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真相揭秘，来自《历史侦探》的发现

2004年2月，80多岁的澳大利亚英裔资深学者哈利·盖尔伯（Harry G.Gelber）讲座教授[1]，出版了他的名著《鸦片、士兵与传教士：1840—1842英国与中国的战争及其后遗症》。[2]兹归纳他的研究心得如下：“从英国的政治角度看，1840—1842年那场与中国的战争，并非一场鸦片战争。”言下之意正是：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他继续写道：

它只是区区一些地方性的小摩擦。英国坚决反抗那腐朽透顶，却高高在上而又狂妄无知的中国，坚决维护英王的尊严，坚决保护英国男女的性命安全，坚决追偿被中国政府抢夺了的财物。没有任何一个伦敦人，也没有任何一个带兵攻打中国的军官，会认为该场战争与鸦片有任何关系。若中国人有本事控制鸦片走私，就让他们大显身手吧，英军绝对不会代劳。那场战争，打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却后患无穷，到了数十年后，传教士目睹中国的苦难，悲天悯人，竟错误地怪罪英国把鸦片强加给中国，由此改变了英美舆论。[3]

因此，盖尔伯讲座教授责无旁贷地以纠正此等所谓错误的舆论为己任。本侦探读后极为诧异，因为它大别于鄙人所读过的所有中外有关专著。大别的地方在于：过去哪怕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精英千方百计地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而辩护，但辩护的方式都是防守型的[4]；盖尔伯教授辩护的方式却是攻击型的。这种巨大变化，促使本侦探立志查明盖尔伯教授的立论方式，办法是逐句鉴定其微言大义。

其劈头第一句，手法就很高明。的确，当时大英帝国的领地遍布全球，在中国开辟的战场，只能称之为局部性战争，这是最为明显不过的事实。当读者接受这个明显的事实以后，盖尔伯教授之把局部性战争等同于这场战争并非鸦片战争的说法，也会先入为主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

他第二句话的前一段说：“英国坚决反抗那腐朽透顶，却高高在上而又狂妄无知的中国。”此言不但外国读者熟悉，中国读者也对当时清朝的腐朽及天朝上国的狂妄感到痛心疾首。英国反对这些现象，是合理的。接下来第二句话的中间一段，谓英国“坚决维护英王的尊严，坚决保护英国男女的性命安全”，也合情合理，哪一个政府不坚决维护自己国家元首的尊严，不坚决保护本国公民的性命安全？如此，待盖尔伯教授估计到已经取得读者信任以后，就在第二句话的后一段画龙点睛：“坚决追偿被中国政府抢夺了的财物。”表面上这句话也合情合理，哪国政府不竭力保护本国公民的财物？读者同样会由衷地支持。但问题在于，盖尔伯教授并没有告诉他的读者，这些财物具体是什么？

容本侦探指出，这些财物非比寻常，正是违禁的毒品鸦片烟！中国政府并非抢夺别国公民的一般财物，而是没收英国公民明知故犯所走私的鸦片。但是当今的普通外国读者不一定知道当时中国政府所没收的是违禁品，很容易误会是中国贪污腐败的官员蛮横无理地抢夺英国公民的一般财物。盖尔伯教授用字遣词的手法极其高明，他所用的英文字seize，既可理解为抢夺，也可理解为充公。一般不明历史细节的外国读者，会理解为抢夺，因为盖尔伯教授整句话是以“英国坚决反抗那腐朽透顶，却高高在上而又狂妄无知的中国”作为开端的。

他第三句话的前半段说“没有任何一个伦敦人〔会认为该场战争与鸦片有任何关系〕”。盖尔伯教授有所不知：在鸦片战争时期当然有不少伦敦人认为该场战争与鸦片有密切关系，但是现代人已经被诸如盖尔伯教授的高论蒙蔽住了，极少人知道当时英国有着非常强烈的反对鸦片贸易及鸦片战争的群体。详见下文。

盖尔伯教授第三句话的后半段说：“也没有任何一个带兵攻打中国的军官，会认为该场战争与鸦片有任何关系”，则官兵的天职是奉命打仗，绝对不容花半秒钟问“为什么？”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难怪深得读者信任。

至于他第四句话：“若中国人有本事控制鸦片走私，就让他们大显身手吧，英军绝对不会代劳。”当然，英军不是中国政府所雇佣的警察，自然不会为中国政府缉私。因此，这句话同样言之成理。关键是：盖尔伯既不是伦敦高层，也不是贩夫走卒，他是地位崇高的历史学与政治学讲座教授，天职是明辨是非，主持公道！

他最后一句话的前半段说：“那场战争，打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他在故技重演，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在让读者不断微微颔首之际，就说出误导性很强的最后一段话：“却后患无穷，到了数十年后，传教士目睹中国的苦难，悲天悯人，竟错误地怪罪英国把鸦片强加给中国，由此改变了英美舆论。”我的天！不待数十年后，也不光是传教士，其实在鸦片战争期间甚至之前，已经有英国贵族、传媒、大批正当商人、不少家庭主妇挺身而出，反对英国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了。详见下文。

