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抗英：揭秘官府仇外狂-历史侦探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承接上一章，本侦探查出1841年9月16日，即三元里事件发生后三个半月，广州府开考文童试，广州知府余保纯到场主考。[2]图8.1余保纯图8.2三元里抗英雕塑1844年5月，三元里事件后3年，英国驻广州领事发觉当地“民不畏官，而是官畏民”[3]。第一部分题为“在华被辱”。诺德博士将此批文件升华为“官府仇外”的概念来解释战争起因。该蓝皮书的第三部分收集了“亚罗”号事件发生以来的有关文献。

承接上一章，本侦探查出1841年9月16日，即三元里事件发生后三个半月，广州府开考文童试，广州知府余保纯到场主考。他甫一进入试场，文童立刻大哗，群呼：“我辈读圣贤书，皆知礼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1]还向他掷墨砚，将他赶出试场。最后余保纯只得托病去任。[2]

图8.1　余保纯

图8.2　三元里抗英雕塑

1844年5月，三元里事件后3年，英国驻广州领事发觉当地“民不畏官，而是官畏民”[3]。又过了不足2年，钦差大臣耆英在1846年1月13日贴出告示宣布允许英人进城，愤怒的民众马上把告示撕毁。有传言说新到任的广州知府刘浔的府第藏有“英夷”，知府随即受袭，府第被搜掠并烧毁。[4]民众认为：“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他们对知府的意见是：“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5]

官方虽然认为他们大逆不道，但却不能如此赤裸裸地对这些愤怒的广东民众说这样的话，反而要曲意赞扬他们，以免动乱加剧。两广总督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为平息民愤，低声下气共同为此前发出的告示道歉。[6]他们说：“若百姓均不愿英人进城，本阁部堂、部院何肯大拂民情，曲徇外国人所请。勿得各怀疑虑，竞相怨讟，致本阁部堂、部院一片苦心，无以共白于我绅民也。”[7]至于那位广州知府刘浔，又将如何处置？他们建议皇帝将他暂行撤任。[8]但再三思考后，又觉得暂行撤任要有个理由，所以匆匆于同日再发另一道奏折，解释说，如果让刘浔知府留任，粤民将更加敌视官府，难免有骚动之虞。[9]须知道：知府乃朝廷命官！尽管粤民如此挑战朝廷的权威，皇帝还是批准将刘浔知府暂行撤任[10]——天听自我民听！[11]

不料美国史学家约翰·诺德博士，却把如此万分复杂的广东民情与官民关系，用他自己发明的一个极端简单化的“广东官民仇外”的概念来解释。不单如此，他还雄心勃勃地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何爆发了。[12]

约翰·诺德博士赖以建构其高论的历史证据，大部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索的所谓“亚罗”号事件在1856年10月8日发生后，于1857年年初英国上下议院在辩论是否要发动该场对华战争时提交各议员阅览的文件，俗称蓝皮书。事缘英国执政党为了争取议院支持对华开战，搜集、裁剪并印刷大量有关原始文献，共639页。[13]侦探欲破案必须首先探求犯案人的动机：本侦探查出英国政府大费周章地搜集、裁剪并印刷该蓝皮书的动机是，为了说服议员们支持其发动对华战争，不在于查明真相！若诺德博士的动机是求真，他也应该认真地鉴定该蓝皮书内容是否可靠。

该蓝皮书分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在华被辱”。但细阅该批文献时，则发觉每一宗中英民众之间的摩擦而被英国商人夸大为“被辱”的案件，均已由战败国的中方忍气吞声地作出让英方满意的弥补，何来愤怒？更重要的是，所谓英人在华被辱的事件在1849年以后就差不多已经全部销声匿迹，距离战争爆发时的1856年年底，足足已有7年，两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14]该蓝皮书的第二部分是广东进城问题，尤其是1849年到战争爆发时之1856年的中英有关谈判。诺德博士将此批文件升华为“官府仇外”的概念来解释战争起因。[15]官民上下仇外，不言而喻的结论呼之欲出：“中国该打！”

按照诺德博士的逻辑说，英国政府因不得进入广州城便发动战争，那实在太小看英王陛下政府了！能够创建起日不落大英帝国的政治家，相信胸襟不会是诺德博士所暗示的那么狭隘。如果我们不认为该政府的胸襟这么狭隘，那么其发动战争恐怕自有其深谋远虑之处。该蓝皮书的第三部分收集了“亚罗”号事件发生以来的有关文献。像进城问题一样，很难令人相信英国政府会因为这种鸡毛蒜皮而大动干戈。第四部分与“亚罗”号的牌照有关，题为“船只在香港注册的有关文献”。第五部分亦与“亚罗”号有关，题为“干预在华走私的有关文献”。第六部分为“外交部与利物浦的东印度及中国商会的来往信件”。本侦探咬文嚼字地看了这一批又一批文献后，对于战争爆发的主因仍茫无头绪。换句话说，当时的英国政府是希望通过这大批文献，引导国会议员们以致世人相信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报复“在华被辱”“粤人仇外”“被拒入城”“‘亚罗’号上的英国国旗受辱”等等，虽然说服了诺德博士，却令本侦探坚信这个能横扫天下的盎格鲁·撒克逊政府是在欲盖弥彰。

