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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文化特征的交融-海津讲坛荟萃

【摘要】:应该承认,同“京派”的官本位文化、“海派”的商文化异质相比,天津文化有自己的优点和特点。也就是说,天津文化具有文人文化和民俗文化等多元文化相结合的本体特征。水西庄文化产生于深刻交融的知识分子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其一,交融的人员基础。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结合,江南文化与燕赵文化的交流,高雅文化与平民文化的融会,构成了水西庄以文人文化为主体,采纳众长、丰富深邃的文化特征。

应该承认,同“京派”的官本位文化、“海派”的商文化异质相比,天津文化有自己的优点和特点。天津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的特征,不只是表现在贫民文化上,更表现在文人文化上,表现在多元文化的结合上。

其实,“京派”或“海派”文化,也有其另外的一面,比如“京派”文化脱离普通人的绅士气,“海派”文化商业化的竞卖气等。

如果说“京派”文化带有“官的帮闲”,“海派”文化带有“商的帮忙”的特点;那么是否可以说,天津文化带有“俗的帮助”的特征?也就是说,天津文化具有文人文化和民俗文化等多元文化相结合的本体特征。这个结合、融合,并不是从近代才开始;而且从古代就已经发生,不过融合的形式和内容不同罢了。当然,这个融合,有时是同时并行,有时是交错扩展。

水西庄文化,不仅是多元性、融合性的,而且交融得颇为深刻。水西庄文化产生于深刻交融的知识分子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

其一,交融的人员基础。

查氏水西庄,兴盛100多年,有五代之多。水西庄衰落后,查氏后人至今有四代生活在天津。前后加起来,在津已九代之多,光是男丁,就有几百人,而且,大多是博学之士,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名门大族,也是名噪一时的书香门第。如查日乾“于史事尤精”,著有《左传臆说》四卷、《史腴》等;查为仁著作巨丰;查彬对经史也有很深的研究,著有《易经集说》《经史汇参》等。查氏子弟,到各地做官,注重汲取各地文化,把江南、西南、西北、中原等各地的文化,特别是京城的文化,带到了水西庄。

还有,水西庄百多位文人、官吏,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也把各地的文化带到水西庄,使水西庄成为文化交融大观园。

其二,与“京派”文化交融。

天津是“畿辅重地”、京都门户,“京派”文化对天津文化、对水西庄文化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查日乾原本就是顺天宛平人。查氏子弟中,有的曾在京师为官,如:查礼,在外戎马倥偬,积劳成疾,最后卒于京师;查为义之子查善长,历官刑部员外郎、礼部郎中等;查礼之子查淳,曾官大理寺少卿;查为义之孙、查溶之子查彬,也曾由放外任到为京官,卒于京城。

还有几十位进士,在京城为官者,从宰辅、大员、编修等,都曾客居水西庄。他们把“京派”文化渗透到水西庄,把“京派”文化的古典之风,注入查氏水西庄的诗文之作中。如查礼的《天津城南冰泛歌》,就有古乐府遗风。查氏小水西落成后,家长严命子女“敬步原韵”,连查为仁的次女查词凤、三女查容端、五女查绮文等,都赋了诗,其作品既显出了“京派”文化的大家闺秀之风,又讲究格律对仗,富有唐诗遗韵。

其三,与中原、边陲文化的交融。

查氏子弟经营水西庄,又不囿于水西庄。官职所使,生活所致,令其或足涉大江南北,或目视中原、边陲。各地的风情文化,被他们潜移默化,从而添加了水西庄人诗文创作的多种风采。

查氏多位子孙都曾到中原和边陲为官。查为义八岁能文,才华过人。值朝廷用兵西陲,乃投笔从戎。因功先后授安徽太平府通判、淮南仪所通判、淮北分司运判,外任八年,受中原和边陲影响甚深。

查礼先后授任户部陕西主事、广西庆远府理苗同知,曾奉命修浚灵渠,通导壅塞,使水利复兴。后任太平府知府、四川宁远知府、川北道、四川按察使、布政使、湖南巡抚等。查礼从广西得三国时马援的铜鼓,并以此命名诗文集《铜鼓书堂遗稿》,受边陲文化影响甚深。

査善长(1729—1798):査为仁之长子。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历任刑部贵州司员外郎、礼部郎中、湖广道监察御史、刑科掌印给事中。著有《铁云诗稿》,有边陲之风。

査彬(1762—1821):査为义之孙。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转年成进士,历江南凤台、怀宁,河南淇县、太康、安阳知县。升信阳州、汝州、直隶州知州。嘉庆二十一年(1816),河南乡试同考官。在官颇有政绩。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中原、边陲做官,注意采风,连号都称“湘芗”。著有《湘芗漫录》《采芳随笔》《小息舫诗草》等,洋溢着浓郁的异乡文化风情。

其四,与江南文化的交融。

古代江南有楚文化和吴文化的分野。长江中游的江南,是楚文化;我们今天所说江南文化,是指吴文化,地域范围是太湖流域和长三角地区。在六朝时,以建康为核心;唐宋元明清以来,以苏杭为核心。江南优雅的风物、富庶的田园、温润的气候,造就了吴文化清柔、婉约、细腻的美学风格,以及这种文化动人的美感。

查日乾曾寄居苏州姐家,江南文化在其少小的心灵上,打下了烙印。江南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将水西庄与扬州马日绾、马日璐兄弟小玲珑山馆,杭州赵公千小山堂相比。其实,小玲珑山馆、小山堂是江南的小园林,怎么可以与百多亩的水西庄相比呢?袁枚这里显然是就文化而论,说明水西庄有深厚的江南文化元素。

移居水西庄展蕉轩的朱岷,有《初到水西庄》诗句云:“分明小幅吴江画,我欲移家过此生。”所谓“小幅吴江画”,是说水西庄是小江南。苏州人葛正笏,在水西庄发出感叹:“果然风味是江南。”

水西庄的主人和客人中,苏杭人最多。主人中查日乾曾居住苏州姐家,金至元籍贯浙江山阴,查调凤(查为仁次女)远嫁苏州吴门。客人中苏杭人有官员、文人约计53人。其中,进士18人,相国2人,即陈元龙(浙江海宁)、英廉(先世浙江嘉兴)。

众多的苏浙官员、文人,客居水西庄,相互间举杯把盏,切磋学问。江南诸子,在水西庄大展才华,影响巨大。

如钱塘(今杭州)大诗人汪沆,被南北论诗者奉为楷模。他长期客居水西庄,写了大量诗词;其在水西庄创作的《津门杂事诗》,以江南竹枝词小令文体,记述津沽百态,既有江南诗词的清新雅韵,又有天津风俗诗的乡情气息,影响至今。

浙江仁和人蒋诗,嘉庆十年(1805)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官侍御。著有《沽河杂咏》,游津门,谈轶事,反映了汪沆以后天津的人情风物。纪晓岚在为其作的一篇序中称其“芒情四溢”“风流婉约”,以江南之诗韵,咏绘津邑风物,“颇有江南风景”。

江南文化的引入,使水西庄具有厚重的江南文化元素,称为“小江南”名副其实,赢得了“南马北查”的誉称。就连水西庄的一草一木,也见清奇;楼台亭榭,务求尽美;堆山造池,玲珑精巧。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结合,江南文化与燕赵文化的交流,高雅文化与平民文化的融会,构成了水西庄以文人文化为主体,采纳众长、丰富深邃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