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演唱的铁片大鼓，艺术特征浅析

2023-09-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王老师演唱的铁片大鼓，被观众亲昵地称为“醋溜大鼓”，并大有替代“铁片大鼓”称谓之势，由此可见王老师演唱技艺的深入人心。“铁片大鼓”和“乐亭大鼓”的曲种称谓问题一直存在争议。随后，王团长口头通知有关部门更名为“铁片大鼓”，但由于时代关系，更名没有登报声明、发布会之类的，人们也没有很重视。今后要着力强调使用“铁片大鼓”的称谓，以免给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造成不必要的错觉。铁片大鼓的艺术特征主

姚雪芬天津市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1962年考入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师从王佩臣先生学习铁片大鼓。代表曲目有：传统曲目《玉堂春》《独占花魁》《太公卖面》和新题材曲目《良心》《局长住院》等。1997年为王佩臣的《诸葛亮招亲》《红月娥做梦》《刘伶醉酒》《太公卖面》等老录音进行了音配像并出版。

铁片大鼓是中国北方的重要曲种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被称为“乐亭大鼓”。铁片大鼓起源于平谷调，创始人是王宪章先生，他是王佩臣老师的师傅。王宪章先生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逝世于1937年，是平谷县夏各庄乡南太务村人。光绪六年（1880）左右，王先生根据平谷县本土的乡音民歌，吸收融入了乐亭调、西河调、太平调等，创建了一种独特的唱腔——平谷调。当时这个曲种在民间是说唱的形式，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平谷县一带广泛流行。与现在的铁片大鼓一样，是左手拿铁片（亦称作“鸳鸯板”）作简板，右手拿鼓毽子。铁片的来源就是种地的铁犁上的半片铁，农民们干活累了，在地里休息的时候，就敲它。铁片大鼓的铁片，有的是铜的，有的是铁的。伴奏以三弦为主，后来为了加强音乐性、烘托故事内容，加入了二胡、高胡、琵琶、大阮、大提琴等乐器。

王宪章先生带着平谷调这个曲种，一生主要在东北三省献艺，红遍东三省。在沈阳演出的时候，王先生经常出入张作霖府邸，为其演出堂会，在艺术上深受张作霖五姨太的喜爱。王先生还鼓动张作霖在沈阳建立了鼓书学校，由王先生做会长，使得平谷调在东北得到广泛的传播和长足的发展。在王先生50多岁的时候，由东北返回平谷县（现北京平谷区），收徒传艺。王先生一生共收徒30余人，遍布京津、东北等地，其徒有戚品和、刘青合、纪少合、王佩臣等，其中王佩臣是王先生所有弟子中唯一的女弟子。王老先生60岁之后又去到北京，80岁之后才回到故乡平谷县直到逝世。根据撰写《平谷县志》的平谷区文化馆李广林先生介绍，他曾找到当时给王宪章老先生伴奏的三弦师傅王全。王师傅说：“王宪章无儿无女，在晚年很惨，就死在了我的家中。在临终之前，把大鼓艺术都传给了他的徒弟——王佩臣王老师。”

王佩臣老师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农历九月初十，卒于1964年1月21日，原名车凤翔，也有说法是车小贵。幼年时随父亲学艺，后来才拜王宪章先生为师。王老师在家传的基础上，又得到师傅的倾囊相授，在艺术上日臻娴熟。在20年代初，王老师带着充满草根气的平谷调走进了北京市。到了北京以后赶庙会和撂地演出，并在演出过程中大开眼界，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在演出中不断地总结和摸索适应城市群体艺术审美需求的演唱技艺，对原来平谷调的唱法，进行了大胆地探索。首先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去掉了方言和土语，在唱腔、节奏上，把原来平谷调的一板一眼，改成了一板三眼，又创建了掏板、闪板和垛板（也叫“快三板”）。在音乐旋律上运用了大跳、大滑，在演唱中凸显了自己的表演风格——潇洒、飘逸。王老师使得平谷调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艺术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升华，与原先的唱法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为了区别原先的平谷调，在称呼上就改称为“铁片大鼓”。

