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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曲艺家崔琦:创作与表演,荣获国家级奖项,相声演出技巧

【摘要】:崔 琦 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华曲艺学会理事、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曲艺团演员。创作并发表相声、快板、单弦、小品、杂文等600余篇,多篇作品荣获国家级奖项。曾荣获第四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曲艺是一种表演形式,跟戏曲的区别在哪儿呢?这就是戏剧和曲艺不同的地方。里面就提到了许多关于相声的表演方法。

崔 琦 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华曲艺学会理事、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曲艺团演员。曾师承快板大王高凤山、评书艺术家马连登等。创作并发表相声、快板、单弦、小品杂文等600余篇,多篇作品荣获国家级奖项。曾荣获第四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

曲艺是一种表演形式,跟戏曲的区别在哪儿呢?不论是话剧京剧地方戏评剧曲剧戏剧都是现身说法。什么叫“现身说法”?剧中人一出场,人物出来了,比如说京剧《智取威武山》,杨子荣一出来是解放军的侦查排长,座山雕一出来就是反面人物,用他们的语言、行动、唱词、思想来说明一个问题,现身说法。曲艺是说法中现身,演员一上来,先是一个说书人,先讲故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个什么事,一会儿出现各色人等都是这个演员临时扮演的,演完了再退出去,还回到讲故事的人的身份,这叫“说法中现身”。这就是戏剧和曲艺不同的地方。

对口相声表演形式都是两人站着,一个捧一个逗,其实不一样。有的是一对一句的,像《对春联》《打灯谜》,这是子母哏。还有一头沉:《大保镖》。还有的贯口:《菜单子》《地理图》。还有倒口,就是使用方言。过去相声学方言都是学河北省的方言,也有山东话如《山东二黄》。现在题材也宽泛了,只要是使用方言,就是倒口了。柳活就是唱,唱歌就是歌柳、唱戏就是戏柳。柳活里面还有一种叫“腿子活”,腿子活什么意思呀?两个演员要仿学一出戏,不是真唱戏,而是拿这个作为载体,从中引发笑料。一般的都是捧哏的这边比较懂、比较清头,逗哏的这个半瓶醋、一知半解,可是还不虚心,要充内行、会好几百出戏,这样产生包袱、笑料,这是腿子活。

包袱笑料怎么来的呢?首先说一个问题,什么是包袱?包袱里边可以有笑料,笑料不一定是包袱。什么是笑料?让你笑的地方就是笑料,一句话你笑了,一个动作你笑了,这就是笑料。我们看外国的室内剧,餐厅里的男服务生托了一盘蛋糕、走着走着不留神一滑,扣客人脑袋上了,大家就一笑。这就不是包袱,这是笑料。

什么是包袱呢?包袱得经过作者和演员的缜密加工,把语言经过有意识的组织、安排、调动,通过各种手段,比如说三番四抖、阴差阳错、先褒后贬、违反常规、逻辑混乱、颠倒差说、歪讲歪唱、巧借谐音诸般的手段才能够引人发笑。马三立先生的《逗你玩儿》就是包袱,不是笑料。它必须得经过演员的组织,这是典型的三番四抖。一个大嫂让孩子看着衣裳,孩子五岁,这个铺垫非常重要,说机灵不机灵、说傻不傻,必须得有这个条件,你特机灵的孩子那不可能,小偷一拿裤子、一拿被子,“别动,这是我们家的”,完了。纯傻子也不行。

举一个三番四抖的例子。杨少华、杨议、李金斗、陈涌泉、何云伟、李菁,我们一行人去杭州演出,到街上走走,一看饭馆门口写着“正宗北京烤鸭”,大伙儿进去了,服务生一看相声界名家都来了,赶紧的摆餐具、擦桌子:“几位要点什么呀?”杨先生说了:“我们很简单,来几瓶啤酒,来几个凉菜,回头我们尝尝你这个‘正宗北京烤鸭’。”不大的工夫,鸭子上来了,专业的烤鸭店得当着客人的面片这个鸭子。男服务生戴着白帽子、白围裙、白套袖,拿刀刚要片,杨少华拦住了。“小伙子,你知道这鸭子怎么片么?”“杨老师,您说这个怎么片呢?”“我告诉你呀,这只鸭子个儿大,片出来108片,小鸭子是88片,讲究是块块带皮,那皮肉分开那不行,那是外江派。”“是,杨老师,一定照您说的,好好给您片。”拿刀刚要片,杨少华说等会儿,摸摸,摸哪儿啊?摸鸭子屁股,一摸:“小伙子,这不对呀,你这儿写着正宗北京鸭,你这鸭子是湖鸭、是长沙的鸭子。”“不好意思,可能弄错了,我给您换一只吧。”这只推出去,又推上一只来,拿刀刚要片,杨少华说我再摸摸,一摸这还不对,这是漳州的鸭子。“不好意思,再给您换一只。”这只推回去,又推上一只来。拿刀刚要片,杨少华再次摸这个鸭子屁股:“小伙子,这还不对,你这做板鸭的材料是南京的鸭子。”三回,杨少华一摸就摸出来了。小伙子挂不住:“哎哟,杨老师我服您了,您吃过、见过,我跟您说实话,我从小没爹没妈,我是孤儿院长大的,到现在我不知道我老家是哪儿。您受累,您摸摸我哪儿的原籍?”

