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侦探揭秘：伪造圣旨震动龙颜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因为伪造圣旨是冒天下大不韪之事，徐广缙这样做，不但自己的性命财产不保，连与他有血缘和姻亲关系甚至他的朋友的所谓九族都将被株连[4]。[9]这个发现，让本侦探相信果然是徐广缙伪造了他交给英国公使的所谓圣旨，如此可以顺利解释为何在故宫博物院没有存档，随手登记档和相关文件也没有提及。诺德博士寻遍所有已出版的中国第一手资料，均未找到能令他进一步佐证其“伪诏说”的真凭实据。

美国学者约翰·诺德博士，宣称他证实了1849年驻扎在广州的封疆大吏之所以成功地拒绝英国公使乔治·文翰爵士（Sir George Bonham，1803-1863）坚要进入广州城的要求，所赖者乃一道“伪诏”，即两广总督徐广缙在1849年4月1日照会文翰公使时所附的上谕是假的。[1]在该上谕中，道光皇帝拒绝让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文翰公使信以为真，最后同意将争议暂时搁下。

图9.1　文翰爵士

图9.2　叶名琛绘像

在诺德博士之前，黄延毓博士已发现一道更早的圣旨，发出日期为1849年3月11日，该道圣旨事实上已准许英人进城。[2]前后两道互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的圣旨，促使诺德博士深入探究并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传给文翰的圣旨是伪造的；第二，这是徐广缙一手策划的把戏。[3]

中国学者对诺德博士的著作大不以为然。因为伪造圣旨是冒天下大不韪之事，徐广缙这样做，不但自己的性命财产不保，连与他有血缘和姻亲关系甚至他的朋友的所谓九族都将被株连[4]。

因此，亟盼推翻诺德博士的结论的中国史学家大不乏人。第一位是北京故宫档案专家郦永庆先生。尽管郦氏近水楼台地遍寻多年，依然无法找出徐广缙附给文翰的那道所谓圣旨。[5]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副研究员的茅海建（现为澳门大学教授）则更扩大搜寻网，不只寻找该份圣旨，还爬梳了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以及清朝中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公文往来记录。如此，则就算该圣旨原件遗失了，也希望能找到有关记录，但可惜同样毫无结果。[6]最终两位学者都迫得承认，诺德博士的推断很可能是正确的。

其实，诺德博士的结论虽然风靡了当时的西方学术界，但并非建筑在直接的、坚实的史料上；而是间接地、采用比较相关文件的用词而得出来的推论。更为关键的是，他用来比较相关文件用词的文件并非中文本，而只是英文翻译本，而该英文翻译本又似乎是出自当时在广州出版的基督宗教传教士所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美籍编辑卫三畏（S.W.Williams）的手笔。[7]本侦探穷追中文原件多年，终于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档案中得偿夙愿，原来该中文原件抄本附录于徐广缙致文翰的照会之中。[8]

这一发现，意义重大。

这份传说中的圣旨原件的抄本，除了一些藻饰之词外，关键的句子可以追溯到徐广缙先前上呈道光皇帝的奏折，说他将如何答复英国人。[9]这个发现，让本侦探相信果然是徐广缙伪造了他交给英国公使的所谓圣旨，如此可以顺利解释为何在故宫博物院没有存档，随手登记档和相关文件也没有提及。在这份更为直接、坚实的史料基础上，本侦探认为诺德博士的“伪诏说”成立。

但诺德博士的另一个结论却令人疑窦丛生：兹事体大的一个图谋，若说只由徐广缙一人单独策划和执行，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诺德博士寻遍所有已出版的中国第一手资料，均未找到能令他进一步佐证其“伪诏说”的真凭实据。[10]然而，叶名琛的原始档案中却藏有关键文件。原来，除了两广总督徐广缙以外，当时任广东巡抚的叶名琛也曾上奏道光皇帝。叶名琛在奏折中强烈反对让英人进入广州城，认为英国包藏祸心，想挑拨离间官民之间的关系，从而颠覆广州政府。[11]叶、徐的奏折看来是同时于1849年4月14日送达北京的，因为当天所发的一道上谕，说已收到这两道奏折。该道上谕还将叶名琛的说法原文照录：“外患固属堪虞，内变尤为可虑。”更将叶名琛奏折的结论，换一个说法提出，变成新的指示：“以安民为抚夷之本”[12]。由此撤回了之前准许英国人“入城一游”的上谕。[13]这一道较早之前发出的上谕，是回应徐广缙更早之前报告他在2月17和18日与英国公使文翰爵士会面情况的奏折。[14]徐广缙在该奏折中，要求皇帝“指授权宜”[15]，以至诺德认为徐广缙已“计穷智尽”[16]。

现在叶名琛似乎提出一个让徐广缙和道光皇帝都能接受的方案，借以改变两人的想法。诺德博士的结论因而需做修正——那就是：并非徐广缙独断独行，而是有叶名琛这位同谋者。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教授及其高足詹姆士·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教授曾相继指出，徐广缙和叶名琛之所以决定采取强硬态度对付英国人，是因为1848年间，徐广缙一直从中国商人那里得到消息，指“英夷现与佛兰西构衅，各存戒心，几有不暇顾及贸易之势”，据此进而忖测英国不会冒险与中国开战。[17]但是，徐广缙所得到的大多数“情报都传到了北京”[18]，却仍然无法令道光皇帝帝下决心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徐、叶两人就更不可能这种做了，尤其是道光皇帝已经下谕准许英人进城一游。因此，魏斐德和波拉切克的结论同样不能成立。

