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之最：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我们推想，汉武帝此举主要是扩展京城护卫领域的需要，即强化统治的需要，杨僕上书乞东关，正合汉武帝的心意，关故而东迁，这应该是函谷关东迁新安的真实原因。此关后人又称之为魏函谷关。按传统的历史说法，潼关不属于河内，因此，这36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坞壁与潼关无关。作为史学家的范晔应该看过《三国志》，也应该知道潼关。汉潼关城遗址以上是我们根据潼关地形地貌和有关史料的记载所做的推测。

潼关何时设关，因何而设关，隋唐以前的史书中没有确切的记载。

编纂于清康熙年间的《潼关卫志》这样记载：“汉武帝徙关（函谷关）新安，嗣建安，迁弘农（灵宝）衡山岭，又迁今（潼关）上南门外，隶华阴。”有人从这几句话便生硬地断言，潼关建于东汉建安元年（196）。先不说这几句话有没有历史依据，假如是建安年间，函谷关从新安县迁到今灵宝县的衡岭，又迁到潼关上南门，潼关建关也绝不可能是建安元年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最早记载潼关设关时间的史料是唐代杜佑所撰《通典》，其曰：“华阴故魏之阴晋。秦曰宁秦。汉曰华阴。武太后改曰仙掌。太华山在南。有潼关，左传所谓桃林塞也。本名冲关，河自龙门南流，冲激华山东，故以为名。（按：秦函谷关在汉弘农郡弘农县，即今陕郡灵宝县界）武帝元鼎三年，徙于新安县界。至后汉献帝初平二年，董卓挟帝西幸，出函谷关。自此以前，其关并在新安。其后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马超于潼关，即是中闲（间）徙于今所。国之巨防，不为细事，史官阙载，斯亦失之。”这段话很明显在于说明董卓胁汉献帝西幸时只有函谷关，而没有潼关，所以他才说“即是中闲（间）徙于今所”。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与唐代杜佑观点基本相同，其曰：“献帝初平二年，董卓胁帝西幸长安，出函谷关。是时关犹在新安。建安十六年，曹操破马超于潼关，潼关之名，始见于此。是时关已在华阴。盖中间所更置，而史不之载也。”顾祖禹也认为董卓胁帝西幸长安时只说出函谷关而未提到潼关，那就是当时没有潼关，所以他也认定潼关之建亦在初平二年至建安十六年之间。

我们认为这两位史学家关于潼关建关时间的确定有可商榷之处。一是他们认为有新安的函谷关，就没有潼关，不然为什么史书上记载董卓胁帝西幸长安时只说出函谷关而未提到潼关呢？这大概就是他们确定初平二年以前潼关未设的依据吧。二是建安十六年，曹操破马超于潼关，潼关之名，始见于此，所以据此推断潼关之设必在建安十六年以前与初平二年之间。首先我们认为史书在建安十六年以前未提到过潼关，并不能由此断定此前潼关未建，倘若以此作推想可也，而以此作断定就未免失之草率了。未见“潼关”之名的原因可能会有多种，譬如有关而尚未以“潼关”命名，或有关亦有名，只因当时未有布兵防守，或因当时守潼关者乃西凉兵马，属董卓麾下，当然过关非常顺畅，也无需史家去载，或史家记载阙失等等。“董卓出函谷关”必在史家记载之中，这是因为新安之函谷关乃护卫京城洛阳最重要的关隘，董卓准备迁都长安时，关东军已在周围陈列重兵，阻其胁帝西幸，所以离开洛阳西出函谷关实属不易，史家记之当在情理之中。凡此种种在于说明史家未载并不能证明没有。

《通典》还记载：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楼船将军杨僕数有大功，耻为关外人，上书乞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乃徙于新安”。这段话也需要点评几句，杨僕即使功劳盖世，汉武帝也绝不会因此而把一座煌煌巨关东移几百里，只是为了满足杨僕的需要，这大概不合情理。我们推想，汉武帝此举主要是扩展京城护卫领域的需要，即强化统治的需要，杨僕上书乞东关，正合汉武帝的心意，关故而东迁，这应该是函谷关东迁新安的真实原因。我们要尊重历代的史学家，但不能盲信他们的主观臆断。