这是真事,这就是包袱,这不是笑料,这就叫三翻四抖。直接就说成不成?说烤鸭上来了,人家刚要片,杨少华一摸说这不是北京的鸭子,那服务员说您摸我是哪儿的人得了。那就不行了,肯定乐不了。它是随着演员的铺垫,好铺垫须隐蔽,组织包袱,演员得让观众的思绪一番、两番、三番都奔那儿去了,然后第四番突然间的一拐弯,意料之外,这个包袱才能响。三翻四抖是最典型的,《逗你玩儿》是这样,杨少华的《吃烤鸭》也是这样。

最高的技巧就是无技巧。我最崇尚马三立的风格,不露痕迹、漫不经心,絮絮叨叨,你以为没用的话,实际有用。听众没感觉到,随着他的思路就进去了,到时候出其不意翻出包袱来。《找糖块》里的老大爷看电影,在电影院里往下出溜找糖块,谁都这么想,一块糖掉地下不要了,你捡起来也脏了,没法吃了,“不是,我牙在上面粘着呢”。相声的包袱和笑料无一例外离不开“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八个字,没有违背这八个字的,才能产生包袱和笑料。

我曾经写过一篇相声《三字经》,把相声的历史、行规、组织包袱的方法、禁忌、艺术特色完整地写下来了。里面就提到了许多关于相声的表演方法。“设包袱、莫雷同,前已响、后不灵。”就是说一种方法不能反复用。比如《铡美案》说到包公审问陈世美,陈世美拒不认罪,包公一拍桌案,掏出手枪来“不许动”!这在最初的时候,这个包袱可以响,观众笑了。包公是宋朝人,怎么能拿手枪呢?违反常规,不合情理,观众乐了。这叫响一不响二,这个包袱响了,你说包公一会儿把手机拿出来了,这就不可乐了,他再扔手榴弹,也不可乐了。

还有“话不到、人不笑,话若多、也砸锅”。侯宝林、郭启儒先生说的相声《夜行记》,讽刺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不拘小节的人。用的第一人称“我”,一直到最后,对面又来个警察,你赶紧下来推着走吧,我进胡同了,“吱溜”一下子,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关键的词在这里,捧哏的说:“你到家了?”侯宝林先生的语言就很紧凑,干净。“你到家了?”“掉沟里了。”就完了。有的演员使的活就是说:“哪儿啊,我掉沟里了。”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哪儿啊,我”都不能要,为什么不行?这个人一道上净捅娄子了,你还说哪儿啊?聪明的观众就明白了,肯定没到家,又撞人了吧?又撞树了?掉沟里了?观众有了这个预感了。你再说“我掉沟里了”,就不可乐了,即便乐,包袱成色也降低了,乐得不是那么脆了。这个相声多一个字不成、少一个字不成。

节奏也很关键,《戏剧杂谈》里有这样一句可乐的词儿。侯宝林在说这句词的时候特别快,“要不您看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是吃的”,干吗说这么快呀?这句话不能断,断了包袱就抻了,如果不连着说,分着说——“要不您看电影演员一般的都有胃病呢,那是为什么呀?那都是吃的。”这就不行了。因为你说,“电影演员都有胃病呢”,观众就明白那是吃的了;你再说,“那都是吃的”,那还可乐什么?所以这句话不能断,“要不您看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是吃的”,就得这么连续地说出来。

有人学相声,为什么要拜师?要老师给指点,没老师成不成?相声有四大本教材,还有一个补遗的、还有一个小段的,一共六大本,200多块钱就买来了,买来了就可以说相声了,只要你下工夫就成为著名相声演员了?不是。那里边是资料,没有技巧,没人告诉你怎么说。

