，还放下腰段向全国呼吁支持的。[8]最富感染力[9]、因而最为人熟知的，是这篇文字的第一句：“广州大权掌握在一个傲慢跋扈的野蛮人手中……他以谋杀、暗杀和下毒等方式来灭绝我们的同胞。”[10]

巴麦尊的另一忠实支持者《环球报》，为了煽动已经汹涌的群情，凭空捏造毒面包案的涉案者、裕盛办馆馆主张亚霖的供词：“我是奉总督大人之命行事，命令是由中国官员的一名手下传来。他们跟我说，英国人与我国交战，我有责任协助中国政府从事扰乱破坏；士兵以火与剑抗敌，我则用毒药，对付敌人不择手段是理所当然的；我若不遵命令，在广州的家人就会被抄家入狱。”[11]

《环球报》的作假行为不久就被揭穿。支持另一位政要迪斯累里（Disraeli）的周刊《新闻界》报道了张亚霖获判无罪。其中一项不利于张亚霖的证据是他在事发当天离开香港去了澳门。但他坚称去澳门是为了找个较安全之所安置妻儿。他还无知地带了一些有毒面包给自己和家人吃，结果全家中毒。张亚霖得悉自己被怀疑下毒后，马上回香港向当局自首澄清。法庭最后判他无罪释放。[12]

糟糕的是，在他获释之前，连他在内的总共42名疑犯，被关押在只有15平方英尺的狭小囚室内20天之久，囚室既无厕所，也无寝具，更无替换的衣服。本侦探更发现律政司安斯德（Chisholm Anstey），不待法庭审判就先入为主地一口咬定被告有罪，这是大多数恪守法治精神的英国本土人最为反感的。[13]

但真相来得太迟，无法产生有利于反对派选情的影响，盖《新闻界》在1857年4月11日刊出这则消息时，选举已经结束。支持巴麦尊的《环球报》已达到其目的，它所煽起的激愤民情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泰晤士报》特派通讯员在香港继续关注这一事件。他报道说张亚霖再被起诉，这次是控告他所卖的面包不卫生。律政司再次先入为主地一口咬定被告有罪，理由是根据普通法规定，面包店所卖的面包必须适合人类食用，现在张亚霖所卖的面包含有砒霜，罪行确凿无疑。陪审团判处罪名成立，张亚霖被罚款1010元。[14]如果律政司的行为反映了在香港的英国人愤恨之强烈，大选期间英国群情之汹涌亦可见一斑。[15]

由于整个事件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为了对事情始末取得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本侦探特别整理出一个大事记。换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此案，结果有惊人发现。该大事记清楚表明，毒面包案发生前的三天，即1月12日，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员、海军少将西摩尔爵士，命令其部队于当天清晨6时50分开始在广州市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当中的洋行地区周围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放火，目的是清除洋行周遭的中国民房，以便更有效地保护洋行区的安全。当时正刮着干燥的西北风，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焚烧民房无数。而广州民众不顾英兵强行阻止，仍然“在英兵发射的枪林弹雨中，奋不顾身地整天前赴后继地救火”[16]。行动不便的老弱妇孺被烧死无数。试想，老父或老母甚或双亲皆被活活烧死的孝子贤孙，悲痛之余会干出些什么？又设想，两广总督叶名琛早在1856年10月28日已悬赏杀敌，为何迟至1857年1月15日才有人不顾一切地深入虎穴，在香港的面包店中投放砒霜？放毒的人显然不是为了领赏而冒这个天大风险。若是沿着这个线索探案，则英方坚称是叶名琛派人放毒之说便很难成立，而孝子贤孙誓报不共戴天之仇的推理，就顺理成章。

