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政策与甲申政变：莫忘国耻

2023-09-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日本在“壬午兵变’’中并没得逞。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在朝鲜的侵略势力，一方面加紧扶植在朝鲜的代理人和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积极扩军备战。日本政府驻朝鲜公使竹添一郎向日本政府提出对韩策甲乙两案：甲案主张，中日两国不能两立，可乘朝鲜内乱援助开化党，击退清兵以压制中国；乙案主张，若为保全和平起见，必须保护开化党。日本政府采纳了乙案。因而竭力拉拢开化党人朴泳孝、金玉均、洪英植等人。而这些开化党人的头目，为了夺取

日本在“壬午兵变’’中并没得逞。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在朝鲜的侵略势力，一方面加紧扶植在朝鲜的代理人和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积极扩军备战。日本政府驻朝鲜公使竹添一郎向日本政府提出对韩策甲乙两案：甲案主张，中日两国不能两立，可乘朝鲜内乱援助开化党，击退清兵以压制中国；乙案主张，若为保全和平起见，必须保护开化党。日本政府采纳了乙案。因而竭力拉拢开化党人朴泳孝、金玉均、洪英植等人。而这些开化党人的头目，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引狼入室，“决计依赖日本”。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曾向金玉均表示：“今我国之扩张军备，非仅为固我国本而已。即贵国独立一事，亦在吾注意之中。”^[26]意思是说，日本为达到把朝鲜变为殖民地的目的，决意扩张军备，不惜与中国一战。与此同时，日本的政客、浪人等也为之叫嚣，鸣锣助威，其主要头目之一的后藤象二郎，便曾示意金玉均：“惟望能得到朝鲜国王之宸翰，……予必携百万资金及同志之士渡韩，一举扫荡丑类（指朝鲜守旧派当权大臣），而安八道之民，置贵国于泰山之安。”^[27]显然，后藤幻想得到朝鲜国王的授权以控制朝鲜政局。

1884年（清光绪十年，甲申年）中国援助越南与法国进行战争，日本认为这是侵略朝鲜、打击中国的良机。于是，竹添进一郎煽动金玉均等人说，中法两国正在作战：“清国之将亡，为贵国有志于改革之士，可莫失此机会”。^[28]并与朝鲜国王密谈，离间中朝关系，表示日本政府愿取消朝鲜尚未偿付之40万两赔款，但朝鲜必须将此款用于对付中国之扩军备战，并说：“清国崩溃之期不远，……朝鲜内政不可不从事改革，如能依据欧美公法而速图独立，实我日本政府之所切盼者也。”

日本侵略者与朝鲜的开化党相勾结，企图通过宫廷政变杀戮亲华大臣以驱逐中国在朝势力，从而达到控制朝鲜政府的目的。为此，竹添进一郎亲自与开化党人共同制定了政变计划，并声称：“日必尽力援助，虽数百万元亦可筹措裕如。目下若有急需，可由仁川、釜山、元山及京城诸日侨处优先筹款十余万元。”^[29]

在竹添进一郎导演下的一场阴谋政变，终于在1884年发生了。是年12月4日，朝鲜新建的邮政局在汉城落成，并举行开幕仪式。邮政局总办、开化党人洪英植邀请各大臣及各国公使参加典礼，乘机放火作乱，刺杀大臣。朴泳孝、金五均等勾引竹添与日本军队进入王宫，劫持国王与闵妃，朝鲜大臣闵台镐、尹泰骏、李租渊、韩圭稷等全遭杀害。随后，开化党人便粉墨登场，组织政府，以李载元为领议政，朴泳孝、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等人均居要职。日军严守王宫，凡入王宫者必先出示名片，经日军允许后方得人内。暂时被亲日派把持的朝鲜政府遵照日本侵略者的意旨，提出改革方案，改革行政机构，改编军队，取消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1884年为甲申年，史称“甲申政变”。

