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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人侮辱英国国旗-历史侦探1856年调查

【摘要】:英美众多史学权威坚称,1856年10月8日,英国船只“亚罗”号停泊在广州的珠江河面期间,其桅杆上飘扬着英国国旗;不料该国旗竟然被中国水兵扯下来了。它于1854年由一位名叫苏阿成的华人在中国境内建造。船照的有效期为1年,从1855年9月27日开始。按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记录,“亚罗”号于1856年10月3日驶进广州市内的珠江河面,在现今广州海关博物馆附近停泊。而到了五天以后,即1856年10月8日,该船上的英国国旗自然是早已降下了。

英美众多史学权威坚称,1856年10月8日,英国船只“亚罗”号停泊在广州的珠江河面期间,其桅杆上飘扬着英国国旗;不料该国旗竟然被中国水兵扯下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该打!英国为了报复此奇耻大辱,所以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侦探大惑不解。按照英国航海惯例,英船在航行中当然会升起英国国旗,以识国别。但是,一旦它驶进别国的任何一个海港,拋锚后即降下国旗[1],借此表示客国对东道国主权的尊重。若说“亚罗”号停泊在广州河面期间,其英国国旗竟然依旧飘扬着,则其中必然有诈!于是本侦探决定查个水落石出。

据查,“亚罗”号是华艇(lorcha)。所谓华艇,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帆船:船身葡萄牙式,帆缆中国式。这是澳门华人把葡萄牙船本地化的一种造船模式。它于1854年由一位名叫苏阿成的华人在中国境内建造。[2]翌年,苏阿成把这条船卖给了另一位华人方阿明。[3]

在1842年香港岛被英国夺取作为殖民地后不久,方阿明就前往那儿谋生了;到他购买“亚罗”号的时候已经在香港居住了10年,注册成为香港居民。因此,他把船买下以后,就以香港居民身份,替其向港英政府注册,领取香港船照。船照的有效期为1年,从1855年9月27日开始。

它的船长是一名英国籍的北爱尔兰青年,名叫托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刚满21岁,他很坦然地自认只是一位挂名船长,因为船上的任何事情都不用他操心。而船主之所以雇用他,主要是看上他的蓝眼睛、红胡子,外表能为该船作英国式的装饰。[4]至于该船的其他人员共14名水手,全部都是中国籍的华人。[5]

就这样,一条在中国境内建造,由一位中国籍的华人(哪怕已经成为香港居民)所拥有,水手全部是中国籍,并在中国水域内游弋的船只,却受到英国国旗的保护。这种矛盾,最容易引起误会。如果该船正在航行中并升起了英国国旗,那当然大家都可以看出它是一条拥有英国籍的船只。但是,一旦它驶进中国的任何一个海港,拋锚后按照英国航海惯例降下国旗[6]。如果此时洋人船长又不在船上,而剩下清一色的华人水手,那么它很容易就会被误认为是一条中国籍的船。

“亚罗”号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的。按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记录,“亚罗”号于1856年10月3日驶进广州市内的珠江河面,在现今广州海关博物馆附近停泊。[7]按照英国航海惯例,必须马上降下英国国旗。而该船上下人等如此重视它英国式的乔装打扮,相信也会凛遵英国惯例,马上降下英国国旗。或许万一当时没有及时降旗,相信很快就会降旗的。而到了五天以后,即1856年10月8日,该船上的英国国旗自然是早已降下了。否则要引人猜疑:怎么一条自称是英国籍的船,连最基本的英国航海礼节也不懂?是不是冒牌的假货?同时,在10月8日当天早上,该船的洋人船长又离开该船而转到别的华艇上,跟其他碧眼红须的挂名船长共进早餐。[8]剩下清一色的华人水手在船上。既没外国国旗又没白人船长在场,这条不伦不类的中葡合璧船,真的很难让人辨别它是否拥有外国国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内河水师因接获线报而登船逮盗。[9]

