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华侵略史及日本分割华北政策

2023-09-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塘沽协定》签订后，由于通往华北之路已打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欲望更加强烈。于是“大陆政策”的激进派，日本军部的各个分支，诸如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部，纷纷提出对华北的侵略政策。日本政府与军部为了统一意志，几经协商，终于确定了对华北方针的宗旨，即：“拒绝排日”、“削弱国民党势力”以达到与国民政府分离的目的。

早在1931年4月，日本策划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人物石原莞尔在《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中，便提出了必要时要进行关内作战的设想，而且强调占领地区“首先可以预定为华中以北”。^[16]11月，即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大部地区时，日本陆军部起草了《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其中关于“帝国军作战指导方针”中规定：“一，帝国军首先确实占领北满，同时应抓紧平定呼伦贝尔地方及辽西地方，以利今后作战。此外，应扫荡沿海州及华北方面敌军。……对向北满集中兵力及开始在华北作战，均应按照苏军集中情况与我输送力之关系，作出适当安排。”甚至在《大纲》的“指导要领”中竟然提出：“八，在平津方面，迅速增加中国驻屯军所需兵力（不少于一个混成旅团）固守天津；继之，向华北方面（平津及山东方面）派遣4个师团，迅速平定平津一带。根据情况，以后使之对南京军作战。”^[17]1932年1月，日本参谋部设想，在对华全面战争时，应从四个方面作战，即：满洲方面、华北与山东方面、长江方面和福建方面。1932年8月，石原莞尔在其《经略满蒙之我见》中又提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为日本所有，因此，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策。”^[18]1933年5月6日，参谋本部制定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并以次长名义指示上海武官及北平、天津特务机关和通报关东军。其内容要点是：（1）“依靠关东军之武力继续进行强压方针，并依靠与此相策应之对华北的施策，体现华北军政官宪真正屈服或导致其瓦解，迫使满华边境附近中国军撤退，确保该地区之安宁”；（2）“勿受华北、华中、华南形势波动或舆论所迷惑，坚决对长城沿线地区所有中国军，反复予以彻底打击”，而作为“此项之辅助手段之华北施策，仍继续进行”；（3）“于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分别进行促使其更加分立之施策”。这个方案表明：日本军部在处理华北问题上的基调，坚持诉诸武力的激进主义，与此同时，也提出了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诱降的所谓辅助手段，而最终目的则在于分离华北。

《塘沽协定》签订后，由于通往华北之路已打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欲望更加强烈。于是“大陆政策”的激进派，日本军部的各个分支，诸如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部，纷纷提出对华北的侵略政策。陆军省和参谋部于1933年7月6日，向日本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主要内容是：“（1）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运动，保持并延伸这一形势的发展。（2）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19]即，千方百计使华北特殊化。9月，日本海军提出了《海军对华处理方针》，其基本精神是使华北地区“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并“逐渐在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20]日本陆军又在10、11月提出《帝国国策》，竟要求在华北开辟“缓冲地带”，并“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21]“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党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22]

日本政府与军部在侵华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侵华步骤和方式上并不完全相同。军部一向主张以武力而快速地推进“大陆政策”，政府则较为稳健。本来，代表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对华的大体方针是：“第一，日本应遵照当时退出国联的方针，除满洲以外，严格禁止积极行动，以表示并无任何野心，特别应注意美国所注重的门户开放政策。第二，希望各国不要煽动中国不负责任地排日，也不要给予中国武器上或财政上的援助，以激化日中两国间的斗争。第三，要觉悟到日中两国正面临共产党的扰乱与灾祸。日本表示态度应慎重行动，以期避免各国对日本的非难，同时使各国彻底理解日本为安定东亚势力所处的当然地位。”^[23]表明外务省所强调的是：（1）日本侵占“满洲”有理；（2）为了避免国际干涉及中日两国人民的反对，暂时不应以武力侵占华北及其他地区，但并不排除政治等其他侵略手段，所谓“除满洲以外，严格禁止积极行动”，便是此意。

