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中华民族简史

The Ch'ing，or Manchu，Dynasty（1644—1912）

清朝时期，中原政权再次从汉人控制转向外族——满族人控制。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女真人的后裔一直在骚扰明朝。像储备育种者和农民一样，满族在16世纪的最后20年逐渐暴露出其野心，他们在为取代已明显衰败的明朝统治做准备。假如明朝没有被农民起义撕裂，假如明朝的前线部队不缺乏指挥将领和补给品，假如满族没有因明朝的通敌者而实力大增，假如明王朝还有卓越的领导人，满族人原本很有可能会遭遇失败。

满族^[1]的第一代领导人努尔哈赤（1559—1626）出身高贵，有着超凡的勇气和智慧，知人善任且颇具领导才能。他统一了从汉人和其他对手那里所获的领土，并于1616年自封可汗。公元1625年，他在奉天建立了自己的都城。1601年，努尔哈赤根据旗帜颜色（黄、红、蓝、白）将包括蒙古人、朝鲜人、汉人及满人在内的军队分为四组；1615年，又将其军队扩大到八组（使用相同的颜色，但是分别增加了镶边），均由满族贵族指挥。在八旗之上，是一个仿照汉人政权模式的政府。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两位官员改编了蒙古语的字母系统，使其适用于满语；后来，为使这一字母系统更具实用性，满语又增加了变音符号及八个新字母。为延续其女真前辈所建政权，努尔哈赤将其政权称为金；1636年，他又将这一称号改为类似于汉人政权名称的“清”。此时的满族人尽量避免与蒙古人发生冲突，因为蒙古人仍不时回忆起金朝曾经封锁其伟大英雄成吉思汗的北上通道。同时，满族人开始了向南扩张的征程。

1629年，满族军队越过长城，到达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城门口；1633年，他们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察哈尔，并从汉人那里夺取了辽东。他们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拥有汉人所造的大炮，这些大炮部分是战利品，部分由投靠满人的汉人制造。1637年，他们征服了朝鲜。1627年和1642年，由于内部局势十分危急，并有许多将领投靠满族军队，明朝不得不两次求和。然而，满族军队在等待着。1644年，最佳机会终于到来，当时北京为李自成的起义军占领，而守卫长城的中原将领吴三桂亦向他们寻求帮助。在一场猛烈沙尘暴的掩护下，满汉联军战胜了起义叛军。一旦到了北京，满族人即拒绝离开，他们在此建立了其第二个都城。尽管历经了长年累月的反抗斗争，且几次都行将崩溃，但北京作为清帝国统治的中心一直持续到1912年。

当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逃离其国家时，满人名义上于1659年宣告完成了对中原的征服。1674—1681年期间，南部地区爆发三藩之乱，此次叛乱最终被镇压；1645—1683年，南方的海上力量一直为郑氏家族祖孙四代控制，但最终亦被清军摧毁。事实上，直到此时满族人才最终确立其统治。这场战争使中国南部在近40年间一直处于动乱状态，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尤其是在沿海城市，但也致使被葡萄牙人称为福尔摩沙的台湾被正式纳入满族人的统治范围。

清帝国疆域图（到18世纪末）

除一两处调整外，清朝原封不动地延续了明朝的政治体制。最初的几部译为满文的书，其内容都是明代的律令。1631年，第二位可汗皇太极在奉天仿照汉人设立了六个政府部门；1634年，他宣布在满人中举行科举考试；1636年，他采用了皇帝的称号。后来政府迁移至北平时，一些汉族官员也愿意为他们效力。一般而言，重要的官职都是按照大致相同的比例由满人和汉人担任；并不太重要的官职，则80%—90%由汉人担任（入关之初，重要官职几乎都由满人担任。——译注）。为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满族人组建了蒙八旗和汉八旗，并吸收新的追随者。当一个地区被征服后，这些旗民便作为卫戍部队驻扎在防御要塞。在皇帝的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便在一些中原城市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定居点。起初，旗民是占领和殖民化必不可少且行之有效的工具手段；后来，他们逐渐成为汉人憎恨的对象，并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2]后来，皇帝尽可能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定居于满洲。一直被封闭起来的满洲，直到1803年才向普通汉人开放。处在这种混合过程之中，加之被卓越的中原文明征服，满族人对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语言以及战斗技能越来越陌生，以至于后来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可以称为真正的满族人，这导致他们在1912年时失去了帝国，汉族人重新掌握了政权。

