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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曲艺文化特点及影响力

【摘要】:许 克 中国满族经济文化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天津市企业联合会信息部部长、《津门曲坛》杂志副主编、天津市满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在满族民俗、满汉鼓曲、满族宗教方面均有研究。2002年参与创建吉祥满族网站,2010年荣获天津戏曲曲艺十大最具人气票友奖。满族曲种,是目前满族曲艺中现存流传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曲种。满族的祖先曾三次建立政权,经济强盛,文化繁荣。

许 克 中国满族经济文化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天津市企业联合会信息部部长、《津门曲坛》杂志副主编、天津市满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在满族民俗、满汉鼓曲、满族宗教方面均有研究。2002年参与创建吉祥满族网站,2010年荣获天津戏曲曲艺十大最具人气票友奖。

曲艺是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具有一人多角的特性,是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现代曲艺与宋代百戏、清末什样杂耍一脉相承。曲艺鼎盛时期曾有400余个曲种,现常见的不到100种,如相声、二人转、苏州评弹、评书、快板书等。

满族是中国古代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人的后裔,历史上三次建立有影响力的政权、两次入主中原。圣历元年(698),大祚荣建立渤海国,雄踞东北。政和五年(1115),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与宋对峙百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开创了清朝296年的基业,是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满族有人口1038万(2010年数据),1985年至今成立了11个满族自治县(辽宁6个、河北4个、吉林1个)。此外,青州荆州、广州、成都、开封等地满城、驻防营满族人口也较为集中。

满族人能说擅唱,语言文字驾驭能力超群,纳兰性德、文康、老舍皆是不同时期满族文学大家。在曲艺方面,满族更是人才辈出,德寿山、金万昌、荣剑尘、小蘑菇、赵佩茹、侯宝林、刘兰芳、苏文茂、杨少华等更是举国闻名的曲艺名家。老舍之子舒乙多次讲道:“满族人天生喜欢曲艺。”就连素有“南张北溥”之中“北溥”之称的国画大师、恭亲王后代溥心畬亦常常以创作满族岔曲为乐趣。

子弟书、太平鼓、满族说部、锡伯族(与满族同祖同源)念说、赫哲族(与满族同祖同源)伊玛堪、八角鼓等是最能代表满族的曲艺形式,下面简要介绍。

一,子弟书。亦称清音子弟书,因始于八旗子弟,故称“子弟书”。乾隆年间兴起,清末衰亡。分东韵、西韵,代表人物罗松窗、韩小窗、鹤侣等。唱腔古朴舒缓,由三弦伴奏。唱词文雅,诗情画意,是高于口头文学的书面文学。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里说:“子弟书音调沉穆,词亦高雅。”赵景深在《子弟书丛钞序》里说“其中好多篇杰作并不比《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逊色”。启功称子弟书为“创造性的新体诗”。子弟书是一门学问,旧时傅惜华、关德栋等在研究子弟书历史方面颇有成就。民国以后,子弟书作为独立曲种虽然失传了,但它的唱词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至今延续。今天,许多梅花大鼓、京韵大鼓如《黛玉悲秋》《黛玉葬花》《探晴雯》《白帝城》《剑阁闻铃》等曲目的唱词均脱胎于子弟书原词。

二,太平鼓。亦称单鼓,源于满族先人萨满音乐清代杨宾《柳边记略》载:“满人有病必跳神,……跳神者……以铃(腰铃)系臀后,摇之作声,而手击鼓,鼓以单牛皮冒铁圈,有环数十枚在柄,且击且摇,其声索索然。”载涛《清末贵族之生活》一文中也说:“萨满乃头戴神帽,身系腰铃,手击皮鼓(皮蒙于圆铁圈上,下有把可持)。”另有一说分旗香和民香,由满传汉,太平鼓为民香所用,满人祭祀使用抓鼓。抓鼓与太平鼓形制略有不同。

太平鼓唱词通俗易懂,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期间被禁止演出,后逐渐演变成舞蹈,与满族秧歌合流。20世纪80年代,满族曲艺家刘兰芳创编《义犬救主》,再现单鼓艺术于舞台。

三,满族说部。满语为ulabun,源于满族“讲古”,类似于汉族的评书,多用满语表演。“老的不讲古,小的失了谱”,满人借此传颂满族历史、神话故事,用以追念先祖、教育后人。主要在氏族内部传承。满族说部是满族的史诗,代表作品有《天宫大战》《萨布素将军》《尼山萨满》等,如同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江格尔》。

四,念说。锡伯族的一种说唱形式,上下句两句为一番,唱腔简单,主要流行于新疆伊犁。代表曲目《三国之歌》《西迁之歌》《佐领和他的女儿》等,现已后继乏人。

五,依玛堪。赫哲族曲艺形式,类似于汉族评书,与满族说部相同,无伴奏乐器,说唱结合。多由萨满或族长表演,现存书目40余部,面临失传。

六,八角鼓。满族曲种,是目前满族曲艺中现存流传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曲种。它起源于满族民歌和萨满音乐。满族民歌中多有描述关于乐器八角鼓的内容,如《八角鼓响叮当》《摇篮曲》等,可见满族人生活、生产都离不开八角鼓。

