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抗英：揭秘仇外情绪传承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鸦片战争期间的1841年，在广州城以北的三元里，英军跟愤怒的三元里及附近乡民组成的团练爆发冲突。结果在1841年5月29日，大约有75名三元里附近的乡民群起袭击再度来犯的英兵。言下之意是，中国人在三元里事件中所呈现的“仇外狂”，导致他们迁怒于英国国旗，结果把它扯下来了。在乡郊地区，英军在三元里附近开棺及强暴妇女的丑闻，令乡民惶惶不可终日。曹履泰认为，三元里事件是粤民与地方官结为仇雠的根

鸦片战争期间的1841年，在广州城以北的三元里，英军跟愤怒的三元里及附近乡民组成的团练爆发冲突。本侦探查出村民的愤怒，似乎最初是由于英军占据广州城以北的炮台并勒索该城而激起的。尤有甚者：在中方缴付赎款之前，有些英国军官在三元里附近闲逛，忽发奇想，亟欲看看中国人如何保存其先人的遗体，因而开棺暴尸。另一些人则跟随其后开棺盗墓。[1]中国人对祖先的尊敬，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先人墓棺遭到如此亵渎糟蹋，自然引起民怨沸腾。

不久又有英兵在三元里附近强暴中国妇女。哪怕是现代妇女惨遭强暴，心灵所受到之创伤，已是痛不欲生。清朝的礼教森严，惨遭强暴的妇女一般会马上自杀以示贞忠。兹事体大，英国当局马上否认曾发生过英兵强奸中国妇女的事件。但8年后，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Sir John Davis，1795-1890）委婉地承认确有此事[2]，应为信史。强奸妇女！广州民众义愤填膺。结果在1841年5月29日，大约有75名三元里附近的乡民群起袭击再度来犯的英兵。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把一队由英国军官率领的印度兵淋成落汤鸡。英兵走进稻田，身陷泥泞，手上的火绳枪又被雨水淋湿，再也烧不响，由此被乡民打杀，1人致死，15人受伤。[3]

图7.1　牛栏岗战役绘画

图7.2　三元里人民抗英绘画

本侦探除了阅读文献以外，更有幸承中山大学历史系胡守为代主任悉心安排，先后在1979年12月和1980年12月由骆宝善先生与邱捷、周兴樑和桑兵等研究生陪同，参观过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馆内搜集和保存了相关文献，还有地图和模型显示战斗爆发的地点，并展出乡勇们使用过的武器。本侦探同时也造访了乡勇用作指挥部的三元古庙，以及战斗现场的牛栏岗。在此特致谢忱。

图7.3　三元古庙

图7.4　三元古庙

不料美国历史学者诺德（John J.Nolde）博士，把三元里村民之奋起还击侵略者的精神，称之为“仇外狂”（xenophobia）[4]，他采用了《牛津字典》（Oxford Dictionary）对“仇外狂”的定义曰：“对于外国人的病态性恐惧和厌恶。”[5]诺德博士的高见，让本侦探大吃一惊，因为三元里乡民并非与生俱来就患有恐惧和厌恶外国人的心理病，只是被英国军官所带领的英兵和印度兵压迫得忍无可忍时，才爆发的。况且在1841年后的中英关系中，类似三元里的事件再也没有重演，怎能把一次过发生的个案，说成是中国人普遍地存在着的“仇外狂”病态？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诺德博士声称中国人乃“仇外狂”的理论却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垂青。为什么？因为诺德博士成名的1975年，正是世界早已陷入冷战而几乎无法自拔之时。而虽然美国政府早已经深感不妙而暗中极力拉拢中国以对抗苏联，但应该是先知先觉的美国文化精英仍然沉醉于舆论上围堵中国而不遗余力。结果哪怕中国人并非“仇外狂”，美国的文人雅士诸如诺德博士，仍然力斥华夏是“仇外狂”，目的最为明显不过：他仍在隐喻地高喊“中国该打！”

诺德博士的结论是多年以来科研积累的成果，尽管他能够隐约地感觉到美国的政治气候已经起了变化，他也无法马上改变口风，否则他的博士论文就变成无的放矢了。结果诺德博士变本加厉地说，1841年三元里事件所引发的情绪，影响了以后广州的一系列事件，终于成为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言下之意是，中国人在三元里事件中所呈现的“仇外狂”，导致他们迁怒于英国国旗，结果把它扯下来了。我的天！诺德博士把1856年“亚罗”号那子虚乌有的所谓辱旗事件附会到遥远的1841年的乡民御侮三元里事件，严欠逻辑、学理和证据。但他继续含沙射影地说：中国人本来就有根深蒂固的“仇外狂”，所以肆意侮辱英国国旗。如此这般地砌词加罪，隐忍未发的一句话又一次呼之欲出：“中国该打！”