朝鲜政变发生后，汉城人民对日本公使公然策划并参与政变十分痛恨，出现了“居民结聚数万有余，搬刀持石，共援国难……”，“环绕王宫，气势汹汹，不能解散”之势。^[30]有的朝鲜大臣到汉城的清军军营要求援助，“匍匐辕门，抚告哀衷”。又闻日兵将劫持国王、王妃逃走。时机紧迫，稍纵即逝，清记名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帮办袁世凯等聚议，决定迅速派兵入宫，以平祸乱。12月6日上午，清军致书竹添进一郎，告以汉城人心不定，局势动荡，不得不入宫保护国王，兼护日兵。竹添置之不理。傍晚，朝鲜军队与清军同时进入王宫，日军首先开枪射击，经过一番战斗，日军败走。开化党人挟持国王逃入关帝庙中，清军追及，救出国王。国王随即召集文武大臣，颁诏安民，宣布朴泳孝、金玉均等的罪状，进行声讨，并抗议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暴行。朝鲜人民对日使十分痛恨。据日方记载，当日兵逃跑时，“韩之兵民，或放枪，或飞矢，或投瓦石，四面相追”，“每至十字路及横斜道处，即见篝火熊熊。迨我兵过，每由路旁或屋内，向我开枪或投掷瓦砾。”^[31]据美国一位武官记载：“人民群众的亲华心理极为浓厚，而对日本人的仇恨则极为强烈，以致以三整套书也很难把他们对日本人及其同谋者的咒骂搜集完全。”^[32]12月7日，竹添进一郎知众怒难犯，乃自焚使馆，狼狈逃回日本。

竹添进一郎以驻朝鲜公使身份，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发动政变，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是国际交往史上所罕见的，理应受到谴责和惩处。实际上，竹添所作所为，完全出自日本政府的指使。正如竹添所自白：“余承井上外务卿之内训，与金玉均、朴泳孝诸氏谋改革朝鲜之内政，并详述其方法及顺序。”^[33]显然，日本政府是制造和操纵“甲申政变”的罪魁祸首。其目的则在于阴谋分割中朝的宗藩关系，为最后夺取朝鲜创造条件。

事变发生后，清政府派吴大微赴朝查处，谕令吴大微的主要任务是：“目下办法，以查办乱民，保护韩王，安日人之心，剖析中倭误会，以释衅端为第一要义”。而日本国内的主战派，却群起鼓噪，高喊“膺惩中国”。但当时形势，并不利日本，不仅日本的海陆军尚未训练好，而且清政府在中法战争期间，前线战事渐有起色，不久即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英国，对日法联合拒华又抱有戒心，因这将威胁英国的利益，所以英国对日本发出告诫。驻华英使致电驻英总领事说：“（日本）军人社会咸主对华宣战，但余不知彼辈将以何种目的与理由而宣战耶？”“谓日本准备于三十日间派遣军队五万，余颇疑日本是否有派遣如此大军于海外之国力。不如由阁下忠告日本，详述其轻率与华开战之不利。……若使日本与法国同盟，我英、美对日本此种措置，不能不表示不满”，如果“日、法欲与清交战，自不能不宣布其理由，但对于我英国因此妄举而蒙受之重大损失，当然不能不加以熟虑。”^[34]当时，日本不能不考虑英国的意向，且本身亦无对中国大规模作战的能力。于是日本政府也就只能采取容忍态度，派外务卿井上馨赴朝交涉，它的方针是：尽可能从朝鲜勒索利益，但和朝鲜谈判时不容许中国插足，以表示其否认中朝之间宗藩关系的强硬立场。

