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琴书的起源与发展：关学曾先生和吴长宝的珠联璧合

2023-09-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说到北京琴书，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关学曾先生以及他的一些代表作，如《长寿村》等唱段。所以说北京琴书是由五音大鼓演变过来的。另一位北京琴书的创始人吴长宝先生也是北京人，16岁拜翟青山先生为师，出师后回到北京为关学曾先生伴奏，两人珠联璧合。北京琴书属于板腔体，区别于联曲体。北京琴书的唱腔也是如此，一板三眼缺乏变化。

刘砚声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北京市西城区曲协副主席，师从关学增、吴长宝先生学习北京琴书。擅唱的北京琴书代表曲目有：《长寿村》《北京人的好日子》《双喜临门》《传家宝》《鞭打芦花》《程咬金劫皇扛》《张良纳履》《爷儿俩赶集》《吃面条》等几十段，参加过北京电视台曲艺电视系列片《胡同古韵》和专题片《长城情》的拍摄，曾荣获全国首届北方业余曲艺演员大奖赛一等奖、北京市文化局庆祝建国45周年曲艺会演表演奖，1996年获“喜奎杯”二等奖。

说到北京琴书，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关学曾先生以及他的一些代表作，如《长寿村》等唱段。北京琴书，顾名思义，是北京的一种曲艺形式，其前身是单琴大鼓，单琴大鼓最早叫五音大鼓，因其伴奏乐器由扬琴、三弦、四胡组成，再加上鼓板和人声，合计五种声音而得名。五音大鼓起源于清中晚期，流传于河北的安次、大兴的彩玉、通县的马驹桥，这个三角区是五音大鼓发展的摇篮。后由于天灾，艺人们纷纷跑到天津、北京等地撂地谋生，五音大鼓在此地也逐渐流传开来。后来翟青山先生在天津人昌广播电台录制节目时，只有一台扬琴伴奏，且播出后反响强烈，听众觉得扬琴伴奏非常清晰，经过电台的电声一催，和演唱者贴得非常紧，所以就正式定名为“单琴大鼓”。翟青山先生是单琴大鼓的创始人，在天津可谓是家喻户晓，非常有名，其传人吴长宝和关学曾是北京琴书的创始人，关先生师承另一名单琴大鼓前辈常德山先生。所以说北京琴书是由五音大鼓演变过来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关先生在天桥茶馆从艺，这时还叫单琴大鼓。单琴大鼓还有一个名字叫“琴书”，因当时扬琴特别小，所以声音特别小，大一点的场子就听不见扬琴的声音，所以关先生在演唱的时候又加了一把四胡。因不是一件乐器在伴奏了，所以当时也叫琴书。1951年关先生赴朝慰问志愿军，回国以后，到全国巡演，就看到徐州琴书、济州琴书、四川琴书等，回来之后觉得叫“琴书”没有一个地域性。关先生是北京人，又用北京话来唱，说的也都是北京的事儿，所以就将曲种正式定名为“北京琴书”。后来在一次演出中，关先生让主持人在水牌子上写上曲种是北京琴书，从此北京琴书就诞生了。

关先生14岁拜常德山先生学习单琴大鼓，后又拜石金荣先生学唱铁片大鼓。关先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虚心的人。他很好地继承了两位老师抓词、留扣子、抖包袱的演唱技巧，借鉴了翟青山先生的吐字发音行腔优美的特点，吸收了乐亭大鼓和单弦牌子曲的腔调，把京韵大鼓刘宝全先生的说似唱、唱似说的演唱技巧也揉到了北京琴书里面。说似唱、唱似说这门技术把握起来难度很高，要做到说在调上，唱在腔上，不脱离旋律，看似没板但要做到心中有板，所以说北京琴书唱起来朗朗上口，但要做到不走板却不是件简单的事。