其实，光是题为“在华被辱”的第一部分的欺骗伎俩，早已被英国下议院议员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看穿。他说，许多尊贵的议员是纯朴憨直的乡村士绅，光是看了这本厚得惊人的印刷品，就会情不自禁地惊呼：“天啊！这本厚达225页的书，全是关于我们在中国所受到的侮辱呢！”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觉得中国该打！这场仗非打不可，并且正得其时。

科布登以其洞若观火的眼光阅读该厚厚的印刷品，他发现了什么？说它们都是一些从1842至1846年间的书信中断章取义地摘录的段落：几起街头骚动；几宗乡村争执；一个英国人打猎时闯出狩猎范围以外，遭农民喝止；一个英国人打猎时，开枪将一个男孩射瞎。所谓“受辱”事件，如此而已。科布登认为，拿一本如此低水准的蓝皮书来声称中国该打，是侮辱议员们的智慧。[16]不料一百多年后的美国学者诺德博士，却奉为至宝。

更不堪的是，那些所谓“受辱”事件，全都是因英国商人挑衅所致，而蓝皮书却故意漏掉显示这些关键因素的书信。科布登引述一封故意未被编入的信，它是德庇时公使在1847年2月15日所写的：“……如果我方人员稍有节制，暴力事件和骚乱就不会发生。”德庇时补充说，海军少将科克伦、德庇时本人和英国领事都深感有必要坦率地说明英方理亏。而当时在广州的达圭勒（D'Aguila）少将所写的一封信，更足以佐证他们所言不虚。[17]德庇时公使的结论是：“我深信，一切全系于我们，态度和善一些，举止不要总是那么咄咄逼人，是保障我们免遭暴力和侮辱的最佳方法。”科布登接着写出了其他没有被载入蓝皮书的类似信件节录。[18]德庇时如此这般地毫不袒护英国商人在华的劣行，就难怪时至今天，英语世界的网民还在网络上攻击他，说当时居住在香港的英国商人都非常憎恨他，攻击的借口当然是顾左右而言他，说他施行苛捐杂税，最后强迫他提前离职。[19]

另一位议员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更指出，英国政府挑选这些书信背后的动机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煽动英国人的反华情绪。他说：“我真的不敢相信在‘在华受辱’这个玄之又玄的说法之上，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余地。”[20]

煽动反华情绪？在20世纪，高调反复重弹“中国人仇外”的泰山北斗正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在其与邓嗣禹先生合作编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中，矛头更直指孙中山，批评他“半唐不番”[21]，诞生在全中国率先煽动“爱国主义仇外情绪”[22]的珠江三角洲。

对帝国主义者来说，任何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的人，均是“仇外”的坏蛋。帝国主义者最爱受害者乖乖地当顺民，任由宰割而不吭一声。这就难怪，有些西方学者之如诺德博士，不遗余力地把中国人民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抵抗外来侵略的奋斗，歪曲成为“仇外”的铁证。[23]不单是“仇外”，而且是“仇外狂”[24]。诺德博士制作其高论的目标显而易见：隐喻地高呼“中国该打！”

准此，约翰·诺德博士绝非曲高和寡。无情的历史是：19世纪中叶英国以“在华被辱”为借口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今的现实是否会同样无情？

[1]Quoted by Wakeman，Strangers at the Gate，p.73.

[2]曹履泰奏折，1846年3月10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页13a—14b。

[3]Lay to Pottinger，Desp.8，1 May 1846，FO228/40.

[4]Qiying and Huang Entong to Davis，18 January 1846，FO682/1979/4a.

[5]《中西纪事》，卷13，页2、3。

[6]耆英、黄恩彤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告示，录自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之中英抗争》，页31。

[7]耆英、黄恩彤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告示，录自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之中英抗争》，页31。

[8]耆英、黄恩彤奏折（1846年2月26日寄达北京），《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页9a—10b。这是他们当天发出的第一道奏折。

[9]耆英、黄恩彤奏折（1846年2月26日寄达北京），《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页11a—12b。这是他们当天发出的第二道奏折。

[10]道光帝上谕，1846年2月26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页12b。

[11]非常讽刺的是，包令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常引用这句话。

[12]John J.Nolde，“Xenophobia in Canton，1842-1849”，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13，no.1（1975），pp.1-22.

[13]Parl.Papers1875，v.12，“China”.

[14]Malmedbury，26 February 1857，Hansard，3rd series，v.144，cols.1346-1347.

[15]Nolde，“Xenophobia in Canton”，p.1.

[16]Cobden，26 February 1857，Hansard，3rd series，v.144，col.1405.

[17]Ibid.，col.1406.

[18]Ibid.，col.1407.

[19]http：//en.w ikipedia.org/w iki/John_Francis_Davis，viewed on 10 June 2015.

[20]Gladstone，3 March 1857，Hansard，3rd series，v.144，col.1793.

[21]Ssu-yu Teng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New York：Atheneum，1963），p.223.

[22]Ssu-yu Teng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p.224.

[23]详见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

[24]John J.Nolde，“Xenophobia in Canton，1842 to 1849”，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13，no.1（1975），pp.1-22.

三元里抗英：揭秘官府仇外狂-历史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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