有这么一个相声垫话叫《三五句话》,是20世纪50年代初,电影导演谢添先生在后台跟相声演员聊天时说的,被马三立先生拿到台上去了,一直说到现在。这个垫话很简单,不论说哪个段子,都可以拿它当垫话。“这个相声演员比较聪明。”“我就聪明。”“脑子得快。”“我脑子就快。”“你脑子快,你跟我学几句话你学不上来。”“那不一定,学多少句?”“三句。”“三十句、三百句都没问题。”“听着,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就这个呀,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错了吧?”“没有呀!”“这就错了,我让你跟我学几句?”“三句。”“那么头两句你都学了,第三句我说‘错了吧’,你怎么不学了?”“这也算一句?”有些年轻的相声演员觉得这个段子都说了60年了,没有新意,改吧。怎么改呢?你跟我学三句话,说:“我到天津来演出,你也到天津来演出。”“我到天津来演出,你也到天津来演出。”“我给大家带来欢乐,你也给大家带来欢乐。”“错了吧?”“没有呀!”“这就错了,我让你跟我学三句,头两句你都学了,第三句错了你怎么不学了?”“哦,这也算一句啊?”没有效果,或者有效果,没有大效果,为什么呢?不合理。在生活当中,我说“我说一句话你学不上来信不信”?一般人都是好胜的,您说“我不信”。“中国话还是外国话?”“中国话,就是眼跟前的话,挺简单的,您不信,您肯定要学错了,您信不信?”您还是不信。“那么我可说了。”在我说的时候,您思想里边就提高警惕了:他让我学这个话,他一定要设一个陷阱、设一个套,让我出错。您肯定提高警惕了,当我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您得想一想,这句话没有什么圈套,“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学上来了。第二句,“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除了文言,茶都是喝的,饭是吃的,喝汤、喝茶,一般的语言习惯是这样,但是我恰恰说了“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您这警惕就发生了作用了:哦,想让我出错,想让我把吃茶说成喝茶,他故意的,我留着神呢,我不上你这个当,我跟你学,“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你说吃茶我就说吃茶,我跟你学的一样,我能错吗?这个时候“错了吧?”“没有!”因为他脑子还在掰扯“吃茶”“喝茶”这两个字眼呢。“我没错!”这个逗哏实际是偷换概念的一种手法,“错了吧”这也是一句,可是学的这个人认为是说上面这一句,这个就产生了包袱笑料了。你如果把它改成别的,什么“我们到天津来演出,我为大家带来欢笑”,没有意识要让捧哏的上当,捧哏的想上当都没这样的机会,平常人说平常话,那还有什么可乐的呀?

现在有些说相声的年轻人追求廉价的笑声。我最近在《曲艺杂志》《中国艺术报》发表的文章里都提到,相声能不能不说这三个字?第一个字,“尸体”的“尸”字下面一个“米”字;第二个字,“尸体”的“尸”下面一个“水”字;第三个字,“尸体”的“尸”下面一个“比”字。现在很多年轻相声演员动辄就说这三个字,还掰开揉碎了说。真正好的段子、好的包袱不用说这种下三路的词儿。马三立的相声《似曾相识的人》:“你这皮鞋不错。”“明儿我给您,我擦干净,你多少号?”“39。”“我也39。”“明儿我擦干净、我刷干净,我给您送办公室,我当面交给您。”“别交给我,你给我送二楼团里头,支部那屋墙上有个黄书包,你搁那个里头。”很普通的话,平常的话,一点也不低俗,产生了大包袱,他在刻画一个人物,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语言,就可乐了。

什么样的语言可以组成包袱?伦理哏可乐吗?胡同里面俩孩子打起来了,互相对骂,怎么没人乐呀?但是话又说回来,好的伦理哏比如《六口人》也好、《反七口》为什么可乐呢?老先生留下这个段子,语言得经过反复的琢磨,特别巧妙,你算错了,为什么?你没算我爸爸。或者反过来也是,你没算我儿子。要把伦理哏使成不是伦理哏,那就高了。我说这个时候,我没想占你便宜,我就是替你们家算人口了,我浑然不知道我在占你便宜呢。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观众也感觉不到是他占便宜了,是无意识的占便宜,但是这个太难了。伦理哏不是一概否定,得有它的合理性,愣占便宜不行。好的语言、好的相声,不用说这个下三路、也不用伦理哏,社论式的语言也能产生包袱。