盖伯尔教授这种瞒天过海的写法，对于一知半解的当今广大西方知识分子，非常见效。君不见，他这本书，在英国售70英镑，在美国卖107美元，仍然供不应求：初版连再版前后共5版（见表2.1倒数第二栏）。

表2.1　哈利·盖尔伯讲座教授的著作一览表[5]

（续表）

图2.1　哈利·盖尔伯讲座教授的专著《鸦片、士兵与传教士：1840—1842英国与中国的战争及其后遗症》封面书影

图2.2　哈利·盖尔伯讲座教授

书成之后，盖伯尔教授又环游世界到处演讲来广为散播他的高论。例如，2006年2月24日，他在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所做公开讲座，题目竟然是“那场并非‘鸦片战争’的所谓鸦片战争”[6]。容本侦探再次强调：英国出兵攻打中国的理由，正是要强迫中国政府赔偿所缴去英商的鸦片，为此而打的战争，怎能说它与鸦片无关？为了鸦片而发动的战争，怎能不称之为鸦片战争？听众当中的哈佛大学美国本土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若记得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著名法官约翰·埃德蒙（John Worth Edmonds，1799-1874）的话，肯定啼笑皆非。因为该法官曾说过：“现在英国政府竟然要求中国政府赔偿被充公了的东西。容我进言：这将是文明史上第一个案例（若非第一个案例，就让我们盼望它是最后一个案例），一个用大炮的炮口来提出赔偿走私犯的案例。”[7]

鸦片战争真的与鸦片无关？关系密切极了！如何密切？请看本书题为“太平天国的命运悬于一线——茶叶”的一章。

其实盖尔伯教授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本大作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华夏冤枉了高尚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该打！这种歪论，虽然满足了当今全球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当中不少人的好胜心理，但其实对于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清誉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埋没了哪怕是鸦片战争时代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当中真正高尚的品质。据本侦探考证，盖尔伯教授的论调基本上是捡拾鸦片战争时期当事人——19世纪30年代鼓吹鸦片战争不遗余力的鸦片私枭渣颠（William Jardine，1784-1843）与其合伙人孖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等鹰派在其《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中的叫嚣[8]，而完全忽视当时在穗哪怕同样是走私鸦片的英商坦诚的话，诸如下面刊登在《广州报》（Canton Press）的一段读者来函：“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庞大的走私集团？无论我们如何自欺欺人，也无法否认我们是走私犯——一名世界公民〔谨启〕”。[9]

在英国本土的反战声音更为嘹亮。1839年12月2日，伦敦的《晨报》把英国准备发动的对华战争谴责为“玷污了英国的尊严”。[10]1840年3月28日，《旁观者报》（Spectator）更评论说：“政府的御用文人在拼命地替对华战争涂脂抹粉，把一名黑得比黑炭还黑的非洲黑人涂成白人：加油吧！尽情地涂白吧！历史将把此场战争命名为‘鸦片战争’！”[11]结果在1840年4月7日，“鸦片战争”此词首次在英国国会的下议院辩论中出现了，那是英国战争大臣的发言，哪怕他的动机是要谴责某些“英国舆论竟然荒唐地认为英国政府之发动对华战争是为了扩大非法的鸦片贸易”。[12]翌日，议员格拉德斯通反驳说：“拟发动之战争，比我曾经听说过的或曾经获悉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使得本国蒙受更大的耻辱。”[13]结果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泰晤士报》在1840年4月25日和5月1日也用上“鸦片战争”这个名词。[14]

哈哈！原来最早——比中国人更早——把该场战争命名为“鸦片战争”者，竟然是与鸦片烟贩同样是浸润在基督宗教《圣经》之中、但是言行一致的英国人！还不止此，1840年4月24日，300多名伦敦市民自发地挤进伦敦大皇后街（Great Queen Street）的共济会堂（Freemasons’Hall），参加一个公众集会，当中不乏衣冠楚楚的女士。他们热烈讨论当时英国政府拟发动的对华战争。集会期间，他们排除了个别鹰派分子的各种干扰，终于以大多数通过决议：对于“本国为了支持英商把鸦片输往中国而对华开战”，由此而“玷污了本国道德和宗教的感情”，表示强烈不满。翌日，包括《泰晤士报》的伦敦各大报章都报道了集会过程和决议案[15]；而以《旁观者报》的评论最为激烈：“这场战争本身已经是罪大恶极；而战争的目标竟然是为了把鸦片强行加在三亿五千万中国人头上，更是滔天的罪恶”[16]。接下来的好几天，超过20份的英国地方报章纷纷转载！[17]

的确，当时确实有不少英国上下人士认为鸦片战争严重地玷污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尊严和基督宗教的崇高道德。[18]老夫向他们三鞠躬！让老夫更为感动的是，《南京条约》签署后，在英国工商界憧憬着从中国取得庞大经济收益而纷纷举杯庆贺之际，英国的和平协会（Peace Party）哀鸣曰：“将来的世世代代都无法洗脱这场罪恶的战争替大不列颠所带来的耻辱。”[19]《利兹时报》更严词谴责一致举杯庆祝的人说：“不！一致举杯庆祝成功地进行了大屠杀，成功地发动了一场罪恶的、百辞莫辩的战争；一致举杯祝贺海陆两军，在鸦片战争中，犯下了愧对国家民族的滔天罪行，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追求一个见不得光的目标。”[20]老夫读来感动得简直老泪纵横！

