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古琴活动实际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还保持着。借着这两次演出的东风,1981年12月26日,天津音协召开了古乐研究会恢复活动大会,会上选举李允中任会长,陈重、康少杰、于敬熹为副会长,委员11人,古琴组则吸收赵恩检、刘锡年、蔡延禄、邹柯等人入会。......
2023-09-01
马 岐 北京市曲艺团国家二级演员、演奏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曲艺团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曲艺志·北京卷》《中国曲艺音乐·北京卷》编委。曾师承韩德福、白凤岩先生学习曲艺音乐,师承陈荣启先生学习北京评书。1989年在青岛广播电台录制评书《响马传》(180回),1992年获北京市“金牛杯”笑话大赛一等奖,1994年在北京电视台文艺中心录制200回目《响马传》、2002年在中央电视台和湖北电视台录制80回评书《龙图侠义》。
鼓书、评书统称“说书”,说书的市场最好、最多、影响最深的是天津,所以说天津是说书的发祥地。我是天津的孩子,后来去了北京,所以天津是我的第一故乡。因为我生活的环境和家庭背景,我对北京、天津两地的评书风格都比较了解,今天的讲座我想从三个方面和大家交流:第一讲北京与天津评书风格的不同;第二讲天津、北京说新书的情况;第三讲今后评书的发展。
我继承的这一支业内叫“双派”,鼻祖叫“双厚坪”,在清朝是很有名的说书艺人。他说东汉、说隋唐的书最好,好到什么程度?据说慈禧太后都知道他,还特意听过他说书。双厚坪在当时被称为“清三绝”之一。哪三绝呢?清朝道光、光绪包括嘉庆年间有三个著名的艺人,道光年间的京剧演员谭鑫培谭先生算一位,他有皇帝赐给的顶子,可以进宫;第二个名人就是双厚坪,他没有顶戴,但是在群众当中影响很大;第三个名人就是京韵大鼓的祖师叫刘宝全。民国初年,有一位在清代曾袭王爵的人出重资请名画家将三位“大王”的坐像画下来,交江西名窑将画像烧制在一百个鼻烟壶上,题名为“国粹艺术三绝图”,足以说明当时曲艺受百姓的喜爱程度之高。
双厚坪往下传承,就到了我的师爷辈分的群福庆这一代,他的艺名本为“吴福庆”,但谐音“无”很不吉祥,改名“群福庆”。他在天桥撂地演出,嗓音好,口齿清,台风正,善于表现书中英雄人物,能将其侠肝义胆和威武气概表现出来,因此很受听众欢迎,赢得“挑帘红”的美誉。他原说《施公案》,后又从刘竹桥那里学到牛瑞泉编写的《于公案》。由于故事结构严谨,穿插巧妙,颇能引人入胜,后成为其代表作之一。他还向马凤云学习《盗马金枪传》。
再往下就是我的老师陈荣启,他是1904年就是光绪三十年(甲辰)出生,九岁学京剧,因嗓音欠佳改说相声,在北京天桥等处演出。因厌恶旧相声的低俗,弃相声而改学评书,拜群福庆为师,以《施公案》《精忠传》见长。20世纪20年代曾赴大连、营口、烟台、天津等地演出,1929年返京。陈荣启是个在京津两地都有影响的演员。
我父亲叫马连登,是个评书、鼓书艺术家。在天津成长,一说马家,那就是天津成长起来的。胞姐马增芳、马增芬、马增慧,两个哥哥马增锟、马增魁,我的本名叫“马增祥”,16岁改名“马岐”。我们这一家子都是从事文艺工作的,男孩子因为说书说得嗓子都不好,女孩子也会说书。我大姐马增芳就是在天津红的,而且在天津比较有名。总之,马派艺术要是没有天津,也到不了成功的境界。
双派评书讲究的是“领、卖、炸、惊”四个字,还讲究“笔”:明笔、按笔、倒插笔、伏笔、惊笔、岔笔、补笔、贴笔等13支笔。这13支“笔”,每个合格的说书艺人,都应该会说的,可是现在都不会说了,因为小说朗诵和评书已经区分不清楚了,说书也是朗诵的味,朗诵更是朗诵的味。其实说书和朗诵绝对不一样。
北京和天津说书的区别之一在形式上。北京整个说书的都在宣武说唱团,都是评书、鼓书;天津的各个区都有团,和平啊,红桥啊,南开啊,都有曲艺团,它们的评书、相声京韵大鼓等鼓书都在一起。二是演出形式、地区不一样,北京就是天桥和庙会,“明地儿”多,就是撂地;天津地方可多了。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南市东兴市场,在南市华安大街,也就是今天的南市食品街一带。东兴市场可火了,像一个评书、鼓书的大“超市”,书场一家挨一家。南市每家书场都能容纳80到100名的听众,一到周末就人山人海一座难求,并且还有许多贩卖小吃的商贩,你听书饿不着。他们都轻轻地问您要什么,怕影响了说书的。还有谦德庄、鸟儿市、挂甲寺、河东地道外等地,所以在天津能听到评书的地方比北京要多。第三是天津的评书演员多,北京当时的评书演员只有40余人,而天津已有百余人,现在还健在的田连章先生就是当年的演员之一。当年的京剧名角比如李少春、李万春、袁世海等都爱到南市听我父亲还有我师父陈荣启说书,这些角儿平时在戏台上都是听观众给他们鼓掌,这会儿在书场他们听到妙处,都情不自禁地给说书的演员鼓掌。
