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史-莫忘国耻

2023-09-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1日凌晨，关东军先遣部队向热河省东部南岭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攻势。5月3日，国民政府决定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并将此事通知日本，表示国民政府将通过黄郛“改善华北方面的中日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吞中国东北之后，首先把下一个占领的目标指向热河。其主要目的，在于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沿线为伪满洲国的边界线，并在长城以南划出一个非武装区，以扩大其占领范围，巩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并打通侵入华北之门。

早在1932年初日军占领锦州之后，便有立即进占热河的打算。但当时，由于日本忙于应付东北抗日义勇军，拼凑伪满洲国，以及对付国际联盟调查团，而暂时搁置。1932年下半年后，日本国内，犬养毅内阁加快了经济军事化，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向战争经济转化，出现了一批与军事工业、殖民地经营及军部势力紧密勾结的新财阀，而旧财阀的军事化倾向也大大加强。尤其是1932年5月，标志日本军部法西斯体制正式形成的斋藤实联合内阁的成立，使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的野心更加膨胀，并有了可能。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道义上支持中国，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两面态度：一方面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又希望日本反苏、反共。1933年1月，德国希特勒上台，建立了法西斯专政，标志战争策源地开始在欧洲形成。国际形势的变化又进一步助长了日本扩大侵华的气焰。在中国，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以及东北的抗日斗争的被镇压和作为扩大侵略的东北基地的形成，又给日本扩大侵略提供了可能。于是，关东军提出：可以“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了”。^[2]

日本曾拟订侵占热河的两种方式：一是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谋略为辅，武装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同时对华北进行策反工作；二是以谋略为主，争取不战而取华北不成的情况下，威胁平、津，逼迫中国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在长城以南建立非武装区，为进一步南犯打开道路。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便着手对当时统治热河的汤玉麟进行诱降工作。1932年4月，关东军在《对热河政策》中规定；“暂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3]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任命汤玉麟为伪参议府副议长。其后，关东军又以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平开会。汤玉麟派省政府公安管理处长张舜卿出席会议。会上日方提出三点要求；（1）汤玉麟要派代表长驻长春；（2）将铁路由北平延伸至承德；（3）日军在承德设无线电台。对此，汤玉麟表示拒绝。日本诱降不成，决定对热河发动武装进攻。

为了攻占热河，日本曾进行多方准备。正如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1932年7月21日，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所说：“占领热河迟早要进行”，“目前的方针是静观事态发展，秘密进行各种准备”。^[4]

一是鼓吹侵占热河“合法”论。以首相斋藤实为首的一些要员，一再声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满洲国的国境系万里长城”。“所谓热河问题，纯系满洲国之内部问题”，“其在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根据日满议定书规定，对满洲国领域内之治安，两国有共同维持之责任。”^[5]

二是扩军备战，频繁挑衅。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从“九·一八”事变前的1个师，增至6个师，4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1个飞行队，共约10万人；伪满军队扩编为14万人。这些军队在积极备战同时，不断寻衅，制造出兵借口。诸如，1932年7月，驻义县关东军借端攻打辽热边境的朝阳寺；日军飞机向平泉、凌源、承德一带散发传单。8月，关东军一度占领南岭车站，并派飞机在热河上空挑衅。等等。

1933年1月1日，经关东军驻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阴谋策划，在山海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一口咬定系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攻打山海关。关东军动用了飞机、军舰和重炮猛攻临榆县城。山海关事件是日军进攻热河的前奏。此后，日本连续发表声明，重弹热河省是伪满洲国的一部分老调，甚至宣称关东军要与伪满国军合作，共同“肃清”热河省内的中国军队。2月上旬，关东军制定了《热河经略计划》，并开始付诸实行。21日凌晨，关东军先遣部队向热河省东部南岭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攻势。随后，关东军的第6师团、第8师团，混成第14旅团和第33旅团，连同伪军分兵三路进犯热河，北路由通辽攻打开鲁，中路由义县攻打朝阳，南路由绥中攻打凌源，并相继占领该地。3月初占领承德，至此，热河省基本被日军所控制。