朝鲜政府派左议政金宏集与井上馨谈判。金宏集提出，首先要查清甲申政变的原因和责任，意在谴责日本公使公然兴兵构乱。井上馨明知，如果追求政变责任，必定会揭出自己和政府的阴谋，使其陷于尴尬的地步，所以坚决反对金宏集的提议。并以减少赔款为诱饵，以换取朝鲜的让步，不再讨论政变的原委和责任，以保全日本的面子。井上馨私下托人转告朝鲜方面：“余对此次谈判，不存多大希望，不冀偿金之多，不欲文辞之卑，但如不言及变乱之曲在日即可。”^[35]朝鲜使臣因害怕日本的淫威，遂闭口不谈政变经过而迁就日方，以求迅速结束这场争端。日朝谈判时，吴大微为了表明中国有协助朝鲜对外交涉之责，闯入谈判会场，对井上说：“贵大使与朝鲜政府商议之事，使者亦可叩其大略，盖此非贵大使与金相国两人之事。”井上拒绝说：“本使系与朝鲜大员议事，不能与贵使相晤”。吴大微为避免事态恶化，并未坚持参加会议。1885年1月，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规定朝鲜向日本遣使谢罪，赔款1l万元，惩办凶手，并为日本重建新的使馆。明明是日本策动了政变，派兵人宫，杀戮大臣，明目张胆地侵略朝鲜，结果朝鲜反倒认错赔偿。

《汉城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进行谈判，以解决双方军队在甲申政变中之冲突问题。日本派宫内卿伊藤博文为正使，农商务卿西乡从道为副使，于1885年4月，在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日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外交手段，迫使中国让步，撤出在汉城的清军。谈判开始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甲申政变的起因和责任，竹添进一郎带兵入宫，以及中日军队谁先开枪等问题。在谈判桌上，伊藤竟然诡称：日使竹添是奉朝鲜国王的“日使人卫”诏书而率兵入宫的，“后来贵国带兵官由外闯入，……贵国之兵忽然进攻，先开枪，未免无礼，应请将贵国带兵官议处。”^[36]将政变责任全部推给清政府。其实，政变的祸首正是奉日本政府之命而为之的竹添进一郎。所谓国王诏书，朝鲜国王已予以否认，而是开化党人捏造的。至于日军首先射击一事也有确凿的证据。谈判时，吴大微插话：“我兵进宫时，陈训导手执名片，照呼日人不必开枪，及名片上打有枪眼，又伤我兵数人，方始发枪应之，此非我兵先开枪之实据。”^[37]在事实面前，伊藤博文觉得自己理屈词穷，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说：“事后情形，均已改变。现在国王如何说法，未必可靠”，又说：“考究谁先开枪一节，实无凭证”，竟提出：“起祸之由，似可不必考究”的主张，企图蒙混过关，李鸿章明知伊藤理屈，却又附和伊藤的说法：“恐此事愈说愈远，有伤和谊，不如存而弗论，专顾两国大局为主。”^[38]尽管李鸿章如此让步，但伊藤博文仍坚持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即以和平途径，要求清政府作到：（1）处分与日军作战的清军指挥官；（2）抚恤赔款；（3）双方自汉城撤兵。甲申政变前，驻朝鲜的清军为3营l500人，而驻日使馆的日军仅为200多人。伊藤之所以强调中日双方撤兵，其目的是要改变日本在朝鲜军事上的劣势。

李鸿章为了息事宁人，谈判之前，就有撤兵朝鲜的打算，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曾说：“庆军戍韩三年，将士苦累嗟怨，稍缓本应撤换。但隔海远役，诸多不便，朝城各国官商毕集，口舌繁多，倭人又从中柿弄。统将刚柔操纵，难尽合宜，得人实属不易。如果倭兵允即尽撤，我军亦未尝不可暂撤。”^[39]所以李鸿章当即接受了伊藤关于撤兵的要求。但对处分营官，偿恤难民等问题，李鸿章则认为“或非情理，或无质证，碍难允行。”伊藤因双方撤兵的目的已经达到，因而也不再坚持下去。起草条约文字时，李鸿章则要求将如果朝鲜发生变乱，朝鲜国王要求中国援助，中国可以出兵等字样作为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伊藤坚决反对，几经谈判，濒于破裂，最后伊藤提出，如果中国有出兵权，日本也应享有此种权利，并声称：“此事议不成，我当即回国。”清政府在如此重大问题上，竟然再次表现了畏怯迁就态度，终于退让了。

1885年4月18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其中规定：“一，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撤回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三，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第三条的规定，使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合法权利，成为10年后，日本出兵朝鲜，从而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战争的借口。

怀柔政策与甲申政变：莫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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