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国耻·日本对华侵略史：木户孝允首倡的征韩论

2023-09-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至幕末却出现了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为代表的“海外雄飞论”者。朝鲜拒使，成为日本国内叫嚣“征韩”论的借口。在当权者中，首先提出“征韩”主张的是木户孝允。因此，在政府内外，倡言“征韩论”者，一时甚嚣尘上。日本政府所不同意的只是武力“征韩”，而侵略朝鲜的方针并未动摇。[4]日本政府鉴于自身实力、国际局势和中韩关系，决定采取第三策，即迂回政策。

朝鲜半岛背负富饶广阔的亚洲大陆，面向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三千里江山是良好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它地处中国、俄国和日本之间，是俄国南进太平洋和日本北进中国的必争之地。中国与朝鲜存在悠久的宗藩关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甚密。

日本对朝鲜垂涎已久。早在16世纪，日本的丰臣秀吉曾以武力入侵朝鲜，并企图侵入中国的东北。此后，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无力进攻朝鲜。但至幕末却出现了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为代表的“海外雄飞论”者。明治政府初期作为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等维新人物都是吉田松阴的得意门徒，他们受吉田的思想影响颇深，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具备了把侵略思想变为政策的可能。

日本明治维新后，大力整军经武，厘革内政，发展经济，同时也开始了对外的侵略活动。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朝鲜。在德川幕府时代，朝鲜政府从不与天皇和幕府直接交往，而是通过对马藩主作中介。对马藩主在经济上依赖于朝鲜，所以，在交往过程中对马藩主几乎居于朝鲜附属国的地位，长期以来形成了固定的交往体制和文书格式。1868年，对马藩主宗义达向明治政权效忠，并提出改变日朝关系的建议：由日本国天皇政府直接与朝鲜交往，进而控制朝鲜。如果朝鲜“不辨皇国之厚意，万一有非礼倨傲之情态”，则可“赫然膺惩，……以充英武之皇猷”。^[1]在这种侵略思想指导下，宗义达遣使入朝鲜，竟然声明：“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而贵国之于我交谊已久矣，宜笃恳款。”当时，朝鲜政府只承认中国的皇帝，恪守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因而，拒绝接待对马藩主的来使，不肯接受日本文书。

朝鲜拒使，成为日本国内叫嚣“征韩”论的借口。在当权者中，首先提出“征韩”主张的是木户孝允。他在日记中写道：“遣使朝鲜，质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鸣罪声讨，并希大张神州之威”，从而“使亿万苍生之目光，对内对外为之一变”。不久，日本再次派遣佐田白茅、森山茂赴朝鲜质问，朝鲜政府仍然置之不理。佐田等回国后，扬言朝鲜国力不强，可兴师问罪。因此，在政府内外，倡言“征韩论”者，一时甚嚣尘上。有人叫嚷：“逼以军舰之兵威”，直接诉诸武力；有人主张采取迂回政策，首先和中国缔结友好条约，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那时，朝鲜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为什么明治政府中部分当权者，在政府成立后不久，就急于提出侵略朝鲜的主张？其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巩固新政权的需要。明治初年，日本社会很不稳定，许多失意的藩主士族，不满维新措施，心怀不轨。日本统治者希望以对外战争转移视线，缓和国内矛盾以巩固和发展新政权。正如森山茂所言：“方今维新告成，四方不得志者皆英气勃勃，蠢焉思动。若移植之于半岛（指朝鲜半岛），既可避免内乱，又可拓国利于海外，洵一举两得之新策也。”^[2]二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明治初年，百废待举，财力匮乏。如侵略朝鲜，可以掠夺大量财富，以解燃眉之急。正如佐田白茅所说：“朝鲜，金穴也。米谷亦颇多，一举而拔之，征其人民与金谷，……则大藏省不仅取其偿，省几年间开拓之费，其利岂不浩乎？故而征伐朝鲜乃富国强兵之策。”^[3]

当木户等人高唱征韩之际，大久保虽不予反对，但以时机尚未成熟，反对立即征韩。他认为，当时，人心未定，恐因征韩而使人心更加混乱，破坏新政府的基础；维新以来各藩仍未协调一致；防俄乘机南下，趁火打劫；政府当务之急在调和萨、长两藩，使其效力朝廷。明治政府也鉴于内战刚结束，无力外征，因而，未允所请。

