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探秘历史真相

时人从何得知过往事？看书！——这么简单的道理也不懂？

写书的人又从何洞悉过往事？看前人的书。

前人又从何洞悉过往事？语塞。

难怪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2]据云太史公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公元前86年），用以补救图书不可尽信的办法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3]。即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核实写书的前人可有说谎，也借此增广见闻。在这个问题上，余英时先生音译为柯灵乌[4]的英国牛津大学史学名家罗宾·乔治·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教授[5]，也认为历史工作者科研的第一步，犹如侦探破案。[6]侦探要破案，却不到案发现场搜集证据，是不可思议的。科林伍德是西方历史学理论的鼻祖，司马迁则是华夏文明的太史公，可知古今中外的大师，皆强调侦探般的实地调查是不容或缺的治史方法。若不具备侦探般的行事方式、逻辑思维和实地调查的毅力，确实不配治史。

而且，治史的要求，比诸侦探更高。因为，若要侦破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所发生的历史悬案，比当代侦探当场破解当代的案件，要困难得多。君不见，司马迁的《史记》仍然从其他书籍中如实般转载了不少离奇怪诞、明显是虚构的故事。当代的中外史学著作也有类似的情况，本侦探在各种拙著中，尤其是最近的《三十岁前的孙中山》[7]和《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8]，就列举了不少例子。

为何如此？近世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890—1969）解释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难以哉。如何是好？解决办法是：治史“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9]

陈寅恪先生此言是经验谈，因为他本人就曾利用“神游冥想”的治史方法破解了不少今人目之为“可笑可怪”的历史悬案。例如他借此而对魏晋南北朝“宇文泰、苏绰不得不创立关陇文化本位政策之苦心孤诣”，喜获同情的理解；又例如，他能“论唐太宗对魏徵之所以恩礼不终”，“不得不斥责魏徵于已死之后”，也是他成功地“运用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治史的又一例”。[10]

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神游冥想”，正是西方史学界所强调的“历史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众多运用此法中的佼佼者、牛津大学前皇家近代史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休·崔姆—路普（Hugh Trevor-Roper，1914-2003）甚至说：没有想象力的人不配治史。[11]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A lbert Einstein，1879-1955）更说，逻辑可以把你从A带到B，而想象力则可以把你带去任何地方（Logic w ill get you from A to B.Imagination w ill take you everywhere）。[12]不是说想象优于逻辑：逻辑是证明真假的必要手段，但逻辑很难让人有所发明。若要发明，思想就必须有所飞跃。若要思想有所飞跃，就必须靠超人的想象力。想象所得是否可行，又必须靠逻辑及实践来证明，否则就变成想入非非了。

著名的上古历史学家郭沫若（1892—1978）先生，就是以超人的想象力而做出骄人的成绩。对于郭沫若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成就，余英时先生做过如下精辟的评价：“郭沫若以新诗人一变而为甲骨、金文的专家，大家都说他聪明绝顶。他的聪明自是不在话下。甲骨、金文在门外汉看来好像是一个一个字地辨认出来的，非日积月累不能为功。事实上治此学的人在具备了关于古史和古文字的基础知识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把初看毫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从而展示出全新的意义。”[13]

图1.1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

图1.2　陈寅恪

图1.3　休·崔姆—路普

且别说古代史研究，其实哪怕是当代探案，若侦探缺乏想象力，就很难在大量证据面前有效地推测、准确地锁定犯案的人。故本章取标题为“当不成侦探者不配治史”。

本侦探凛遵古今中外前贤的教导，上穷碧落下黄泉，环球飞行发掘原始档案的崭新资料，配以世界各大图书馆的藏书以便融会贯通前人智慧，同时竭尽所能进行实地调查，更在收集到的坚实史料基础上努力做“历史想象”，效应果然妙用无穷。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两广总督叶名琛时，推翻当时已经盖棺定论近一个世纪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之所谓“六不”总督顺口溜，侦破此百年冤案，为叶名琛平反了。[14]在80年代研究孙中山伦敦蒙难时，试图破解国人争论近百年的、孙中山是被绑架还是自投罗网这一悬案。碰巧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所著的《宋家王朝》在1986年出版了，罕有地畅销，它力斥孙中山愚蠢地跑到公使馆宣传革命，结果锒铛入狱。[15]本侦探凭着档案钻研、实地调查和历史想象，证实孙中山的确是被绑架进入公使馆的。[16]如此又为孙中山洗脱了“愚蠢到自投罗网”的冤屈。1998年出版的英文专著《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推翻当时雄踞西方学坛垂半个世纪的所谓“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理论，证明鸦片确实是促使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而并非“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这种笼统概念在作祟。[17]2005年出版的《中山先生与英国》，澄清所谓孙中山“联俄容共”（国民党语）或“联俄联共”（共产党语）的真相。[18]2011年出版的《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破解的悬案包括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曾引起法律诉讼以及政治风波的所谓“孙中山祖籍问题”。[19]2015年出版的《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更用这种实证结合历史想象的治史方法，探索学术界长期以来避而不谈的孙中山与基督宗教《圣经》的密切关系。[20]