东兴市场各种园子的名字我还记得几个,良友茶社、平民茶社、黑记书场、玉乐书场、万福书场、振兴书场、开明电影院等等,还有就是连兴茶社,专门说相声的场子,外面就是打把式的“霸州李”。
天津所有开园子的掌柜的,基本上都是“在家礼”的,就是青帮。天津民间蔑称“杂巴地”“混混儿”,说起来他们大多也不是坏人,不过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一种谋生手段,也侧面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恶劣。
在天津的鼓书、评书演员,一路的要登门邀请,比如我师傅陈荣启,还有常连安等。二路的演员叫“打地”,就是和园子里的经理协商演出事宜。三路的演员叫“板凳头”,就是义务演出,多半在黄金时间过去以后让你上场。
北京的演员喜欢去天津演出,很多人是一去不回头。原因有三:第一因为天津的美食多而且物价便宜;第二因为天津的观众热情,喜欢捧场;第三因为能得到徒弟们的帮忙,所以有许多北京演员就扎根天津了。代表人物白云鹏,是一个唱鼓书的演员,还有一位评书演员顾存德,北京人,还有一位大师叫陈士和,纯北京人,他们都是来天津就不回北京了。陈老师说的是高级评书,一辈子就说一部书。请注意!一辈子就说一部书那是最好的,如果会说86套那是你没有能耐。陈老师一辈子就说《聊斋》,什么时候说都有人听,观众百听不厌,仔细欣赏,这叫艺术。
北京说《聊斋》出名的有赵英颇等人,他们跟天津陈士和先生说的不是一个味道。我少年时代听老人们说,以前在电台广播里听北京的评书演员说《聊斋》,风格偏文一点,所以北京人称“文《聊斋》”。有的人还不承认,什么文武?这不是贬低吗?其实不是贬低,这是赞赏陈先生,是您没听明白。陈士和说的为什么叫“武”《聊斋》呢?他说的书是《田七郎》还有《崔猛》等等,表演中带身段、带动作武打,人家不说鬼、狐、巧娘、莲香等;而赵老师说的是以鬼狐为主。
天津真正好的是武打书,有两个人著名人物,常杰淼、张杰鑫,他们都是天津名宿王致玖的弟子。常杰淼是《剑侠图》的作者,张杰鑫是《三侠剑》的作者,最初这两本书没有发表,后来在报纸上连载,没想到后来这两本书非常受欢迎。尤其是《三侠剑》,由常杰淼的弟子蒋轸庭整理成书,受欢迎的程度要盖过《剑侠图》。后来在“文革”期间这两套书曾被禁说。
天津解放前夕,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天津。当时,天津城外枪炮声隆隆,可是艺人得生活啊,不能闲着。东兴市场说书场,我父亲在上面说书,观众在隆隆的大炮声中照听不误,连连叫好。外面你打你的,书场里我听我的。第二天就解放了,解放军占领天津,再开书,听书的观众里面就有解放军了,收的钱里面已经有“东北票”了。可以说大炮、机枪挡不住天津观众听曲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曲艺艺术难以抵挡的魔力。
天津、北京都待的演员也不少,比如陈荣启先生,我父亲马连登、孙常海先生。顺便说一下,天津评书、鼓书分得不细。北京说评书就是说评书,鼓书是受歧视的,评书有评书会;天津不是这样。举个例子,单田芳、王起胜、田连元都是评书大家,但是属于“西河门”,刘兰芳也是唱大鼓的。在天津,只要你书说得好就承认你,北京要是唱大鼓的说评书就要问有门户吗?所以我的“西河”没门户,评书必须拜陈先生为师。我三弦儿的师傅是白永年,在北京是很有名的高级弦儿师,他说你要学说书得跟陈先生学,就把我介绍给陈先生了。陈先生知道我父亲是谁才收了我,知道我是真孝顺。有人说拜评书老师有什么好的?也挣不到钱,我是真的喜欢艺术,崇拜艺术,我也没有钱给师傅,就是尽孝端一杯茶,跪着给老师上治腿疼的药,就这样陈老师承认我这个学生了。双派的艺术当然好,我也喜欢陈老师的艺术。
我父亲说书很好,也得到很多人栽培,比如说北京的群福庆、天津的赵玉峰等。当时我父亲成名在河东地道外。河东有“说书五虎”:成福田、张启农、赵一峰、马连登、黄福才。我父亲最年轻。在河东您要买票听书,就买这五个人的票,我父亲很年轻,那么早就列“五虎”之一了,能在天津卫站住脚这很不容易。天津卫老一辈的观众听书水平高,他们可以容忍你的地方口音。口音可以有,但吐字要清楚,别管你是京东大鼓刘文斌的味儿;还有我大姐夫张树兴的《三侠剑》说神了,他是胜芳口音,观众也听;田连章、田蕴章、田荫亭、田启山,他们说书是“怯口儿”,有河北省的乡音,观众也能接受。观众听的是书。