日本政府与军部为了统一意志，几经协商，终于确定了对华北方针的宗旨，即：“拒绝排日”、“削弱国民党势力”以达到与国民政府分离的目的。

日本的分离华北政策形成后，为了欺骗舆论，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于1934年4月1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竟发表如下谈话：“日本为了满洲事变和满洲问题，于去年3月，不得已通告退出了国际联盟。这是因为在维持东亚和平的根本意义上，日本和国际联盟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日本有决心完成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日本首先必须和友邦中国一同努力维持和平与秩序”。但是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日本则表示反对，即：“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斥政策”时；另一方面，各国“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如果助长这种形势时，终于将中国划定势力范围，开国际管理或者瓜分之端。这样不仅给中国带来莫大的不幸，并对东亚的安全，甚至对日本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24]天羽以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以及保持中国统一的美妙词句来掩饰其独占中国的真实意图。当这个声明遭到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揭露和谴责时，日本外务大臣竟然再次声称：“（一）日本不仅从未侵犯过中国的独立性和利益，也没有加以侵犯的意图，并且衷心希望中国的保持完整统一及繁荣。而中国的保持完整统一及繁荣，在原则上要靠中国本身的觉醒和努力。（二）日本没有侵犯第三国在中国的任何权益的意向。第三国善意地通过经济通商上的贸易关系接近中国，对中国是有利的，就日本来说，毋宁说是欢迎的。日本本来就支持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原则，并遵守有关中国的现行有效的各种条约及规定。（三）然而，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日本也顾及在东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对维持这方面的和平与秩序有密切的关心。因此，关于中国问题，如任何第三者不考虑以上情况，而利用中国来实行自己的本位政策，日本不能置之不理。”^[25]

就在天羽英二和广田弘毅一再声言“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以及保持中国的完整和统一”的同时，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于4月18日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机密文件。指出：“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26]12月，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又制定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提出对华北的基本方针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通达的局面，”同时“伸张我方权益和形成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不论华北政权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27]1935年1月，关东军在大连开会，在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主持下，决定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并坚持图谋“整个问题之解决”，而“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旁敲侧击办法，逐步前进。”^[28]

大连会议后，土肥原到青岛、上海、南京等地，遍访国民党要人，返回长春后提出报告。关东军遂于3月确定了对华北政策：（1）依据《塘沽协定》及附带协议事项伸张日本既得权益，引导华北政权绝对服从；（2）为使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即须迅速促进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29]8月，日本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在给侵华日军各参谋部长及驻华武官的文件中，再次强调，要以“反共”和“自治”的名义，在华北五省建立“同帝国有实质亲善关系”的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权。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日本军部首倡，并一再坚持的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政策，经过与日本政府反复磨合，至1935年夏季终于形成，而具有代表性的主张则是通过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的声明公开表达出来。1935年9月24日，多田骏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华北问题发表谈话。他公然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并宣布了三条要则：“（1）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2）华北经济圈独立，（3）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30]尽管多田骏的声明在报纸公开发表后，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国民政府的抗议，但于10月间，日本外相、陆相、海相却再度强调日本的分离华北政策，而且要“采用缓急得宜的办法，使中国方面调整与帝国及‘满洲国’的关系”。其作法是：第一，“使中方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第二，“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有效合作”；第三，“排除赤化威胁”。^[31]

多田骏的声明和日本外、陆、海三相的主张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分离华北的政策，它不仅要使华北在政治上实现“自治”，而且在军事上也要与日本“合作”，甚至在经济上要成为“独立”区。而这些方面的实现，要通过所谓“缓急得宜的办法”，即武装的侵略和和平渗透等途径、方式。

日本帝国主义在策划华北“自治”同时，也在密谋内蒙“独立”的对策。1933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制订了《暂行蒙古人指导要案》，其宗旨是使内蒙西部和外蒙“转向亲满亲日”，即：“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32]1933年10月，日本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又起草了《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松室孝良对于“蒙古国”的疆域，设计了两个方案：一是以长城以北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部为界；一是以包括上述疆界在内再增加长城内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北道、山西省雁门道为界。《意见》还建议“蒙古国”的建立应以三年为准备期，并且提出了《蒙古国国家组织大纲》，规定了“国号”、“元首”和“首都”等。^[33]1934年1月，日本陆军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七月十六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以后再根据形势的发展，“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进一步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规定了今后的方针是：“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地区，内蒙应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脱离中央而独立”。^[34]

日本帝国主义所策划的华北“自治”和内蒙“独立”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地区与国民政府分离而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和殖民地，然后以这些地区为前沿基地，继续扩大侵略，图谋对全中国的占领。

日军对华侵略史及日本分割华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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