另一位北京琴书的创始人吴长宝先生也是北京人，16岁拜翟青山先生为师，出师后回到北京为关学曾先生伴奏，两人珠联璧合。吴先生的演奏技巧非常娴熟，手法非常细腻，感情丰富，在托腔保调、看板上严谨细腻。吴先生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琴师，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唱腔设计者。北京琴书属于板腔体，区别于联曲体。联曲体又称曲牌联缀体，是以曲牌为基本单位，将若干支不同的曲牌连缀起来构成，因曲牌类别多样而感情丰富。而板腔体是以对称的上下句作为唱腔的基本单位，多为四六句，即头句、二句、三句、四句、落腔、结尾，根据板腔的变化来抒发感情，因腔谱曲，以字行腔，腔随字转。北京琴书的唱腔也是如此，一板三眼缺乏变化。1951年北京曲剧团成立，吴先生调到北京曲剧团任乐队组长，期间他开阔了眼界，吸取了各种曲艺形式的唱腔精髓。吴先生将之揉到北京琴书的旋律之中，使之既有变化，又不脱离北京琴书的基本主旋律，不管绕多远最后都还回到北京琴书的传统调式上。所以听北京琴书可以听出其中有多种艺术元素，但是听来听去最后还是北京琴书，这就是老艺术家的精妙之处。有人给吴先生总结了三个“第一”：是第一个用扬琴伴奏北京琴书的人，是第一个用扬琴伴奏北京曲剧的人，是第一个为北京琴书唱新腔谱新曲的人。

在板式上吴先生增加了上板、快板、散板等。首先说一下传统的慢板。慢板就是四分之四拍，听起来比唱的节奏要慢，常在非常悲伤的时候使用这种板式，像《鞭打芦花》中“儿的娘对儿的折磨儿不怨恨……念我娘照顾孩儿这几年”。上板就是四分之一拍，其定板之第一板（拍）谓上板，这种板式可以把气势提起来，抒发人物的情绪，像《鞭打芦花》中“闵员外气冲斗牛，取出纸笔墨砚，笔走龙蛇写上面……唰啦啦扔在了李氏她的面前”。从第二句“笔走龙蛇”开始转为上板，节奏激烈，表达了闵员外的愤怒之情。快板就是四分之二拍，像《幸福泉》里的“他亲自选好这挖井的点……一滴滴汗水换来幸福泉”。节奏比上板略快，表现了人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在流畅的音乐中抒发了对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的珍惜之情。再有就是散板，一般散板就那么一点儿，像《幸福泉》开头的一句“红彤彤的晚霞照南山”，《鞭打芦花》里的“事到临头后悔难，后悔难”。根据不同的感情，不同的内容处理唱腔，赋予人物不一样的感情，在这点上吴先生可谓做到了极致。

从句式上又增加了垛句、垛垛句、双垛句等，垛句就是在一般的句式中插入若干字数大体相等的排比句，一般放在一个段子的结尾，像《长寿村》的最后一句：“不过您得明天来，今天你见不着她，我婆婆没在家，去看他的娘家妈。”还有《杨八姐游春》也是如此：“这一回八姐游春闯下了祸，到下回宋王一怒要处斩佘太君、才激怒了众群臣、八姐要闹午门。”这些都是垛句，除此之外还增加了一些特殊句。在新创作的词里有一些词违背了正常的写词规律，在这种地方就要添加特殊的旋律。例如《东坡与小妹》中：“苏东坡他喜欢幽默，爱说个笑话，有一次给他的妹妹写了一副对联，等妹妹一出屋，他偷偷往绣房里粘。”像这句中的第三句和第四句就是用的特殊句。

关先生坚持说新唱新，一生创作了200多段北京琴书，演唱过2000多段，演出两万多场，这些段子的成功都离不开吴先生的功劳。新中国成立前关先生唱的都是传统段子，没有新段子，代表曲目有《蓝桥会》《宝玉探病》《白猿偷桃》《丑妞出阁》等，其中《丑妞出阁》是比较诙谐荒诞的一个段子，是从滑稽大鼓里移植出的。新中国成立后关先生积极编演新节目，是新中国成立后说新唱新的第一人，如表现青年农民对革命坚定信念的《王贵与李香香》、破除封建迷信的《考神婆》、描写建康藏公路中炸山石的英雄人物的《青年英雄秦文学》、描写赴朝慰问期间感人事迹的《模范党员姜世福》等。