在下一场可能发生的“文明交战”中，华夏文明的生存率有多高？

要生存，不但需要大量的知识，还急需大量的进化。如何方能进化？想象！爱因斯坦说：“想象比知识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则是无涯的，刺激着进步，人类的进化由此而诞生。”（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 ledge.For know ledge is lim ited，whereas imagination embraces the entire world，stimulating progress，giving birth to evolution.）[21]准此，反对想象、压制想象，就是压制进化。若华夏精英压制同胞进化，迫使其远远落后于其他民族时，则将来万一再度发生“文明交战”时，华夏文明将重蹈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的覆辙。[22]期待着本书能起到警世钟的作用，是所至祝。

从宏观再回归到微观：光从治史的方法看，如何从“想象”飞跃到“进步”？关键是在发掘坚实的史料之后，如何解读这些史料来重建历史。重建逼近真实的历史，才能以史为鉴，并借此达到经世致用之目标。如何重建历史？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们历来都有争议。就以中国史学界的后起之秀茅海建教授为例，他与房德邻及贾小叶两位教授的笔战，就很有意思。茅海建开宗明义地说：这场辩论“真是一件应该张开臂膀来欢迎的好事”。他殿后的一句话是，若其他“史林高手们果能新入，也必将绽放绚烂之花。历史学家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而是使人触摸到历史的真实”。[23]

年已古稀的本侦探深深地赞同此言。在重建历史的过程中，作者不可避免地沁入个人见解。但不用怕，因为哪怕沁入了作者更多个人见解的“史论”，则先贤陈寅恪先生有如下发人深思的高见：“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借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24]

此言与当今西方史学界的最新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今西方史学界强调历史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本身就是一件不断发展的事物，它应该是充满活力而不是冻结了的[25]，它是当今与过去的对话。[26]窃以为认真地与过去对话，本着求真的态度礼貌地与同侪辩论，以臻“道理愈辩愈明”的文明境界，正是“使人触摸到历史的真实”的最佳途径。

愿与读者诸君共勉之。

[1]有位挚友看了这个题目，认为可能用力过猛，会开罪不少人，故本侦探曾拟用“探案与治史”取代之。其后思考再三，仍深感清代乾嘉时期所养成的那种缺乏思想的纯考证，贻害匪浅，害得中国史学界几乎病入膏肓，如此下去，亡国灭种之日不远矣。详见本章下文及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沉疴必须用猛药，开罪某些顽固派也在所不惜。故本侦探一咬牙，决定保存“当不成侦探者不配治史”作为本章题目。

[2]《孟子·尽心下》。

[3]对于这句风行的话，经多人查证也找不到出处。某网友努力不懈的结果是查出西汉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在其《说苑》当中转述春秋时代的一个“秉烛夜读”的故事，曰：“惟平生有三愿：登万重山，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见https：//hk.know 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8083101469，2015年6月9日上网阅读。

[4]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载氏著：《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页167—222。

[5]他是牛津大学的形而上学教授（Professor of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6]Robin George 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1945；Oxford Paperbacks，1994）.

[7]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香港：中华书局，20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8]黄宇和：《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香港：中华书局，2014；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247。

[10]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126—131：其中页128、130、131。

[11]这是路普在牛津大学退休演说会上所说的话，可以说总结了他一生教研历史的经验。演讲全文刊Hugh Trevor-Roper，History and Imagin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

[12]它可能出自Autobiographical Notes in Albert Einstein：Philosopher-Scientist（translated and ed.Paul Arthur Schilpp，1949），或Ideas and Opinions（1954）和On Science and Religion（in Nature，1940）。Xn4 02：32，29 September 2007（UTC）.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Reference_desk/Archives/Humanities/2007_September_29。

[13]余英时：《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第10期（总第322期），页28—35，其中页29。

[14]John Y.Wong，Yeh Ming-ch'en：Viceroy of Liang-Kuang，1852-185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汉语增订本见《两广总督叶名琛》（北京：中华书局，198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5]“他认为他乔装得如此天衣无缝，他相信公使馆内没有任何人会认出他，他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公使馆，视该馆职员如无物……若无其事地，孙逸仙向该馆职员述说清朝如何不稳定。”Sterling Seagrave，The Soong Dynasty（New York：HarperPerennial，1986），p.80.

[16]John Y.Wong，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Sun Yatsen in London，1896-189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汉语增订本见《孙中山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7]John Y.Wong，Deadly Dreams：Opium，Imperialism，and the Arrow War（1856-1860）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8]见拙著《中山先生与英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

[19]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

[20]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

[21]Albert Einstein，On Cosmic Religion and Other Opinions and Aphorisms（1931；Dover Publications reprint，2009）.

[22]关于这一点，本侦探在行将出版的《文明交战》中，有进一步的论述。

[23]茅海建：《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覆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页91—107，回应《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2期连载的房德邻先生论文《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和第3期上刊出的贾小叶先生论文《也谈刘坤一、王文韶的两件电奏》。

[2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8。

[25]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Croom Helm，1984），p.90.

[26]Law rence W.Levine，Highbrow Lowbrow：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Hierarchy in Americ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