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麦尊子爵的名字缩写是H.J.T.

2015年2月17日，蒙中国大陆某编辑发来其编辑过的拙稿，本侦探阅读之下，大吃一惊。原来该编辑把本侦探所言的伦敦《河滨杂志》（Strand Magazine），按照大陆惯例改为《滨海杂志》。

过去，无论台湾的学者在编辑《国父全集》，或大陆的学者在编辑《孙中山全集》时，遇到Strand Magazine这个名词时，查看字典，发觉Strand意指滨海，Magazine意指杂志，于是把Strand Magazine翻译为《滨海杂志》。

我的天！究竟Strand Magazine当中这个Strand字是什么玩意？本侦探几十年来频频飞伦敦实地调查时发现，Strand乃伦敦市中心一条哪怕是不太长但非常著名的通衢大道的名称。1890年底，该杂志创刊时，其总部就设在Strand附近的伯理街（Burleigh Street）。于是以Strand来命名自己的杂志，称之为Strand Magazine。1891年1月创刊号的封面就展示了Strand的街景，其中包括一块位于Strand与伯理街交界的路牌。

图6.1《河滨杂志》封面

而该条闹市中的通衢大道本来也没Strand这个名字，只缘该地是世界上著名的泰晤士河，流经伦敦市中心当中的一段河滨，慢慢成为集市[1]，于是大家就称它为河滨，并逐渐变成专有名词，甚至变成该段河滨的街名了。这段河滨，距离大海远呢！绝对不能称海滨。

图6.2　Strand的热闹街景

该杂志是月刊，面世后马上洛阳纸贵，原因之一是它填补当时市场上的两大需求：短篇小说及大众关心的议题。其中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是《福尔摩斯探案》（Sherlock Holmes short stories）；每月出版时，该杂志办公室门前就大排长龙，人们在等候购买。大众关心的议题则包括在中国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故11月孙中山抵达伦敦时，承恩师康德黎医生介绍，接受该杂志的采访。采访文章在翌年3月号刊登，题目是《我的回忆》（My Reminiscences）。[2]当时该杂志的销路是每月50万份，孙中山也因而名声大噪。《国父全集》和《孙中山全集》的编者们，正是为了编辑孙中山的大文《我的回忆》，才设法翻译该杂志的名称，结果闹出《滨海杂志》这个大笑话。

为何闹出这样的笑话？恐怕与中国传统读书人那种“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豪言壮语有关。结果手里拿一本英汉词典，就理直气壮地把Strand Magazine改名换姓为《滨海杂志》，中了广东话所说的“一本通书睇到老”。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史学界也大有人在，他们被讥笑为armchair historian（蹲在太师椅上的史学家）：既不做档案钻研，更不做实地调查，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令人忍俊不禁。其实，“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句谚语，源自老子在其《道德经》第47章中“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句，所指乃悟道，非普查。

关于《滨海杂志》这个笑话，差不多30年前本侦探在拙著《孙中山伦敦蒙难真相》中，已经解释过了，现在迫得再来一次解释，感慨万千。因为此事让本侦探联想起更为要命的另一宗“蹲在太师椅上的史学家”的案例。中国史学界总是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至今崇拜的偶像、鼎鼎大名的巴麦尊首相的英文名字接二连三地搞得一塌糊涂，让本侦探无地自容。须知巴麦尊子爵乃英国古今政要当中，与中国的命运有着最为密切关系的人物之一。在打鸦片战争（1839—1842）的时候，他是英国外相，力主攻打中国。战略部署，也是在他征询过头号鸦片贩子威廉·渣颠之后，一手缔造的。

图6.3　威廉·渣颠

英军打败清军而夺得香港岛后，巴麦尊又大叫港岛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荒岛而闻名遐迩。在打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的时候，他更是大英帝国的首相，同样是天天叫嚣着要攻打中国。中国的百年屈辱史上，频频出现他的名字。但是，中国史学界就连他的英文名字也不断地搞错，让人多么难堪！