1957年到1965年之间，关先生响应国家提出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挖掘传统，推陈出新”的政策方针编写了不少新段子，像传世之作《鞭打芦花》《杨八姐游春》《东坡与小妹》《长寿村》《张良纳履》《高亮赶水》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其中《长寿村》已被编入小学音乐课本，这些唱段的成功很多都要归功于关先生的老伴。关先生下班回家后就开始创作，夫人问起，关先生就说现在要挖掘传统。老伴儿记在心上，几天后关先生创作时，老伴儿递给他几本小儿书，关先生甚是感慨，便借鉴这些小儿书的素材进行创作，像《张良纳履》《高亮赶水》等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文革”时期关先生编写了很多具有时代性的作品，现在听起来都不合时宜了，只有两三个比较典型的段子保存了下来，像隋唐传奇故事《劫黄杠》、宣传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精神的《传家宝》等。《传家宝》这个段子吴长宝先生在唱腔上也下了很大工夫，虽然段子不经常放，但是能体现出老艺术家、老前辈为新段子谱曲所下的心血。1976年中国发生巨变，几位伟人相继离开，在周总理逝世后关先生创作了《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描写了一个饭店理发员为周总理整理遗容的场面，前奏便插入了国际歌的旋律，主人公朱师傅上场后哀乐响起，一段哭诉后回归北京琴书的传统曲调，追忆与周总理的点点滴滴。整段作品悲壮凄婉、深情沉重，处理上浑然天成，不生硬、不做作，可见关先生的功力已达化境。总理去世一年以后，关先生到山西大同给矿工演出此段作品，这次演出是关先生一生中最受感动最难忘的一场演出。音乐一响全场肃静，开始唱时越来越静，几句过后有人抽泣，半段过后已哭出声，唱完时已泣不成声。作品能够流传下来，能够让人们一听就回忆起那个时代，这是艺术的魅力，也是两位艺术家的心血所致。

“文革”以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这一阶段关先生创作的作品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像描写婆媳关系的《一件花上衣》、感恩先人怀念过去的《幸福泉》、宣传交通法规的《羊肉馅儿》、历史题材的《曹雪芹之死》等。《曹雪芹之死》是关先生和吴先生的最后一次合作，两位前辈将手稿的曲谱传与弟子，今天看来弥足珍贵。80年代以后，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关先生创作了很多适合年轻人口味的“五分钟艺术”，像《礼尚往来》、《怕婆儿村》、《小两口逗闷子》、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的主题曲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诙谐幽默、通俗易懂、容易传唱，为北京琴书开拓新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学曾先生唱了一辈子北京琴书，写了一辈子北京琴书，改革了一辈子北京琴书。不管是国际的风云变化，还是国家的大事小情，还是英雄人物的出现，都能在关先生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北京琴书京腔浓郁、京味十足，好听不好唱、简单不易学。纵观关先生的一生，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留下了传世之作，同样通过作品也能回忆起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可以说关先生始终在与时俱进，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让不同年龄段的听众都能接受北京琴书、热爱北京琴书，让北京琴书走进大众生活而不被历史淘汰，使人们因关学曾记住了北京琴书，也因北京琴书记住了关学曾。

我是北京琴书的第二代传人，1979年拜吴长宝先生为师，学习北京琴书的伴奏，直到吴先生1985年去世。我的父亲也是一位琴师，与吴长宝先生关系很好，我从小就受父亲的熏陶。拜师以后，吴先生在教我琴的演奏技法和板眼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哪点打得不好就反复给我做示范，一遍不行就再来一遍。那时教学的方法是口传心授，唱也是一字一句地教。1989年关先生过生日，我助兴演唱了北京琴书《东坡与小妹》，由关先生之子关少曾伴奏。唱完后关先生把我叫了过去，说：“刚才是你唱的吗？”我说：“是啊。”关说：“你别打琴了，你改唱吧，我教你唱吧，你唱比打琴还好呢。”我说：“太谢谢您了，我就拜您为师了，以后就跟您学唱了。”关说：“行，没问题。”我说：“那咱们什么时候摆知（请客的意思）啊？”关说：“我收徒不请客，只要是你承认我是你师傅，我承认你是我徒弟，咱就行了。有机会我和曲艺圈的人说一声。”我就这样拜在了关先生的门下，可见关先生是个非常随性的人，也是一个低调的人。

我只是个业余演员，北京琴书给我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带来了青春，带来了师傅，带来了徒弟，带来了朋友，也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享受。我现在还在创作，还在演出，还在教学，还在讲座。有火光就有希望，我用自己的行动在传承着北京琴书。当下虽然北京琴书的现状不太乐观，但仍然有人一直在坚持着去做这件事情，这是希望，也是一份责任。

北京琴书的起源与发展：关学曾先生和吴长宝的珠联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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