日本政府所不同意的只是武力“征韩”，而侵略朝鲜的方针并未动摇。外务省从日本国力和中朝关系的实际出发，于1870年4月向太政官提出“朝鲜政策”三原则，要求政府作出抉择。此三策是：

第一，在“国力充实”之前，停止与朝鲜交涉，待以对马藩主为媒介之日韩关系自然消灭，而且国力充实后再行交涉。但此举易使俄国乘机吞并朝鲜。此乃消极政策。

第二，速将已任为皇使之木户孝允，随舰派赴朝鲜，要求“开港开市往来自由之条约”，如“以军舰兵威迫之仍难期大事有成”，则不得已采取武力的积极政策。

第三，利用中韩宗属关系，首先由日本遣使至中国缔结修好条约，取得中日平等关系；则朝鲜既为中国属国，其地位自然低于日本。如此，朝鲜纵因不服而演成干戈相向，中国或将不致出兵援助朝鲜，此乃迂回政策。”^[4]

日本政府鉴于自身实力、国际局势和中韩关系，决定采取第三策，即迂回政策。1870年6月，派柳原前光出使中国，进行通商修好交涉。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得与中国的平等国际地位以便侵略朝鲜；同时，也是为了攫取与西方列强已享有的不平等的通商权利。正如柳原前光来华前在致岩仓具视的《朝鲜论稿》中所云：“皇国为绝海之孤岛，此后纵能建立相应之兵备，但欲永远保全周围环海之地，与各国并立，并发扬国威，此乃最大之难事。然朝鲜北连满洲，西接鞑清，若能绥服之，实保全国之基础，亦向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根本。若为他国捷足先得，则国事自此休矣。且近年各国侦知其国情而窥伺者屡见不鲜，如俄国，既已蚕食满洲东北，其势更欲吞并朝鲜，此皇国刻不容缓之时也，况为列圣垂念之地。”^[5]

1870年9月，柳原等一行抵达天津，7日与三口通商大臣成琳会谈，正式进行订约的预备交涉。柳原前光将其所携带的日本政府的条约草稿呈交给中国代表，并在离津前向李鸿章表示，日本将于明年3月派遣全权使臣到天津商定条约。

日本的草约共16条，其中心内容就是要求“最惠国条款”。对此，李鸿章在1870年11月的《议日本换约》中曾指出：“其第二款云均照泰西各国优典无异，第五款云悉照与外国所立通商总例办理，第十一款云两国从前与泰西各国订约历有成例均可遵照，第十五款云既经换约准行后，有别外诸国或沾异数殊典，两国无不照办等语，是其处心积虑以西国为比例，虽一款可抵数十款矣。”他认为中国“断不肯轻易从事矣，其使臣到后自必督属相机剖办”，而且“各国和约，惟一体均沾等语流弊最甚，兹日本注意在此，既允立约恐难力拒，其他皆末节也。”^[6]从中可知，日本政府的所谓“修好”的真正目的，已昭然若揭了。由于李鸿章的警惕，柳原未能如愿与中国订约。

1871年5月18日，日本政府派全权大臣伊达宗城、副使柳原前光外务大丞、津田真道外务权大丞、郑永宁翻译官等30余人，乘美国邮船来华。其使命，主要是为了同清政府缔结条约，同时又以大藏卿（伊达）身份，考察中国各港口及贸易情形。伊达携带日本国国书，及以中日文撰写的条约和通商章程等草案共8册。该条约不是柳原所带的16款，而是重新拟定的完全仿照1861年中国与德国所缔结的条约。

6月9日，伊达等人在天津会见中国钦差大臣李鸿章。10日，中国代表应宝时、陈钦与日本代表开始谈判。6月15日，日方将其条约草案二册交给中方代表。中国认为日本的条约草案是抄袭夏威夷，税则章程抄袭美国，“未免诸多流弊”，因而拟定了条约方案3册，并要求日本应以此方案约稿订约。

日本代表发现中方的方案中有“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字样，这是曾被西方列强所警告而不能接受的内容。因此日方要求中方必须按照日本的方案订约。中方代表反驳日本的要求说：日本不守信用，“去岁情词恳切，并送来16条，均以两国立论，……此次尊处送到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词，荟萃西约取益各款而择其尤，意与去岁拟稿，自相矛盾，将前稿作为废纸，则是未订交先失信”。^[7]日方阅读中方复函后，认为这是中方的最后通牒，不得不根据中方的意见修改条约草案。