首先出错的是，权威的齐思和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初版、1955年修订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三版），其中第六册页413“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执政表”中，就把巴麦尊的中英对照开列如下：外相巴麦尊子爵Lord Henry John Palmerston。

错在什么地方？且看1999年10月3日，本侦探写给《近代史研究》的总编辑曾业英先生的一封信，是怎样说的：

业英编审如面：

顷接《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内有拙文《英国对华“炮舰政策”剖析》，先睹为快。但读到第10页时，则大吃一惊，贵刊把我原文的Viscount Palmerston改为H.J.T.Palmerston。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绝对错误的。同时，又把我解释为什么对与错的注解刪掉了。

Palmerston（巴麦尊）是封号。Viscount（子爵）是爵阶。我称他为Viscount Palmerston（巴麦尊子爵），是对的。

若称他为H.J.T.Palmerston，就是错误地认为他姓Palmerston，同时误认H.J.T.是他名字的缩写。

H.J.T.代表什么？代表了Henry John Temple，代表了他的真实姓名：盖H.J.代表了他的名字Henry John，T代表了他的姓氏Temple。

因此，若称他为H.J.T.Palmerston，第一是改了他的姓（把Temple改为Palmerston）；第二是误把他的真实姓氏缩写作名；第三是把他的姓名与爵号混淆了。长期以来，国人误称他为H.J.T.Palmerston，我觉得是应该改正的时候了，所以特别设计了一个短注解释这件事情。

现在贵刊把错的代替了对的，又把我的注解刪掉，是加深了过去的错误，憾甚。从贵刊创刊开始，我就订阅。喜见贵刊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我出于爱护贵刊与贵刊读者的心情，写了这封信，相信贵刊会体会我的好意，并在贵刊下期将此信刊出，以正视听。敬颂

编安

黄宇和　谨上

1999年10月3日星期天

曾业英先生火速行动，在1999年11月出版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总第114期）的页284刊登更正启事曰：

更　正

本刊1999年第4期发表了黄宇和先生《英国对华“炮舰政策”剖析》一文，其中第10页倒数第8行原文为“巴麦尊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现误为“巴麦尊子爵（H.J.T.Palmerston）”，特此更正。

本刊编辑部

这样的一个更正启事，完全没有澄清错在哪里，结果贻害至今。君不见，时至2012年11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在页615同样把巴麦尊的名字、封号等搞混了，结果不伦不类地称巴麦尊为H.P.T.Lord Palmerston，真是一塌糊涂。须知该套教材乃中国教育部规定全国各大学必须采用的教科书！编写该教科书的专家，为何就不阅读一些英国人自己写的英文书？若这样，就会发觉英国的学者要么是专称他为Viscount Palmerston（巴麦尊子爵），要么就通称他为Lord Palmerston（巴麦尊勋爵）。

华夏精英当中“蹲在太师椅上的史学家”，涂鸦巴麦尊子爵的尊姓大名为H.P.T.Lord Palmerston，案情就比擅自把《河滨杂志》涂改为《滨海杂志》要严重得多了，因为这已经不是闹笑话而是侮辱别国的民族英雄了。华夏精英可知道，在世世代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心目中，无论是在英国本土的，或是老早已经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南非等地的英裔（见本书题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英以色列‘信仰’之谜”的一章），巴麦尊子爵是他们的民族英雄，因为他是19世纪中叶建立大英帝国的大功臣之一，又是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当中，群龙无首之际挺身而出的大无畏。华夏精英总是涂鸦他的名字，对英国人以至散居海外的英裔诸如80多岁的澳大利亚英裔资深学者哈利·盖尔伯讲座教授来说，是奇耻大辱。难怪他们借题发挥，厉声高叫“中国该打！”。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画家，把其笔下的领袖巴麦尊子爵美化得出神入化，比诸另一位盎格鲁·撒克逊画家之把叶名琛丑化得连英国记者也不忍直视！论者谓只有故意吃了生牛扒、生洋葱而借此产生无穷幻想的人，才会绘出如此脱离现实的速写，证明19世纪中叶的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家，已经深明软实力的重要性。[3]无奈当今的华夏文明的精英，仍然不断地涂鸦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精神领袖，给人以话柄，让别人不断隐喻地厉声高喊“中国该打”！奈何！奈何！

