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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战与傀儡政权的结合:国耻之战

【摘要】:[30]该《草案》表明:自1938年后,日本决定采取以持久战争与树立傀儡相结合的方针,即占领一地,树立一政权并使之合并成全国统一的傀儡政权,以便最后征服全中国。其目的是,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地区,首先成立省区伪政权,然后使之联合成“联省政府”。再进一步与华中、华南各地相继建立的政权联合成为全国的“新中央政府”。于3月26日在南京成立。该委员会的成立,实际上为汪精卫叛国投敌另组伪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础。

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广州、武汉会战后,经过了一年半时间的激战,日本侵略军已侵入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控制了大部分海岸线,并深入内地广大地区。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持不懈的顽强抵抗,使日本侵略者的迅速征服中国的企图破灭,不得不采取消极的持久战

早在近卫内阁发表不以蒋政权为对手声明后半月余,日本参谋本部拟定了1938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其一,政略指导:中国新兴政权以帝国军队勘定之地区为其领域,应以善政进行自治,在此首先实现睦邻共荣之理想。新兴政权应首先努力诱导蒋政权悔悟,使之与新政权合并。如不能达此目的,则采取施加压力,使之崩溃之方略。新兴政权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均应首先扩大其势力范围,帝国对此予以联系、调整,不使其相互对立。时机成熟时,根据彼等之自觉,作为中国自身问题,指导其自然实现合并。

其二,战略指导:第一期,对华消极持久战。在完成对华持久战的战略态势之同时,进行纯粹消极持久战之作战指导。”[30]该《草案》表明:自1938年后,日本决定采取以持久战争与树立傀儡相结合的方针,即占领一地,树立一政权并使之合并成全国统一的傀儡政权,以便最后征服全中国。

日军占领华北后,陆军省便提出:“扩大强化华北政权,并指导使之成为新生的中国中央政府,谋求在这一地区开发产业,促进贸易,恢复治安和安定,以使中国的新生由华北而波及全中国。”其目的是,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地区,首先成立省区伪政权,然后使之联合成“联省政府”。再进一步与华中、华南各地相继建立的政权联合成为全国的“新中央政府”。[31]后来,日本参谋部又拟定《建立华北新政权研究案》,提出了迅速成立华北傀儡政权,并使其成为“中国的真正中央政权”的主张。根据日本侵略者所设计的蓝图,于南京陷落的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4日,华北日军迫不及待地命令汉奸王克敏等人宣布建立伪“中华民国”。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声称:“逐步扩大和加强这个政权,使它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关于其所辖地区:要根据日军的进展而定。“目前大致定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与察哈尔省的一部”。[32]后来,随着日军占领区域的逐渐扩大,其统治区域也扩展至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四省及青岛市,并成立了省和县级的伪政权。这些伪政权都受日本所派的“顾问”控制。即:“日本军最高司令官中央顾问及其所用之辅佐官协力援助中华民国之行政、法制军事、治安及警务等事项;中华民国为推行及改善技术家、专门家之必要业务起见,所需专门技术官、教授、教官、教导官等,由日本军最高指挥官之推荐,任用或聘请日本人充任之。凡设有顾问的各委员会、各部、各省市之长官,如遇顾问担任事项中之重要事项,应对该顾问率直相谈后,再行办理”。[33]

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政府便酝酿建立华中伪政权。1938年1月,拟定了《华中政务指导方案》及《华中新政权建立方案》,将伪政权的名称定为“华中临时政府。”华中日军特务部于2月决定,于3月成立新政府,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首都设在南京。

由于华北的伪政权与华中的伪政权互争中央政府地位;为了调和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之间的矛盾,于3月24日,内阁会议制定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纲》及《谅解事项》。同意将华中政权定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但规定“华中新政权是一个地方政权成立的,将来仍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使其合并统一。”[34]于是,“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于3月26日在南京成立。