图2.3《广州纪事报》的头版

可惜对于这一切，盖尔伯教授就是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地情意独钟鸦片私枭渣颠与孖地臣等的叫嚣。准此，令本侦探心焦如焚的是：在鸦片战争时代，还有大批盎格鲁·撒克逊人强烈反对渣颠与孖地臣等攻打中国的叫嚣；但当今有多少盎格鲁·撒克逊人广泛地衷心欢迎像盖尔伯教授般的言论？

这种情况是否值得华夏反省？反省些什么？首先是贪污腐败：渣颠与孖地臣等鸦片私枭的主要活动是从印度偷运鸦片到集结在珠江河口名叫伶仃洋的趸船群，从趸船群散发到珠江上游内陆的正是汉人奸商之“快蟹”，而汉人奸商的“快蟹”之所以能顺利通过虎门要塞等重重关卡，正是官商勾结的后果。渣颠与孖地臣等鸦片私枭在中国沿海地带的走私规律也雷同。[21]鸦片私枭胆敢胡作非为，正是因为他们天天看到华夏无法无天，由此而断言中国不堪一击！鉴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文明交战，衷心祝愿当今中国反贪污腐败的努力取得重大成绩。此外，渣颠与孖地臣等人在《广州纪事报》中对华夏的其他批评，诸如以天朝上国自居、目中无人的狂妄态度，也恭请国人充分重视。至于其他必须反省的地方，随着本书逐个侦破各历史悬案之际，容本侦探娓娓道来。

[1]关于他的履历，见http：//bloomsbury.com/Harry-Gelber/authors/2636，2012年1月21日上网阅读。

[2]Harry G.Gelber，Opium，Soldiers and Evangelicals：England's1840-42 War with China，and Its Aftermath.London：Palgrave Macm illan，2004.

[3]见该书封底说明。

[4]见A.J.Sargent，A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Hosea Ballou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three volumes（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10-1918）；David Owen，British Opium Policy in India and Chin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D.C.M.Platt，Finance，Trade，and Politics：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15-1914（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eter Ward Fay，The Opium War，1840-1842：Barbarian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War by Which They Forced Her Gates Ajar（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Frederick Wakeman，Jr.，“The Canton Trade and the Opium War”，in John King Fairbank 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0，pt.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63-212。

[5]WorldCat，“Gelber，Harry Gregory”，http：//www.worldcat.org/wcidentities/lccn-n50-18267，viewed Tuesday 3 January 2012.

[6]“The‘Opium War'that Wasn't”，Harvard Crimson，http：//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06/2/23/the-opium-war-that-wasnt-one/.

[7]见John Worth Edmonds，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War between England and China：A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Newburgh Lyceum，11 December 1841（Newburgh：The Lyceum，1841），p.12。

[8]见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当中题为“中线追踪帝国主义发展——摧残国魂”内题为“摧残有形的国魂：火烧圆明园”的一节。

[9]Canton Press，vol.1，no.7，24 October 1835.

[10]Morning Post，2 December 1839.

[11]The Spectator，28 March 1840.

[12]见speech of the Secretary at War Thomas Macaulay（1800-1859）in the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War w ith China”，7 April 1840，Hansard，House of Commons，vol.53，col.716。

[13]William Gladstone's speech，8 April 1840，Hansard，House of Commons Debates，vol.53，cols.800-820.

[14]The Times，25 April 1840，and 1 May 1840.

[15]The Times，25 April 1840；Spectator，25 April 1840；Morning Chronicle，25 April 1840；Morning Post，25 April 1840.

[16]Spectator，25 April 1840.

[17]The Examiner，26 April 1840；Caledonian Mercury，27 April 1840；Dublin Evening Mail，27 April 1840；Taunton Courier，29 April 1840；London Standard，30 April 1840；Fife Herald，30 April 1840；Bradford Observer，30 April 1840；Bath Chronicle and Weekly Gazette，30 April 1840；Essex Standard，1 May 1840；Western Times，2 May 1840；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2 May 1840；Northern Star，2 May 1840；Bucks Herald，2 May 1840；Sheffield Independent，2 May 1840；Yorkshire Gazette，2 May 1840；Leeds Mercury，2 May 1840；Caledonian Mercury，2 May 1840；Leamington Spa Courier，2 May 1840；Birmingham Journal，2 May 1840；Carlisle Journal，2 May 1840；Westmorland Gazette，9 May 1840.

[18]后起之秀陈松全博士对当时英国的反战声音有极其优秀的阐述与分析，见其大作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British Know 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7），chapter 7。

[19]见Anon，“Chinese War”，The Advocate of Peace，vol.5，no.1 January，1843，p.8。

[20]见Leeds Times，25 February 1843。

[21]For Lintin opium and unofficial trade，see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pp.178-184，and Greenburg，British Trade，pp.49-50，112-113，136，and 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