关东军在控制热河之后，立即向长城一线及其以南地区进攻。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到底的决心，希望日本早日息兵罢战。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通过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与英国公使蓝浦森联系，要求英国出面调停。与此同时，蒋介石起用亲日分子黄郛等人，在上海与日本陆军助理武官根本博接触。5月3日，国民政府决定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并将此事通知日本，表示国民政府将通过黄郛“改善华北方面的中日关系。”^[6]但此时，日本却制订了《北支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其主要内容是：（1）“以关东军继续使用武力，加强压制为基调，……坚持在沿长城地区反复打击中国军队”；（2）以策动内变“作为辅助手段”，并“采取措施，加强促进华北、华中和华南各方面的分立倾向”；（3）如中国要求停战，其军队须“大体上后退至宣化、顺义、三河、玉田、滦县、乐亭一线以南及以西，”并须“作出确实保证”。^[7]基于该方案，自5月7日起，关东军沿长城各处猛攻中国军队阵地。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发表声明：“如果中国军队幡然悔悟，放弃从来的挑战态度，从国境线远远后撤，则本军有意退回长城线，从事维持满洲国内治安之本务。若中国军队仍不改变态度，则本军亦不得不继续作战。”^[8]两天后，关东军下令第6师团、第8师团继续南进，其目的是“以作战上最有力的态度进入谈判”。与此同时，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的方针，并规定了停战谈判的条件、地点和对手等内容。^[9]18日，又下达了《指导华北方面停战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的当事人，并规定了日军进攻范围和中国军队的撤退线。5月22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根据东京的指示，电告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永津佐比重，可与中国方面商讨停战问题。其停战条件是：（1）中国军队从速撤至延庆、顺义；宝坻、宁河、芦台线之西、之南，此后不得越线前进，（2）中国军队按规定路线撤退，日军并不追击；（3）日军确认第一项业已实行，便自动退至长城线。23日，黄郛完全接受了日方代表日本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在与其会谈时所提有关停战的四项条件和三步停战办法。四项条件内容除上述三项外，又增加了“今后不准有一切之挑战行为”及阵前求和等内容。三步办法是：（1）中国派军使到密云日军司令部申请停战；（2）签订停战备忘录；（3）正式签订停战协定。23日，何应钦、张群等决定按日方要求，先派人前往密云商讨停战事宜。同时将日方所提条件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立即回电称：“弟决同负责，请坚决进行为要”。^[10]24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回电谓：“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唯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11]与此同时，南京国防会议也决定：“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须经中央核准。”^[12]

5月25日，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8师司令部请求停战。关东军第8师师长令徐签订请求停战《觉书》，其内容为：（1）同意停战申请；（2）中国军队应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以西、以南之线，此后不再越过该线，亦不得有挑战之行为；（3）日军为认识对方诚意，得随时派遣飞机及必要人员，视察中国军之撤退情况，中国应以保护及便利；（4）上列各款确立后，由关东军司令与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各派全权代表在北宁路某一点会合，提出正式委任状，经相互承认订立停战协定；（5）迄至成文协定成立，以中国军不挑战为限，日军不向中国军撤退线追击。^[13]徐燕谋在文件上签了字。何应钦、黄郛等人根据徐燕谋的报告，决定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为正式代表与日本谈判。随后，黄绍纮赴庐山面见蒋介石说明一切。蒋介石电告何应钦，表示：“季宽（黄绍纮）兄昨夜复赶到牯岭，面报兄等之孤诣苦心，众意均已谅解”。^[14]何应钦、黄郛电蒋介石，报告与日方商妥内容，蒋介石表示“欣慰”，让何应钦，黄郛“照常办理，放手进行。”

5月3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后，日方首席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强调该草案所提内容，“一字不易”，甚至要求中国代表在一个半小时内作出同意与否的答复。中国代表熊斌对此以书面形式提出四点意见，即：（1）为恢复远东和平，改善中、日两国之关系，商讨停战协定，互以至诚相晤，互相谅解，共同排除前途之障碍，冀能达成所共同之目的；（2）中国军队已退回约定之线，再向后撤以表示中国军之诚意，今后在尽可能之范围内，互相避免中日双方之冲突；（3）希望贵国军了解上述事实，为表示诚意起见，尽早恢复战区之原状，以奠定和平之基础；（4）贵国军基于以上之了解，敝军以后在该区域内，如发现妨碍治安之武装组织，必须由中国军予以处理时，希望贵军勿因此而起误会。^[15]冈村宁次竟然蛮横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后再行商议。中国代表被迫“一字不易”地在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就是《塘沽停战协定》。其主要条文如下：

1.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2.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以行观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

3.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5.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国方面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　熊斌

日本方面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　冈村宁次

《塘沽协定》形式上是中日两国特定地区的军事领导人所委派的代表所签订的，但其实际效力与两国政府间的协定是相同的。其所列各项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并不亚于“二十一条”。诸如：第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从此条规定之线后退，“不得超过该线前进”，这实际上等于承认日本对东北四省的非法占领，中国永远不能恢复失地；第二条规定日本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军队撤退以后的情形，这就可以成为日军随意越过该线，进攻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借口。总之，《塘沽协定》虽然没有承认伪满，划长城为界和涉及政治问题的词句，但实际上长城却成为新的领域分界线，非武装区变成了日军的控制区，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通了道路。

日军侵华史-莫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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