王老师在1923年，将铁片大鼓带到天津，先后在北洋茶社、义顺书场献艺。1926年左右，又在新世界茶社、歌舞楼登台演出，先后与鼓界大王刘宝全先生、金派梅花大鼓创始人金万昌先生同台演出，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王老师的艺术，誉满京、津、沈三地，与刘宝全先生、金万昌先生，并称为“鼓界三绝”，彰显了他们在艺术上的独一无二、无人能及。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演员能够单凭艺术造诣，与另两位齐名，可见王老师的艺术水平之高。根据新中国成立前的报纸报道，王老师与花四宝、赵小福又并称为“女鼓三杰”。

在20世纪20年代初，王老师上演了一些反映妓女生活的曲目，如《妓女悲秋》《妓女自叹》等。为了描绘妓女的哀怨忧伤、悲凉凄楚的心境和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妇女的凄惨遭遇，王老师在唱腔的处理上，运用了柔、魅、悲，吸收了平谷调的乐腔调和哭腔，把演唱的节奏放慢，落腔的时候拖长放低，唱出了一种酸溜溜、悲切切的独特风味。她的演唱方法，很受当时观众的喜爱和推崇。当时的唱段，在街头巷尾广泛传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王老师演唱的铁片大鼓，被观众亲昵地称为“醋溜大鼓”，并大有替代“铁片大鼓”称谓之势，由此可见王老师演唱技艺的深入人心。

大家都知道“乐亭大鼓”和“铁片大鼓”这两种称谓，至今仍在混用。那么哪种对呢？其实两种都对，但还是叫“铁片大鼓”更为合适。“铁片大鼓”和“乐亭大鼓”的曲种称谓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王老师确实使用过“铁片大鼓”的曲种称谓，但是为什么又用“乐亭大鼓”，却至今都没有得到非常准确的答案。80年代初，唐山市曲协对天津的“乐亭大鼓”称谓问题提出意见。认为“乐亭大鼓”的称谓，起源于河北省乐亭县，是靳文然老先生演绎的，其与天津的乐亭大鼓，在唱腔、语音上，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因此要求天津更改曲种名称，以免观众产生混淆。时任天津市曲艺团团长的王济找到王佩臣的弟子，也就是我，讨论是否需要改个名称。我回答说：“老师在建国前叫过‘铁片大鼓’。不过无论叫什么名称，都要为观众服务、为现实服务，不要因此搞得不团结不和谐。”王团长说：“那么就按你的意思，我们以后就改称‘铁片大鼓’了。”随后，王团长口头通知有关部门更名为“铁片大鼓”，但由于时代关系，更名没有登报声明、发布会之类的，人们也没有很重视。

这就是关于称谓问题一直混用的原因之一，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于是也就造成了现在“铁片大鼓”和“乐亭大鼓”的混用。以前在电台报节目时，如《曲苑大观》上，还有报“乐亭大鼓”的，现在基本都报“铁片大鼓”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唱片，如百代公司和胜利公司出版的王佩臣的唱片，曲种署名大多是“铁片大鼓”。今后要着力强调使用“铁片大鼓”的称谓，以免给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造成不必要的错觉。总之，无论是叫“铁片大鼓”“乐亭大鼓”甚至是“醋溜大鼓”，鼓曲的称谓，同人名和事物的名称一样，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就是人们认识和识别世界从而进行交流的工具，无论叫什么都要为观众服务、为现实服务。

铁片大鼓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三点。首先，铁片大鼓是以普通话作为标准音，只要能够听得懂普通话，就能听得懂铁片大鼓的内容，相对而言，地域性不强且通俗易懂。第二，铁片大鼓又名“醋溜大鼓”，就是因为吐字清晰，俏、巧、脆。在表演上洒脱飘逸，动作上夸张粗犷。王老师特别强调嘴皮子的功夫，不止一次的对学员说：“你唱是给人家听的，你嘴里吐字不清，人家听不清你唱的是什么，那是绝对不行的。你演唱，让最后一排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那才对。”第三，铁片大鼓同其他鼓曲一样，都是在演唱故事，有完整的故事内容。在《独占花魁》的唱段里，第二句里说：“说书讲古都是劝人方。”这就是说，铁片大鼓演唱的段子都是教人向上的、学好的，寓教于乐。唱段内容大多是讲述故事的，唱词基本上都是开门见山的，几乎没有写景的段子。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新唱段，在开头增加了写景的段子，如《风雨行》《良心》等。