除占领北平时满人和汉人之间的几项约定之外，满族王朝并未给中原人的生活带来任何重大的经济或社会变化。他们的约定包括以下几方面：（1）不允许汉族女子嫁入后宫。然而，前两位皇帝都有汉族妃子，据说第二位和第四位皇帝的母亲还是汉人。（2）在科举考试中，满人从未中过状元。在1646年至1905年间所产生的114位状元中，有三位是因旗人而被录取，但他们实际上并非旗人，其中的两位是汉人，另一位是蒙古人。（3）汉族男子应剃头留辫，并改穿满族服饰，他们只有在死后埋葬时才可穿明代服饰。奇怪的是，朝鲜人并不受此项规定的限制，他们可以继续穿着明代服饰，道士也同样如此。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例外。剃发留辫被执行得如此坚决彻底，以致成为一种习俗，直到1911年后许多汉人仍坚持保留他们的辫子。^[3]（4）汉族女子虽没有被强迫改穿满族服饰，但被禁止缠足。然而后来数年的事实证明，这项规定无法执行，于是于1688年被废止。此后，只有进入后宫的汉族女子和中国南方的一部分客家妇女可以不裏脚。

与契丹和女真不同，满族没有做任何扰乱中原经济之事。他们给中原地区带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和平，这一点极为重要。在确立其统治的长期斗争结束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种“与从前相同的商业”政策。在漫长的安宁时期，满人考虑的是修复、扩展和维护公共工程；他们无情地粉碎了南方和西南民众经常发动的叛乱，随后开始对这些地方实行殖民统治；他们在饥荒地区实施减税政策；他们消除了北部和西部边境的威胁，最终将统治区域延伸到最西端的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这些重大成就使这个国家从长达几十年的战乱中恢复过来，并再次致力于发展文明艺术。在明末即已开始增长的人口，到这时，其增长速度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这种增加更多地来源于其他因素，而不仅仅是冲突的停止和繁重税收的免除^[5]。商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新增耕地减少（这意味着一些地方存在森林过度砍伐和土壤侵蚀）以及新作物的广泛种植都是其原因。

西属马尼拉与中国福建和广东之间的贸易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据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估计，1571—1821年期间，这种贸易更加活跃了，这一时期从西属美洲流入菲律宾的银元共计四亿，其中约一半用于购买中国人的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与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的贸易也有大幅增长。大量船只航行于印度洋和附近的海上航道，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其中一些船只是中国人的（麦哲伦的同辈曾在马六甲看见中国人的帆船），阿拉伯人的船只则到访每一个港口。葡萄牙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夺取了贸易霸权后，又不得不防范荷兰人的抢夺。到1641年，荷兰人已在巴达维和台湾建立据点，最终葡萄牙人被逐出马六甲。1664年，英国人开始与广州开展贸易。这种贸易持续稳步增长，到1689年便已超过荷兰。与法国的贸易量一直很小。最初，与美国的贸易需经过印度洋和好望角，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直接贸易便立刻开始了。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猎人和冒险家正穿过西伯利亚到达满人的边境，1644年，他们曾深入黑龙江流域。他们与满人之间发生了无数次战斗，直到1689年签订边界条约，战斗才宣告结束。在这之后，少量的陆路贸易开始发展起来。

