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中的三合一实践教学模式研究：问题源发及理论规定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据此，在对大学生消费观进行调查中，对于问题的这种“逻辑消解”从本质上乃是通过对相关概念的判断与推理所得到的，理论逻辑使得这种结论不再是经验性的，而是纯粹逻辑性的，因此，这种结论呈现出一定的“客观”效力。因此，通过对消费观问题的“逻辑消解”，对于调查者而言，他所证得的价值观事实上成为影响大学生消费观及其行为的本质因素，这一规定通过纯粹的逻辑概念被完整地构建起来，它所对应的正是一种完整的逻辑关系体系。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现实的时空中以具体的经验形式“打开”，这一重要的实践过程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与意义。基于此，从目的、内容、实现过程等诸多方面，思政实践调查与其他社会调查均形成了一定的区别。在一般的社会调查中，其主体目标往往在于对某种事实的揭示，相比较而言，思政实践调查则从根本属性上呈现为对思政理论本身的一种具体检验与应用。在这一基础之上，调查者通过实践调查将加深对思政理论的进一步领会与理解，由此强化理想信念，并将其进一步融入实际生活中，这一基本的意义与价值指向成为融贯在整体思政实践调查中的根本原则。

但在现实的调查过程中，调查者对思政实践调查的具体考察与分析往往还存在着一种偏差，这种偏差主要是由于对思政实践调查的宗旨、目的等存在误区所导致的。

在思政实践调查中，理论的构设与论证最终是指向实践验证与应用的，但如果将这种逻辑关联倒置或者收缩，则往往会出现一种意义的颠倒。在这种倒置或收缩中，调查者把实践调查的“重心”收缩在一种概念所指涉的意义与逻辑范畴，从而把实践调查的具体行为与操作淡化为一种外延的“附属部分”，这一过程正是在处理实践调查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种根本的“错位”。

在这种路线下，调查者在实践调查中，通过理论逻辑建构起了一种内在性的基础结构，这种基础结构使得调查的意义在实践调查的理论论证范畴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调查者把实践调查的理论构建予以过度扩张了，试图从理论逻辑上寻找并构设出一个内在完整而统一的逻辑理据，并把这一逻辑理据作为整体实践过程的本质构成而不是部分性的理论构成。

实践调查的这种错位与颠倒主要出现在调查者对调查主题的理论反思与论证环节。例如，在以大学生的消费观为主题的实践调查中，对于该主题的理论反思与论证，调查者所可能采取的一种“过度建构”或者“僭越”行为在于：调查者从这一主题的考察中，对问题实行了某种隐蔽性的逻辑“消解”，即，调查者在对大学生消费观进行问题考量中，偏向于把消费问题的主导原因通过理论性的逻辑论证提前归结出来，从而使得问题在实践调查正式展开之前即已失去疑问。

据此，在对大学生消费观进行调查中，对于问题的这种“逻辑消解”从本质上乃是通过对相关概念的判断与推理所得到的，理论逻辑使得这种结论不再是经验性的，而是纯粹逻辑性的，因此，这种结论呈现出一定的“客观”效力。

在对大学生的消费观进行调查中，调查者通过对消费观的主体考察，将消费观的主导原因归于消费者的精神需求，消费者正是在其精神需求下形成了某种消费趋向与消费行为的；而对这种精神需求的进一步考察，则又将消费者的价值观反映出来，后者由此成为大学生消费观的根本决定因素。由此，在一种逻辑概念的分析中，调查者对于大学生消费观已经形成了一种基本分析路径：消费现象（作为一种现实状况）——消费趋向与行为（作为消费现象的具体呈现）——精神需求（作为消费现象的激发因素）——价值观（作为消费现象的主导原因）。因此，通过对消费观问题的“逻辑消解”，对于调查者而言，他所证得的价值观事实上成为影响大学生消费观及其行为的本质因素，这一规定通过纯粹的逻辑概念被完整地构建起来，它所对应的正是一种完整的逻辑关系体系。

实践调查的整体过程通过以上思维的僭越、凝聚与整体收缩，由此形成了一种纯粹理论化的探究过程，调查的意义在这一范畴发生了根本性质变。调查者从逻辑的设定、推理以及结果的形成了一种闭合的“理性探究”。这种“先在性”的探究把实践活动中的对象、工具、社会环境从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多维立体环境中抽象为以概念的语言符号为基本特征的一维化平面构成，在这之中，属于事物的状态、功能、属性等多样性特征及其社会意义只是被抽取为一种普遍意义的指称。由此，沿着这种理论逻辑的路线，从概念的分析、推理与逻辑关联的考量中，于是就形成了思维范畴的客观运动。当这种思维的逻辑运动形成一个完整与统一的意义结构与整体时，从这里就建立起了一种理论探究的“逻辑客观事实”。

在实践调查的根本意义发生转变的情形下，当调查者以这种探究模式进行分析与判断时，“逻辑客观事实”作为从概念的推演所形成的思维运动，它在平面化的逻辑概念中被建立起来，从本质上它所关涉的是概念的内涵、结构与意义的关联与统一。因此，实践调查的本质已经转向于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操作”“思维探究”了，它使这一“思维操作”“思维探究”成为实践调查的“预先完成”之构成。

对于这种形而上的探究，路易斯·卡明斯对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他看来，这种形而上的探究之所以超越于实践行为，主要在于：首先，在感知所不能及的地方，这种探究能够建立起一种概念关系，并且它把概念作为感知的先验条件；其次，这种形而上的探究其端点联结着怀疑论，其目的不在于指认或者强化世界的虚无性，而是为了更进一步肯定理性的可靠性与坚实基础，由此，“一种必然趋向即在于追寻一种确定、完整与客观的理性研究”^[2]。但与此同时，卡明斯也意识到，从这种形而上的探究中还存在着必然的内在矛盾：“作为矛盾的两种需求，在观念中的完整性需求，它需要从一种整体角度进行考察，而另一种需求则要求从概念（内部）中建构理性体系，在这两种需求中，至少有一种是被理论所假定的，并且它必须从理论的外部来进行考察。”^[3]

卡明斯注意到，形而上的逻辑探究试图建立起一种确定、完整、客观的理论体系，但它只是从理性所设定的内部来完成这一工作，而把需要从外部（现实性）进行考察与检验的部分予以省略或者舍弃了，在这一点上它将无法达成其追求绝对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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