《潼关卫志》所言，函谷关先迁回灵宝，再迁（函谷关仍有军事功能，迁之说不准确）到潼关上南门，显然与之前的史书记载不符。《通典》记载：“魏明帝景初元年（237），河南尹卢延请求将新安县的函谷关移于成皋崤下，而弘农太守杜恕则提议，东迁潼关至灵宝。”还记载：“正始元年（240），弘农太守孟康上言，移新安函谷关至灵宝，更号大崤关，又为金关。”弘农太守孟康于正始元年在曹操当年西征张鲁时所开的运粮道入口处建起了新的函谷关，后更号为大崤关，又为金关。这一具体位置《灵宝县志》有记载：“建安年间，曹操西征张鲁，曾在离秦函谷关5公里，位于灵宝市函谷关镇孟村、黄河岸边劈山开道，以行粮草，即当年的曹操运粮道。”此关后人又称之为魏函谷关。从史料记载看，函谷关从新安迁回（在军事功能方面）灵宝是正始元年（240），此时距离建安十六年（211）曹操马超战于潼关已经过去了29年，显而易见，函谷关由新安迁灵宝不在建安年间，潼关在建安年间所建也必然是靠不住了。

我们要尊重地方志的记载，但要知道，地方志书的编纂主要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它的主要依据还是各代正史，不能以地方志书的记载去否定正史的记载。

那么，潼关到底是什么时间建的，为何而建的，需要我们拨开历史迷雾，从中另找答案。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东汉安帝元初元年（114），由于羌人侵扰三辅并跨过黄河，进入河东地区，因此，朝廷派军队在河内通谷冲要修了36处坞壁，进行防守。按传统的历史说法，潼关不属于河内，因此，这36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坞壁与潼关无关。可能羌人进入河东，未必是进攻京都洛阳，但《后汉书·西羌传》为什么只说朝廷在河内通谷冲要防守，而没有说在黄河南岸的潼关一带防御呢？没有说未必就没有防御，应该是这条道上早有设防，而且设防的地点就在华阴东一带。

《后汉书》是南北朝时期的范晔编撰的，此时陈寿编撰的《三国志》早已问世。作为史学家的范晔应该看过《三国志》，也应该知道潼关。但是他在《后汉书》中没有一处提到潼关，也许那时（《后汉书》记载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它还不叫潼关，故而未提。潼关一带属于内地，不像边塞地区那样有常驻军队，所以我们猜想，潼关开始设防的时候并不叫关，它只是华阴东可据险防守的所在。因为它本身就很险要，可能也没有修筑什么军事设施。但如果从防御羌人的角度看，极有可能当时在麟趾原北端修了一堵墙的。这堵墙的遗迹现在还可以看到，北边有了这一堵墙，南边有天险禁沟，那就一夫当道，万夫莫开了。

汉潼关城遗址

以上是我们根据潼关地形地貌和有关史料的记载所做的推测。陕西师范大学艾冲教授也推测，在汉安帝永初三年（109），潼关最初是由大将军邓骘命令修筑的，其理由也是羌人侵扰三辅地区，威胁京都安全。东汉王朝建都洛阳，灵宝至潼关（当时未有“潼关”之名）一带是王畿之地的西大门。到了东汉中期，羌人起义突然打破了三辅之地（相当于今关中地区）的宁静。据史料记载，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东汉政府强征迁居金城（郡治今甘肃兰州）、陇西（郡治今甘肃陇西东南）和汉阳（郡治今甘肃甘谷东南）等郡羌人出征西域。这些羌人不愿意离乡远戍，行抵酒泉（郡治今属甘肃），纷纷逃散。各地郡县发兵邀击，并捣毁了沿途羌人所居庐帐。于是，羌人多惊走出塞，相聚起义。羌民起义声势浩大，迅即危及三辅地区，汉廷大为震惊，急召车骑将军邓骘从汉阳回京师，继而遣使于其归途中拜邓骘为大将军。大将军邓骘自汉阳郡返京途中，历汗、雍、鄙、京兆、郑、华阴等地。他经过华阴时专程寻访了潼关关西夫子杨震（“关西夫子”为后人所称），逗留了较长时间。当时，他先至其家乡寻访未遇，闻知他在湖县讲学授徒，于是逾潼水，登回溪坂（今潼关麟趾原），转向南赴杨震讲学之处——三鳣堂，与之会晤，辟为幕僚，偕至洛阳。后以茂才举荐杨震于朝廷。杨震授徒的讲堂，故址在今老潼关（港口镇）东南12公里处的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杨家行政村泉里村西侧。邓骘从华阴赴此地寻访杨震的过程中，得以实地察看了麟趾原的形势，他看到这块夹处在南山与黄河间的山原位处冲要，形势险峻，就策划在回溪之西、潼水之东的高阜上（今潼关陶家庄附近）创建一座军事要关，扼守交通喉襟。我们推测邓骘完全可能在这一段时间策划并修筑此关，这不仅因为此地形势险要，更重要的原因应是羌人已在西北部举行大规模的起义，并对三辅京都构成威胁，邓骘作为大将军、邓皇后之兄，朝廷的外戚大臣，考虑到朝廷的安危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于永初三年修建此关是完全可能的。艾冲在《潼关创建年代考辨》一文中也做了这样的推论和考证。