7月8日，中日双方全权大臣李鸿章与伊达宗城会谈于天津山西公馆。日方要求“一体均沾”和“内地通商”，这是中方绝不允许的。因此，李鸿章与柳原前光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关于“一体均沾”问题，李鸿章将其改为“如彼此海关章程，嗣后有变通之处，随时商办”字样，并列为通商章程第31条。关于“内地通商”，柳原前光以西方列强可进出中国内地通商为理由，向中方要求重新检讨通商章程第14条“进口货不准运入内地”和第15条“不准入内地置买土货”。柳原说：根据中英条约第9条有“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的记载，而欧美各国都能享受此“最惠约款”，日本为何不能享受。对此，李鸿章反驳说：“今日本系以八口岸与中国通商，华人既不能到彼（日本）内地贸易，日本人亦岂应入中国内地贸易”。^[8]不能引西约以为例。因为“最惠约款”是中国在“城下之盟”勉强答应的，而且此条款带给中国无比灾难。

中日双方代表除就上述两个问题交涉外，为了朝鲜问题也各自暗中布置。李鸿章认为：“第一条，载明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等语，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9]以为此条款可使日本承认中韩的“宗属关系”。日本则更周密的为“征韩论”布置，因为缔结中日条约可提高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因而也有利于对朝鲜的侵略。日本争取清朝的皇帝与日本的天皇并称。大清国与日本并列，是针对朝鲜问题，因为朝鲜曾拒收日本国书，是由于其中有“天皇”字样。

1871年9月13日，中日双方代表经过一再争辩之后，基本上按照中国方面的意见，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正约18条，《通商章程》33条。该约大体上是以对等原则制定的双边协定；但这个对等原则并非出于日本政府本意，日本政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中日修好”，而是以迂回政策为侵略朝鲜架设桥梁。《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不是明治政府睦邻外交的开端，而是向邻国侵略的一个步骤——敲开朝鲜大门的准备。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朝鲜政府发觉日本有侵略朝鲜野心，于1873年5月，即《中日友好条规》换约后一个月，在釜山草梁的“倭馆”门前张贴布告说：“彼日本虽受制于人而不耻，变形易俗，此不可谓日本之人，不许其来往我境。”此时，日本政府中主要领导人物，如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正在欧美各国考察。政府工作由西乡隆盛、大隈重信、坂垣退助等人辅佐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主持。面对朝鲜的上述举措，西乡、坂垣、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人再次叫嚷“征韩”。西乡主张先派遣问罪使臣前往朝鲜，如果使臣被杀，日本就可以伺机向朝鲜派遣远征军，并愿亲任使节。他希望速战必胜，既能给自己带来很高的威信，又能使自己控制政府，从而驱除大久保、岩仓等人的势力。

1873年7月，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先后回国。本来主张以武力征韩的木户，这时反而成为“征韩论”的反对派。主要原因，是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深知日本国力之不足，不能贸然向外侵略。为了创造向外扩张的必要条件，他主张“内治优先”。强调政府的“义务莫先于抚民，方略莫先于养力”，应“以治内政为第一者。”^[10]岩仓具视也认为：“整顿国政，富国文明之进步，乃燃眉之课题”。^[11]大久保利通则力言“征韩”之不利。他说：“俄国之南进运动是世界所共知的。因此，日韩相争，则俄国正可坐收渔翁之利，英国也是一个强国，日本已向它举债不少。倘我国因战争之故，不能照付利息，则英国必将以此为口实，干涉我国内政，如此将使我国成为印度第二”。^[12]在“征韩派”与“内治派”双方争执不下时，岩仓具视便于1873年10月23日，上奏天皇说：“维新以来，才四、五年，甲基并非坚固，政治亦非完备，呈治县似备而警虞难测，方才之时未可轻图外事也。”^[13]力陈整顿内政，增强国力，是当前要务。24日，天皇召见岩仓，在敕旨中写道：“整理国政，培养民力，以期成功于永远。”暂时取消了遣使征韩之议。

其实，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并非和平主义者，他们的基本主张与西乡隆盛等人是一致的，都是扩张主义者，都是侵略朝鲜的积极鼓吹者，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征韩的时间和条件而已。大久保等人认为；“日本当时还没有发达的工业和强大的武力，在这种条件下，急于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未免为时过早，事实上，在击败征韩派不久，他们便对台湾和朝鲜采取了军事侵略行动。

莫忘国耻·日本对华侵略史：木户孝允首倡的征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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