日本政府为了协调华北的临时政府与华中的维新政府两个伪政权的关系,又于7月,由五相会议制定了《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即:“尽快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蒙疆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然后“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他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35]根据这个方针,9月22日,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立,实际上为汪精卫叛国投敌另组伪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础。

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日本大本营对目前形势和今后的主攻方向作了如下判断:“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但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

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良好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

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蒋介石政权虽然已被压缩,但如对之放任,仍将成为严重祸根、招致后患。因此,为促使其崩溃,应适当进行各种工作,故尚须进行部分作战予以支援。”[36]

这里,日本设想了攻陷广州、武汉后的对华策略:一是从战略进攻为主向政略进攻为辅的转变,即巩固占领区,致力于所谓“新中国”的建设;二是为促使蒋政权的崩溃,将采取一打一拉,拉打结合的手段。

在大本营的上述对华策略的基础上,经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和内阁会议,最后于11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其主要内容如下:

“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理想下,作为友好邻邦互相合作,并以形成东亚和平轴心为共同目标。为此,决定基本事项如下:

(1)制定以互惠为基础之日满华一般合作,尤其睦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及经济合作之原则。

(2)在华北及蒙疆划定国防上及经济上(特别是资源之开发、利用)之日华紧密结合地带。

蒙疆地区,除前项外,为防共特应建立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

(3)在长江下游地域划定日华在经济上紧密结合地带。

(4)在华南沿海特定岛屿上确定特殊地位。

附件:关于调整日华新关系的重要项目

第一,关于睦邻友好之原则事项。日满华三国为互相尊重固有特性,融合一致,互相合作,确保东亚和平,实现睦邻友好,应在各方面采取连环互助促进友好之措施。

(1)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日本及满洲国尊重中国领土及主权,修复日满华三国新邦交。

(2)新中国之政权形式,应按分治原则进行施策;蒙疆应作为高度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根据既定方针应为特别行政区域。

第二,关于共同防卫之原则事项。日满华三国共同实行防共,并在维持共同治安方面互相合作。……”[37]从上述大本营的对华策略到御前会议决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的主旨来看,无论是军部还是政府都主张尽快扶植一个“新的中央政权”,以取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或将蒋政权置于伪中央政权之下。此后,日本便加紧树立全国性傀儡政府的活动,并积极物色甘心充当日本走狗的首脑人物。经过多方活动与考察,认为最适宜的对象是汪精卫等人。

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就派人到汉口诱降汪精卫,而“重光堂”的日汪代表会谈所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则标志汪精卫公开投敌的前奏。这两个文件规定了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主要内容,即:“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驻军中国,内蒙为防共特殊地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华经济提携”,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给予日本特殊方便。[38]“重光堂会谈”后一个月,即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逃至河内,决意投靠日本。日本当局得知汪精卫消息后,为诱使汪精卫早日出马,于12月22日,又发表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所谓第三次近卫声明:“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之国民政府,同时与中国同感忧虑并有卓见之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气势蓬勃而起,建设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与新生中国调整关系之总方针,以期彻底了解帝国之真义。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经济合作”。[39]

汪精卫立即对近卫声明作出积极反响,于29日发出“艳电”,表示接受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项条件,公开投靠日本。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活动,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宣布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下令通缉。中国共产党也发表了声讨汪精卫的声明。汪精卫叛国集团不仅不幡然悔悟,反而越走越远,竟于1939年12月,与日本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和《秘密谅解事项》等密约,其主要内容是:(1)承认“满洲国”;在华北和蒙疆设立“国防上和经济上”中日间的“密切合作之特殊地位”,在长江下游实现“经济上中日间的密切合作”,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实现“军事上的密切合作”;(2)自汪伪中央至各地政府均聘用日本顾问;(3)由日本教官训练伪军警,并供应武器;(4)给予日本开发、利用中国资源的便利,中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都由日本给以“援助”。[40]密约签订后,汪精卫与北平“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等人商定了汪伪中央政府的政纲、机构等等。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最后通过了汪伪政权的政纲、机构和人选。3月3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导演下的汪伪傀儡政权宣告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