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英秘密武器揭秘

林则徐因销烟惹怒英国而被道光皇帝撤职后，英国还不罢休，决定发动战争。交战中，双方各自有什么犀利武器？本侦探查出，英国当时最秘密也是最犀利的武器是中国人称之为“鬼船”的“复仇女神”（HMS Nemesis）号军舰。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加拿大籍的英裔伦敦大学帝国史讲座教授（1949—1970）杰拉尔德·格雷厄姆（Gerald S.Graham，1903-1988）先生，则宣称中方的秘密武器是“笑脸虎”。

图5.1“复仇女神”号军舰

先谈英国的秘密武器“复仇女神”号。她是英国第一艘远洋汽轮军舰，用钢皮作外壳包装木船而成。1839年建造时，还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大胆尝试。她平底，吃水只有5英尺深，转动非常灵活，在浅水的河床作战最为理想。她同时装有两条活动的龙骨，能往下再伸展5英尺，让她能吃水总共10英尺，足够在大海航行了。她的舵也采取同样办法，在原来固定的舵上再加上一个活动的舵。浅水航行时，用固定的舵。大海航行时，再伸展出活动的舵。[1]她的动力来源除了水蒸汽轮外还有风帆（见图5.1），灵活自如。

1840年3月28日，“复仇女神”号在船长威廉·霍尔（Captain William Hall）的指挥下，离开母港、英国皇家海军总部朴次茅斯（Portsmouth）港。为了隐蔽她的行踪，官方编了一个故事，对外宣称她要驶往奥德萨（Odessa）。

1840年7月1日，“复仇女神”号却出现在非洲南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的角城（Capetown）。该地的桌湾（Table Bay），时值季候风强劲，所有帆船早避得远远的。“复仇女神”号却安然逆风驶进该海湾，把当地居民吓了一大跳。再从桌湾出发时，官方又声称她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当她到了锡兰（今名斯里兰卡）时，官方才宣布她要去远东攻打中国。

当时英国公使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麾下的兵舰正在珠江河口结集，得到了“复仇女神”号的增援，声威大振。“复仇女神”号也不负众望，在风平浪静、诸帆莫动的时刻，她却能开动汽轮把其他兵舰拖往战场[2]，琦善被打个措手不及，被逼答应割让香港岛。义律老实不客气，马上在1841年1月26日就挥兵占据当今香港特别行政区范围内的港岛。[3]翌日，义律乘坐“复仇女神”号逆流而上，到达本侦探的故乡莲花山上的莲花城，接受琦善的宴请。[4]

当本侦探第一次接触到这条有关莲花城的史料时，心里确实曾数度狐疑：这莲花城是否就是本侦探故乡番禺县（现改称广州市番禺区）莲花山上的那座莲花城？儿时在莲花山上放牛，经常在莲花山上的莲花城里捉迷藏，虽觉这小地方已残破不堪，但仍可见规模。后来本侦探于1977年重临旧地考察。1998年1月又为构思本章而再登莲花山实地考察，则文昌塔与莲花城均已恢复旧观，还有“清兵”把守，像模像样。

图5.2　番禺莲花山莲花城

图5.3　番禺莲花山莲花城旁的文昌塔

但本侦探过去也曾听乡耆说过，不单番禺有莲花山，“隔海”的东莞也有。后来本侦探有幸邀得广州市中山大学的专家骆宝善先生于1979年12月陪同到虎门及东莞其他地方考察，并未看到莲花山。骆先生说：即使东莞有同名之山也不在江边，更没有莲花城。反观番禺的莲花山，就在江边，属黄埔埠的外围。

本侦探仍不放心，2004年夏承广东省档案馆副馆长张平安先生带领；2008年12月19日又承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萧润君先生安排；2009年4月14日更蒙广东省友协帮助，多次前往东莞考察，都证明该地并无莲花城。故鉴定文件上所说的莲花城应该是本侦探故乡的那一座。说了这一大堆，目的是要分析和衡量上述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格雷厄姆讲座教授已盖棺的定论。

