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文专著欠奉考察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78年，一套六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是史学界的一件盛事。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出版近40年，除了英文拙著《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3]以外，中文世界似乎还没有人利用该资料篇写成专著。单从史料上说，该中文《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所收集的、哪怕甚具权威性的史料，也确实杂乱无章，互相矛盾。收入该《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的也有李凤翎的鸿文。

1978年，一套六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是史学界的一件盛事。

当其姊妹篇《鸦片战争》资料篇在195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1]，华裔学者张馨保先生即充分利用它来写就其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并于1964年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列（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出版了[2]。中文学术界不甘后人，牟安世先生的《鸦片战争》也在198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于1995年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更是一鸣惊人，原因之一是他采用了更多的、该《鸦片战争》资料篇没有收进去的故宫原始档案资料。

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出版近40年，除了英文拙著《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3]以外，中文世界似乎还没有人利用该资料篇写成专著。为什么？

因为，如果中国有人，像法国学者白吉尔教授的洋洋巨著《孙逸仙传》[4]一样，“除了《国父全集》外，白女士就没有利用过任何中文一手文献，满眼望去都是‘转引自’某某英文文献，其中以史扶邻的名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频率最高。试想一下吧，有个中国学者写本洋洋几十万字的《华盛顿传》，只用《华盛顿文集》一种英文文献，其他资料全部来自中文著述所引用的片断，会被能人们嘲笑到什么地步？”[5]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的过人之处，在于它除了充分利用《鸦片战争》资料篇以外，更多的是采用该资料篇没有的故宫原始档案资料。而且，它的焦点是天朝的崩溃，不是中英外交以至更广阔的国际关系，若能用上更多的英国原始材料固然好，用不上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缺陷。

但是，英国前外相韩达德（Douglas Hurd，b.1930），就完全根据本国的英文史料来写一本有关该战争的专著，书名挺有意思的，叫《亚罗战争：一场中英混乱》。[6]本侦探不具备白吉尔教授与韩达德外相般胆色，深感事情错综复杂和难以处理，故迟迟不敢动笔。单从史料上说，该中文《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所收集的、哪怕甚具权威性的史料，也确实杂乱无章，互相矛盾。矛盾的例子诸如咸丰皇帝于1857年1月27日指责叶名琛，在英国“两次投递将军、督抚、副都统等照会，该督并不会商办理，即照会中情节，亦秘不宣示，迁延日久，以致英人忿激，突入省城”[7]。可是，查核该两道照会，乃分别于1857年12月24日和28日送到叶名琛处，已是“亚罗”号事件发生之后近14个月的事情了。[8]当时已是英法联军兵临城下，该两道照会乃是最后通牒，命令叶名琛举城投降，叶名琛无论怎样回答（除了同意投降以外）都难免战火。况且，咸丰皇帝从何得悉叶名琛不曾会同将军、督抚等商办？这显然是叶名琛的同僚在叶名琛被俘后，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到他身上，并且无形中借此指责他乃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以便自己推卸责任。

又例如，叶名琛的部下南海县令华廷杰，事后亦撰书指责叶名琛，说他“待外人不好挑衅，亦少恩抚，每遇诸国照会，或略覆数语，或竟不答，数年来虽幸无事，而愤惫愈积愈深矣”[9]。区区县令，怎会知道中堂隐秘？华廷杰看过钦差大臣叶名琛的照覆吗？本侦探在编写《鸦片战争时代中英外交文件提要》[10]时，把当时中英每道照会都细阅、比较并作出提要。叶名琛有来必往，而且都回答得很详尽；有时回答稍迟，英国驻远东公使包令爵士就大发雷霆。但是，当时叶名琛总理五省军务，生死存亡之秋，包令却像苍蝇那样总是在那里嗡嗡地嚷着要进入广州城，如此芝麻绿豆般大的小事，也难怪叶名琛有时迟覆。诸如此类的细节，拙著《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已有所交代。现在再花几十年时间进一步探索，更觉得从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殖民地（印度）、全球贸易、全球战略等角度全盘考虑，其挥军犯华是势在必行的。这一切，华廷杰做梦也不会知晓，却竟然斤斤计较于叶名琛的照会字数有多少，更错误地认为叶氏有照不覆。其实，包令公使不覆叶氏照会的次数，算起来要比叶氏不覆的多。不想，华廷杰的妄猜臆说却成为中国史学界重点依托的史料之一，并隆而重之地收入《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结果不少华夏精英又据此大事鞭挞另一位华夏精英叶名琛。

收入该《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的，还有笔名“七弦河上钓叟”的大作，该叟比华廷杰更离谱：认为叶名琛若“能畏夷，惟夷言是从，或相安至今，未可知也”[11]。让叶名琛不顾一切地，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求全部都无条件接受下来？该叟真是个百分之一百苟且偷安的投降派。而且，如果该叟有机会看到英国内部的机要文件，清楚地了解到英国当局胃口之大，恐怕要吓得发抖。就是假设他还有一点点华夏儿女的骨气的话。如此种种，待本侦探的拙著《文明交战》出版后，就大白于天下。

收入该《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的也有李凤翎的鸿文。他认为：“贼首关巨、梁楫等，坚请夷酋巴夏礼，先攻广东，则众夷可制。因师出无名，留香港数月，日夜训练。”终于，“亚罗”号事件提供了出师之名，巴夏礼于是便“听降贼怂恿，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开仗攻城”[12]。本侦探曾参阅过的中、英、法、美等国的原始文献，没有一道佐证李凤翎所谓巴夏礼曾接受过红巾军（又名广东红兵）首领关巨、梁楫等投降；更不要说什么巴夏礼后来又听其怂恿攻城。李凤翎虚构故事，已经到了信口雌黄的地步。“文人多大话”，确实是华夏文明的癌症。

