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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7
1882年7月,朝鲜汉城发生了士兵和下层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和朝鲜封建统治的起义,但起义却被野心家利用变成了盲目的骚乱,史称“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发生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朝鲜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势力迅速侵入朝鲜,日本商人大部分集中于釜山、仁川和元山等通商口岸,居奇盈利。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在朝鲜统治阶级中寻找与培养代理人。当时,大院君李星应执政已久,坚持锁国政策,其子国王李熙因已年长,亲临朝政,加之王妃闵氏颇有才干和政治野心,与大院君矛盾重重,并对其施加压力,大院君不得不引退闲居。于是,闵妃集团势力渐大,在政治上一反大院君所为,以改革为名,变更朝政,重任开化党人。开化党人多为政治上失意的贵族青年,他们虽然主张改革和进步,但并无实力和从政经验。日本侵略者认为这些人可成为他们侵略朝鲜的社会基础,于是,施展各种手段进行笼络。开化党人也以日本为后盾而投靠日本。闵妃集团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依靠开化党人改变朝政,并于1881年5月,在日本政府的劝告下,实行军事改革,建立称之为“别技军”的新军,聘用日本陆军少尉堀本礼造为教练。由于闵妃集团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有利的侵略条件,致使日本的外交官、军官和商人在朝鲜飞扬跋扈,趾高气扬。据美国人说:“日本与西方列强相处,虽极尽敷衍妥协之能事,但在朝鲜却自始是蛮横的。”[22]英国人也认为:日本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是毫无充分理由的一意孤行”,这种行径“只能说是胡作非为和无所忌惮的野心政策”。[23]日本政府的侵略触角激起了广大朝鲜人民的愤怒和仇恨。
“壬午兵变”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朝鲜国内的阶级矛盾激化。朝鲜统治阶级的腐败贪婪和巧取豪夺,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大院君集团和闵妃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的内讧,致使朝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值严重旱灾,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政府财政困难,士兵竟有13个月未发饷银,怨声载道。1882年7月23日,朝鲜发生兵变,士兵和人民群众,拿起武器,走上街头,开获释囚,攻打官府。围攻闵氏权臣住宅,甚至闯入王宫,杀死闵妃一族的重臣闵谦镐,闵妃改装易服,逃往乡间避难。日本教练堀本礼造率新军进行镇压,后被起义者击毙。
起义的士兵和群众,并无严密组织和有力的领导,不得不投向大院君及其权臣以求庇护。而大院君则乘机复出,利用群众的力量,迫使国王下令,军国大事一切禀决于大院君。如此,一场自发的兵变,成为政治暴动和反日暴动了。大院君除唆使士兵袭击王宫,杀害闵氏家族外,出于排日思想,包围并袭击日本公使馆,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等冒雨逃走,得停泊于仁川港的英国测量船飞鱼号的援助,返回日本。
变乱中日本军人和使馆工作人员被杀者12人,受伤者6人。日本国内得知朝鲜兵变,舆论哗然。7月30日,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对策。内阁中,黑田清隆、山县有朋等力主出兵,对朝宣战。许多报纸大肆渲染兵变造成的恐怖,玄洋社等军国主义团体,筹组“义勇军”。许多武士、浪人蠢蠢欲动,有如大战即将发生之势。但内阁中的稳健派人物如岩仓具视、外务卿井上馨等人则认为:若兴师朝鲜,必将与中国发生冲突。本国维新未久,国力薄弱,军务不足,作战难以取胜,不如借此口实,讹诈某些权利,暂时避免战争。所以,主张派军舰赴朝鲜示威观变,“责以相当赔偿谢罪,……以平我臣民不满之气”,而“交涉进行时,凶徒若再逞乱侵犯,我军队可出于临机处置,充分发挥镇压之力,以示惩创”。如果“中国或其他国家提议仲裁,使臣应告以政府曾训令不得允许外国干预。”[24]
日本内阁否决了山县的强硬意见,决定向朝鲜政府提出下列要求:(1)朝鲜政府向日本政府正式谢罪;(2)对被害者遗属进行赔偿;(3)严惩凶手;(4)割让巨济岛及勘陵岛;(5)日军占领仁川以防事件再发;(6)咸兴、大邱、榻花津开市;(7)日本公使馆员和领事馆员有于朝鲜内地旅行自由。随即命令花房公使赴朝交涉,并以由陆军少将高岛鞘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所率领的1000名士兵为援护,返回朝鲜。
清政府闻知“壬午兵变”消息,并接受朝鲜国王的请求,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为了牵制日本和镇压兵变,派吴长庆率军6营(3000人)入朝,丁汝昌率威远、扬威、超勇等舰护航,由熟悉外交事务的马建忠随同前往,主持交涉事宜。当马建忠到达仁川时,花房义质已先期率兵到达。马建忠拜会花房义质,要求进行谈判。花房拒绝。马建忠劝其勿带兵进入汉城,花房也置之不理。8月16日,花房义质率领日军至汉城,向大院君提出惩凶、赔款要求。大院君拖延不答,花房撤出汉城,以示决裂。正当此时,大队清军赶到汉城,采取了迅速果断行动,先由丁汝昌、马建忠前往拜会大院君李呈应,待李呈应回访清营时,遂将其逮捕,并立即将其送往天津,后软禁于保定。与此同时,以国王李熙名义,号令全国,安抚民心,遣散和捕拿变兵,一场变乱很快平息了。随后,朝鲜国王遣使与花房义质谈判,接受日本方面的要求。1882年8月30日,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济物浦为仁川古称),规定:(1)朝鲜政府向日本遣使道歉,并捕拿凶手,严惩罪魁;(2)赔款给日本人抚恤金与兵费55万元;(3)允许日军驻汉城使馆,以资保护。此后,又订续约,规定:(1)开咸兴、大邱和榻花津为通商口岸,并将已开的釜山、仁川和元山三个个通商口岸扩大到周围50里以内;(2)日本使馆人员及其家属有在内地旅行的自由。“壬午兵变”反映了朝鲜问题的尖锐性、复杂性,日本政府在不具备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条件下,采取了“和平”方式进一步扩大在朝鲜的侵略势力,并开始备战,以待时机。
清政府鉴于日本侵略者在朝鲜的势力日益扩大,并危及自身利益,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壬午兵变”后两个月,中朝两国签订了《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其中写道:“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议”。条约规定:中朝两国互派商务委员,照料本国商民;两国商民可在彼此已开口岸居住、贸易;可在彼此海面捕鱼;增设鸭绿江之栅门,义州及图们江、珲春、会宁为通商口岸。于此处课税,概为值百抽五;为方便交通,中国轮船招商局每月派船在中朝之间往返航行一次。
不久,李鸿章又推荐马建忠和德国人穆德麟为朝鲜顾问,协助朝鲜办理海关事务,任袁世凯为全权委员。并赠送快枪1000支,铜炮10尊,派员训练朝鲜新军l000人。派吴庆长统率6营(约3000人)庆军留驻朝鲜、以抵制日军在朝鲜的活动。又因朝鲜财政困难,贷银50万两。清政府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日本窥伺挟制,千方百计以愚朝人,而朝鲜大难虽平,反侧之心亦尚未遽靖,均不可无威重大员坐镇其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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