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简史

2023-08-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The Republic“中华民国”并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他花了约40年时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其原因在于他赢得了追随者的绝对忠诚，控制了经济上最富裕的地区，并抵抗了至少从1931—1945年被视为全民公敌的日本。1922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使中国恢复了主权和领土完整，山东半岛归还于中国。紧接着是更为严重的麻烦，日本在1931—1933年间占领了满洲并围困上海，还侵占了北平北部的热河。

The Republic（1912—1949）

“中华民国”并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面对如此之多的重大问题，一开始即对孙中山的领导抱有过高期望是不切实际的。要如愿以偿地形成可靠的舆论，需要80%的公众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有文化之人还必须培养民主的思考方式。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地方自治之风如此强烈，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庞大，还存在着与外国列强的纠葛；对某一军官的效忠使军队分裂成众多小团体；数百万人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2]；国库空虚，已无法负担一些必要的巨额公共开支，如河道的恢复、海岸的照明、港口的疏浚、新通信设施的建立、农业的提高改善、新矿的开采、城市的现代化及公共卫生的提供等。身居要职者自私得令人难以置信，大总统袁世凯成为犯错的第一人。幸运的是，在建立君主制失败后，袁世凯于1916年羞愤而死。中华民国面临的问题远比其他现代国家更为惊人，然而它却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领导人经常采纳外国的建议，并在外国的技术和金融援助下，致力于稳定货币和重建国家金融体系；收回大多数半私有化军队的指挥权，并建立小型兵工厂和军官教育中心；开展水利、筑路、植树造林、农业复垦等工程项目，以图减少因干旱和洪涝而造成的持续不断的饥荒；扩建铁路、开设空中航线，大力发展工商业；让民众接受医学和护理方面的教育培训，以应对瘟疫的威胁和工业中心所面临的新问题。另外，政府进行了法律改革，致力于统一国家和废止外国租界；为消除文盲，政府设立了成千上万所学校和许多大专院校；针对特别优秀的学生，政府还在首都举行了类似于旧制的考试，让少数入选之人出国深造；为了更好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推动现代科学研究，政府设立了一个包括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心理学、气候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化学、物理学、工程学等研究所在内的学术机构（即中央研究院），其成员是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无论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民间团体，都积极推动对古迹的研究和保护，一些遗址即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得以挖掘。刚开始，考古工作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硕果累累，挖掘出土的很多文物遗失于因盗墓贼和盗碑贼的劫掠。更令人鼓舞的是，图书馆的发展及出版活动异乎寻常的扩张，使得上海到1937年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中心城市之一。所有这些因素，连同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的帮助，一起推动着平民教育并激励着文化革命。^[3]

“中华民国”最初几年的政治史混乱不堪。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1917年恢复清王室的尝试同样不成功。除了短暂的插曲外，不久之后爆发的内战一直持续到1949年。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开始北伐；第二年，它成功定都于南京。无论在军事还是在政治领域，新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都成了领袖人物。他花了约40年时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其原因在于他赢得了追随者的绝对忠诚，控制了经济上最富裕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并抵抗了至少从1931—1945年被视为全民公敌的日本。除了早年同地方竞争对手的斗争之外，他找到了消灭共产党组织的权宜之计，这些共产党组织最初建立于南方的江西和福建两省，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完全成功。1934年，蒋介石迫使共产党离开其根据地，在经四川进入中国西北的长征中经受了无法形容的艰难困苦和损失后，共产党扎根于延安附近的区域（位于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并在这里为在战败日本之后的几年里同蒋介石再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争夺积蓄了力量。

自1912年以来，中国同许多国家之间都存在冲突和矛盾，其中同日本的关系最为紧张。1915年，当全世界的注意力都为欧洲战争吸引时，日本人提出了许多实质上要中国放弃主权的要求，这导致了一系列不利于中国的条约。1922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使中国恢复了主权和领土完整，山东半岛归还于中国。当南京政府试图控制北方省份时，一场新的内战于1927年爆发。紧接着是更为严重的麻烦，日本在1931—1933年间占领了满洲并围困上海（当时上海已是世界第五大重要港口），还侵占了北平北部的热河。这种征服如此容易，且来自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抗如此微不足道，日本人的军事野心和欲望迅速膨胀了。1935年，日本试图占领中国北方的大片区域，但仅获得了察北和冀东。