到目前为止，华夏精英似乎没有出面以正视听。而所谓“三元里精神”却从大为不利华夏的各方面发展：

第一，这种精神像野火一样燃烧到广东其他乡村，甚至省城。事缘广州城被英国大炮的阴影所笼罩，并被英国军官勒索，令广州民众丢尽了脸，现在“三元里精神”似乎扳回一城，由此强化了广州民众的抗英情绪。广州民众本来就不肯让英人进城，现在更加铁了心要把英人拒诸门外。在乡郊地区，英军在三元里附近开棺及强暴妇女的丑闻，令乡民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后来在1849年上任英国驻广州领事的包令博士（Dr.John Bow ring）也观察到，与广州市的民众相比，乡郊的农民和乡民在看到他时疑虑更大——妇孺一律赶紧逃跑，一面尖叫，一面找地方躲藏。[6]这种恐惧意味着，如果有外国人胆敢进入三元里一带或其他地区的村庄，无论是否他首先挑衅，都难免受袭。英国商人自然痛恨这种反抗和敌意。但正如德庇时公使也认识到的：“即使杀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都无助于令活下来的人与我们和解。”[7]冤冤相报何时了？结果当然是双方僵持不下：那本厚厚的、胪列了1842年后“在华受辱事件”的英国国会蓝皮书每一页证明了这一点。[8]外国人在这些村庄的“受辱”，无可避免地把广东当局卷入到了外交角力之中。另一方面，许多英国人却把这些“受辱”事件归咎于广州城门对他们紧闭，仍然漠视三元里御侮精神的起源。连篇累牍地关于广州城问题的通信，一直在自欺欺人。[9]

第二，1841年，终于驱散三元里乡勇的并非英军，而是广东当局；他们之后还支付英国人600万银元的赎城费。在叶名琛档案中有一份授权广州知府余保纯谈判赎城费用的文件[10]说明，赶到三元里驱散乡勇领袖（即乡绅）的，也正是余保纯本人。余保纯威胁这些乡绅说，如果他们的手下生事，就会严惩他们。于是乡绅悄悄溜走，剩下满心怒气的群众，也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散去。[11]广东当局一时的胜利却招致严重的反弹。之后，监察御史曹履泰巡视广东，博采舆论，搜集民情，发现当时粤人怨声载道，对广东政府极为愤恨。他们认为如非遭到地方官的弹压，三元里的乡勇就能够歼灭英兵，也就不用付出高昂的赎城费。闭塞可见！

而广东政府不放一枪一炮就支付赎城费，恰恰是激起民愤的另一重大原因，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赎城费所需，终于由赋税来填补。曹履泰认为，三元里事件是粤民与地方官结为仇雠的根源。[12]

第三，每次英国人要求进城，例如在1849年和1856年，广东士绅马上敌忾同仇，他们除了招募省城工人为雇佣兵以外，也召集周围乡村的其他士绅率领团练进城防守。因此，乡民守卫广州城，就像守护自己的村庄一样。广州民众和乡民都认为，广州古城象征着粤人的独立精神和尊严，无奈1841年的广府官员却屈服于英人的威胁，任其生杀予夺，令这种独立精神和尊严受到重大损害，他们痛心不已。总之，他们因外国人强行要进入广州城而萌生的敌意，完全是出于自卫，而且只有受到挑衅时才会显现。虽然广东人太过高估自己的长矛、弓箭等冷兵器的威力，低估英军的后膛枪和格林机枪的威力[13]，但应该看到他们确实珍惜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自主。

第四，为了强化这种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愿望，当时的中国文人，矢志在士人之间广泛传播所谓“三元里精神”，结果将三元里事件神化了。他们所采取的传播行动包括：把三元里团练领袖警告“怀恨在心”的英国人不要再来的公启，重新抄录，广为传播。这些加盐加醋的版本，与其说反映保卫乡里的村民的关注，不如说是这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过分地夸大民气的威力。还不止此，本来已被加盐加醋的所谓三元里公启，又转而衍生了大量文艺作品，包括通过士人之间的交往而流传于全国的动人诗词，以及传播至北京的民谣。一名士大夫甚至在私人通信中宣称，三元里的乡民包围了千余英军，杀死八九十人，英人受伤无数。[14]真是自欺欺人。“文人多大话”，确实是华夏文明的癌症，并将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本书其他章节对此癌症还有进一步分析。

[1]《广州府志》，卷81，页39a。这个中方记录得到英方资料所佐证。见J.Elliot 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London，Colburn，1842），v.1，pp.231-232；and D.McPherson，Two Years in China：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ill April 1842（London，Saunders and Otley，1842），p.148。

[2]见Davis to Palmerston，Desp.23，8 February 1848，FO17/140。

[3]见Frederick Wakeman，Stranger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p.17-19。关于三元里抗英的史实，包括伤亡人数多少，三元里乡勇的组织和性质等，茅海建教授都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见其《三元里抗英史实辨证》，《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页145—155。

[4]John J.Nolde，“Xenophobia in Canton，1842 to 1849”，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13，no.1（1975），pp.1-22.

[5]Ibid.，p.1，col.2.

[6]Bow ring to Palmerston，12 May 1849，Broadlands MSS，GC/BO/84.

[7]Davis to Palmerston，Desp.23，8 February 1848，FO17/140.

[8]Parl.Papers1857，v.12，pp.325-560.

[9]Ibid.，pp.1-283.

[10]FO682/912.钦差大臣给广州知府余保纯的一份文件，授权他商议广州城的赎城费，1841年5月27日。

[11]Wakeman，Strangers at the Gate，p.19.

[12]曹履泰奏折，1846年3月10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5，页13a—14b。

[13]持这种看法的不限于19世纪的广东人。见牟安世：《从鸦片战争看胜败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武器》，《人民日报》1965年10月11日。对于这个时代欧洲火力革命的介绍，见D.R.Headrich，The Tools 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ter 2。1996年11月本侦探造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很高兴终于读到茅海建所著的《天朝的崩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更喜见茅海建在其大作中合乎实际地评价了中、英两军的战力差距。

[14]波拉切克细心追溯、辨别和分析那些似乎是衍生自三元里告示的文献。见Polachek，Inner Opium War，pp.165-169。

三元里抗英：揭秘仇外情绪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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