遗憾的是，薛福成（1838—1894）的《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照抄照搬李凤翎之言。[13]结果不单在“亚罗”号的所谓辱旗事件上搞错了，在论述1849年广州进城的中英争执上同样出了问题。本侦探从英国国家档案中发现，当年徐广缙是前往停泊在虎门的英舰“黑斯廷斯”（HMS Hastings）号上会见英使文翰的。[14]从地图上，虎门在珠江快入海处，两岸相隔甚远。不过看图不如亲历其境。本侦探承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同仁热心安排，早在1979年12月即有幸亲临虎门考察，此后在广东省档案局、广东省外事办公室、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等领导热情安排下，先后多次重临虎门海面，均只见汪洋一片，仅仅能依稀看到对岸，薛福成之所谓“两岸练勇呼声震天”云云，真是天方夜谭。薛福成曾当过英、法、意、比公使（1890—1893），是知名的士大夫，其著述被赵尔巽的《清史稿》、萧一山《清代通史》等名著广为引用，又被左舜生（1893—1969）收入《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中供研究生使用，更被《清朝野史大观》等大众化，其不良影响，可谓深远。

萧一山（1902—1978）在撰写《清代通史》时，恐怕已经觉得徐广缙和文翰的会谈若是在停泊于虎门的兵舰上举行的话，确实是无法听到所谓“两岸练勇呼声”的；于是干脆把历史改写为“越日，英舰闯入省河”[15]，所谓省河者，当时一般理解为省会河面，即广州市区之内的珠江河面。那里的河面虽然也很宽，但若是十万练勇在两岸齐呼，而英舰又的确是泊在该江面的话，那么徐广缙和文翰尽管在船内会谈，相信还是能听到呼声的。无奈萧一山教授在改写此段历史时忽略了一点：英舰“黑斯廷斯”号是远洋船，吃水甚深，顶多能驶到黄埔，但无论如何驶不进河床较浅的广州河面。无数的英国原始文献均可证明这一点。[16]

图10.1　息帆的英舰“黑斯廷斯”号

若以本书当中题为“导言：当不成侦探者不配治史”的第一章，所论及之治史方法而论，则中国传统读书人诸如华廷杰、“七弦河上钓叟”、李凤翎、薛福成、赵尔巽、萧一山、左舜生等治史学，似乎皆欠缺实证史观的概念。这是否可以解释《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出版近40年，中文世界还没有一本像样的专著？什么时候能出书？华夏文明等不了，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帝国主义抢掠圆明园后付之一炬，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中俄条约》，几乎摧毁了华夏国魂[17]，是华夏文明惨败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典型例子。时至今天，快160年过去了，而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华文专著至今欠奉，这是否意味着华夏儿女缺乏反省能力？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若是由于其他原因，这些原因是什么？治史，若如前人华廷杰、“七弦河上钓叟”、李凤翎、薛福成、赵尔巽、萧一山、左舜生等欠缺实证史观和实证经验，今人可以刻苦追赶。史料阙如，可以刻苦发掘。若是缺乏反省，则在当前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再次隐喻地高呼中国该打的叫喊震耳欲聋之际，应该是反省的时候了。反省些什么？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8]当前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诚信有多高？又是否只传而不习——即自己没有创新？

关于此等问题，拙著《文明交战》还有进一步阐述。

[1]翌年再版。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再版。

[2]Chang Hsin-pao，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3]John Y.Wong，Deadly Dreams：Opium，Imperialism，and the Arrow War（1856-1860）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4]Marie-Claire Bergère，Sun Yat-s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5]学海无涯：《孙中山为何要上书并求见李鸿章？》，2012年8月1日，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29660/，2015年6月20日上网阅读。

[6]Douglas Hurd，The“Arrow”War：An Anglo-Chinese Confusion 1856-1860（London：Collins，1967；New York：Macm illan，1967）.

[7]1858年1月27日上谕，《咸丰朝实录》卷241，页26。

[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册2，页621—622。

[9]华廷杰：《触藩始末》，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册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页164。

[10]John Y.Wong，Anglo-Chinese Relations，1839-1860：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11]七弦河上钓叟：《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册1，页220。

[12]李凤翎：《洋务续纪》，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册1，页223。

[13]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庸盦全集续编》，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册1，页228。

[14]HMS Hastings是主力舰。Parl.Papers 1875，v.12，pp.205-267.有关中文史料，见FO931/778-810。

[15]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北平：中华印刷局，1925），页460。

[16]https：//www.google.com/search？site=&tbm=isch&source=hp&biw=1093&bih=520&q=HMS+Hastings+...+from+Hastings+fought+Chinese+pirates+at+the+Battle+of+Tonkin+River+in+1849&oq=HMS+Hastings+...+from+Hastings+fought+Chinese+pirates+at+the+Battle+of+Tonkin+River+in+1849&gs_l=img.3...1012.1012.0.2142.1.1.0.0.0.0.208.208.2-1.1.0....0...1ac.1.64.img..1.0.0.BUsD3sFNm50#tbm=isch&q=HMS+Hastings+1849&imgrc=6AY9pgm3XISBkM%3A.

[17]详见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

[18]《论语·学而》。

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文专著欠奉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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