全面侵略战争真正开始于1937年7月，此时的中华民国看起来各方面都已到达巅峰。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中华民国都广受好评。毫无疑问，日本的战争领导人认识到，继续延误将大幅增加军事行动的成本和征服时间。他们注意到，中华民国在许多方面的重建都取得成就：修建了许多机动车公路，维修并延伸了铁路线；成功地让众多内部发行的债券价格自由浮动，并偿还了外国贷款；在美国和德国航空公司的帮助下，一些航空公司获得发展；改进了广播、电话、电报等方面的服务；在德国人的指导下，军队实现了部分现代化；教育设施和在校就读的学生数量有明显增加，针对民众的扫盲运动也大有发展。对国民斗志而言同样重要的外交，也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大进展。1929年，几十年来中国人第一次能够自己主持制定海关税则——这项行动需要同12个国家签订条约，最后一个签订的是日本；几个由外国人管辖的地区已由中国人收回，甚至上海的国际租界区也逐渐变成了中国的管辖区；战争爆发时，治外法权也似乎渐渐过时了。1943年，当中国人的斗志几乎降到最低点时，英国和美国政府正式放弃了这些特权。^[4]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沮丧地注意到，由一度是满洲军阀的张学良所策划的政变的后果^[5]。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囚，他同意不再致力于消灭共产党，取而代之的是领导抗日战争。此时，日本人正在中国北方野蛮侵略，并忙于大规模的走私。

日军在距北平不远处展开了第一次袭击，其海军紧随其后入侵上海。在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内，日本的战争机器便控制了广州以南的整个海岸，并占领了重要的内陆城市汉口。中国人以其仅有的能力和毋庸置疑的勇气进行了反击，但无法与敌人相抗衡。在这几个月里，中国人维持着前所未有的团结，许多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宣誓效忠于蒋委员长。当国民政府领导人发现有必要迁都至重庆时，士气和接踵而至的抵抗都下降了。他们已失去了主要的港口和工业中心，一些物资通过香港和印度支那输入，中国人不得不依靠自力更生和苏联（直到1941年夏季才开始）、英国及美国经陆路送来的少量供应。中国出现了一些叛国者，其中最主要的是汪精卫，在提议反对抵抗后，他最终投敌，成为日本在南京的主要代理人，直到一位刺客将其刺死。更大的问题是政府与共产党人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后者保留着在西北延安的根据地，却将他们全部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深入到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的日军通信线路之间的区域。他们的游击战术被证明是日本人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烦恼”。蒋介石和他的下属不仅不重视这种援助，还试图限制它，甚至解散了共产党在东部的一支部队^[6]，拒绝向另外一支部队提供给养，并将其包围起来。很显然，蒋介石意识到对国民党（执政党）而言，共产党成功抗击侵略者意味着战后必然的竞争。

1941年12月底，日本加入法西斯阵线后不久，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便落入日本人手中。几个月内，印度支那、马来亚和缅甸都遭受蹂躏，战争物资向中国腹地的运输被迫完全终止，中国因此严重依赖驼峰空运，这需要越过将印度和中国隔开的崇山峻岭。尽管非常有限，但对中国而言，它是这一无比漫长航线的最后一站，这条航线从美洲越过南大西洋到非洲、印度及更远处。通货膨胀严重、生产下滑、饥荒加剧，所有这些削弱了中国人的力量和士气。尽管重庆可能是世界上遭受轰炸最严重的首都，但双方在军事上一度存在僵局，日本从未成功夺占西部的抵抗中心。然而，当来自盟军的援助（主要是美国）开始增加，日本领导人考虑到美国飞行员可能会准备从中国机场向其工业区发动一场危险战役时，他们便抢先发动了一场深入到中国内地的战役^[7]，但为时已晚。美国轰炸机越过中国西部，轰炸了从中国沿海一带到满洲和日本岛屿的日本矿山、兵工厂和造船中心，使其损失惨重。这如同美国陆军和海军攻占了太平洋上一个又一个日占岛屿并摧毁其潜艇和水面舰艇一样有助于减轻抵抗。1945年8月14日，历史上最为昂贵的战争结束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延续十多年的噩梦般的战争，无数男人、女人和儿童因为敌人的行动、黄河河道的偏移以及天灾失去生命；工商业、通信系统、农业、畜牧业及各类文化机构的损失重大。但他们对未来很乐观，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千里跋涉回到自己的家园，拾起被战争中断的正常生活。他们希望中国的内部改革和经济发展能够继续向前推进，这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有着良好的开端。

