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成立：莫忘国耻·日军侵华史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军事占领成功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什么形式在东北建立起殖民统治。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早在事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一九三一年度形势判断》中就已构想出实行统治的三种形式，即第一步扶植成立亲日政权；第二步建立日帝操纵下的“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第三步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集团内部对此问题产生不同意见，当时的日军参谋部特使建川美次少将在关东军的秘密讨论中再三主张对东北的统治应与日本国策一致，其形式应采取第一种，即“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而受日本支持的政权”。^[24]而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则坚决主张采取第三种形式，即将东北划入日本版图。经过反复讨论、斟酌，意见趋向一致，即对中国东北实施第二种统治方式，成立“独立国”。9月22日，《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出笼。方案规定：“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新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利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为“镇守使”，以“维持地方治安”。^[25]

9月23日，本庄繁向朝鲜总督宇垣一成提出了关于建立“满蒙”新政权的“三原则”，即：（一）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二）关东军把“满洲”和蒙古统一在一起；（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日本人的手里。^[26]本庄的用意是要宇垣向东京鼓吹关东军的方针。宇垣于10月29日回国，向陆相和外相鼓噪“必须及早收拾局面。否则，天有不测风云，时不待人”，^[27]日本在满蒙建国非常必要。尽管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如何解决满蒙问题的分歧意见还很大，但是在“满蒙”建立“新国家”这一点则是日本军政首脑部门所默然认同的。

就在《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出笼后，关东军即派人分赴东北各地开始策动“独立”运动。这个过程可划分为两个步骤，即建立地方傀儡政权和中央傀儡政权。

第一步骤是策动汉奸宣布“独立”，拼凑东三省伪政权。

在吉林，9月26日熙洽在坂垣的策动下，把吉林省原有军、政两个机关合并为一，改称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并于9月28日宣布“独立”，发表声明：同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在辽宁，在关东军占领沈阳的第二天，便推出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市长，后为遮人耳目，于10月20日将汉奸赵欣伯拉出来，当上了伪奉天市长。省政权则是在土肥原的策动下，袁金铠于9月24日组织建立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将辽宁省改成“奉天省”。12月16日，原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就任伪奉天省省长。黑龙江省由于马占山抗战，伪政权建立得晚一些。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马占山退至海伦一带继续坚持抗日，日本侵略者急于建立黑龙江地方傀儡政权，于25日扶植地方劣绅、前黑龙江省府委员赵仲仁（李维周）等在齐齐哈尔成立“地方维持会”，并决定由张景惠出任黑龙江省主席。但张景惠鉴于黑龙江省的形势，迟迟未到任。本庄繁为迅速解决黑龙江问题，派坂垣到海伦诱降马占山，12月7日，坂垣到海伦，以不反抗日军为条件，诱使马占山就任黑龙江军政帮办或警备司令，省主席一职由张景惠担任。坂垣向马占山提议：（一）双方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二）按东北目前环境，两方“有彻底合作之必要”。马占山即称：日军如不相逼，即可保持和平。^[28]马占山虽然同意了与张景惠的会晤，但拒绝在坂垣事先拟定好的“军事协定”文本上签字。^[29]之后，马占山虽同张景惠进行过会晤，但双方始终未达成协议。锦州沦陷后，马占山在政治上产生动摇，认为“应该想自存之道，保全实力。”^[30]1932年1月6日，马占山赴哈尔滨，会见张景惠和驹井德三，表示愿与张合作，“建设黑龙江省政府”。张景惠当即于同日下午乘火车赴齐齐哈尔，次日宣布就任“黑龙江省长”之职。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全部建立起来。

