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生门》具体范式解读：艺术学魅力课堂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罗生门》又和其他描写日本武士的文学作品及电影相互关联，更脱离不了所有英勇战士和克敌制胜的故事类型。只不过在《罗生门》里，武士屈居下风，受到羞辱，而且据几个剧中人的讲法，他是被盗匪杀害而非自杀。《罗生门》中让真砂并没有呈现值得同情的形象。

1.以符号学观点诠释《罗生门》

符号学顾名思义是研究符号的学问。凡是用来取代或代表别的东西的，均可视为符号。符号学家对文本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作品如何传达其意义，因此他们观察的是电影中演员脸部的表情、灯光、配乐及叙事架构。

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是一位极为著名的叙事理论家，符号学家经常引用他的论点。他把文本中的角色功能归纳为一套基本类型，应用在《罗生门》一片上，可得出有趣的结果，表1就是一个简单的摘要。普洛普当初是分析了几百则俄罗斯的童话故事，而得出这些类型，但是对《罗生门》和许多其他故事均可适用。

表1　以普洛普理论分析《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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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的另外一个概念是法国结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提出来的，他将普洛普的理论进行修正，认为故事中人物的关系也能反映出意义，同时文本有时是经由隐而未现的反面烘托，来帮助读者了解其意义。这种分析法被称为“典范分析”（paradigmatic analysis），运用这个方法对《罗生门》的分析见表2。

符号学家认为，不同作品的文本往往彼此相互影响，这个概念被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就《罗生门》的例子而言，有一部1964年拍摄的美国片《愤怒》（The Outrage），就是以它为本所改编的。《罗生门》又和其他描写日本武士的文学作品及电影相互关联，更脱离不了所有英勇战士和克敌制胜的故事类型。只不过在《罗生门》里，武士屈居下风，受到羞辱，而且据几个剧中人的讲法，他是被盗匪杀害而非自杀。

表2　以典范理论分析《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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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心理分析观点诠释《罗生门》

本片中不乏暴力场面，真砂曾企图以匕首刺杀多襄丸，她又在丈夫面前被暴力强奸，从这里可以看出性冲动的力量因素，以及性与暴力之间的关系。片中整个事件的发生都起自多襄丸觊觎真砂的美色。这部电影中也有病态行为，即多襄丸故意在武弘面前强暴其妻。多襄丸自己说，他只想和真砂发生性关系，并不一定要置其夫于死地。但是他大可不必在其丈夫面前强暴真砂。

再运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id/ego/superego）类型来分析，多襄丸可以说是以“本我”为主的人，他是个强盗，从后面的剧情中，我们知道他杀人无数。他行事莽撞，无法控制自己，没有“超我”的部分。剧中三个主要人物似乎均欠缺成熟的自我，不过对这一点我们无从确定，因为他们口中所说的情形都相互冲突，而看起来立场中立的樵夫，却偷了真砂的匕首，又谎称不是他偷的，所以我们连他是不是说了实话，都没有把握。

在这部片子中，也看得到自我防卫机制（defense mechanisms），尤其是自圆其说，如何发挥作用。三个主要人物都在为自己辩护，否认自己有罪，出自他们口中的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情节，不见得是真正的实情。真砂说，她是因为武弘满怀憎恨和厌恶，气不过才对他下杀手。这个说法或许有投射（projection）作用在里面，即把本身的感觉会“投射”在他人身上。武弘则说，他是因为对妻子的行为感到痛苦悔恨才自杀的。

3.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诠释《罗生门》

若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部电影，重点就会放在每个角色的行为是由什么政治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剧中作奸犯科的多襄丸是一个不时搔痒和驱赶身上苍蝇的下层阶级恶棍，他和上等阶级的武士金泽武弘夫妻是对立的。武弘因为贪财，听信多襄丸说附近有宝剑，才落入他的陷阱。他对妻子被强暴和妻子拒斥他的反应，跟他身为武士的社会地位有关。

再说樵夫，他代表劳动阶级，是迫于生计才不得不窃取真砂的匕首。他还救了那个弃婴。反正他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再多一张嘴没有什么差别。从这个角度来看，樵夫倒成了剧中唯一真正的英雄人物。当罗生门寺外的风雨变小后，樵夫抱着婴儿离去，使孩子免于挨饿。