除了与朝鲜、日本和中亚的贸易关系继续保持外，所有这些新因素也使中国市场变得更为活跃。茶叶被压成一砖厚从中国中部运往蒙古和俄罗斯；土布（一种未漂白的棉布）从南京销往西欧，随后又销往美国；每一个可用窑口都在生产专为出口到西方国家的瓷器；大多数丝绸产自浙江，它们广受欢迎；小型的墙纸、格架、地毯、首饰、扇子、药品、椅子、桌子、长条沙发以及所有漆制品也同样很受欢迎。1703年，法国商船安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返航时，除漆制品外没有带回任何其他东西。伏尔泰惊叹道：“有人问，从秘鲁和墨西哥不断流入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都变成了什么？它们进入了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腰包，这些人在加的斯进行贸易，返航时将他们的工业产品运到美国。这些货币中有很大一部分去了东印度群岛，用于购买丝绸、香料、硝石、冰糖、茶、纺织品、钻石和古玩。”^[6]

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一直没有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现有知识表明，在整个清代，中原人在不断地侵犯满人和蒙古人的领地，并将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驱赶到群山和其他贫瘠之地。于是，这些少数民族砍伐古木，并在斜坡上开垦梯田，这些行为后来被证明是目光短浅的。美国农业部的亚瑟·祖（Arthur P．Chew）这样写道：“短暂的山坡农业生活终结了长期的平原农业生活。农民从半山腰收获粮食，被释放出来的泥石流却毁灭了更多人的生活。”^[7]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没有其他选择，需要养育的人口越来越多，而政府也没有任何保护计划。

对清朝统治有利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富有营养且价格适宜的农作物均已引入中国。13—17世纪期间，高粱、玉米、甘薯、花生和烟草已进入中国。^[8]1644年之后，中国又相继引入了其他非粮食作物，例如，1650年左右，菠萝首先在台湾、广东、福建和云南栽种；大约于同一时间，中国南方首次出现南美洲的番荔枝；1650年，马铃薯出现在台湾，稍后进入大陆；到18世纪，辣椒、金鸡纳树、南瓜以及一些品种的豆类为中国人所知。这些作物中有一些可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栽种，其他的则应种植于小米或高粱的垄之间，或是在主要的夏季作物被收割后种植。它们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丰富了饮食，并增加了农民和中间商的收入。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帝国才会在新作物的种植方面施加压力。作为各种压力的结果，到1948年中国的水稻、甘薯、高粱、大豆、蚕豆、油菜籽、芝麻及大麦的种植位居全球第一；丝绸和茶叶也有可能是第一，玉米、烟草、花生和小麦也名列前茅。^[9]

这一时期还引入了罂粟，这种作物产生了深远但极其有害的影响。它夺走了大片的土地，毁灭了数以万计的家园，养肥了税吏、官员和地主们的钱包，并最终在1840年导致了战争。作为一种口服药物，鸦片为中国人了解和使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16世纪以前，中国几乎不种植鸦片，它的主要产地是印度，由阿拉伯和印度商人运到中国。1523年之后，由于沿海一带海盗活动猖獗，中国人被迫开始自己种植鸦片。这时，葡萄牙人开始从印度将鸦片输入澳门。荷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1810年后）相继发现这是一种最有利可图的贸易，于是他们也开始将印度和土耳其的鸦片偷运至中国。17世纪末，人们开始抽掺杂着烟草的鸦片。1689年，恩格尔贝特·坎普弗尔（Engelbert Kaempfer）^[10]在爪哇第一次提及这种抽法，后来人们普遍不再掺杂烟草，以致政府于1729年颁布法令禁止销售鸦片。然而，这项法令很快即被证明无效，于是政府又于1800年禁止进口鸦片。尽管有这道禁令，到1821年时每年仍有五千箱鸦片进入广州，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英国船只运输进来的，其余的则是通过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船只。中国和外国商人从这种非法贸易中大发横财，中国白银大量流失，但交易仍在继续，到19世纪30年代末，每年的进口量已达到3万箱。清政府最终不得不进行干预，焚烧了大量鸦片，从而导致与英国的战争爆发。英国人宣称他们拥有贸易特权，不受广东当地官员们的强制约束。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即赢得了胜利，一直到1911年鸦片仍是其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与此同时，中国很多地方都在种植罂粟，尤其是在一些边远地区，地方行政或军事官员会出于税收目的而纵容种植。其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葛德石（George Babcock Cressey）^[11]曾明确表示：“1923年冬季，估计云南三分之二的耕地都为罂粟所占；贵州的比例大致相同。在昆明，据说90%的男人和60%的女人都沉溺于鸦片。许多县的罂粟产量高达一两万盎司。上好耕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这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12]经过几十年的禁烟努力之后，1948年国民政府向联合国报告其仍在继续致力于禁止罂粟的种植以及鸦片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但因为内乱，这项工作即便不是完全无效，也受到了很大阻碍。

