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活动,东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斗争。[4]从这个《判断》可看出,日本陆军占领中国东北的目标已经确定。[6]这个大纲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的纲领性文件。与军部相呼应,关东军也积极制订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通过一系列实地侦察,日本制定了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和侵占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
2023-09-17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继之武装占领东北全境,这即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转折点,从此,日本撕掉了仅存些许的政治欺骗的面纱,驾驶战车,不可遏止地沿着战争的道路迅速地向灭亡的深渊滑下去。
实际上,早在1930年冬就开始了“柳条湖事件”的策划。当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准备把位于沈阳北郊的柳条湖作为发动武装侵略的突破口,之所以选择此地,是因为这里较偏僻,便于行动。另外这里距东北军的北大营较近,便于栽赃,更便于军事攻击。1931年春,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等人制订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计划。6月开始组织了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包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校、曾经任张学良顾问的柴止兼太郎的助理官今田新太郎上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校以及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与此同时,决定在爆破铁路的同时,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组成了进攻北大营的班子。制造事件的时间原本定在9月28日,是要等庄稼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到9月中旬,关东军的计划开始泄露,由于风传出兵满洲,满铁股票暴跌。9月15日,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币原外相:“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提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于是,币原向南次郎陆相提出抗议:“此种作法将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概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14]南次郎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商议后,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但是建川美次是参与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所以他在启程前有意将军部的意见泄露给桥本欣五郎,桥本又速将消息传至坂垣。坂垣得到消息后与石原等人商议决定在建川到达东北的当天实施事变计划。
9月18日晚22时20分,河本末守中尉等按照预定计划,在沈阳北郊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铁轨一段,反诬东北军所为,随后猛烈攻击北大营。与此同时,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连续发出四道命令:1.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攻击北大营;2.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击奉天城;3.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长指挥;4.要求第二师团主力支援。23时18(46)分,花谷正少佐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发出急电,称:“暴戾之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军,与驰援之我守备队一部发生冲突。”[15]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诡称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本守备队虎石台连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当时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电报后,批准了坂垣代发的命令,下决心说:“由本人承担责任来干吧”,并下令全面进攻。[16]9月19日拂晓5时半,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6时半攻占沈阳,并于当日占领安东、营口、长春和凤凰城等地。
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部立即于19日早7时召开会议,参加人员有:参谋部副总长二宫重中将、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少将、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上校、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陆军省次官松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中将。会上,二宫副总长首先就已收到的情报作了说明,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省部之间对当前时局下决心,建立巩固的基础。”[17]军务局长小矶则认为:“关东军此次行动,完全是根据本身任务采取的适合时机的措施。”[18]并一致同意向内阁提出增兵案,决心以事变为契机解决“满蒙问题”。完全确保日本的“既得权益”。[19]上午10时,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事变。会议召开之前,首相若械礼次郎曾询问陆相南次郎,关东军的行动是否确系针对“中国军队的暴戾”而采取的“自卫行动”,南次郎给予肯定的回答。但在会上外相币原喜重郎宣读了外务省得到的不利于陆军的情报,指出事件完全是出自军部有计划的行动。这样就使南次郎无法在会议上提出增兵的方案。若概、币原等人在摆脱经济危机和建立“自立生存圈”,即推行大陆政策的目标上与军国主义分子是一致的,只是在事变发生后,他们担心列强以《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为依据进行干涉,特别是害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采取过激行动会激化同美英的矛盾,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给日本带来不必要的损害。因此,阁议最终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责成陆相通知关东军。但军部对这一方针阳奉阴违,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来扼制关东军的行动。19日晚,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陆相南次郎在给关东军的电报中首先肯定了关东军的行动是“适宜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然后才含糊地训令关东军本着政府的精神,“妥善处置”自卫的行动。而参谋本部情报课长桥本欣五郎则密电坂垣:“参谋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部的意思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20]关东军即领会了军部和内阁的意图,在当晚给陆相(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电文中强调:“我们确信,现在是解决满蒙问题之绝好时机,今日我军如退缩,以后再想解决满蒙问题将成为绝对不可能之事,……甚望能以最大之决心促成国家百年大计和整个陆军之猛进。”[21]9月20日上午,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教育总监)会议,进一步确定了解决满蒙问题的决心:“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万一内阁不同意军部这一方案,则以此为理由,直至推翻内阁亦在所不惜。”[22]21日11时30分,金谷参谋总长和南陆相“联名向关东军司令官发出如下电报,表示鼓励和决心:一、贵军将士共同奋斗殊堪重视,对以身殉国及负伤者,表示深切之同情。二、本职决不使贵军之行动成为无意义之举,定为彻底贯彻国家之威信而努力。”[23]日本军方上层人士的态度,为关东军扩大侵略提供了有利的保证。继19日攻陷沈阳、长春等地后,又侵占吉林,并积极准备对哈尔滨的夺取。但由于担心苏联的强烈反应,在日本政府的反对之下,日本军部被迫下令停止对哈的军事行动。从9月18日至25日的一周之内,日军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大小城市30座,控制了12条铁路干线。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在没有多少中国军队抵抗的情况下,日军疯狂地鲸吞了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将三千万中国人沦为亡国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集团将“大陆政策”又实质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日本政府一方面担心陆军在侵略手段上采取过激行动会激化日本同国际上大国间的矛盾,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给日本的政治经济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所以提出“不扩大”的方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极力要摆脱经济危机,减少危机的打击,并企图通过侵略扩张建立起“自立生存圈”,所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政府一面软弱地要求军部对东北的事态要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一面又对关东军的侵略战果不断地加以承认,所以,日本政府的不扩大方针是一种犹抱琵琶半掩面的姿态,实际上成为麻痹中国与国际社会、掩护关东军扩大侵略的烟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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