片中有婴儿被遗弃这个安排，代表对当时社会道德的强烈控诉，不过指责的对象不是遗弃孩子的母亲，因为她的确没有能力抚养自己的骨肉。这隐含的控诉是针对那些大权在握，却令百姓贫苦至此的人。

4.以女性主义观点诠释《罗生门》

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本片最重要的情节就是强暴。多襄丸见到真砂的美色便想占有她，而且如果可以不必杀害其夫，那是最好。此时真砂成为一个典型角色，即供男子发泄性欲的对象。强暴当然不止牵涉到性，还关系到宰制与屈服。因此当真砂想要用匕首杀了多襄丸时他反而变得更兴奋，因为他可以制服和强暴一个情绪激昂的女子。他对事情经过的说法，指真砂是自动投怀送抱，十分可疑。从其他人的叙述中，看不出有这种可能。

剧中各个男性角色对真砂的描述，也值得玩味。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我们看到她的形象包括：自愿与多襄丸发生性关系，因此不算是被强暴；由于丈夫的恨而一时失去理智，动手杀夫；要求多襄丸必须杀了武弘而使丈夫心碎；长于挑拨离间，虽受丈夫排斥（武弘说他不愿为她而战，而且爱马还多过妻子），却能够挑拨到让丈夫与多襄丸相斗。她等于是很多男性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综合体，而且不限于美国、日本，其他地方应该也一样。

剧中强暴与斗剑的景象，从画面上来看，均显现出这部片子的文本有极强烈的男性中心（phallocentric）意识；就连女主角使用的匕首也是一种阳具象征（phallic symbol），虽然后来她被多襄丸制服，丢下匕首，而多襄丸根本不必诉诸象征，就用实物上阵了。《罗生门》中让真砂并没有呈现值得同情的形象。第一种说法是，她受制于匪徒而屈服；第二种说法是她杀了丈夫；第三种说法是她伤透丈夫的心，害得他寻短见；第四种是她设法挑起丈夫与多襄丸为她决斗。最后她连想自杀都办不到。

这部电影反映出一种常见的倾向，即许多遭洗脑的女性和男性，往往责怪受强暴的被害者，认为她们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想要被强暴，而表现在行为上，才会惹火上身，借此为施暴的男性开脱责任。

5.以社会学观点诠释《罗生门》

社会学家在探讨个别文本时，主要着眼于如何把角色、地位、性别、权力、阶级、偏差、刻板印象、使用与满足，以及价值观等概念，套用在文本上（当然社会学家各有不同，研究的重心也相异，因此着眼点不尽一致）。他们也经常把几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例如讨论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剧中角色的价值观，或偏差人物的角色等等。此处以社会阶级这一项为主，兼及其他概念，做一简短说明。

《罗生门》讲的是有关一个偏差人物，一个盗匪的故事，讲他的性欲对他、对武士及武士之妻的生命，造成什么影响，并有一个樵夫无意中看到事情的经过。多襄丸在片中的形象仿佛野兽，总是不断地搔痒，拍赶苍蝇，并且（以有形及无形的方式）对来自更高社会阶级的一对夫妇施用暴力。他拥有野兽般的气力与狡诈，跟真砂的稳重自持形成强烈对比。要不是一阵风掀起她的面纱，多襄丸也看不到她的容颜。多襄丸毫不在乎传统习俗与价值观，没有办法克制欲望的冲动（中等阶级的教养却有这样的要求），也不理会行事行动会有什么后果，就决定要强暴她。

他的一丝道德感促使他打算尽量避免杀害武弘。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说法，一种他是真的杀了武弘，另外的说法则是真砂杀了武弘或武弘自杀。自杀是社会学家相当感兴趣的主题，虽然那是个人行为，却受到社会的制约，受个人所属的群体或所处的大环境有怎样的价值观所影响。

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罗生门》是一部充满暴力的电影，里面有强暴，有不少打斗，有谋杀或自杀，有偷窃，还有被遗弃的婴儿。由于剧情如此扑朔迷离，拍摄水准又如此之高，不免让人忘记了它暴力及否定道德的一面。在最后一幕中，观众已经知道，樵夫为养活家人而偷了真砂的匕首，但他抱起弃婴，让僧侣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这感人的结尾容易令人忘却剧中主要人物是多么暴力或不道德。

