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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德王建立蒙古军政府:莫忘国耻,日军对华侵略史

【摘要】:德王返回苏尼特右旗后,决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4日,德王在日本的支持下,于锡盟乌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抛出了“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和“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5月21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德王为总裁,掌握军政大权。

日本热河、察哈尔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也是通过建立傀儡政权来实现的。

早在关东军占领热河时,便着手推进内蒙独立活动。其目的在于“使多年被汉族压制的西部内蒙古民族投靠日满,并阻止与中国共产军及苏联外蒙古民族联系,并在确保‘满洲国’治安的同时,对外蒙采取怀柔政策,以利于我对苏的作战准备。”[42]基于这个目的,1933年8月,承德特务机关在西乌珠穆沁设立了分支机关,开始活动。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第一课长斋藤弥平太、第二课长喜多城一等人都是热衷于内蒙独立的主要人物。他们首先拉拢的对象是锡林郭勒盟长索特那木拉布坦(索王),而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也被列入视线。扶植的军队则是李守信的部队。李守信曾任投降关东军的蒙军骑兵旅长,后任伪满军中将。1933年4月,李守信按照关东军的旨意侵入与热河毗连的察哈尔地区,攻占多伦,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自治区”。李守信任行政长官兼军长。

此时,德王正向国民政府要求内蒙古高度自治,并与部分蒙古王公在百灵庙召开“自治”会议,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国民党政府恐日本插手,不得不同意成立“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为委员长,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和索特那木拉布坦(索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1934年4月,在百灵庙举行成立大会,因云王、索王年迈,实权落入德王之手。

德王早已通敌日本,且其所主张的“高度自治”与日本的“内蒙独立”企图相一致。因此,德王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勾结起来。1935年5月,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第一课长石本寅三、参谋田中隆吉等,在乌珠穆沁会见德王,表明支持德王的意向。德王也愿以关东军为靠山搞内蒙独立。于是在1935年11月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上,通过了“与日本合作复兴蒙古”的决议,决议文件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名义提交关东军。1935年12月,德王应日本关东军邀请,赴伪满首都新京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等商定,首先在内蒙西部制造“独立”局面,然后建立“蒙古国”。德王返回苏尼特右旗后,决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关东军“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此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43]12月,李守信伪蒙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蓝、正白、镶黄、太仆寺等八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便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察哈尔部的蒙古八旗为德王所控制。

1936年2月,德王在其王府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以号令其他各盟。4日,德王在日本的支持下,于锡盟乌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抛出了“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和“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5月21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德王为总裁,掌握军政大权。村谷彦治郎等人任军事、外交、财政和教育等方面的顾问。这样,德王成为日本的傀儡。随后,德王又遵照关东军的旨意,与冀东的殷汝耕缔结了“蒙冀协定”,与伪满洲国缔结了“蒙满协定”。三个傀儡政权勾结一起,共同充当日本侵华的忠实工具。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不久,日本陆军部立即制订了《对内蒙施策实施要领》,并向关东军发出指示。其内容是:“第一,方针:关东军对内蒙进行工作之范围,目前为锡盟、察盟、乌盟及阿尔善地区。目的为使中国政权之政令,实质上不能达到本地区。对绥远省南部(察哈尔附属之一正红旗、正黄旗、镶黄旗、镶兰旗、土默特旗及伊克昭盟)及宁夏方面之施策,鉴于与华北工作之关系,主要由中国驻屯军担任之。第二,纲要:一、关东军对内蒙军政府之指导,应依靠幕后及秘密工作,主要通过特务机关进行,并以最小限度之日人顾问团辅佐之。二、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以亲日满为基准,以建设蒙古人之蒙古为根本,但在汉人杂居地区,尊重其已得地位及利益。三、政权形式以盟旗为中心之蒙旗制为重点,施政不仅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排除划一主义,加强军政府,且须改善原地方蒙旗之地方政权,并注意掌握王侯庶民,努力抓住全地区之领导权。”[44]这里规定,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侵略分工,尤其要求关东军应以“幕后和特务工作”手段,掌握“蒙古军政府”的领导权。显然,所谓“独立”,就是附庸。

【注释】

[1](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日新闻社1975年版,第101页。

[2](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9页。

[3](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第788页。

[4](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490页。

[5](日)外务省情报部:《满洲事变及上海事件关系公表集》,1934年。

[6](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540页。

[7]同上,第515页。

[8]转引自(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3),《日中战争》(上),第37页。

[9](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516页。

[10]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纮、黄郭电,1933年5月23日。

[11]蒋介石致何应钦、黄绍纮、黄郭电,1933年5月24日。

[12]汪精卫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24日。

[13]泰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1),第649~650页。

[14]蒋介石致何庄钦、黄郛电,1933年5月30日。

[15]张蓬舟:《近五十年的中国与日本》第l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150页。

[16]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17]《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04~205页。

[18]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107~109页。

[19]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讯记录(1MTFE),文件3.147页。

[20](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店1982年版,第9页。

[21]同上,第12页。

[22]张蓬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l卷,第224页。

[23]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24]《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第284~286页。

[25]《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第284—286页。

[26]《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裁判记录》第1763--A号。

[27](日)《现代史资料》(8),第23页。

[28]《中报月刊》第4卷,第2号,第123页。

[29]古星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33页。

[30]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第56~57页。

[31]《日本历史》(28),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145页。

[32]《日本外交年表井主要文书》下卷,第102页。

[33](日)《现代史资料》(8),第449页。

[34]同上,第492页。

[35](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491页。

[36]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98~99页。

[37]龚右今、恽修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第173~17l页。

[38]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019~1020页。

[39]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20页。

[40]《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85页。

[41]《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72--273页。

[42]转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62页。

[43]《土肥原秘录》,中华局书1980年,中译本,第131页。

[44]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转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偏》(上),第265~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