为了增添铁片大鼓纯写景的唱段，我做了一个尝试，移植了京韵大鼓《百山图》的开头，在北京演出返场的时候给观众们演唱过，反响还是不错的。但这种鼓曲形式就是小家碧玉，和京韵大鼓大刀阔斧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铁片大鼓同其他曲种是一样的，唱段都折射出时代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前，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教化民众，都立下了功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时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动民众，宣扬英雄人物、各行各业的先进事迹等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更被称为“文艺轻骑兵”。

铁片大鼓从平谷调发展至今，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不断升华。王宪章先生将平谷调传给了王佩臣老师，王佩臣老师在平谷调的基础之上，发展创造了铁片大鼓，又将它传给了佟慧莲、靳遏云、新韵霞、魏喜奎、刘秀玲和我。平谷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曲种，主要原因就是由平谷调又分衍出很多的曲种。比如铁片大鼓，代表人物是王佩臣王老师；北京琴书，原名“单琴大鼓”，代表人物是翟青山老师和关学曾老师；京东大鼓，代表人物是刘文斌老师和董湘昆老师；奉调大鼓，代表人物是魏永福老师和魏喜奎老师。以上这些都起源于平谷调，在唱腔中都能找到平谷调的痕迹。

我可以算是铁片大鼓的中坚力量，以平谷调来说算是第三代，以铁片大鼓来说则是第二代传人。我1960年7月被天津市曲艺团录取，选进训练队。开始学唱的是山东琴书，因为山东琴书组学生太多，教研组老师就调我跟随王佩臣老师学习。之后每天都到王老师家上课，从此开始学习铁片大鼓。1964年1月21日王老师仙逝，我真正跟王老师学艺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年，学的段子也不多，只有十段，如《太公卖面》《刘伶醉酒》《王二姐思夫》《玉堂春》《小姑贤》《宠孩子》《是谁骑车不点灯》《锔大缸》《耗子聘姑娘》。虽然只有十段，但仍然让我受益匪浅。和王老师学艺的两年期间，是最幸福的，也是最难忘的。到王老师家学的第一段就是《太公卖面》，学的时间不长就上台演出了。一边演出一边学段子，王老师对我特别重视，还特别教给我一些小段，用于返场表演。

王老师过世之后，我的业务就由马涤尘马老师负责，直至毕业。王老师故去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师徒如父子。1965年8月我参加了一个庆祝越南建国20周年的演出，同台演出的还有诗人臧克家、何其芳，歌唱家罗天婵、贾世骏等。演出后我灌制了第一张唱片《越南南方一少年》，其唱腔就是由马涤尘马老师装的腔。《风雨行》是我的代表作，曲词由朱学颖老师加工改编，而唱腔设计则全部都是我自己完成的。该唱段于1974年灌制唱片，后来由于听众要求又增加了唱片，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香港《大公报》都进行了相关的录像、录音或报道。我是不幸的，每当在艺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的老师，特别羡慕那些同龄人能够得到老师的帮助；但我又是幸运的，团里的演出阵容很强大，在曲艺团里非常幸运地赶上了老先生们，在老艺人圈子里熏陶了这么多年，对我的艺术之路也很有帮助。我在团里的青年队执教了三年，所谓教学相长，在教别人的同时对于自己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鲁迅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铁片大鼓这个诞生在田头地垄，兴盛于市井坊间的草根艺术，只不过是民族文化长河中的一滴水。虽然它也经历过冷暖、兴衰，但它拥有众多喜爱它、呵护它、支持它、帮助它的观众、听众，使得这个曲种在民族文艺的百花园中茁壮成长。弘扬民族文化是曲艺工作者的责任。目前，铁片大鼓的发展前景堪忧，如何振兴、传承铁片大鼓，是摆在我这代铁片大鼓传人面前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王老师演唱的铁片大鼓，艺术特征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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