线报是由一位名叫黄连开的华人殷商提供的。1856年9月6日,黄连开与他亲自驾驭的两艘货船遭到海盗攻击,双方从清晨7点打到下午4点,由于这么长时间的近距离打斗,他对这批海盗中的一些脸庞认得很清楚。其中一名缺了一颗门牙,头戴红巾,腰缠红带,不断高呼其同胞加油,更是让他毕生难忘。最后,黄连开这方的人后劲不继,结果四人被杀,其他被制服,黄连开本人跳水逃亡,幸免于难。1个月后的10月8日清晨,他来到广州,从“亚罗”号的水手当中认出那个崩牙海盗。于是火速报告内河水师。[10]其实这个崩牙水手,名叫李明太,在打劫黄连开的货船后,于1856年9月27日刚刚加盟“亚罗”号,当助理领航员。[11]

内河水师接报后,立即派守备梁国定带领属下赶往“亚罗”号逮人。梁国定事后被传作证时说,他到达现场时,既没看到该船桅杆上悬有任何旗帜,船上也没有任何外国人,有的只是华人水手,于是按中国规章办事,把全部水手均当作嫌疑人犯带走。[12]“亚罗”号的年轻洋人船长事后也作证,说当他赶回该船时,发现所有水手都已被带离,于是他恳求留下两名水手看守该船,并得到中方同意。[13]

双方的共识还不只这一点。梁国定说他到达现场时没有看到该船上有任何外国人,“亚罗”号船长事后也作证说他当时的确不在场,反而是在另一条名叫“达特”(Dart)号的船上跟其他洋人船长共进早餐。[14]同桌的“达德”号船长约翰·利奇(John Leach)和“舟山”(Chousan)号船长查尔斯·厄尔(Charles Earl),事后作证时都异口同声地证明“亚罗”号船长在事发时确实早已离开了他自己的“亚罗”号,并来到“达特”号,跟他们一同用早餐。[15]

但是,这三位洋人船长却先后坚称事发时“亚罗”号的桅杆上飘扬着英国国旗,并被中方扯了下来。“亚罗”号的洋人船长更补充说,他们吃早餐的船停泊在距离“亚罗”号在50码到100码(91.44公尺)之间的地方,所以能看到在“亚罗”号甲板上发生的事情。[16]据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说,这三位洋人船长所言,得到那两名经由“亚罗”号船长恳求而留下来看守该船的华人水手的佐证。奇怪的是,巴夏礼从来没有出示过这两名华人水手作证的自述记录和签字或画押,而他本人却向其上司包令公使坚称这两人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这个虚无的查询报告却让巴夏礼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英船‘亚罗’号,当停泊期间国旗飘扬之际,竟然被中国水师登船逮走几乎全部水手;这还不算数,中国水师居然扯下英国国旗。”[17]这样的结论显然自相矛盾,既说该船处于停泊状态,又说英旗被扯下,处于停泊状态的船只怎又会有国旗被扯下?这样的矛盾好解释,巴夏礼说此话时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意在该句结尾部分:“真是奇耻大辱!”[18]他在强调“中国该打!”这个结论所含的火气真不小,为什么?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本侦探细阅巴夏礼写给上司的书面报告,且看他还说了些什么话。其中有一段提及他在接到上述查询结果后,知道中方把逮到的12名水手拘留在广东内河水师的一条水师战船上,于是他就前往该水师战船要求放人。没想到中方不但拒绝;而且,巴夏礼说,“如果我亲自动手为水手解绑的话,他们也会动手制止”[19]。这短短一句话,让人怀疑事情毫不简单。如果巴夏礼不首先威胁说要亲自动手,相信中方不会回答说要动手抵抗。盛气凌人者若遭到反唇相讥,下不了台之余,只会更为光火。这句话是他写给上司看的,火气尚且如此之猛,实际情况肯定比他的书面报告糟糕得多。

巴夏礼写给叶名琛的照会就肆无忌惮地大发雷霆了。且看他是怎么样说的:他说他勒令[20]该船的中国水师军官(即该水师战船的船长),名叫李永胜的,把抓获的人犯“送往英领馆,等我来亲自审讯,那军官居然拒绝;而当我坚决要人时,该军官竟然表示要用武力抵抗武力”[21]。这一段文字添加了一条细节,那就是,巴夏礼从一开始就采取高压手段,勒令李永胜交人,而不是像他跟他上司所说的,礼貌地要求放人。军人有军人的尊严,哪容得一个外国的小年轻来指手画脚地威逼勒令?肯定要拒绝!这一点,巴夏礼作为哪怕是年轻的外交人员,应该很明白,但他偏偏要这样做。为什么?是他故意这样做来制造麻烦?还是生性如此?