其实孝子贤孙誓报不共戴天之仇，早在毒面包案之前一段时候，由于英军炮轰人烟稠密的广州城而激起的极大民愤，已经令香港风雨飘摇。港督包令爵士向英国外相克拉兰敦伯爵报告说：“绑架、暗杀和纵火，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提防。”[17]他等不及新年结束就在1857年1月3日召集行政局会议，会上通过决议：香港“殖民地现在的保安情况并不理想，受到了敌方进逼的威胁，令人甚为忧虑，因此要求海军总司令大人马上增强海军，以巩固防务”[18]。有了这项决议，包令就写信催促西摩尔少将从广州返回香港开会。[19]为了加重这个要求的分量，包令引述前殖民大臣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在1843年11月15日写给前任港督璞鼎查的公文：“女王陛下政府大致同意你的意见，即我们必须仰赖我们海军的优势，保障我们在这个海岛（香港）上的商业安全无虞”。[20]西摩尔少将不得不遵从。当他甫一抵达香港，马上就“发现这个殖民地人心惶惶。中国官吏命令那些德高望重的华人离开，否则处死他们在内地的亲人。留下来的庞大人口中，有许多人受雇于中国政府，我们担心他们有人会纵火”[21]。结果不是纵火，而是在面包中下毒。

有了这个新发现，再倒过头来衡量英国《晨报》的社论，认为下毒之人是“人面兽心”[22]；那么，故意放火把老弱妇孺活活烧死，同时又开枪射杀救火的人，难道通通都是英雄好汉？难道“以牙还牙”来报复不共戴天之仇的孝子贤孙，反而通通是“人面兽心”？

本侦探认为，《晨报》《环球报》等英国报章的咆哮，正是英国人的排外心态在呐喊与狂呼。根据《晨报》的看法，英国皇家海军炮轰人口稠密的广州城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中国人如果想要还手，就是披着人皮的恶魔。本侦探曾在英文原著《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第六章中指出，在广州的英国外交官和商人被孤独无援的阴影所困扰，可能是令他们萌生排外心态的原因。但《晨报》的论调显示，英国人的排外心态可能有更深层的根源。事实上，威廉斯·亚当斯（William Adams）在探讨20世纪初比较解剖学时发现，要直至20世纪30年代，即他所探讨的报告之后的一代，“才开始有人质疑种族优越和低劣的概念”[23]。亚当斯所说的是指欧洲人的概念，包括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爵士（Sir Grafton Elliot Sm ith）这批英国人的概念。一些可视为英国排外心态的不经意和说漏嘴的话。[24]

但本侦探在经过20个寒暑的思考，尤其是鉴于现在中国重新崛起，“中国该打”的呼声再度不绝于耳，又是什么心理病态在作怪？于是无可避免地想到19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建立起其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时，最盛行的一句话正是：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直译〕“你敢碰我？滚蛋！”〔意译〕）。君不见，在1850年巴麦尊子爵就豪气万丈地说过：“过去，罗马人只要说一句：我是罗马公民，就不会有人敢轻侮他。今天，英国的臣民也一样，无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可确信会得到英国关顾的目光和有力的臂膀保护，使他免遭任何不公和恶待。”[25]

至于张亚霖，本侦探查出他是当时中英角力中，一名在狭缝中几乎丧命的可怜香港居民。他似乎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毗邻澳门），到香港谋生后，由一名工人慢慢积累资本及技术而变成面包店主。在毒案发生之前不久，他的故乡香山县贴出告示，命令所有在香港谋生的香山人通通回去，否则一经拿获，以叛徒论处。他的祖母马上写信催促与他同住的父亲，命他带领全家回乡。张亚霖誓死不从，结果被悬赏5000银元捉拿。不得已，张亚霖与父亲商定，把家眷经澳门送还故里，他则准备单独留在香港。他的妻子深恐独行出意外，就说既然从香港开往澳门的轮船当天往返，她希望丈夫至低限度陪他们到澳门，然后折返香港，再由公公从澳门护送一家回乡。14日晚，张亚霖吩咐面包师傅为小孩们做些长面包。翌晨，天刚破晓，张亚霖一家就上船，在船上吃随身带着的面包做早餐，结果小孩率先大哭，其他家人亦相继呕吐，张亚霖则由于心事重重没食欲而逃过一劫。张亚霖怀疑有人下毒并连累了他，结果当船抵澳门时，他并没有率领全家上岸逃跑，反而决定全家马上折回香港善后。他商诸船长立即返航，船长告以照例要到夜里两点钟才开船。张亚霖说明必须火速返航的原因，并愿意付50银元。船长拒绝，说首先要卸下鸦片，然后为一名商人上载一批货物。待该商人到来时，张亚霖又向该商人表示，若他让船立即开行，愿意给他100银元，该商人仍然拒绝。张亚霖转求船长准许他全家在船首的二等舱过夜，等待开船。结果他们就在该二等舱等待返回香港时被捕，遭押解回香港受审。[26]

