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带的一侧是彩色的塑胶操场,我们在这里训练过足球,参加过集体活动。舍不得,我最亲爱的老师们。尤其是我的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如母亲般关爱着我们每一个人。但也正因为有了王老师对我的严厉批评,我改正了很多缺点,取得了进步。几年来,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虽然同学之间也有过争吵、打闹,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2023-08-10
1958—1959年有一段让我最难忘的时光,这期间我几次为毛主席、朱老总、刘少奇、周总理等老一代领导人演出。周总理亲自请我跳舞,我还踩了周总理的脚,记得边跳周总理边问:“你是小百花的?”我不禁感叹,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国家的事世界的事,都需要他操心,怎么记得那么小的一个小演员呢。
我们第一场为中央工作会议演出的时候在北戴河,我第一个演的是《空城计》。当时一上场,我看到第一排坐的是徐特立,还有朱老总、周总理,当时一下紧张起来,脚就不知道怎么走了,13岁的我,默默地跟自己说,不能忘了词,不能演坏了,这可是政治任务,领导一再强调要严肃认真。后来到了城楼上唱“观山景”时站得高了,我一眼就看见毛主席了。看到主席以后,脑子里一片空白,心跳得特别快,那种心情难以形容,一下想不起词来了,幸好这个戏是老师口传心授,都印在脑子里,等“过门”一完,词就全都想起来了。
那天演了四个戏,大家越演情绪越高,到最后领导和观众们越看越爱看,于是又加演了一个戏。朱老总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为我们鼓掌。中间休息时,周总理到后台来了,见到周总理我激动得要掉眼泪,总理握住我的手问:“你多大了?”我说14了。“这么小就演诸葛亮啊,不错不错,以后还要努力!”周总理和蔼的样子让我记忆犹新。
演出结束,毛主席来问候大家,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喊“毛主席万岁”!那天毛主席还请大家吃饭。我记得演出后回到天津,住在干部招待所。第二天一大早黄火青市长来了,喊着我的小名跟我说:“主席让我给你带信来,说你唱得好。”我想,我唱得不好,是毛主席鼓励我。当时我高兴得哭了,这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第二场演出后从北戴河回津,李耕涛市长跟我说:“你要抽出时间来找你四姨王玉磬,到家里学《辕门斩子》。”王玉磬说:“我自己太年轻,不好意思收徒弟,因为是外甥女,每天吃住在一起都没关系的。”所以我每天在那跟四姨学《斩子》《醉写》。李耕涛市长很关心小百花,《斩子》排得差不多了,一天他看完戏说:“今天咱就打出这个夜戏,你就连续彩排一下。”我说:“行!”那时候小,演完晚上的戏,再连续彩排也不懂得累。后来又跟四姨学的《江东祭》。
1958年为了迎接十年大庆,市里提出来让小百花搞十绝百戏,要排出100个传统戏,要挖掘恢复所有老段子,取其精华。我们那时候整天排戏,把主要演员派到全国各地找名家,到兄弟剧种去学习。我当时被派到了河北省石家庄丝弦剧团。丝弦剧团有一个相当好的老生演员叫王永春,这个老师很好,他在天津演过。我向王永春学的《调寇》,这个剧种从身段表演都很接近河北梆子,使我更加提高了技艺。
1959年剧团带着《空城计》和《荀灌娘》去北京参加十年庆典了。领导还带着我们拜访名家,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为所有的中央首长演出。演《荀灌娘》那天谢幕时,谢幕排位我并不是一号主演,是第三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上台,一把就把我拉过来了说:“你的条件很好,难得你这个嗓子,你这个声音,你这个形象。你现在还小,我希望你排一个大戏,把你的特点你的能力发挥一下。因为这个戏你唱得少,我给你推荐一个剧本,我让秘书给你拿来。”文化部长亲自给我一个剧本《生死牌》。周部长还说:“排出来之后通知我,我去天津看戏。”回天津之后,市里很重视,团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强大的班子排《生死牌》,编导、乐队、演员阵容很整齐,我领衔主演,由王庾生老师给我说戏。王老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名家,四大须生四大名旦来了也要拜访他,他有绝对权威。排这个戏王庾生老师严厉地告诉我,面部表情不能死脸蛋子,要有层次,哪块肌肉怎么动,想事怎么样,愤怒怎么样,兴奋怎么样,眼睛怎么看,眉毛怎么皱,面目表情怎么做,我都印在脑子里,因为做不到位就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唱腔是郭小亭老师给设计的,他设计的唱腔有反调,相当好听,郭老师给说唱腔,他很有经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拿弦带,一个音一个音地带。
《生死牌》这个戏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在全国各地演出,反响热烈。后来小百花就渐渐成熟有名气了,尤其武戏特别出名,在全国各地很有影响。那个时候来天津都知道“狗不理的包子小百花的戏”。
1962年,组织上把我、孙秀兰(韩派继承人)、胡秀萍三人调到了一团,继承王玉磬、韩俊卿、金宝环三位老艺人的艺术。这个时候我就天天不离开四姨王玉磬了,演出,排戏,都跟她在一起,还经常同台演出,比如演《白帝城》的时候,我跟王玉磬是AB角,另外还扮演诸葛亮。虽然戏不多,跟老艺术家同台演出,能学到好多东西。学生到了大班,这是一个过程,这叫“归大队”,很不好归,需要很长时间的合作,磨合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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