图6.4　巴麦尊子爵肖像（油画，oil on canvas by John Partridge，1850，cop ied from Julia Lovell，The Opium War，London：Picador，2011，Plate 18）

为免中国学术界继续以讹传讹，贻笑大方，更不要总是开罪另一个民族崇拜的英雄，本侦探迫得在此再一次正误。啰唆之处，敬请读者见谅。像恭亲王并不姓恭一样，巴麦尊并不姓巴，其理至明，为何中国学术界总是纠缠不清？千万别小看诸如此类的技术细节，因为错误的观感足以贻害大局，兹就巴麦尊子爵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关系，作为论述点进一步剖析“观感”（perception）这个问题。

1835年，怡和洋行两位合伙人之一的孖地臣，专程从广州返回英国，使尽浑身解数，动员一切能调动的力量[4]，劝说当时任外相的巴麦尊子爵攻打中国。攻打的理由主要是野蛮落后不堪的中国，竟然以天朝上国自居，频频侮辱大英帝国：例如在1834年羞辱英国政府的代表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1786-1834），害得他英年早逝；又向悬挂着英国国旗的英舰发炮；更利用广东十三行把在华英商限制得死死的。英国必须惩罚中国，以维护英国的国家尊严，并扩大对华贸易。巴麦尊外相问孖地臣，为何在穗英商总是与中国政府天天争吵不休？孖地臣回答说：“因为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得不到公义。”巴麦尊子爵反驳说：“啊，你与其他人一样，根本不懂公义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在想入非非，认为公义等同于获得你们想得到的一切。”[5]巴麦尊甚至赞扬中国的官方文书“最为公平公正，既大方又得体”。[6]孖地臣无功而退，返穗后借助其喉舌《广州纪事报》加倍鼓吹攻打中国。

随后在1839年1月，怡和洋行的另一位合伙人渣颠，离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广州，带着大批横财回到英国，近水楼台地不遗余力煽动英国上下攻打中国。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穗，雷厉风行禁烟，根本地动摇了英国在广州、在印度，甚至在英国本土千丝万缕的利益。渣颠趁势把其走私船长历年在中国沿海航行时所绘制的地图和测量图，连同其著名的《作战计划》（俗称Jardine Plan）[7]，呈外相巴麦尊子爵，马上获得接纳！

对于巴麦尊子爵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后起之秀陈松全博士有发人深省的解释。首先，他认为正是16及17世纪基督宗教耶稣会传教士曾把华夏描述成一个优越的文明，很多方面比当时的欧洲还进步。所以欧洲人普遍地对华存有仰慕之情。1835年8月的外相巴麦尊，仍然深受这种仰慕之情的影响，以致他婉谢了孖地臣对华开战的游说。[8]对此，本侦探深表同意。君不见，在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之中题为“英国报界的唇枪舌剑”的一章，就发觉《每日新闻报》仍然表达这种仰慕之情：“当战斧菲茨（Fitz Battleaxes）的祖先还是游牧部落时”，他们已经建立起帝国。在他们看来，想要平步青云，就非有高洁的德行不可。他们不理家世，用人唯才，重视正心诚意，这对于行政改革者来说，是政治美德的最高境界。他们很早就重视全民竞争考试，而且远较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和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更加热衷。[9]