当琦善与义律对酒当歌之际，道光皇帝下令“痛剿逆夷”。[5]准此，格雷厄姆教授指责中方在“欢宴”英方的同时又筹划“痛剿”对方，于是严斥中国人是阴险奸诈的笑面虎[6]，该打！

窃以为格雷厄姆教授言重了，也实在无知：第一，道光皇帝与琦善不是同一个人，他们各做各的，事前也没向对方打招呼。第二，穗、京相隔那么远，在信息要靠驿马传递的时代，道光皇帝和琦善绝对无法知道对方在同一时间正在做什么。而且，这个时期从北京发往广州的上谕，哪怕驿马日夜奔跑，日行四百华里接力传递的话，最快也要21日方能到达目的地，相反也如是。君不见，林则徐在1839年4月12日发出的奏折，道光皇帝要到5月2日才收到并批下来。[7]第三，格雷厄姆教授如果愿意到北京和莲花城之间来回走走，更能亲身体验到在中国的空间观念，跟生活在英伦这个岛国里的空间观念，是完全不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理至明，钦差大臣琦善宴请义律当天，道光皇帝在紫禁城，琦善于远在天边的莲花城，天南地北，怎么能扯到一块？第四，即使假设道光皇帝、琦善都是笑面虎，他们能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吗？若不能，则怎能说中国人通通是阴险奸诈的笑面虎？

战火重开，“复仇女神”号再度发挥其威力，拖三带四般把大小兵舰领到广州周边登陆。到了1841年5月26日，广州城周围的炮台通通落入英军手里，炮口都倒转来对准广州城。[8]格雷厄姆教授欣喜地写道：“这族奸险狡诈、狂妄自大的人”[9]，马上就要受到“公正的惩罚，可谓罪有应得”[10]。他的第一句话，原文出自义律[11]，格雷厄姆教授不假思索地引用。据此又得出第二句话的结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拿不出证据来证明粤人狡诈狂妄，却拾帝国主义急先锋义律的涎沫来下结论，未免太过儿戏了！

义律挟兵临城下之威，威逼广州当局以600万西班牙银圆（约150万英镑）[12]赎城。[13]他向英军水陆将领解释他这一决定时说：“伤害这么富有的一座大城及其无辜的居民”，既罪恶又不划算。[14]据说各路英国官兵闻讯后极为不服，愤怒地[15]指斥区区赎款“万万弥补不了所受过的侮辱与伤害”[16]。结果，格雷厄姆教授又倒过头来认为义律的决定是绝对错误的[17]，并一口咬定其见识还不如一名来华服役不到三个月的士兵，甚至说枉费义律曾当了七年的英国驻华代表。[18]

官兵的情绪，值得深思，因为它是炮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当中的心理战。而炮舰政策是恃强凌弱的政策，所以炮舰政策的心理顺理成章是恃强凌弱的心理：不管有理无理，总之先下手为强地厉声高喊对方该打！否则炮舰政策就无所施其技。准此，虽然带兵的义律正在采用上兵伐谋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策略，而被带的官兵们仍然只会光是瞎着眼睛喊打喊杀，把自己的盲目无知暴露无遗，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但令人更为惊骇的是，见识应该比丘八高超何止百倍的伦敦大学帝国史讲座教授格雷厄姆先生，竟然拾官兵的余唾作为根据，批评义律“赎城”的问题上的判断大错特错！

官兵们为什么喊打喊杀？格雷厄姆教授说是曾在华受到侮辱和伤害，但作为本侦探同行的格雷厄姆始终没有具体地说出，当时英人在华曾受到什么侮辱、什么伤害、多大的侮辱以致非兵戎相见不可；而只是整天挂在口头喊得震天响。本侦探曾一度想过，格雷厄姆教授可能爬梳过19世纪30年代鼓吹鸦片战争不遗余力的鸦片私枭渣颠与其合伙人孖地臣等鹰派在其《广州纪事报》中的叫嚣[19]，因而受到他们天天抱怨在华受辱的申诉所影响。而他们之所以抱怨在华受辱之主要动机是要鼓吹英国政府对华用兵啊！但翻阅格雷厄姆教授大作的参考书目，《广州纪事报》阙如，却有英语的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20]）。该报为基督宗教传教士所办，与《广州纪事报》相辅相成，大家都认为在华受辱，大家要打开中国的大门，结果好战的取态彼此彼此。终于真相大白！格雷厄姆教授在俯拾鸦片战争时代在穗英商和传教士的牙慧。