结果,他遭到严拒了,下不了台。怎么办?此节巴夏礼甚至在其肆无忌惮地照会叶名琛时也没交代。本侦探能找到的、巴夏礼写过的所有其他公文里也没有。于是本侦探转移方向,追查巴夏礼的私人文书和有关著作。结果发现他在一封私人信中这样写道:“他们不单拒绝我,还嘲笑我……甚至要打我,后来我真的给他们打了一拳,虽然我在所有的公文里,对这一点都避而不谈,因为我不想公开私人的事。”[22]巴夏礼在执行公事时因为行为不检而公开出丑,竟然反而把公开出丑说成是私人的事。无他,巴夏礼在假公济私,当然不能把私事公开。

在上述史料的基础上,本侦探重构这一段历史如下:巴夏礼从一开始就采取高压手段,勒令中方军官李永胜把人犯送到英领事馆拱手奉献。这无疑是有意羞辱中国军方。李永胜公开反驳,巴夏礼怒不可遏,冲到人犯面前要亲手为他们解绑。李永胜麾下的士兵出手制止。双方交手当中,谁先打了谁一拳,不清楚。相信谁是最愤怒的人必定就是最先出拳的人。李永胜克制有加,他的部下也止于反唇相讥,都不是愤怒的表现。怒不可遏的,只有老羞成怒的巴夏礼本人。既然巴夏礼不顾身份而竟然率先大打出手,但又苦于孤掌难敌众手,结果下不了台还要加紧硬闯。丢人现眼且不说,更要命的是亵渎公职,有辱国体:巴夏礼愈想愈气,怒上加怒。他的愤怒,在他当天写给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的申陈中,表露无遗。兹全文翻译如下:

英国领事馆

广州,1856年10月8日

阁下,

1.急启者,弥补辱国之事,刻不容缓。

事缘今晨8点钟左右,中国水师登上停泊在海珠炮台附近的一艘英国船名“亚罗”号者,虽有该船的英人船长在场劝阻,仍然拘捕、捆绑并带走该船的12名华人水手,并扯下该船桅杆上飘扬着的英国国旗。我听了该船船长的报告后,觉得兹事体大,不宜偏听,忙派人查询,方知属实。探报又说,守备梁国定把“亚罗”号的水手带到他的水师战船后,即把水师战船移泊永靖门附近。

2.于是我在副领事陪同下,亲自到该水师战船。接见我们的是一位名叫李永胜的军官。我对他说,中方登上英船,用武力带走船员,扯下英国国旗,已构成严重事故。我命他必须把掳去的人送到英领事馆等待审讯。他拒绝。而当我一定要他把人交我时,他耍了一下功夫,然后告诉我说:他会用武力抗拒。

3.准此,我敬告阁下:以阁下的英明,一定会认识到并承认,这种公开的侮辱必须得到同样公开的弥补。所以,我认为阁下必须命令梁国定把掳去的水手带回“亚罗”号,在我面前,“人归原主”。如果发现他们其中有任何嫌疑犯,到时再送到英领事馆,等候阁下派人与我共同审讯。

4.在我申陈阁下的同时,我已另行咨会英国驻华公使以及英国皇家海军驻珠江河舰队的司令员。此外,“亚罗”号由于水手被扣留而不能起航所引起的一切损失,皆由贵国负责。

您忠实的,

巴夏礼[23]