《八角鼓响叮当》是一首清代民歌,具有鲜明的满族特色,表现了满族妇女送夫出征时慷慨、喜悦、骄傲的心情,同时也在唱词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八角鼓这种打击乐器在满族军旅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八角鼓是满族传统的民间乐器,象征八旗,寓意团结,始见于清代,流传至今。几百年来,八角鼓并没有随着八旗制度和社会时代的兴衰而浮沉,反而不断地由民间带到军队,从军队传至宫廷,最后又回到民间。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八角鼓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八角鼓不仅是一种乐器,也是一个曲种,更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从清代至今,八角鼓音乐从单一的岔曲发展到曲牌连缀的单弦,又伴随着八旗子弟的各处驻防和行军打仗,将八角鼓从京旗传到了中华各地,在不断充实、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了山东八角鼓、河南大调曲子、兰州鼓子等姊妹艺术的形成,甚至奠定了北京曲剧、吉林满族新城戏等戏曲形式创立的基础。时至今日,八角鼓业已形成了一整套表演艺术体系,它植根于东北,繁荣在京津,覆盖至全国。八角鼓不仅是满族人民的,更是中华各族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艺百花园中的宝贵财富。

首先说岔曲。远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定西将军阿桂平定金川,胜利凯旋。行军中,阿桂命人将一批满语军歌译成汉语演唱。传说旗中一人名曰“小岔”,擅唱高腔,才华横溢,能自撰唱词,阿桂得知后令其编写忠君爱国的曲目,用以激励八旗士气。而后人们将小岔编写的军歌称为“岔曲”,并沿用八角鼓击节伴奏。乾隆帝听到八角鼓的演唱后,非常喜悦,于是命令在八旗军中普及八角鼓岔曲。正是因为受到了乾隆帝的喜爱,八角鼓才被传至宫廷,在京旗中推广开来。

岔曲是满族军歌和汉族高腔融合的产物。在历史上,满族曾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北方渔猎民族,他们世代生息在白山黑水之间,精于骑射,能征善战。满族的祖先曾三次建立政权,经济强盛,文化繁荣。早在公元8世纪,靺鞨人的渤海乐就曾远渡日本,盛极一时。

满族先民热爱音乐,无论日常生产劳作、行军打仗,还是萨满祭祀、表达情感,都离不开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满族音乐一度对中原音乐乃至日本音乐、蒙古音乐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自乾隆朝以后,子弟八角鼓票房在京城逐渐繁荣起来,岔曲音乐也脱离开以往的军歌样式,开始以演唱写景抒情的段子为主,也有一些纪事和反映民俗的曲目。由于岔曲唱词文雅,蕴藉丰厚,因此很受王公大臣、贵族子弟的喜爱。岔曲在清代的盛行和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上层社会对八角鼓艺术的推动,但更得益于它清新、灵活的表演形式和深厚的满族音乐文化底蕴。同光年间,慈禧太后对八角鼓尤为推崇,还曾命内务府掌仪司挑选旗籍子弟票友入宫传授太监演唱。与此同时,京城各旗营都有自己的八角鼓票房,不计其数。北京内城尤以载瀓(爱新觉罗氏,恭亲王长子,正红旗蒙古都统)贝勒的赏心悦目票房最负盛名。清朝覆灭以后,子弟票友纷纷下海,八角鼓也被带到民间,与大鼓、时调、琴书同台演出,时称“满汉鼓曲”。岔曲从形成到现在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它是八角鼓文化传承的见证,也是古代满族音乐的活化石

再说单弦。单弦也叫“单弦牌子曲”“单弦杂牌子曲”。它是在八角鼓岔曲之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实践,由单曲体的岔曲演变成枣核儿、腰截,最终衍生出的说唱结合的单弦牌子曲。

有人认为单弦的创始人是同光年间的随缘乐,其实不然。早在乾隆年间,牌子曲的形式就已经比较完整,代表作品有《酒鬼》等。《霓裳续谱》一书也在书末附录《万寿庆典》一卷,属牌子曲初期作品,为庆祝清高宗万寿庆典而作。

单弦的曲目多为旗籍子弟自编自演,其中不少是反映清代风貌及满族人生活的曲目,如《穷逛万寿寺》《婆媳顶嘴》等,也有根据《聊斋志异》《水浒传》《今古奇观》等小说改编成分本演唱的曲目,如《胭脂》《杜十娘》《翠屏山》《武十回》等,为增加趣味性,常采用古事今说的手法,插科打诨,轻松活泼,极富特色。单弦多为一人演唱,手持八角鼓,另有一人弹三弦。

