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原本是一个政治范畴,意指对旧社会制度和统治政权的推翻和破坏,也就是所谓的暴力革命。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质上就是改变世界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能动性活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革命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一切领域之中,无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演进、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还是科学技术上的创新、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等,只要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突破和质变,都可被视为一种革命现象。......
2023-07-28
吴在江东立国,在对我国东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东汉以前,江南地区的经济还是很落后的。当时的中央政府在北方,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都在北方。南方被认为是蛮夷之地,不肯花大本钱去开发。东吴是江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集权的政权,比起春秋战国时的吴、越、楚诸国来说在管理能力上要强得多,当然面临的压力也大得多。东吴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压力,后来变成了提升经济水平的巨大动力。
开发江南需要人力、农田水利、科学文化以及切实有效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条件。
青瓷釉下彩盘口壶(东吴,南京雨花台区长岗村出土)
甘露元年铭青瓷熊灯(东吴,江苏南京清凉山出土)
当时吴地总的来说还是地广人稀,连年战争加剧了人荒现象的出现。但是,随着东吴政权的建立,社会秩序渐次稳定,这样就吸引了大量北人的南流,包括世家大族。这些北方世家大族在东吴定居下来的,有宗族、部曲三百多口的临淮东城人鲁肃,有客百人的汝南细阳人吕范,有僮客八百的南阳人甘宁,以及庐江大族周瑜。他们对吴地人来说是外来户,但由于这些人很快就融入了东吴的统治核心,因此思想观念上已与当地的孙氏集团血脉相通了。他们原本处于社会上层,掌握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与这些大族相伴南下的还有大量在战争环境中失去土地和家园的流民。建安十八年(213)江北的自耕小农不愿沦为屯田客,一次就流入东吴地区十余万户,相当于当时一座中型城市的全部人口。这就在东吴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资源。
青瓷狮形烛台(东吴,江苏南京出土)
东吴发展生产的另一劳动力来源是所谓的山越人。他们实际上就是由于战争、犯罪、逃役等原因而遁入山林的越人。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一条注中说:“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寇扰郡县,盖自此始。其后孙吴悉取其地,以民为兵,遂为王土。”(《资治通鉴》卷五十六)在汉灵帝时已有山越造反并被剿灭的事,说明山越由来已久。东吴政权建立以后,为了与魏、蜀相抗衡,需要扩大兵源、税源和劳动力资源,这就有了大规模征讨山越之举。
青瓷羊尊(东吴,江苏南京市清凉山出土)
东吴地区多河流湖泊,亦多高山和丘陵,经过多少世纪的积累,所谓的山越人是很多的,从现有的资料看,至少有数十万人。东吴名将陆逊的起家就与山越有关。“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这些长年盘据在会稽山的山越人,后来被陆逊以“召兵”的形式招安了,成为他的最初起事的一支队伍。鄱阳地区的山越首领叫尤突,投降后被封了一个定威校尉的官,“军屯利浦”。再后来,陆逊又听从孙权的建言,对不少地区的山越进行收编,“取其精锐”,扩大自己的队伍。当时丹阳的贼帅费栈受封于曹操,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这是一次大动作,“强者为兵,羸者为补户,得精卒数万人”(《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这次单是“强”者就有数万人,那么加上“羸”者可见至少得有十来万人吧!事实上,不管是被拉来当兵的,还是“补户”成为自耕农和实行军屯、民屯的,都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
有了劳动力来源,还要把他们很好地组织起来。建安初,吴国仿曹魏实行屯田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坚持到了吴国统治的最后。屯田的地区在今江苏境内的有溧阳、湖熟、于潮、江乘、毗陵、吴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内的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的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内的有柴桑等,在今湖北境内的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阳新、浔阳等。
灰陶牛车(南朝,南京砂石山出土)
与屯田和垦荒配套的是水利建设。孙权在黄龙二年(230)筑东兴堤以遏巢湖,赤乌四年(241)凿东渠,阔五丈,深八尺,以泄玄武湖水,使它倾注到秦淮河中。赤乌八年(245),凿句容中道,同时开凿破冈渎,把秦淮河截断,使之与破冈渎贯通起来。赤乌十三年(250)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之后,还开凿了从云阳到达长江的运道,这是后来江南运河的雏形。吴国维持的年月虽不算长,但在水利建设上还是颇有建树的。
吴国水路交通发达,因此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在建安的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广州的番禺(今广州市)等地都设有当时最大的造船厂。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引《晋阳秋》的一段资料说,孙皓受降时被西晋接收去了“舟船五千余艘”,可见当时吴国造船业的发达。船只大小不一,大的船有上下五层,最大的可容乘客三千人。造船中心设有典船都尉,监督造船的质量。
为了开发江南、发展农业,孙权可说是做到了不遗余力。黄武五年(226),出现了“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相对平和的新形势。这年春天,孙权就发布政令,要求东吴上下抓住这个时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正在这时,大将陆逊上奏道,现在全国最基本的问题是“所在少谷”,老百姓少谷,军队也少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军队“诸将增广农亩”,也就是利用难得的战争间隙投入到垦荒务农中去。孙权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说“今孤父子亲自受田”,学古圣人的样,“与众均等其劳”。一个君主,动员全家老小一起下田农耕,这对民众是多大的激励啊!
科学是农业发展的动力。东吴时期与农业有着密切关系的天文、地理、生物学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吴人陈卓在天文星象研究上很有突破,他构建成了有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颗恒星组成的全天星官系统,并绘成圆形盖天式星图,成为后世制作星图浑象的标准。陈卓的全天星官系统沿用了一千多年,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东吴时期撰述各地州郡山川、四时节候、文物古迹、风俗物产的“地记”大量出现,对生产事业也有推动作用。陆玑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分上下两卷,其中有着丰富的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上卷为植物,收录草本植物六十种,木本植物四十七种。下卷为动物,有鸟类二十七种,兽类十二种,虫类二十四种,鱼类十一种。作者对动植物的形态、性状、属类作了辨识,可以看作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经验总结。
在上述种种条件的推动下,江南经济在东吴时期有了不小的进步和发展。农田普遍得到了恢复,还出现了围滩涂造田的景象。永兴地区(今浙江萧山一带)还出现了精耕细作的稻田,据说一亩可产米三斛。一斛也称一石,按三国时代的衡制,一石等于四钧,一钧等于三十斤。那么,永兴地区的一亩田可产大米三百六十斤了,合成谷子大约相当于五百斤上下,这个产量在一千多年前当然算是很高的了。
吴的丝织业也有了不小的发展,民间普遍喜欢绫绮之服,一些文人好以蚕织为诗赋的题材,这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反映。南方民间主要的副业生产是绩麻,麻布的产量要比丝织品大得多。除了民间的家庭纺织业外,还有政府官办的纺织机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冶铁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产铁之郡都设有冶令或冶丞,管理采铸事项。东南沿海一带产盐,煮盐手工业在沿海一带也发展起来。政府在海盐(今浙江平湖东南)、沙中(今江苏常熟西北)设有食盐产销的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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