6.以伦理学观点诠释《罗生门》

道德学或伦理批判论（ethical criticism）的历史悠久。它分析的是文本中每个人物的思想与行为所反映出来的各种道德层面。《罗生门》引发的主要道德课题即“相对论”（relativism），因为剧中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致。如果照多襄丸的说法，他是受到极大的诱惑，那根本不是强暴。然而，强暴犯通常是不会自认有罪的，所以他提供的“证据”必须打折扣。

倘若把电影的情节拿到现实生活中来看，就会面临一个难题。人世间有各色人种，各有各的想法，其中有些可能与我们的想法相违背，但是能不能说，只有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是对的，别人的都不对？这种主张称为“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于是问题来了：有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标准？如果答案是有，有绝对的道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和信仰，那又应该如何来判定哪些是绝对的标准？

大部分人对剧中的暴力情节，反应都会很强烈，也会感到不舒服。对于剧中人各说各话，或许会觉得无所适从。不过所有这些感受会令人心生怀疑，有一种不信任感，认为真相永远无法得知，也不会信任别人的话，这两种态度会导致对道德的否定。

本片还引起另一个道德问题。樵夫为换取家人的粮食，偷走镶着珠宝的匕首，却谎称不是他偷的。这么做对吗？最后他抱走弃婴，或许对这个问题多少有所交代。可是又出现一个道德上的两难，只要目的对，可以不择手段吗？只要出发点是善意的，行为就是好的吗？还是目的与手段息息相关，不道德的手段会使目的也蒙羞？这些都是伦理学批评家会问的问题。显然要找出答案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伦理学家本身所接受的价值体系，会影响其批评的依据，而不同背景的伦理学家自然会有相异，甚至相反的价值观。

7.以神话、仪式、象征观点诠释《罗生门》

有些批评家关心的是文本中有关神话、仪式及象征的部分。当然他们在这些方面会与符号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有相同之处，批评的观点本来就常有重叠，而某些批评家本身就是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此，限于篇幅，仅举两个这方面的探讨主题为例。

多襄丸在许多方面可视为一个“恶棍人物”（villain character）。学者约瑟夫·亨德森（Joseph Henderson）说：“恶棍是指行为受物质欲望左右的人，他的精神状态就好像婴儿。除了满足基本的需要以外，没有任何人生目的。他残忍、多疑、冷酷。”根据这个定义，我们似乎确实可以在多襄丸的个性中找到恶棍的成分。

《罗生门》易于引起观众共鸣的原因在于其角色的象征性意义。这不只是四个人的故事，还是人类共通的故事，它指出了感情用事和虚伪矫饰可能产生的问题。剧中人物在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学派心理学家眼中，应称为原型（archetypes）角色，他们认为这些角色的行为会唤起观众的某种反应，那些反应与人类世代相传下来的潜意识有关。多襄丸就代表我们性格中阴暗的一面，是我们不断压抑的邪恶部分，可是凭直觉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因此在观看这部电影（或接触任何艺术作品）时，情绪会被它所牵动。

8.以美学观点诠释《罗生门》

美学分析的对象是文本中的美学要素，以电影为例，不外是灯光、音效、配乐、镜头的选择、剪接、跳接等制作技术，以及演员的演技等。比方说，如果有一场暴力景象是整部电影的精髓所在，那只计算片中总共有多少暴力画面，并不能真正了解这部影片。

《罗生门》里有不少著名的画面，像樵夫在林中奔跑，阳光透过树间，照射在樵夫的斧头上闪闪发光；还有多襄丸以“长吻”制服真砂，使她自愿（照多襄丸的说法）投怀送抱的一幕。这部电影的摄影非常高明，音效、配乐及演员风格独特的表演均属一流。美学批评家也可能对本片倒叙跳接的手法或是片断式的结构感兴趣。

除以上简单介绍的诠释法，其实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用。我们可以用传统的“文学批评”，探讨一个作品的情节、主题、基调等等；也可以从政治层面着手，探讨文本中的宰制与屈从关系。笔者想强调的是，研究大众传播的人不该忽略对文本的诠释，因为文本极其复杂，必须加以分析。

【注释】

[1]文军：《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罗伯特·金·默顿：《论理论社会学》，何凡兴，李卫红，王丽娟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95—96页。

[3]阿瑟·伯格（Asa Berger）：《大众传播理论精华》，董素兰，林佳蓉，叶蓉慧译，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0—55页。参见路春艳、张洪忠：《大众传播学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罗生门》具体范式解读：艺术学魅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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