单弦共有六大流派,创始人分别是荣剑尘(北京西山健锐营人,单弦大王)、常澍田、谢芮芝、谭凤元、曹宝禄、石慧儒。

三说联珠快书。联珠快书又称“子弟快书”,脱胎于满族子弟书,后与八角鼓合流。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满族旗籍子弟奎松斋先生在子弟书名家高显臣所演唱的流水板快书的基础上,借鉴了当时流行的杂牌子曲、评书和戏曲说唱等表演艺术,对流水板快书的曲词内容结构、表演形式和唱腔进行改革,使快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曲种。因快书中最后一段叫“联珠调”,所以叫“联珠快书”。

四说大调曲子。大调曲子原称“鼓子曲”,是南阳的主要曲种之一,现存曲目1200多篇,大调曲子是以鼓子头作为曲头,中间夹入若干其他曲牌,又以鼓子尾作为全曲的结尾,而鼓子曲的鼓子头、鼓子尾与岔曲的曲头、曲尾相对照,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人把岔曲《秋色凄凄》和鼓子曲《桥》做比较,发现岔曲的句式结构与鼓子曲中的鼓子头、鼓子尾基本一样,这便说明鼓子曲与岔曲有很近的亲缘关系。

雍正、乾隆两朝是清代盛世,社会经济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民间戏剧散乐、俗曲俚调都很盛行,八角鼓也流传极快极广,在华北、东北、中原各地都很流行。于是岔曲与汴梁小曲合流以后,形成了至今仍传唱的鼓子曲。近年,在新野县泰山庙发现了一本清光绪年间工尺谱抄本,扉页标明“岔曲一本”,内收起字调、银纽丝等16种曲牌,其中不少是鼓子曲中的常用曲牌。现在,大调曲子中的很多曲牌都来源于八角鼓,比如太平年等。鼓子曲里的太平年每四句为一番,第三句后有衬腔“太平年”,第四句后有衬腔“年太平”,这与北京单弦中的太平年完全一致。大调曲子的主要伴奏乐器有三弦、胡琴、八角鼓等。

兼说北京曲剧和吉林满族新城戏。北京曲剧是北京唯一地方戏曲剧种。20世纪50年代初由魏喜奎、顾荣甫等鼓曲艺人根据单弦化妆彩唱创立,并经老舍先生提议,正式定名为“北京曲剧”。北京曲剧的音乐唱腔来源于八角鼓曲牌,同时吸收了北京流传的板腔体曲艺唱腔。北京曲剧形成以后,为了使这些音乐唱腔戏曲化,一方面在宣叙色彩较浓的唱段里,适当地承袭、发展这种说唱风格的曲调;另一方面又努力发展改革那些富于抒情色彩的曲牌唱腔,以适于表达不同人物在戏剧情节中所需要的喜怒哀乐等多种感情情绪。这样,北京曲剧既拥有各种不同色调的抒情曲牌如剪靛花、湖广调、叠断桥、罗江怨等,也拥有宣叙色调较浓并能适应表达不同感情情绪的太平年、南城调、流水板、云苏调、靠山调、金钱莲花落、怯快书等曲调。同时,还吸收了板腔体的曲艺唱腔奉调大鼓、梅花大鼓等,并创造了垛板等新的板式。北京曲剧的音乐唱腔虽然有着曲牌、板腔兼容并蓄的现象,但在实际运用上仍然力求风格色调的统一。

北京曲剧擅长现代戏和清装戏,风格朴实,生活气息浓郁。唱腔旋律优雅,通俗易懂,韵味独特,有人赞誉为“花虽小而清香,色清淡且典雅”。代表曲目有《珍妃泪》《杨乃武与小白菜》《龙须沟》《罗汉钱》《妇女代表张桂荣》等。

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八角鼓艺术在东北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不仅对曲艺有所影响,同时也对一些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1959年以八角鼓音乐和满族民歌为基础的满族新城戏正式形成,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很快受到当地满汉观众的喜爱。这和八角鼓艺术在当地的背景有一定关系。清朝末期至伪满洲国年间,吉林扶余境内演唱八角鼓成风,民间喜庆和官绅堂会无不演唱八角鼓。演唱者满族、汉族皆有,职业、业余并存。新中国成立后,音乐工作者徐达音等按老艺人程殿选口授,记录、整理了40个曲目和27个曲牌,并在创建新剧种满族新城戏后将这些音乐元素用于新城戏的创作。后来扶余成立了新城戏剧团,代表剧目有《东海人鱼》《战风沙》和移植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等。20世纪80年代初,剧团和扶余县文化主管部门决定建设新城戏剧种要突出满族特点,于是成立了扶余县新城戏艺术研究室,着手编演满族题材剧目《红罗女》,并在音乐、表演和服装、化妆等方面向满族歌舞靠拢,获得成功。1992年新城戏剧团又创演了新城戏《铁血女真》,获文化部第三届文华大奖,次年获中宣部第二届“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8月16日新城戏剧团划归松原市,改名为“松原市满族艺术剧院”。

吉林满族新城戏同北京曲剧一样,是新时期八角鼓音乐在戏剧舞台上的魅力展示,充分表现出满族音乐无穷的变化和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艺术资源。

满族人民热爱曲艺,因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诉说着满族的青春与年华。满族曲艺已成为满族文化中格外耀眼和璀璨的一部分,是满族文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