格雷厄姆教授的科研既然有既定方针，就不难理解凡是适合他爱好的史料，例如义律诬蔑中国人“奸险狡诈”时[21]，他就高调采用义律的观点。不适合他需要的史料，例如义律改“屠城”为强迫中国人“赎城”的行动，他就谴责义律大错特错。[22]

从义律采用“不战而胜”的上策，可知他是有头脑的。从他一手向林则徐缴烟，另一手则在收到英国烟贩向他交烟时马上以英国国家代表的身份发出收据这一做法，更可知他深谋远虑。因为发出政府收据，表示英国政府接收了那批烟土。英国烟贩拿了收据便可以理直气壮地跟本国政府按法讨偿。英国政府不愿意平白损失，就会转逼中国政府赔偿。不赔就派“复仇女神”号等军舰到广州去揍他一顿兼讨个好价钱。如何调动刚开到东方来的官兵的积极性？干脆天天跟他们说英商在华不断遭到侮辱与伤害。

平时习惯了只会说“遵命！”的丘八，对其长官义律的洗脑深信不疑，毫不奇怪。应该是有头脑、习惯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格雷厄姆讲座教授，却拾义律替丘八洗脑所用的牙慧，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除非他是借义律之言，转过来向读者洗脑。

本侦探长期研究两次鸦片战争，遭到“侮辱和伤害”之类的控诉看多了，决心花点工夫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就连历史权威如马士也举不出实例，他的洋洋巨著里只有泛泛之词。[23]美国学者诺德（John Nolde）博士刻意要塑造一个“中国人历来病态般憎恶外人”的形象时，列举鸦片战争前150年来在中国发生过的所谓“仇外”事件共18桩；但本侦探发觉，在这18桩事件当中，要么是外国人的不法行径所引起，要么是外国人故意惹是生非所挑起，中国人往往都是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况下才被逼出手。[24]

这个发现，让本侦探觉得义律在没有大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天天闭上眼睛嚷着曾遭到“侮辱和伤害”，主要是一种宣传手段，既能借此让官兵们气鼓鼓地决心狠揍中国人，也可自我安慰说，并非无故欺负华夏：华夏被揍主要是因为经常侮辱和伤害在华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和传教士，咎由自取，活该！

自我安慰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坚称中国人“奸险狡诈，狂妄自大”。所谓狂妄自大，则当时义律以堂堂国家代表的身份而总是被迫要上“禀”衙门老爷和下接他们的“谕”，相信绝大部分的中国历史学家现在都已认识到，封建王朝时代的华夏以天朝上国自居，的确是狂妄自大。但是，当时大英帝国的臣民也不见得就谦虚到哪里。且听当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到了欧洲以外是怎样说的：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直译〕“你敢碰我？滚蛋！”〔意译〕）。[25]

至于奸险狡诈，如果以上述琦善宴请义律，道光皇帝同时下令进剿英军之类的事情作为依据，则实在冤枉，明眼人应该都能看出来。以义律的聪明，相信不会看不出来。若看出来还昧着良心说话，自有他的动机，他要说中国人那么“奸险狡诈”，该打！这正是炮舰政策所需要的自我安慰的心理基础：“不是我故意欺负他，只是他五行欠揍。”

以上种种均让本侦探怀疑，格雷厄姆教授谓英人在华受辱之说，是受了英国政府为了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特意编印的英国国会蓝皮书文件集《在华受辱事件》[26]的影响。若格雷厄姆教授像本侦探一样，详细分析、鉴定、比较、印证该集所收入的众多案例，就会像本侦探一样，得出如下的结论：查无实据。但格雷厄姆教授似乎并没有这样做，结果当然是严重地犯了“探而不思”的弊病。

