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北濒东海,南临南海,东靠太平洋,西隔海峡与福建相望,离大陆最近处不过150海里,面积35760平方公里,为我国第一大岛。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就企图占领台湾。美国自1847年至1874年,一直鼓吹“使之成为美国领土”,企图将台湾据为己有。[14]法国于1883年挑起中法战争时,便叫嚷“占据海南、台湾、舟山”。[15]在贪婪的殖民主义者眼中,我国宝岛台湾是它们疯抢的一块肥肉。......
2023-09-17
1889年12月24日,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山县就任首相。1890年3月,向阁僚们提示了所著的《外交政略论》,使阁僚们理解山县关于对外政策的主张,以期达到庙议时以此确定日本前途方向的目的。
山县的《外交政略论》是以《军事意见书》为思想基础的对外政策理论,其最重要之点是提出了“主权线”和“生命线”的观点。在强调“保护利益线”的同时,明示所保护者是朝鲜,尤其指出,如有妨碍日本统治朝鲜的国家,不惜以武力实现日本的意志。作为国家方针,山县不仅强调扩充军备,而且也十分重视军国主义教育。《外交略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保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我之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乃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壤并与我之主权线安危紧密相关之区域也。一国不仅拥有主权线,且均有其利益线。独守主权线则为不足,必进而保护利益线,以占据有利地势。
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西伯利亚铁道已达中亚,不出数年即将竣工,……使我不可忘却者,朝鲜即成多事之时。尤为不可忘却者,朝鲜多事之时,即东亚发生巨变之际。然而,维护朝鲜之独立究有何等之保障?……近来,中国政府亦急于警戒,整兵备,造舰船,与欧洲列强立同盟之约。将来东亚之事纵横错综,数年后,将迫使我有难于立足和平地位之感。
对上述保护利益线之外政必不可少者,第一为军备,第二为教育。
现今设七个师团以期保护利益线。且应渐次充实,至包括预备兵数在内达20万人时,始足以保护利益线。
国之强弱根于国民忠爱之风气,国民爱恋父母之邦,如无以死固守之念,虽有公私法律,国将一日无存。国民爱国之念,只有通过教育得以养成,如此,使其成兵时即为勇士,当官时即为纯良之吏。”[40]
1890年12月,日本召开了帝国议会第一次会议。山县有朋以日本首相身份,第一次发表了以上述《外交政略论》要点为主要内容的施政方针演说,特别强调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主权线者,国之疆域之谓,利益线者,乃与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联系之区域是也。大凡国家,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绝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41]同时,青木外相也提出了《东亚列强之权衡》的意见书,交阁僚传阅,强调吞并朝鲜、满洲和俄国海滨地区的必要性。山县和青木的意见书是日本颁布宪法后第一届内阁的施政方针,它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大陆政策”是日本对外侵略的总方针,它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侵略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和朝鲜;第二,用以达到目的的主要手段是武装进攻;第三,动员国民的方法是军国主义教育;第四,立足于与世界列强角逐制胜的基础之上。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大陆政策”,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一步扩军备战,加速了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战争的进程。1890年,军费支出占国家预算的30%。1892年,竟达3450万元,占国家预算的41%,这种高比率的军费支出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日本军国主义极力扩军备战,并寻找对华战机,以求一逞。正值此时,日本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且政潮迭起,政局不定,伊藤内阁遂决意发动对华战争来摆脱困境。1893年,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给驻英公使青木的信中曾说:“国内政局越来越紧张,用通常手段已不能使这种混乱平息下去。”[42]7月7日,日本驻华盛顿公使对美国副国务卿说:“就必须将日本人民的视线从对国内局势不满转移开的观点来看,对中国开战也是值得欢迎的。”[43]
【注释】
[1]《日本外交文书》第l卷,第l册.第288号文书。
[2]《玄洋社史》,第37~38页,转引自王信忠编《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6页。
[3]《日奉外交文书》第2卷,第140页。
[4]《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44~145页。
[5]柳原前光:《朝鲜论稿》,见市川正明编《日韩外交史料1开国外交》附录,原书房昭和五十四年版,第525页。
[6]《亭文忠公全集》,译暑函稿第l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7]《筹办夷务始末》第82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页。
[8]同上,第30页。
[9]同上,第3l页。
[10]妻木忠大:《木户孝允遗文集》,泰山房1942年版,第113页。
[11]芝原拓自:《世界史中之明治维新》,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177页。
[12]马士、宓亨利:《选东国际关系史》(上册),第369页。
[13]《伊藤博文件》(上卷),第1026页。
[14]《美国外交档案》,1862年,第822页,转引自《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第75页。
[15]《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4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页。
[16]《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l页。
[17]转引自古川万太郎:《近代日奉的大陆政策》,第33页。
[18]《中日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0页。
[19]《中日战争》(1),第294页。
[20]同上,第294页。
[21]同上,第295页。
[22]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转引自《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第81、396页。
[23]同上,第397页。
[24]《明治十五年朝鲜事变与花房公使》,转引自《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25]《中日战争》(1),第376页。
[26]金玉均,《甲申目录》,转引自王信忠,《中日战争之外交背景》,第66页。
[27]大町桂月:《伯爵后藤象二郎》,转引自王信忠:《中日战争之外交背景》,第62页。
[28]《全玉均手本日记》,特引白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234页。
[29]转引自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66页。
[30]《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280页,附件3,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443页。
[31]《朝鲜京城事变始末书》,《明治文化全集》第6卷,外交篇,评论杜1982年版。
[32]转引自霄斯涅尔:《东方各国近代史》第2卷,第119页。
[33]渡边修二郎:《东邦关系》,明治二十七牟版,转引自《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杜全科学出版社1994午版,第135页。
[34]渡边修二郎:《东邦关系》第195~196页。
[35]《汉城残梦中之语》,转引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75页。
[3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附件上,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l册,第490页。
[3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492页。
[38]同上,第495页。
[39]同上,第472页。
[40]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03~205页。
[41]同上,第215页。
[42]田中总五郎;《日本军队史》第l卷,东京理论社1954年版,第198页。
[43]田保桥洁:《日清战争外交史》,第103页。转引自《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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