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中心的戏曲改良成果

2023-09-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从而将“戏曲改良”直接纳入为政治改良服务的轨道。所以，“戏曲改良”的口号一经提出，天津的戏曲界率先采取行动，予以响应。这是一座与“戏曲改良”相匹配的演出场所。一时间，在天津的戏曲舞台上掀起强劲的改良浪潮，《民强基》《破除迷信悟前非》《醒世姻缘》等一批时装文明戏，几乎同时涌现在观众面前，使天津很快成为推进戏曲改良的北方中心。

光绪二十年（1894）的中日甲午战争，最后竟以清政府屈膝乞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引起全国各阶层的震惊和愤慨。在举国上下一致拒和之际，清王朝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辛丑和约》，不惜把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面对清政府这种变本加厉的卖国行径，各地的爱国志士群起声讨。亿万群众同仇敌忾，掀起一股强大的反帝抗清的爱国热潮。正是在这股热潮的冲击下，沉睡的戏曲从噩梦中惊醒。

先是在戊戌政变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为配合政治上的变法，在思想文化领域燃起了点点星火，他们引进“西学”，倡导维新，鼓吹变法。而后又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晚清时候，戏曲包含在“小说”范畴）。当变法维新遭到封建顽固势力残酷扼杀时，梁启超等人在失败中更加清醒地感悟到“新民之道”的重要，而戏曲在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方面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因此，进一步提出把改良戏曲作为灌输文明、开启民智的一种手段，利用通俗的文艺形式醒民、新民和变革社会。从而将“戏曲改良”直接纳入为政治改良服务的轨道。因为天津的戏曲艺人早在清道光年间就编演过宣传禁烟的时装戏《烟鬼叹》，有编演时装新戏的体验。所以，“戏曲改良”的口号一经提出，天津的戏曲界率先采取行动，予以响应。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坐落在北马路官银号附近的大观茶园落成。这是一座与“戏曲改良”相匹配的演出场所。茶园的主要股东是实业家宋则久（1867—1956），武清籍梆子艺人崔德荣作为合伙人，也投入了若干股本。彼时的宋则久，因忙于敦庆隆绸缎庄的商业，茶园的一切事务概由崔德荣负责处理。崔德荣从很早就尝试改良新剧。所谓改良新剧，是以新的艺术手段对旧有的戏曲形式进行改造出新，表演的内容多系宣扬反帝思想，揭露清政府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反对君主独裁，提倡民主政治，要求社会平等，歌颂革命志士之类。崔德荣在大观茶园所演《佛门点元》《海潮珠》《青云下书》等改良新戏，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为后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发挥了一定的舆论前导作用。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通州青年学人潘子寅从日本回国，途经仁川时，愤于韩国灭亡与清廷危局而投身大海。天津文人李琴湘据此实事编写了时装戏《潘烈士投海》，为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教育家严范孙执笔修润剧本，增添“仁川江外水粼粼，莫忘通州潘子寅”等唱句，邀请皮黄艺人王鸿寿在大观茶园主演。《潘烈士投海》面市，在天津开了编演时装戏之新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崔德荣在大观茶园露演梁巨川编写的《桂岭劳人》（亦名《女子爱国》《混沌洲》）。内容表现闺阁女性鲁忧葵，接受新学思想影响，洞晓天下时事，赞成富国强民必兴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的主张，她以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奔走呼号改革时弊，在漆室县令支持下，身体力行办女学。由于这台新剧宣扬女子爱国和民族节义，舞台上的技术处理较之一桌二椅的传统戏多有出新，从而获得社会广泛好评。北京《京话日报》、天津《大公报》均及时作了报道。《京话日报》第691号第4版的文章，称赞这出新戏“梨园中人能有国家思想，较比淫邪妖鬼等戏相差万里，足见民智慢慢地要开了。改良风俗，戏曲所关甚大，此事真真可喜”。继《女子爱国》之后，崔德荣又于同年编演了表现义和团故事的时装文明戏《庚子纪念》，剧中有洋人欺侮、残杀中国同胞的情节，激起观众自强之心（《大公报》1906年10月31日第4版有评论文章）。一时间，在天津的戏曲舞台上掀起强劲的改良浪潮，《民强基》《破除迷信悟前非》《醒世姻缘》等一批时装文明戏，几乎同时涌现在观众面前，使天津很快成为推进戏曲改良的北方中心。

在上海创办国内第一家新剧团体春阳社的王钟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率领春阳社北上天津，在下天仙茶园演出《张汶祥刺马》《迦茵小传》等一批新剧。这些新剧，摆脱了传统戏曲歌舞化、程式化模式，以生活化的语言、表情动作抒发剧中人的内心情绪，令看惯传统戏曲的人们以为它不像演戏，更像真的生活故事，从而引起观众对新剧的兴趣。王钟声在天津还引导表演传统戏曲的专业艺人编演改良新剧（传统戏曲的变异形式）。后来成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少年时代就曾参与王钟声在天津搬演《爱国血》《宦海潮》等改良新戏。在新剧先驱们的带动下，新剧的种子很快便在天津生根、开花。王钟声在津期间，还以春阳社名义在《大公报》刊出一篇《意见书》，公开鼓吹以演剧为手段，“唤起沉沉的睡狮”，明确提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

