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代,社会生活中被认为最重要的是“品”。曹操一死,曹丕的心腹陈群马上提出了“九品官人法”,一下把这个“品”字提了出来。他认为“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是长久不了的。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人能将“九品中正制”批评得如此透彻。刘毅说的“九品中正,实为乱源”,完全正确!刘毅等人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十字,清晰地描画出了西晋上流社会的面貌。......
2023-08-31
曹操是一个对中华文化有相当透彻理解的人。他懂得“天子”在子民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即使到了东汉末年皇权衰微至极的情况下,“天子”仍然有他极高的政治利用价值。因此,曹操从步入政治舞台的第一天起,在天子的废立问题上,一直保持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严谨态度。这也许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光和六年(183)时已是天下大乱。冀州刺史王芬等人准备废灵帝,立合肥侯为帝,这些人把此事告知多谋善断的曹操。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的曹操表现得极其老成持重,他坚决拒绝这样做,告诉王芬等人:“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他认为随意搞废立那一套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由于他的反对,阻止了一次废立之事。
初平元年(190),董卓“徙天子都长安”,并且肆无忌惮地焚烧洛阳宫殿。这时,曹操站出来发声,他义正辞严地说:“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他预料那些“劫迁天子”的人最后必遭“天亡”的厄运。
在汉献帝处境最危急、威信最低落的时候,各种政治、军事势力对“天子”的处置和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董卓之流不去说他了。他们是一次又一次地劫持,根本不把天子当回事。不要说天子有什么尊严了,就是衣食也不周全!“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
那个道貌岸然的袁术,在董卓的余党郭汜、李傕相互攻战不已、把洛阳城弄成一片废墟之时,他却出来混水摸鱼,出演取而代之的丑剧。史载:“(建安)二年春,袁术自称天子。”(《后汉书·献帝纪》)当然,他这个“天子”也是短命的,到建安四年(199)的夏天也就一命呜呼了,一共当了两年的“皇帝”。
袁绍是被曹操排斥在“英雄”行列之外的,也被人斥为“无经远之虑”,是个目光短浅的人,这从他对天子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综合一些资料看,在如何对待“天子”的问题上,他是游移不定的。当听到谋士要他“迎都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时”,他很高兴地说:“此吾心也!”(《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后来又听谋士郭图说把天子放在自己身边,相反会有诸多不便时,他又犹疑不定了。郭图是这样说的:“若迎天子以自近,动则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后汉书·献帝纪》)听了这个话,他也就不愿“迎天子都邺”了。[1]
曹操的态度就与董卓、袁绍、袁术之辈完全不同。早在初平三年(192)他的谋士毛玠就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建议,当时,“太祖(曹操)敬纳其言”,但是当时条件不成熟,他也就没有什么举动。建安元年(196),献帝回到了千疮百孔的洛阳城,身为天子的献帝与他的臣属一样“披荆棘,依丘墙间”。这是献帝一生中最悲苦、最危急的时候。正在此时,曹操出手“奉天子以令不臣”。献帝是七月到的洛阳,曹操八月就亲至洛阳“朝见献帝”,立即把献帝请到了许县(今许昌),并宣布以许为都。在《后汉书》的《献帝纪》中有这样一笔:“庚申,迁许都。己巳,幸曹操营。”文笔平和,可见这个过程是在和平的气氛中实施的,并无世传的“挟持”行为。
坞壁图(三国·魏,甘肃嘉峪关市1号墓前室西壁)。此图是对当年坞内建望楼,略如城制的写照。坞主多为豪强地主,借助坞壁加强防御,组织私家武装。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曹操“敬纳其言”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这里的“奉”有侍奉、供奉、拥戴的意思。事实上,曹操打出的一直是“奉天子”的旗号,他拥戴献帝,在献帝最困难的时候把他供养起来,这是真实的历史。正因为他这样做,才有了最大的政治资本。
有人会说,不对啊,一些权威的史学论著不都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挟持汉帝迁都许昌,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吗?[2]
不是,这是一种史家的错笔。
在东汉末年的大乱世中,是否有人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口号呢?有的。在《三国志·魏书》的一条注中,有这样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沮授说绍云:‘将军累世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陌者。且今州域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
这就清楚了,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是袁绍的大谋士沮授,而“将从之”的是袁绍。将这话张冠李戴到曹操头上的怕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为了突显曹操的“奸雄”品性,全方位地丑化曹操,就把原来属于袁绍的这顶帽子戴到曹操头上去了。
曹操当然有一统天下的雄心,也想假献帝这位天子来慑服那些诸侯,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一直奉行的是“奉天子”的方略,而不是“挟天子”。在曹操的“供奉”下,献帝比较安乐和平稳地生活了二十四年,成为东汉王朝在位最长的帝王之一。从《后汉书·献帝纪》看,献帝在许都还是自由的,祀天、郊游、立嗣,都没有受到多大的干预。即使是在献帝参与“密谋诛曹”事发后,曹操也只是“杀董承等,夷三族”,对献帝没有采取过激行为。
终其一生,曹操也没有过袁术那样的“取而代之”的念头。当东吴的孙权要他当皇帝时,他认定“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3]在“十分天下有其九”的大背景下,曹操仍然十分清醒,面对群臣的劝进,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魏氏春秋》)这也可为“奉天子”的一证。
有关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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