还有,相声应该从结构上找包袱。什么叫结构?梁左是一个写相声的高手。小偷是不能开公司的,当贼不能说话呀,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唯独当小偷的、当贼的不能说话。张寿臣先生说的《贼说话》就是包袱,但是梁左就让小偷开这个公司,有春盗办、妇盗办、儿盗办,逢年过节组织一个特定的主题去偷东西,小偷公司设立的各种机构还有保卫处,这就可乐。相声可以荒诞,这个框架结构是一个筐,你往里装什么它都可乐。要反映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机构重叠,不用小偷公司,就说单位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就这么平说,那得费多大劲才能创造出包袱来。

梁左的《虎口遐想》这个段子,他让主人公掉老虎洞里了,再有一些非分之想、遐想,就可乐。如果不是老虎洞,没有这个特定的环境,相声演员就站台上想,想这个想那个,很难产生笑料包袱。《电梯奇遇》里,破电梯上不来、下不去,才可以产生笑料和包袱。

现在年轻人说相声还有一个毛病,没准词儿,不下工夫,他认为这是能耐,我们行话叫“扑盲子”。1980年,我在中国大戏院看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似曾相识的人》,马先生慢慢走上来,冲大伙儿一鞠躬,大伙儿还是鼓掌,马先生走到麦克风面前,声音不大。“我叫马三立。”鸦雀无声。“爱好相声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今儿都来齐了吧。”就这普通话,又是掌声、又是笑声。第二天,我跟王文林上马三立家里去,马先生说:“怎么样啊,昨天听我这个,给我说说吧。”“师爷,我给您说什么呀?你使得真好,您这扑盲子太好了,没准词。”一拉抽屉,拿出来了:“你看看。爱好相声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今儿都来齐了吧?”都是昨天晚上说的话,一字不差。马先生说“你词儿不熟,上去淌着水胡说那还行啊?说扑盲子是一种手段,真扑盲子、真没准词,那能行吗?”后来我在《北京晚报》写一篇文章,《马三立谈扑盲子》,就是说相声应该怎么说。现在很多演员崇尚没准词,大概其就蹚着水就上去了,真敢说。

任何相声都是在塑造人物。有人不懂这些,说我说个《对春联》这没有人物啊,你说个上联、我说个下联,猜谜语,我说一个你猜,都是塑造人物。侯宝林先生就跟我聊天,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注意这个。《打灯谜》也是,捧哏的和逗哏的,互相瞧不起,你不行,你没我聪明、你没我脑子快,这进入人物了。对对子也是一样,你没我学问大,都是在刻画人物。有些演员都不注意这个。

跟相声很接近的还有一种形式叫“双簧”。现在北京、天津很多的演员没明白,这个节目应该怎么演。我曾经问过不止一对儿相声演员,这个前脸干张嘴不出声这叫作“发托卖相”,俩人配合要学像一个人似的,这就叫“双学一人”。应该是配合默契。有时候后边演员声还没出来,这演员动作先出来了,那不对。过去老先生演双簧的,孙宝才(艺名“大狗熊”)、郭全宝、罗荣寿演双簧,前面这个拍完木头等着,不知道后头要说什么,“奴家王宝钏,夫君薛平贵一别离家,一十八载”,后边这个说着慢的突然快了,“一个萝卜四两,俩萝卜八斤半”,前面这位不知道后头要说什么,这就有哏了。如果前面这位知道后头要说什么,俩人背好了词儿,我说什么你比划什么,我说抬手你抬手,我说伸胳膊你伸胳膊,那还有什么可乐的呀?

还有就是不知道包袱口在哪儿。演双簧,我这小木头一拍他就不能说话了,我让他干什么干什么。把手伸出来,攥拳头、伸食指、往眼睛上搁、抠、抠、把眼珠子抠出来,不抠,这就行了,这就是包袱了,包袱响即收场,你是不能抠眼珠子的,到这儿就得戛然而止,后面不能再有词儿了。这就是“包袱响、即收场,蛇添足、笑声挡”。