若另一场文明交战再度爆发，恐怕无数像张亚霖这样奉公守法的无辜良民会遭涂炭。

[1]Seymour to Adm iralty，14 January 1857，Parl.Papers 1857，v.12，p.313，para.4.

[2]Ibid.；see also Bow ring to Edgar Bow ring，16 and 24 July；1 and 7 August；9 September；13，16，and 25 October；25 November 1857；and 14 January 1858-all in Ryl.Eng.MSS 1228/172.See also Bow ring to Clarendon，19 May 1858，MSS Clar.Dep.C85；and the draft biography of Sir John Bow ring，Ryl.Eng.MSS 1230/262.

[3]Lane to Bow ring，30 March 1857，Ryl.Eng.MSS 1230/211.

[4]Bow ring to Edgar Bow ring，20 January 1857，Ryl.Eng.MSS 1228/172.

[5]Morning Post，3 March 1857.

[6]Morning Post，17 March 1857.

[7]Morning Post，24 March 1857，col.1.另见Globe，24 March 1857，p.2，col.6。

[8]Jasper Ridley，Lord Palmerston（London：Constable，1970），p.468.

[9]Jasper Ridley，Lord Palmerston（London：Constable，1970），p.468.

[10]The Times，24 March 1857，p.9，col.1.另见Globe，24 March 1857，p.2，col.6。

[11]Globe，24 March 1857.张亚霖又名张霈霖，见Choi Chi-cheung，“Cheung Ah-lum：A Biographical Note”，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24（1984），pp.282-287。

[12]Press，11 April 1857.

[13]Press，11 April 1857.

[14]Cooke，China，p.55.

[15]巴麦尊再次当选后，其政府认为必须澄清事实，故刊印另一本蓝皮书来告知它的成员真相。此书名为《有关中国犯人在香港被囚及面包店东主等人被控下毒案件审判之文件副本或摘录》（Copies of，or extracts from，any papers connected with the confinement of Chinese prisoners at Hong Kong，and with the trial of a baker and others on the charge of poisoning）（Parl.Papers1857，Session 2，v.43，pp.169-206）。

[16]J.Mongan's Memorandum of Operations at Canton，5-13 January 1856，dated 14 January 1857，Parl.Papers 1857，v.12，pp.313-315，para.7.

[17]Bow ring to Clarendon，30 December 1856，MSS Clar.Dep.C57.

[18]Hong Kong Executive Council Resolution，3 January 1857，FO17/280，p.61，enclosed in Bow ring to Seymour，3 January 1857，FO17/280，p.60.这些文件其后提交国会，见Parl.Papers 1857，v.12，pp.319-320。

[19]Bow ring to Seymour，3 January 1857，v.12，pp.319-320.

[20]Ibid.，para.3.

[21]Seymour to Adm iralty，14 January 1857，Parl.Papers 1857，v.12，p.313，para.9.

[22]Morning Post，3 March 1857.

[23]见其Nubia：Corridor to Africa（London，Allen Lane，1977），p.92。

[24]见James Lees-Milne的日记Prophesying Peace（London，Chatto&Windus，1977），另见V.G.Kiernan，The Lords of Human Kind：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mperial Age（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9）。

[25]Hansard，3rd series，v.62，cols.380-444，Lord Palmerston's speech，25 June 1850.引自Brewer's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London，Cassell，1963），p.207。

[26]Parliamentary Paper，1857，Session 2，vol.43，no.2223，p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