第二步骤是筹划建立全东北的傀儡政权。

在策动地方汉奸“独立”的同时，日本侵略者积极筹划建立全东北的傀儡政权，实现这一阴谋的核心问题是由谁来充当傀儡，而日本人心中早有目标，即清末废帝溥仪。溥仪自冯玉祥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被赶出紫禁城后，一直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以“大清皇帝”的名义从事各种活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溥仪退位后直到“九·一八”事变时，“一心专作恢复满清的迷梦。”^[31]“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密谋欲将溥仪挟持到东北。当时日本人之所以看中溥仪，基本上基于这样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溥仪同蒋介石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第二，“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第三，“一般无知的农民……对由满族的爱新觉罗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32]因此，决定想办法让溥仪出山。9月30日，关东军派罗振玉和日本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在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下与溥仪在海光寺兵营见面。罗振玉将熙洽的“劝驾信”转与溥仪，熙洽在信中怂恿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溥仪此时犹豫不决，主要是当时他周围的清朝遗老如陈宝琛、胡嗣瑷、陈曾寿及其他亲信，多数怕上当受骗，反对去东北。香椎见溥仪的态度，即借口“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要溥仪“动身到东北去”。^[33]10月下旬，关东军向一直被视为陆军内部的中国通、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发出训令：“不管怎样，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地区。”^[34]土肥原接到命令后，秘密抵天津，开始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11月3日，溥仪会见了土肥原。土肥原对溥仪表示：“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溥仪的态度是：土肥原贤二“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绝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话。……我想这是恢复满的清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35]然而，溥仪与土肥原会晤的消息被天津报纸披露，很多人指责溥仪，使溥仪未敢妄动。为了迅速将溥仪挟持出津，土肥原先指使特务在给溥仪的果晶筐中放炸药，并扬言此弹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溥仪大恐。继而，土肥原又在11月8日晚制造了“天津事件”。是日晚，汉奸张壁、李际春在土肥原的唆使下，组织汉奸便衣队2000多人暴动，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并将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控制起来。日军为乘机扩大事态，还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到距日租界300米以外，并向华界发射30余枚炮弹。在日本人的威吓之下，溥仪迅速接受了土肥原的计划，于10日晚，在英租界码头登上汽艇“北治山丸”号。与郑孝胥、上角利一等人会合，经白河偷渡到大沽口外，接着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号。13日，溥仪一行到达营口，旋即被坂垣代表甘粕正彦送到汤岗子温泉。溥仪被挟持到东北后，关东军并未紧锣密鼓地实施建立“新国家”的计划，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在国际上的地位孤立，而时值国联正在开会，日本政府认为关东军将溥仪弄到东北的行动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11月16日，若概内阁责成陆相致电关东军，指示：“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徒然刺激列国，要和中央联系后处理。”^[36]接到指示后，关东军经过斟酌，为适应内外形势，决定暂不妄动，遂将溥仪转到旅顺，严密封锁起来，等待时机。

1931年12月中旬，日本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由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成的新内阁取代了若概内阁。犬养毅上台后，主张承认中国在东北的“宗主权”；在平等开发“满洲”经济的基础上，日中两国联合建立新政权，因而派萱野长知为密使同南京方面进行交涉。但“大陆政策”的激进派，如内阁书记官长森恪、陆相荒木贞夫等人则对关东军提出的“满蒙”独立的主张，表示赞同。犬养毅的做法遭到陆军的反对，不得不召回萱野长知。日本政府中，主张“满洲独立”者占了上风。

为了加速“满洲独立”进程，日本陆相在日本占领锦州后，即1932年1月3日，立即电召关东军派员回国，策划“满洲”独立问题。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认为建立“满蒙”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遂拟定了具体方案，并派坂垣回国。其方案规定：成立管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省的“满蒙中央政府”，由溥仪担任“首脑”；中央政府设参议府，由3名汉人，满、蒙各1人、3名日人组成；宣布脱离中国本部；日本军队为新国家的“国防军”；首都设在长春，建立时间不迟于3月上旬，即国际联盟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方案强调“满蒙中央政府”是中国人本身从内部分离出来，并不违背《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精神。^[37]与本庄繁所拟方案同时，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于1月6日，根据参谋本部的要求，也草拟了与关东军方案大体相当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提出：“满蒙”从中国分离出来，使之“逐渐形成一个国家”；治安与国防“主要由日本帝国承担”，日人“参与”其中央和地方行政，陆军增兵至3个师团，决心排除国际联盟的干涉。1月13日，坂垣携带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所拟《纲要》返回沈阳。随后，由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和政治部主任中野琥逸负责建立了“自治指导部”，并大造“满蒙独立”的舆论。