北京的观众就不成,要求京字京白,这样就分出天津相声和北京相声的不同,其实天津相声有的地方比北京相声还好呢,但是天津有口音。个别的演员要求自己在天津要用纯天津话到北京用纯北京话。在天津用天津话抖包袱,不用天津话抖包袱不响,结果习惯了到北京也说天津话抖包袱北京人听不懂,所以天津和北京大部分区别是字和口音上。因此有的天津相声非要改北京口就难了,所以乡音评书像张舒运、张连仲要是说北京话那就享誉全国了,就因为这个,他们只在地方上有名。像我大姐夫张树兴,他对《三侠剑》的研究真比金庸强得多了。他说的尤其是好的地方像《胜英探边记》《胜英之死》《秦尤报仇》,那是相当棒。
下面我们说一下说新书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少听到新书,这个新书不是一下子就没有了的。刚开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鼓励我们说新书,后来在东兴市场就开始尝试,结果没有人听,没人听演员就没有收入,没收入演员就没法生活,于是天津市文化局就开始补助,谁要说新书就给补助,这就涌现了勇敢者,这就是后来我们的曲艺演员、现在可以说是相声大师的佟大方先生。他也是在北京、天津两地表演。佟大方先生是拜张寿臣先生为师。佟大方这个人从天津到山西都很有名气,当时天津市文化局要求佟大方说新书,并且享受补贴。就这样佟先生说新书,从开始的一个观众都没有到三四个观众,最后到满场观众。他说的书叫《铁道游击队》,在东兴市场和谦德庄演出。《天津日报》还为此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可爱的佟大方》。佟大方是天津第一个说新书的人。再往下有两位女士都是我的姑姑辈儿的,虽然年龄不大,但都是我的师姑,一个是孙雅君,一个孙雅茹,西河大鼓唱得好。她们的书在天津广播电视台播出,书名叫《杨天潼的故事》和《新儿女英雄传》。这样一来那个时期就出现了几位高级的说新评书者。还有于枢海先生,当年比较年轻,思想不保守,创编了一些短篇的评书,比如《秘密图纸》等,受到欢迎。
慢慢的到1958年以后老书就完全不让说了。刚开始还可以说一些,比如《三侠剑》和《剑侠图》,后来不能说了。清朝的不能说了,但是还可以说明朝,说《明英烈》,说《东汉》《列国》这可以,但是从1960年再到1963年以后,凡是传统评书都不让说了。我们可以说的书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平原枪声》《连心锁》《新儿女英雄传》《破晓风云》《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红岩》《红旗谱》《暴风骤雨》《苦菜花》《艳阳天》《保密局的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
说新书也有高人,比如刚才说过的于枢海先生,还有东北的袁阔成先生。袁阔成也是天津长大的,他父亲是北京人,伯父袁杰亭、袁杰英和父亲袁杰武被称为“袁氏三杰”。袁阔成先生后来到了营口,他说的新评书《保密局的枪声》引人入胜,曾经在冬季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里,观众排着队买票听他说书。
天津的演员们还有袁阔成先生等都对新评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还有北京李鑫荃先生的《平原枪声》,历时30余年了,久演不衰。说老书和说新书不同的地方太多了,说老书需要基本功,老书分袍带、短打、神怪,新书就分不出来。
听我父亲说天津过去有一位“瞎话杨”,他说的叫作“骂人书”。这位先生“明地儿”也上,园子也上,专门“骂街”,而且“骂得可爱”,反应快。他跟前放着很多报纸,根据报纸的时事,随口点评,说到激情之处就开骂了,却能引起观众共鸣,也算一种独门绝技了。
近几年说新书的少了,现在说的都是传统书。现在的年轻人听我书的有许多都是大学生,因为说书要有许多历史故事,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您就听不懂反映历史故事的评书。评书里也有许多儒家、道教的哲学理论在里面,如果听众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就听不懂。现在年轻人都不太爱听评书,他坐不住,他们比较喜欢相声,笑料多,有点像快餐。评书是一门内涵十分丰富的传统语言艺术,它的发展离不开观众朋友的喜爱,失去观众,评书就不会发展了。天津不愧是曲艺之乡,目前还能保留几个营业性质的书场,北京没有。我自己有个书场,也不过二十几个老观众。六年了,我还在坚持,我最近被批准为“北京西城京味儿评书”传承人,所以希望大家对评书艺术多多支持,让这门艺术更好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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