其次，陈松全博士认为在穗英商的好战派诸如渣颠和孖地臣等人，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不断在其所创立、资助、主持及经常撰稿的《广州纪事报》，历数华夏的种种不是，骂华夏既野蛮落后又夜郎自大，天天压迫、羞辱远人。当然还有他们无休无止的私人及业务往来的通信。慢慢地营造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华夏极其负面的观感，盖《广州纪事报》畅销英商所到的亚洲各通商口岸，英国本土的报章也经常转载。终于改变了不少英国人——包括1839年的外相巴麦尊子爵——对华夏的观感。[10]本侦探对陈松全博士这解释也深表赞同。君不见，到了1857年年初，巴麦尊子爵对华夏的观感已经负面到在国会上下议院的辩论中，以及接下来的“中国大选”期间，天天破口大骂华夏精英叶名琛野蛮了！[11]君又不见，1835年孖地臣对华用兵的理由——对英国公使不恭，侮辱英国国旗，扩大中国市场——不足以打动巴麦尊子爵。1856年包令公使极为相同的对华用兵理由——拒绝包令进入广州城是对英国公使的不恭，所谓“亚罗”号辱旗事件，扩大中国市场，巴麦尊子爵全听进去了。

巴麦尊子爵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又一次说明了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卷一之中所强调的、观感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直接影响到一个人以至一个政府所作出的举足轻重的决定。在当今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某些精英隐喻地高声大喊“中国该打！”之际，华夏精英继续涂鸦巴麦尊子爵的名字，犹如火上加油。

[1]It was briefly part of a trading town called Lundenwic that developed around 600 AD-John Clark，London Archaeologist，Vol.9 No.2（Autumn 1999）.

[2]详见Sun Yat Sen，“My Rem iniscences”，The Strand Magazine（March 1912），pp.301-307。

[3]见本书题为“生牛排和生洋葱妙用无穷”的一章。

[4]孖地臣动员英国中北部的工商集团，参加其说服英国政府对华用兵的行列。又印制了不少宣传品，广为散发。详见Alain Le Pichon ed.，China Trade and Empire：Jardine，Matheson&Co.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1827-1843（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30。

[5]孖地臣与巴麦尊的对话，似乎官方没有记录。孖地臣从伦敦回到广州后，把两人见面的情况演绎为一场话剧。引文来自该话剧。孖地臣把该话剧刊登在《广州纪事报》。在该话剧中，孖地臣以“某广州居民，C.R.（Canton Resident）”的姿态出现。详见Canton Register，vol.9，no.21，24 May 1836。对话的日期大约是1839年8月1日，见Jardine Matheson Arch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y，JM，B1/10，f.18。

[6]孖地臣与巴麦尊的对话，似乎官方没有记录。孖地臣从伦敦回到广州后，把两人见面的情况演绎为一场话剧。引文来自该话剧。孖地臣把该话剧刊登在《广州纪事报》。在该话剧中，孖地臣以“某广州居民，C.R.（Canton Resident）”的姿态出现。详见Canton Register，vol.9，no.21，24 May 1836。对话的日期大约是1839年8月1日，见Jardine Matheson A rch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y，JM，B1/10，f.18。

[7]Jardine to Palmerston，26，27 October 1839，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FO 17/35.For Jardine's meeting with Palmerston，see Jardine Matheson Arch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B6/10，L2240 and 2251.

[8]Chen Song-Chuen，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British Know 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7），chapters 2，3，4，6.其实，耶稣会士与渣颠、孖地臣等人都如实地描述了他们亲身经历。耶稣会士所接触到的都是有学问有教养的文人雅士，渣颠、孖地臣等人天天怄气的是贩夫走卒及衙门差役，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9]资料来源同上注，2 January 1857。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1807—1886）和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1818—1887）所撰、题为《永久公务员制度的组织》（The Organisation of the Permanent Civil Service）（日期为1853年3月20日，载于Parl.Papers 1853，v.28，p.161）的报告，最终促使英国当局采用考试来招募公务员。这些考试旨在考核考生对于希腊、罗马经典和数学的知识，就像中国科举考试考核考生的儒家经典知识一样（分别见DNB，v.19，pp.1135-1136；及v.14，pp.639-644）。另参Oliver MacDonagh，Early Victorian Government，1830-1870（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77）。

[10]见其大作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chapter 6。

[11]见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