同年10月，王钟声再次北上天津，与天津移风乐会会长刘子良一起，游说正在和李煜瀛等人酝酿成立国外工商图进会的爱国实业家宋则久。宋则久拥护通过戏台教化推动移风易俗、改良社会的主张，并与王钟声合作，创建天津新舞台有限公司，立志把大观茶园进一步建成天津地界尝试改良新剧的实验基地。

宋则久投资翻新大观茶园，增设转台以便表演新剧，改造翻新的大观茶园竣工后，更名为大观新舞台。揭幕前，新舞台有限公司在《民兴报》上著文，申明大观新舞台宗旨：“目下戏曲办法约分二类，一为旧戏改良，以原有戏曲去其污秽淫乱者，务使妇人孺子皆能听受，更欲使入吾馆者能启发善良之观感；一为纯粹新戏，仿照西洋新派，以戏之演各种历史，并于舞台上点缀风景，务使节节得真，丝丝入理，使听者俨如躬逢其时、亲临其地。”宋则久还亲笔制定由经理监督实行的《大观新舞台文明戏园营业规则》，共26项细则，内容包括准许女性群众进入戏园看戏，每天留出固定位置专卖女座，由此破了自满清入关以来妇女不准进入戏园的禁忌。细则还规定戏票按座位分等级、定价公开，不准另索小费；观众进入戏园，有专职接待员引导入座等。率先革除旧式茶园陋习的26项细则公诸报端后，茶园业这些前所未有之举，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清宣统元年农历八月十二（1909年9月25日），以演文明新戏标榜的大观新舞台，举行改建、易名后首演，由王钟声领衔主演揭露官场黑暗的新剧《缘外缘》。《中国萃报》有文称：《缘外缘》的舞台上“妓女与军官陈文锦问答处，棒喝官场，言词激烈。而结婚离婚之际，又复风流妩媚，极缠绵之致，更非言语所能形容者，洵为剧界放一异彩。至于电灯之辉煌，布景之光怪，转台之陆离，尤为余事。拍掌之声，震人耳鼓”。从这则观剧纪实不难揣摩，这是一出使用了灯光布景的时装戏，既有针砭时弊的情节，又有新式婚姻等移风易俗场面，无论所演内容还是表现形式，均为旧剧戏台所罕见，在天津可说开了风气之先。

此后，王钟声在大观新舞台还演出了弘扬林则徐爱国之志的《林文忠禁烟强国》、批判奸佞贪财误国的《朝金顶》以及《孽海花》《爱国血》《浸海石》等改良新剧。面对主权沦丧、领土割失、贪官窃国、志士惨死的严酷事实，这些新剧椎心泣血，抒发满腔悲愤，颂扬为国捐躯的烈士，号召反帝爱国，反对民族压迫，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体现了艺人们的爱国热情。这些在晚清戏曲改良的主流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新剧，有效地带动了戏剧改良在天津的兴起。

1911年12月3日，新剧运动的倡导与实践者、著名辛亥革命志士王钟声，在天津召集戏曲界爱国人士策划北方起义，被清政府逮捕杀害。义愤填膺的戏曲改良家汪笑侬，立即编写了一出名为《问天》的剧本，痛斥清廷残暴不仁。宋则久则在大观新舞台后台悬挂王钟声大幅便装照片，表示对这位戏剧伟人的敬佩与纪念。

王钟声虽然殉国，却把戏曲改良的种子播撒在天津这个戏曲大码头。以京剧演员汪笑侬、河北梆子名演员杨韵谱（艺名“还阳草”）为首的一批戏曲艺人，继承先烈遗志，身体力行于戏剧改良。

晚清时候，天津戏曲界的有识之士接受维新思潮的影响，积极参与戏剧改良，对于激发民众爱国之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文化界对戏曲艺人的评价。遗憾的是，当年戏剧改良的剧作，除少部分文字尚有遗存外，舞台形象几乎尽都在历史的长河里湮没无痕。究其所以，最重要的原因是剧作的思想与形象脱节。剧作者有为挽救民族和祖国的危亡而挥斥文字的热情，也懂得戏剧的功能和作用，但他们不掌握戏曲艺术的特性，不熟悉戏曲艺术的规律，不了解戏曲之作用于人的方式与途径，不了解他们所倡导的思想必须通过艺术形象去感奋人的意志，进而使观众能忧己之所忧，恨己之所恨。剧作者笔下激昂慷慨，直抒胸臆，但这种激情一般只限于剧作者的感怀，而不是剧中人物的心声，形成思想与形象脱节。晚清戏剧改良的成果没有延传下来，教训正在于不善于塑造典型人物。至于当年参与戏剧改良的艺人们，为适应时代的需求，对舞台表现手段所做的改造出新，无论后来人如何看待，肯定也好，否定也罢，若能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成功之处适当借鉴，失败之处予以警戒，对于戏曲的发展都是宝贵的经验。

北方中心的戏曲改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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