这道申陈的第二段结束得很突然:巴夏礼没有交代双方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是如何收场的。但正如本侦探所揭,结果是双方大打出手,巴夏礼挨了一拳(至于中方挨多少拳脚就不知道)后,苦于寡不敌众,在众多华人嫌疑犯的眼前,华人水兵的嘲笑声中,丢尽面子,悻悻然离去。怀恨之情越深,报仇之心越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道申陈的第二段,即打斗之前,巴夏礼只要求中方水师战船的船长李永胜把人犯送往英领事馆。在第三段,即打斗之后,他强逼中方公开认错和弥补,而且具体规定认错和弥补的方式:要求李永胜的上司、最初带兵登船抓人的守备梁国定,把人犯带回到事发现场“亚罗”号,在同样众多的华人嫌疑犯面前,羞辱守备梁国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军方。

现在事情比较清楚了:整个“亚罗”号事件的关键在于后来发生在中方水师战船上的这场打斗,巴夏礼誓报丢脸之耻、一拳之仇。为了雪耻,巴夏礼对中方的要求猛升了一级,从羞辱中方的水师战船船长李永胜暴升到羞辱其上司梁国定守备。须知守备者,将军也,位于千总之上,千总带1000个兵,守备该带多少兵?在打斗的时候,梁国定是否在场,文献失载。看来他不在场,而是让部下李永胜率领水兵在水师战船上看管逮到的人犯后,回衙办公去了。他到底是将军之尊,成功地抓到人犯就交了差,哪会整天待在水师战船上看守人犯?巴夏礼是在李永胜手上吃过亏,按理应该羞辱李永胜才是,为什么要羞辱那位跟他毫无过节的将军?个中玄妙当然是当众羞辱地位愈高的人愈困难,而地位愈高的军官愈是象征式地代表中国军方,如此更是难上加难。巴夏礼在故意给中方出难题!

从这个角度探案,那么巴夏礼申陈的最后一段就好解释了:他已经准备好中方不答应,所以同时间通知英国军方。区区一个年轻的代理领事,采取如此高压的手段来对付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竟然斗胆挑战当时英国人称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24]的叶名琛[25],巴夏礼的背后必定有人为他撑腰。他是谁?案情太复杂了,在短短的本文无法交代,容谜底在拙著《文明交战》中揭晓。

但在此必须向读者交代的,乃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史学家柯士丁教授说:“该船是有可能悬挂着英国国旗的,因为它似乎也挂起了起航旗(Blue Peter)——表示它即将启碇。因为如果按照惯例,靠港时是不会升起国旗的。”[26]这个说法实在太匪夷所思了!船长不在船上,船员就起锚准备开船,岂不是要撇下船长不顾?[27]此举在英国航海法例中等同叛变(mutiny)。另一方面,船长肯尼迪说事件发生在早上8点钟至8点30分之间。[28]但是,本侦探发现,当时“亚罗”号的船照仍然在领事馆保存。[29]据本侦探查英国法律所得:英国船长在船入港后,必须将船照呈交当地的英国领事馆保存。待再度起航之前,才能到领事馆盖印并领回船照,否则无法离港。领事可以借此监控船舶和查缉不法行为。若“亚罗”号的船照仍然保存在领事馆里,该船怎敢开航?若硬着头皮起航,就变成“无牌驾驶”,在英国法律中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最后,本侦探更发现,英国驻广州领事馆要到早上10点钟才开门办公。[30]即使肯尼迪计划准时10点钟到达领事馆办理手续,最快也要到10点钟过后才能离开领事馆,再走路回“亚罗”号,则最快也要到10点30分才能够回到船上。因此,若该船在早上8点——他正和其他船长吃早餐的时候——就起锚,是不可思议的。本侦探更查证到,当时河水正值退潮[31],退潮时分,潮水愈退愈猛。如果当时起锚,等到肯尼迪领了船照回来时,该船已经在江上漂流了好几个小时,漂流到了早就连广州也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可是英国的御用画家为了施展其软实力而弄虚作假,仍然不顾一切地精心绘出一幅凭空想象的守备梁国定扯下英国国旗的油画如图11.1,甚至绘出船长肯尼迪在场并欲上前制止却被士兵拦阻!

