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日军侵华史：东北地区被占

2023-09-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面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活动，东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斗争。[4]从这个《判断》可看出，日本陆军占领中国东北的目标已经确定。[6]这个大纲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的纲领性文件。与军部相呼应，关东军也积极制订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通过一系列实地侦察，日本制定了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和侵占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推进“大陆政策”在军事上的实施，必须有政治舆论的先导作用。因此，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所谓“满蒙危机”的鼓噪。

从日俄战争结束到20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向中国东北经济领域渗透、侵略并逐渐占据优势地位。面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活动，东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斗争。东北地方政府也从民族利益和统治大局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日本的侵略扩张活动。1928年，东北地方政府修筑的打虎山一通辽、奉天一海龙、吉林一海龙3条铁路线开始运营。日本帝国主义称这3条铁路线是满铁的“平行线”、“竞争线”，危害了“帝国利益”。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了与日本的经济侵略对抗，准备引进欧美资本发展东北三省的经济。1930年1月，北宁铁路局与荷兰治港公司订立合同，建设葫芦岛港。同时，东北交通委员会设想在15年内修筑1万公里长的3条铁路，分别从黑河、同江、多伦通往葫芦岛。建港修路实际上就是要打破日本以满铁和大连港控制东北经济交通的状况。东北地方政府的这些经济活动，都是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但日本帝国主义却无理叫嚷中国方面侵犯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

配合日本国内的占有“满蒙”、“开拓大陆”的战争叫嚣，在关东军的唆使下，满铁日人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从1930年6月开始，以散发传单、回国游说、请愿等等形式大造“满蒙危机”的舆论，胡说什么“在满洲的日本人的生存权”受到中国政府的“压迫”、“蹂躏”，如果朝野坐视，“帝国权益”将被消灭，“亡国之悲运必将笼罩祖国”，失掉“满蒙”，日本将在全世界面前失去“所有的光荣”，^[1]等等。紧随其后，反对党政友会众议院议员松冈洋右在1931年1月日本举行的第59届议会上发表演说，攻击民政党政府侵华不力，抛出“满蒙生命线”论。声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2]

关东军和国内法西斯分子与松冈洋右的谬论紧紧呼应。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演说，宣称：“如果单纯地使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归根结底不可能达到解决满洲问题的目的。”^[3]大肆鼓吹战争论。不久，这次讲话即被印成《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大川周明也在军部的资助下，到处宣讲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九·一八”事变前，在日本的社会和各种报刊中，像“满蒙”是日本以“10万英灵，20亿国帑”得来的“圣城”，乃“明治遗业的象征”、“全民族感情的源泉”，维护“满蒙”是日本的“自卫权利”等等言论四处泛滥。

在“满蒙危机”的喧嚣愈演愈烈之际，各种军事侵略计划也在日本的军事部门中纷纷出笼。1930年末，日军参谋部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时，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步骤：（一）“在满洲建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二）“使这一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三）“占领满蒙”。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4]从这个《判断》可看出，日本陆军占领中国东北的目标已经确定。《判断》出笼后，及时传达给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1931年6月，“关东军正式向参谋本部提出报告，阐明决心对南北满洲实行军事管理以解决悬案的态度。”^[5]日本陆军部经过充分酝酿，于6月11日经陆相南次郎批准，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骨干分子共同组成了一个秘密对策研究会，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担任主要负责人。该会经过多次讨论，于6月19日草拟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其主要内容是：

（一）倘若满洲的排日活动再发展下去，也许要采取军事行动；

（二）让日本国民和世界各国了解满洲的排日活动，以便在采取军事行动之际，能得到国内外舆论的谅解；

（三）采取军事行动时所需要的兵力，在与关东军协商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拟定上报；

（四）为谋求国内外谅解而采取的措施，约以一年为期，即到明年春（1932年春）为止。^[6]

这个大纲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的纲领性文件。

1931年7月，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将上述大纲作为指令下达给关东军。

与军部相呼应，关东军也积极制订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1931年春，关东军制订了《满蒙问题处理方案》，主张“以谋略制造关东军行使武力的机会”，“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决心擅自打倒张学良政权，占领满蒙”。^[7]七八月间，关东军参谋部又提出了《关于情势判断的意见》，主张满蒙决策“要立即着手”，“不能等待良机的偶然发生，而要亲自制造机会”。在陆军中央部的支持下，关东军参谋部制订了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计划，为了使制订的计划更详细具体无误，关东军曾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非法到东北各要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通过一系列实地侦察，日本制定了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和侵占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

战争情绪的煽动，战争舆论的鼓噪，战争计划的纷纷出笼，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狂热一发不可收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日本积极扩充军备，并加紧军事部署。

扩充军备，首先是体现在军费的不断增加上。适应日本的侵略战争政策，日本政府历年来的军费开支就很高，“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0年度，日本的军费开支为4.4亿日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8.5%，所占比例之高，居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首位。1931年更增加到4.5亿日元，占总支出的30.8%。其次是大量输入军事物资。日本是一个工业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日本的对外贸易总额和进口额减少，但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口反而增加，1928年占进口贸易总额的39%，1929年和1930年则增加到41%。第三，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同军事工业有关的工业。“九·一八”前，日本把有限的经济力量都集中到发展军火工业以及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化学工业上。第四，大力扩充兵力。为了准备对华作战，日本政府极尽能事扩充兵源，到1931年日军总兵力已发展到30.8万人，其中以现代武器装备的常备陆军达23万人。