关键是：叶名琛所建议的办法被道光皇帝采入上谕之中而变成指示。更重要的是，叶名琛所建议的、严拒英人进城的策略，在1849年反败为胜。从此以后，叶名琛已势成骑虎，不可能再改变立场了。结果，只能一直恪守着这一立场：严拒英人进城。

1849年的叶名琛，为什么要在这节骨眼上提出反对英人进城？并且是反对得如此坚决？道光皇帝在1849年3月11日之决定“暂准”英人进城后，似乎是因为担心广州会爆发严重民变。于是他在同一天发出第二道上谕，要求巡抚叶名琛及将军、副都统、水陆各提督慎密严防，务必处处周匝，不令多事，否则严行惩治负责官员、将领。[19]叶名琛非常清楚，如果让英国人进城，他就无法“不令多事”，因为暴乱必然会发生。退一步说，如果拒绝英国人进城，而英国人强闯，结果导致英国人与广州人之间爆发冲突，叶名琛等人仍然要负责任。但是，若侥幸地阻止了英国人进城，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于是叶名琛孤注一掷，决定阻止英国人进城。而叶名琛这个决定，正是那道提出要严惩广州大员的上谕，迫使叶名琛走投无路才作出的；自此以后更杜绝他与英国人妥协的路子，他必须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

此外，造成叶名琛其后坚不让步的原因，是他曾采取过的另外一项措施：他和徐广缙将1849年4月1日所发的、附有伪诏的照会，“印刷刊行于整个广州城”[20]。他们的意图很明显，竭力争取广州人的支持，团结一致抗拒英人进城。叶名琛这样做，确实是破釜沉舟之举，从此以后，他怎么还敢与广为传布的“谕旨”背道而驰？

而且，他坚不妥协的态度，又被其事后所获得的殊荣进一步巩固强化了。道光皇帝加封他为男爵：须知封爵是清朝历史上少有之事，一般只有战绩显赫的统兵大员，方有此典。叶名琛身为文臣，竟然也封爵，更是绝无仅有！全国各地的大员纷纷写恭维诗词给他道贺，广州人竖立牌楼纪念他的功勋。[21]如此这般，骑虎难下的叶名琛，还怎么可能在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准许英国人进城！

结果是：老羞成怒的英国当局，更加认为中国该打！加倍决意闯入广州城，最后用大炮轰开城门以至尸横遍野在所不惜！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矢志雄霸全球，容不得任何抵抗势力的存在。

[1]John J.Nolde，“The False Edict of 1849”，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20，no.3（1960），pp.229-315.

[2]道光帝谕旨，1849年3月11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页39b—41a。

[3]Nolde，“False Edict”，pp.229 and 312.

[4]即所谓“诛九族”。

[5]郦永庆：《关于道光二十九年的“伪诏”考析》，《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页100—106。

[6]茅海建：《关于广州反入城斗争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页43—70。

[7]此外，在英国的档案中有另一份译本，两者字眼不同但意思相似，见Xu to Bonham，1 April 1849，Parl.Papers 1857，v.12，p.237。这是由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Gutzlaff）所译，他当时受聘为文翰的正翻译官（译注：Chinese Secretary，这个职位后改称汉文正史）。

[8]本侦探把此件存入FO682/1982/17，Xu to Bonham，1 April 1849，并把徐广缙的照会做提要收进拙著《两次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史实和史料》（台北：“国史馆”，1998），页231—232。

[9]徐广缙奏折（1849年4月14日送达北京），《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页44a—b。

[10]Nolde，“False Edict”，p.312，n.88.他爬梳的史料包括《筹办夷务始末》《大清历朝实录》和《东华续录》。

[11]叶名琛奏折（1849年4月14日送达北京），FO931/810。旧参考号是FO682/112/3/19。见下注。

[12]致徐广缙、叶名琛等上谕，1849年4月14日，FO931/787。旧参考号是FO682/325/5。

[13]道光帝谕旨，1849年3月11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页39b—41a。

[14]致徐广缙、叶名琛等上谕，1849年4月14日，FO931/787。

[15]徐广缙奏折（1849年4月14日送达北京），《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页36b—38b。引自Nolde，“False Edict”，pp.308-309。

[16]Nolde，“False Edict”，pp.308.

[17]见Wakeman，Stranger at the Gate，p.103；Polachek，Inner Opium War，pp.252-253。

[18]Polachek，Inner Opium War，p.358，n.29，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页15a—16b、17b—19a、23a—24a，以及特别是页31a—32b。

[19]道光皇帝给广东巡抚叶名琛、将军穆特恩、副都统乌兰泰、水师提督洪名香、陆路提督祥麟的上谕，1849年3月11日，FO931/781。旧参考号是FO682/325/4/4。

[20]Bonham to Palmerston，23 April 1849，Parl.Papers 1857，v.12，pp.241-247，para.9.

[21]见拙著《两广总督叶名琛》，页168。

历史侦探揭秘：伪造圣旨震动龙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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