其后，羌人反叛朝廷的起义活动还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与官兵的战争主要发生在甘肃、宁夏、青海、四川等地，潼关一代战争很少，羌人起义也曾进入关中中部，甚至威胁河内，但因当时这里的关隘可能并没有命名为“潼关”，所以史书未见提及。其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没什么事与这里有关，史书上自然也没有提到。

据《后汉书·董卓列传》记载，献帝初平二年（191），董卓胁逼献帝入关后，曾让董越屯渑池，牛辅屯安邑，段煨屯守华阴，以阻挡关东军进入关中。段煨屯守华阴，所凭借的必然是潼关之险。这个时间，可能为了防关东军在麟趾原南段修了一堵墙，并设关门，大约就在西陶家庄南面东西走向的沟边（今亦有遗址）。自初平二年至建安十六年，其间20年，关东军并没有西来，这里没有战争，即就是“潼关”之名业已问世，史家不做记载也是可以理解的。

马超、韩遂是在得知曹操要进入关中的消息后，才把大军开到华阴，并在潼关进行防守的。也就在这个时候，潼关的军事防御设施可能才完全形成。西凉军有10万之众，为了强化防御，又在今城北村修筑了一堵墙，并设有关门。当时马超的军队还在东塬一带进行防守，这才有了马超看到曹操大军北渡，便追到黄河边，与其交战，并差点杀了曹操的故事。

汉潼关城墙遗迹

曹操与马超潼关之战后，马超跑到西凉去了，曹操乘胜追击，随后便派军队在潼关长期驻守，并开始灭蜀大业。所以，这时才有了潼关之称。诸葛亮得知曹操和马超大战的事，在《后出师表》（238）中曾说到曹操“殆死潼关”，可见大约在这场战争之后不久，潼关就很有名了。但就这么著名的一场战争，《后汉书》同样不说潼关，而说“曹操与韩遂、马超战于渭南”。也许范晔认为曹操就没有攻潼关，所以就不说潼关了。也许还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原因，范晔总是避开潼关不提。

西晋时期的陈寿写《三国志》时，他所参考的资料，也是之前有人写的一些资料，如王沈的《魏书》和吴人的《曹瞒传》等，同时，他也是三国后期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曹操和诸将的对话中说到潼关是在战后，所以，潼关的叫法很可能就是因为这场战争才诞生的。陈寿虽然没有明说，但很可能言外之意就是这样。而且，第一个称潼关的人可能就是曹操本人。古人的话需要仔细推敲，其中常含有某些深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潼关设关最初应为东汉安帝永初三年（109），修筑了汉潼关城北墙及关门，以防羌人，但未称之为潼关。其后到献帝初年（191），又修筑了汉潼关城两城之间的墙，以防关东军，仍未称之为潼关。建安十六年（221）因曹操与马超在此大战修了南墙及城门，并称之为潼关，关名很可能是曹操或者一个高人命名的。正是因为分期修筑了三道城墙的缘故，城中有城，所以汉潼关城后来也称之为双古城。

关于汉潼关的立关时间和立关的原因，我们只是根据艾冲教授的《潼关创建年代考辨》和有关史料，以及对潼关地形、地貌和历史遗迹的分析考证，作了符合逻辑的推断，也对古代有关史书的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辩。然而汉潼关的立关时间和立关的原因至今毕竟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在这里我们仅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求教于方家，共同探讨，以求得出大家都能信服的结论。

潼关之最：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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