在扩充军备的同时，日本还加紧军事部署和人事调动。1931年4月中旬，日军参谋部调驻仙台的多门二郎师团长率领的第2师团，与驻防中国东北的京都第16师团换防。因为第2师团的士兵生长在日本北方地区，可适合在寒冷的东北地区作战。7月，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废除驻中国东北日军每隔2年调换一次的制度，调一个师常驻东北。同月，日军从本土增派一个师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参战。8月，为了适应“满洲问题”的需要，日本军部进行了异常的人事安排，曾作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的“中国通”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曾在中国居住18年，被视为日本陆军内部的“中国通”，原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沈阳特务机关长；积极主张以武力根本解决东北问题的建川美次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改任作战部长。这样的人事调动，显然是为战争做准备的。上述事实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阴谋策划已完成，关键的问题就是战争时机的选择了。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震太郎间谍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制造侵略东北的借口而挑起的中朝农民纠纷的流血冲突。万宝山位于长春市以北约30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既非“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定的特区。1931年4月间，“长春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租用土地约500公顷，计划租期10年。租用契约订明：“此契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准，仍作无效”。^[8]而此契约并未获县政府批准，所以租约不能成立。但郝永德却擅自将上述土地转租给朝鲜移民。为引水灌田，朝鲜移民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挖沟引水，沟渠约长20余华里，不但毁坏沟渠所经耕地，而且“河坝既成，水无宣泄，势必由水道中浸溢，两岸数万亩田地必遭废弃”。^[9]中国农民不得不向当地（长春）县政府请愿，请求制止这种侵权行为。长春县政府派警察到现场命朝鲜移民停止不法施工。可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也派日本警察进入现场蛮横干涉，使朝鲜移民仗势继续开渠。日本驻长春领事认为，万宝山农田问题是“试金石”，“为显示我方威力”，应将工程一气呵成，“造成既成事实”。日本外相币原批准日领事处理此事件的强硬方针。此后，日领事招来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加紧挖沟筑坝，并增派约50名警察，准备对反抗的中国民众进行镇压。7月1日，忍无可忍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数百人前往现场填沟。日方警察公然无理阻拦，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在日本警察保护下，朝鲜农民终于11日修成沟坝并通水，使当地中国农户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事件发生后，日本大造舆论，捏造中国人打伤朝鲜人的消息，以此制造事端，为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创造机会。在日本的煽动下，朝鲜掀起了大规模排华事件，造成在朝华侨死亡142人，重伤546人，失踪91人的严重后果。在此期间，日本国内政治更出现一片战争叫嚣。日本政友会向政府发出非难，指责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币原的‘软弱外交”’，并立即派出以侵华狂热分子、政友会总务长森恪为首的代表团，到“满洲”和朝鲜进行所谓实地调查。森恪为此有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说：‘在排日方针之下，满蒙的形势日益恶化’，‘日本的生存权眼看只有日复一日地趋于土崩瓦解’，并作出结论说：‘就是在所谓外交上，现在也处于完全绝望的境地’，‘要挽回这种局面，除发动武力以外别无他法”’。^[10]调查报告出笼后，政友会以此为口实，从9月3日开始在日本全国进行战争鼓噪，叫嚷解决满蒙问题和刷新外交，并指责执政的民政党政府外交软弱。而军部和右翼团体更不放过这一机会，利用各种方法，宣传满蒙生命线论，煽动国民的排外意识。日本贵族院也抨击日本外交软弱。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了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问题，叫嚣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当时就连频频被指责为奉行对华“软弱”政策的民政党总裁、日本政府首相若械礼次郎，也对万宝山事件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他于7月19日在民政党大会上声称：“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权益，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11]

“中村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蓄意制造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日本自确立“大陆政策”之后，为了战争的需要，不断地向中国各地派遣军事间谍，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随着向中国东北发动军事进攻时机的迫近，这种军事间谍活动更是频繁出现。1931年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奉命到中国东北的兴安屯垦区进行军事侦察，而这个地区是东北地方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方。中村震太郎冒充“农学家”，率领退伍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等一行4人，从海拉尔出发，至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洮南回国途中，于兴安区佘公府四方台附近被东北屯垦军第三团逮捕。经过搜查，发现他们携带枪支和大量军用地图、调查笔记、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等，凡他们“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12]尤其是军用地图上有勾画的校正记录。由于证据确凿，按照国际法惯例，团长关玉衡下令以军事间谍罪于27日凌晨将4人处死。日本方面于7月中旬获悉中村被处决的消息，强硬论便发展到顶峰，陆军全体动员，煽动战争狂热。军部主张：不管中国方面态度如何，都要以最大的决心采取行动；并叫嚣：“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以外，别无解决之途。”^[13]关东军在以战争解决事件的道路上迈出的步子更大，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8月2日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转达的关东军的意见，为此作了最有力的佐证。石原莞尔的意见主要是：中村是军人，应由军方负责交涉；中国方面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关东军派兵到现场；中方如不允，日本方面应实行“武力调查”，并在四平街设置装甲列车，步炮兵部队，随时准备出动；中国东北当局开放洮南地区和洮索铁路。8月20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日本高级官员发出武力叫嚣，要求中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8月24日，日本陆军省制定了在中方否认杀害中村或得不到满意解决的情况下，派遣一个步兵大队占领洮索铁路的方案，并声称要考虑根本解决满蒙问题。此间，日本已逐步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战火一触即燃。

忆日军侵华史：东北地区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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