真相是否如此？本侦探总觉得：格雷厄姆教授作为英国海军史的权威学者，地位尊贵，并非泛泛之辈。他的大作凝聚了他的毕生功力，在英语世界的影响既深且巨；他对于炮舰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机制应该了然于胸。为何他总是似乎不假思索就接受了在华受辱之说？为何他总是怪罪义律曾经轻而易举地让广州当局赎城？

若不单纯从学术逻辑角度，而是从“文明交战”的宏观视野审视格雷厄姆教授的高论，马上另有洞天。其实他在指责华夏文明总是羞辱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总是笑脸虎般欺骗、欺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如此，其政治目的正是要高呼华夏该打！怎么？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也有“历史为政治服务”这回事？当然有！君不信，且看近至2014年英国的教育部部长米高·戈夫（Michael Gove），借着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之际，大力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种种，可见一斑。[27]

格雷厄姆教授之谴责义律赎城之举，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格雷厄姆教授接着就写了下面这段来历不明、更似虚构的叙述：“成千上万的粤民，在江边和山上目睹英舰离开，一直退到虎门以外的外洋，便自以为孔武有力，战无不胜。看！英夷也给他们打败了。从此便种下以后粤民抗英的祸根。”[28]在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中却采取如此戏剧性的写法，无非是要用娱乐性的方式向广大西方人士传递一个信息：半野蛮的华夏竟然斗胆抵抗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教化，故其抗拒的意志必须彻底打垮！格雷厄姆教授之言，明显地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外相巴麦尊子爵[29]、19世纪下半叶“改造中国”者，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天才张”与“傅满楚”等的作者[30]，诬蔑中华民族的言论，是一脉相承的。目的都是隐喻地厉声高喊“中国该打！”。

[1]W.D.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1843（London，1844）.See also Gerald S.Graham，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1830-186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140.

[2]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47.

[3]Elliot to The Palmerston，Desp.5，Macao 21 January 1841，FO17/47.

[4]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50.

[5]Chinese Repositor y，v.10（February 1841），p.113.

[6]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50.

[7]Chang Hsin-pao，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72.Glenn Robinette has compared Chang's findings w ith those of Peter War Fay，Kuo Ping-chia，and John Slade，and has found them more or less in agreement w ith one another.See Robinette，How Lin Made Morphine，p.550.

[8]Elliot to Palmerston，Macao，8 June 1841，quoted in 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63.

[9]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63，n.36.

[10]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63.

[11]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63.

[12]每元西班牙银圆约值5先令（Parl.Papers 1840，v.37，pp.276-277），600万西班牙银圆折合150万英镑。

[13]Elliot to Gough，HMS Hyacinth，off Canton，27 May 1841，Adm.1/5506.

[14]Elliot to Gough，24 May 1841，FO17/48.

[15]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63.

[16]Senhouse to Elliot，28 May 1841，Adm.11/5506.

[17]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65.

[18]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66.

[19]见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

[20]旧译《澳门月报》，1832年在广州创刊，在鸦片战争期间一度搬到澳门及香港，1845年再移回广州。

[21]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63，n.36.

[22]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65.

[23]H.B.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3 vols.（Shanghai：Kelly and Sons，1912-1918）.中译本见马士著，张汇文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24]见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

[25]巴麦尊说过：“过去，罗马人只要说一句：我是罗马公民，就不会有人敢轻侮他。今天，英国的臣民也一样，无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可确信会得到英国关顾的目光和有力的臂膀保护，使他免遭任何不公和恶待。”Hansard，3rd series，v.62，cols.380-444，Lord Palmerston's speech，25 June 1850.引自Brewer's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London：Cassell，1963），p.207。然而，广州的英国商人滥用他们在关顾的目光保护下所享有的特权。

[26]Parl.Papers 1857，v.12，pp.325-560.

[27]详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当中题为“以史为鉴”的第二章。

[28]Graham，The China Station，p.165.

[29]见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

[30]见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