回望当年，还是有一些令人鼓舞的东西。当时的中华民国已相当成熟，它的主权不再受任何限制。1943年的开罗军事会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至少已为英国和美国接受认可；在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上，它受到所有与会国家的欢迎；此后，它开始在联合国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样是在1945年，苏联与中国缔结了为期30年的友好同盟条约；满洲和台湾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被收复，如果管理得当的话，其蕴藏的农业、矿物及其他资源将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个人自由因军事原因受到抑制，但它的恢复和发展还是很有希望。但是，与这些荣誉相比较而言，其缺陷和弊端看上去更大。苏联占据着东北的港口大连、旅顺，并进入朝鲜北部。不久即有消息披露，苏联军队撤退时曾在东北肆意破坏了许多工厂的机器设备，并将大量未使用过的日本军火交到中国共产党游击队之手。无论怎样衡量，台湾都是一个丰厚的回报，但它却遭受了中国军队和最坏投机者的洗劫，他们残酷而野蛮地对待岛上居民，不但引发了敌意，还恶化了对台湾本土人和中国大陆人来说都不利的环境。^[8]有迹象表明，蒋介石领导之下的警察国家还将延续下去，早在1946年7月，两位直言不讳的中国文学教授^[9]在昆明遭暗杀即证明了这一点。长期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仍在继续。共产党和政府军相互敌对，虎视眈眈。

联合国和许多宗教性或世俗性的私人组织给饱经战乱的人们提供了一些救济，他们带来了食品、棉花、医疗用品、书籍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援助。还有人伸出援手，将学生、教师和科学家送到欧洲和美国接受专业培训。美国政府派马歇尔将军到南京，试图调停国共之争。然而，同时却将许多船只和大量军事装备都移交给了政府，并组建了一个适应现代战争的人员培训机构。1947年1月，马歇尔回到华盛顿，他批评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中的保守派，并宣称中国和平的希望在于，“由政府和少数党中的自由主义者来领导的假设”应该在蒋介石指导之下进行。这份报告使中国失去了实现和平的所有希望。很明显，唯有内战和一方崩溃才能带来统一。

战争现在已经结束，国民党只控制了台湾和几个小岛。到1948年年底，在毛泽东等人领导下的共产党已将国民党军队赶出了东北；此后不到一年，他们便突破了从北平到广州和海南岛、从上海到西藏的每道障碍。他们的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毛泽东担任主席，周恩来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直到1958年）。苏联、英国、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承认了这一政府。

【注释】

[1]原著在此章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都视为民国时期，其意指“中华民国”仍是中国政权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是不正确亦不合理的。而且，原著作者在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部分时存在诸多不合理的解读，其在整章中也并未占有太大篇幅。故此，译者仅将原著中1912—1949年的部分内容译出，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并未收入，特此说明。——译注

[2]在关于此书英文版的一份匿名评论中，这一观点受到尖锐批判。作者注意到一位著名的中国政治学家最近表示同意这一观点，这让他感到些许安慰。作者根据财富将中国人划分为三类：上层占总人口的12%，中间阶层占24%，下层占64%。最后，他写道：“他们或者仅能维持生计，或者实际上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钱端升（Ch'ien Tuan-sheng），《中国的政府与政治》（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1950，第12页。

[3]要轻松地了解截至1937年的中国重建，请参阅爱斯嘉拉（Jean Escarra），《中国的过去与现在》（China Then and Now），第二部分，北京，1940。

[4]指四三废约。——译注

[5]指西安事变。——译注

[6]指皖南事变。——译注

[7]指豫湘桂战役。——译注

[8]指二·二八事件。——译注

[9]指李公朴、闻一多，李公朴并非文学教授。——译注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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