图11.1 英国人绘形绘声地说中方扯下了英国国旗

图片来自K.Rob ins Collec tion,in Richard H.Stuart,The Pictorial Story of Ships(London:New Eng lish Lib rary,1977),p.145.不料网络图片资料又把图片翻过来,真是以讹传讹!

[1]W.C.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7),p.207.

[2]Yeh to Parkes,14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8,14 October 1856,FO228/213.英文原文对华人的姓名只有英语音译(即Su Acheng),没附原来的汉文姓名。看来Su Acheng是广东音,姑且倒译作苏阿成。

[3]Extract from the China Mail,11 December 1856,Parl.Papers 1857,v.12,pp.1901.英文原文对华人的姓名只有英语音译(即Fong Am ing),没附原来的汉文姓名。看来Fong Am ing是广东音,姑且译作方阿明。中方的记载如《南海县志》(卷2,页60b)、《番禺县志》(卷22,页32b)、《广州府志》(卷82,页311),则说船主是萧成,看来是苏阿成的别名。如果这推测属实,则中文文献似乎只记载建船的人而没有记载买船的人。

[4]Parkes to Bow ring,Desp.153,10 October 1856,FO228/213.

[5]Parkes to Bow ring,Desp.153,10 October 1856,FO228/213.

[6]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p.207.

[7]Parkes to Bow ring,Desp.153,10 October 1856,FO228/213.

[8]Kennedy's deposition,9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5,11 October 1856.

[9]Yeh to Parkes,14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5,11 October 1856,FO228/213.

[10]Yeh to Parkes,10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4,10 October 1856,FO228/213.In Yeh's despatch was transcribed Huang Liankai's testimony.

[11]Yeh to Parkes,10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3,10 October,1856,and containing the deposition of Wu A ren.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Huang Liankai and Mingtai may be found in Yeh to Seymour,31 October 1856,FO682/1989/15.

[12]Yeh to Parkes,10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4,10 October 1856,FO228/213.In Yeh's despatch was transcribed Huang Liankai's testimony.

[13]Kennedy's deposition,9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5,11 October 1856,FO228/213.

[14]Kennedy's deposition,9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5,11 October 1856,FO228/213.

[15]Kennedy's deposition,9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5,11 October 1856,FO228/213;Leach's deposition,9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5,11 October 1856,FO228/213;Earl's deposition,16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60,16 October 1856,FO228/213.

[16]Leach's deposition,9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5,11 October 1856,FO228/213;Earl's deposition,16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60,16 October 1856,FO228/213.

[17]Parkes to Bow ring,Desp.150,8 October 1856,para.1,FO228/213.

[18]Parkes to Bow ring,Desp.150,8 October 1856,para.1,FO228/213.

[19]Parkes to Bow ring,Desp.150,8 October 1856,para.2,FO228/213.

[20]原文是require,一般是必须的意思。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命令的意思,以当时巴夏礼用词的环境与用意,若要用汉语表达的话,则勒令最为贴切。

[21]Parkes to Yeh,8 October 1856,para.3,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0,8 October 1856,para.2,FO228/213.

[22]S.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London:Macmillan,1894),v.1,p.229,quoting one of Parkes's private letters dated 14 November 1856.

[23]Parkes to Yeh,8 October 1856,para.4,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0,8 October 1856,FO228/213.

[24]George Wingrove Cooke,China:Being“The Times”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w 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London:1858).

[25]George Wingrove Cooke,China:Being“The Times”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1857-1858,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London:1858).

[26]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p.207.

[27]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船员一见到中国水师,就试图起锚。但这个可能也不大,因为船员不可能预先知道水师是来抓他们的。

[28]Kennedy's deposition,9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55,11 October 1856,FO228/213.

[29]Lane-Poole,Parkes,v.1,p.228,quoting Parkes's letter to his w ife,14 November 1856.

[30]Parkes's letter to Patterson,27 October 1852,quoted in Lane-Poole,Parkes,p.169.

[31]Earl's deposition,16 October 1856,enclosed in Parkes to Bow ring,Desp.160,16 October 1856,FO228/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