下面再说说关于快板、快板书的话题。快板发展到现在形成了三大流派,李派李润杰、高派高凤山、王派王凤山,还有一个胡派胡振江,对快板也有很深的造诣。王派慢而不断、高派快而不乱、李派是说唱结合。原来王凤山、高凤山都叫快板,李润杰先生丰富了它的句头、句式,叫“快板书”。三大流派呈鼎足之势,为快板书艺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快板就是有拍节的、合辙押韵地来说故事,我们写快板都是七个字,要符合“二二三”的句式,得构成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的结构,两个字两个字是四个字,加三个字是七个字,必须得符合这个规律。比如说“故人西辞黄鹤楼”“红军不怕远征难”“太阳爬过东山头”,你要违背这个规律就唱不成了。“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他有个三字头,实际上它是巍峨耸立万丈多,“巍峨”是一个词儿,“耸立”是一个词,“万丈多”是一个词儿。“一轮红日照边疆,草原百鸟任飞翔”,多一个字“一轮红日照边疆,草原上百鸟任飞翔”,也可以,但它是以七个字为基础,八个字是把它塞到这个节奏里边。所以必须得掌握“二二三”的句式,写成七个字,要不符合这个规律就没法唱。

快板有十三道辙,就是一句话,“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为什么快板听着好听呢?就是辙韵在起作用。有一次,侯宝林给毛泽东说相声,说了四句诗:“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毛泽东哈哈大笑,因为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他懂辙韵,这四句没辙没韵的,谁也不挨着谁,就可笑了。

唱好快板,包括其他的曲种,一是要合辙押韵,二是要锤炼精彩的句子。李润杰先生写过很多段子,《夜袭金门岛》《智取大西礁》。我们要写这样的段子,怎么写?比如说同样的句子,我们要写中国人民解放军上金门岛抓舌头、搞情报去了,就这么写:“漆黑的夜里似墨染,海面上飞来了一只船,这条船直奔金门岛,它是真好像风驰电掣箭离弦。”听着带劲,英雄、抓舌头、搞情报。那边要来就不能这么写了,还是这个事:“漆黑的夜里阴惨惨,海面上偷偷摸摸来条船,这条船瞧着就危险,它是不知哪会儿就得翻。”合辙押韵容易,但还得锤炼精彩的句子,把作者的立场表现出来,起到鼓舞人民、宣传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

快板,快板书,都不是一道汤,不能把仄声字都搁在一块,平声字都搁在一块,也要有高矮音,一个句子话出来叮当乱响,这就是快板。还有不能勉强找辙和因词害意,什么叫因词害意呀?我是《曲艺》杂志的编委,看过叫《盼》的一个小段稿子,农民盼丰收,工人盼高产,学生盼考试成绩好,其中有这么一句,就是卖寿衣的盼死人,这就不能要,让人听着不舒服。还有人写出这词儿来,“她到发廊把容美”,这个就是纯粹为找辙,很难接受,都是不可以的。生活当中怎么说,你词儿里就得怎么说:“三弦一响真带劲儿,唱一唱热情风趣的北京人儿,老北京一辈一辈居住在小市儿城根儿,爱吃家常炸酱面,早晚最爱喝豆汁。人情奉往讲个老礼儿,大杂院里爱串个门儿。”平常我们就说“串门儿”,没有说“串门”的。这人有个“老礼儿”,不能说这人有个“老礼”。所以平常怎么说话,写出文字来,就应该怎么写,那才可以。

快板要怎么写呢?要有主句有衬句。什么叫主句衬句?你想写什么,你先把这一句想起来,然后那一句可以是配合的。比如我们到草原了,想写草原这么多牛羊,我写了一句词儿,“草原遍地是牛羊”,一句话就构不成一个快板的句子,这怎么办呢?有了,上句我写“大草原,宽又长,这个草原遍地是牛羊”,这就行了。你想歌颂青海省,青海的土地面积非常大,怎么办呢?“青海好、青海好,青海的面积真不小”,这不就是快板吗?为了让人形象地知道青海有多么的大,“青海省这个土地多,就等于三个半的老英国,地大物博了不起,面积是八十二万平方里。青海省有一个治多县,方圆足有十九万。大草原,千万顷,一个县就等于它一个陕西省。”再有,我们写句子得找辙,写《劫刑车》就得梭波辙,他因为这个“车”“老太婆”都是梭波辙,十三道辙。“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俏”是遥条辙,“佳”是发花辙,“扭”是由求辙,“捏”是乜斜辙,“出”是姑苏辙,“房”是江阳辙,“来”是怀来辙,“东”是中东辙,“西”是一七辙,“北”是灰堆辙,“坐”是梭波辙。“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掌握了这十三道辙,包括两个小辙,你就可以写诗、写快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