2月中旬，在关东军导演下成立以张景惠为首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随后，坂垣向该委员会宣布经日本政府和军部批准的建国方案：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年号为“大同”；版图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国旗为红兰白黑满地黄；实行“民本政治”；国都定在长春，改名“新京”。张景惠等人全然接受，并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建国通电”。

溥仪要求恢复帝制，不肯就任“执政”之职，但日本方面则以“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变，如不接受，只能是看作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答复。”^[38]溥仪只好接受日方要求。

3月1日，张景惠发表《建国宣言》，略谓：“满蒙旧时，本另一国，今以时局之必要，不能不谋自立，应即以三千万民众之意向，即日宣告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39]

伪《建国宣言》发表时，溥仪尚在旅顺。为所谓溥仪就职出于民意，在关东军指挥下，汉奸们上演了“恳请”溥仪出山的丑剧。溥仪则按关东军代表上角利一的指示，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答辞，假以责任重大，难以胜任为由予以“拒绝”。3月4日，又增加了所谓各地法团代表若干人，再次“恳请”，溥仪致答词，表示接受请求，暂任执政一年。

3月6日关东军迫使溥仪在一封以他的名义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书简”上签了字。该“书简”的内容如下：

敬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国军队及人民均受重大之损害。本执政深怀感谢，且确认此后敝国之安全发展，必赖贵国之援助指导，为此，对于左开各项，特求贵国之允可。

（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乃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国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

其他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之。

（五）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开各项之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此致

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司令官

本庄繁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

溥仪印^[40]

“书简”具有日文特点，概出自日人之手。其所列各项，将中国东北的国防、治安、交通、官吏任免（包括日人在内）等大权拱手让与日本，实际上是把东北出卖给日本。该“书简”是伪满后来与日本签订的《：日满议定书》的蓝图。签字日期本是3月6日，却署为3月10日，之所以如此，主要关东军考虑到，溥仪将在3月9日就任伪执政，而把签字日期署在溥仪就任的次日。

溥仪就任“执政”次日，即3月10日，在关东军拟定的伪满主要官员名单上签了字：任命郑孝胥为国务院总理兼文教部总长，臧式毅为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马占山为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熙洽为财政部长兼吉林省长，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其实这些人只是傀儡，而实权则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伪国务院内设总务厅，厅长由日本人担任。总务厅名义上由伪国务院总理领导，但在实际上却代表关东军操纵伪国务院的一切大权，是位居伪国务院总理之上的真正的首脑。在各省公署里也设置总务厅，厅长由日人担任，操纵各省的实权。而总揽伪满洲国大权的则是日本关东军。关东军司令部的“第四课”就是专门“指导”伪政府的机构。

日伪满洲国建立半年后，日本决定承认伪满洲国，并于9月15日与伪满洲国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内容大致分为序言和正文。在序言中，日方表示，承认伪满洲国“是根据满洲居民的意愿而自由成立的独立国家”。并宣称：“为永远巩固日满两国间的善邻关系，互相尊重领土权，确保东洋和平起见”而签订该议定书。在正文中有如下内容：

一、除日满两国将来另行签订约款外，所有日本国及日本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依据既存之日中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合同所获得的权益，满洲国均应承认并尊重之。

二、日本国及满洲国确认：凡缔约国一方之领土与治安之威胁，同时亦是对缔约国地方之安宁与存在之威胁。双方约定，两国共同担负国家之防卫，为此一需要，日本军队应驻屯于满洲国境内。^[41]

此外，《议定书》附有三个密约，即：

（1）《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管理与铁路线敷设、管理的协定》及《附属协定》。

（2）《关于设立航空会社的协定》；

（3）《关于规定国防上所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

《日满议定书》及其附约的签订，标志伪满洲国的傀儡地位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殖民地地位的确立，也标志日本“大陆政策”第二推进期目标，即独占“满蒙”这一目标的基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