到19世纪初，清政府内外交困，垮台的命运已然注定。国内政治正迅速恶化，以历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为代表的同时代学者留下的记述表明，满人在首都和各省均表现得堕落颓废、腐败无能。皇帝的宠臣抢夺了帝国的财富，损害了政府机构的廉洁与效率。而此时，国外的工业革命正酝酿着一场风暴，这场风暴从1840年起横扫一切障碍，将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缺乏远见的大清皇帝及其大臣们仍然力图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由一小撮行商垄断对外贸易。在所有西方国家中，英国第一个试图打破这种垄断，要求将香港作为其殖民地和五口通商的序幕^[13]。其他西方列强紧随其后，要求开放另外11个口岸、实行治外法权、建立由西方人控制的海关、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鸦片进口合法化、容许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在华从事传教活动、允许他们到内陆旅行和学习汉语，俄国还强迫清帝国割让北方的部分领土。

除了主权受到侵犯外，满人还面临着民间的动乱。官员的贪赃枉法、地主的横征暴敛、水利设施的损毁，连同地震等自然灾害一道，将民怨激化成熊熊火焰，各地的起义一触即发。1774—1813年，秘密会社、会党及穆斯林民众发动起义已是常有之事。尽管都被镇压下去，但留下的却是杀戮和严重的财产损失。19世纪中叶，清帝国发生了六次大规模起义：一是1850—1864年发生在南方和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二是1853—1868年由捻军在北方和中部地区发动的起义，捻军是一个秘密会社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其他四次是回民在云南、陕西、甘肃（1855—1873，1862—1873）和中亚地区（1862—1876，1866—1878）所发动的。这些起义均为汉族将领指挥的帝国军队镇压，背后也有西方势力的支持。不管怎样，镇压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生命，几个省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成千上万的书籍、手稿、家谱、绘画作品以及石碑等无价之宝遭到损毁。此时，清王朝还能够苟延残喘半个世纪之久，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领导者错误的指挥、无数汉族官员们的忠诚（他们宁愿选择这个异族王朝也不愿选择混乱）以及来自外国的帮助。然而，不幸的是，对于行将到来的崩溃，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大臣们熟视无睹，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虽然他们有充足的时间。

1870年后，中国主权遭到更进一步的侵犯：增加开放口岸；允许更多的鸦片输入；被强制赔款；印度支那、缅甸、台湾、澎湖列岛被占领；英国、德国、俄国和法国加入到租界的争夺中来（仅有意大利被成功拒绝）；美国鼓吹门户开放。对外国人和满族统治的日益不满，在1900年引发了又一场起义^[14]。这场起义造成了大量伤亡和破坏，并使清政府背负了巨额赔款（连同利息总计约7.75亿美元），尽管后来被部分免除。最后，朝廷终于意识到统治危机，开始在教育、法律、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15]然而，孙中山（1867—1925）领导的革命者对这些改革并不满意，他们正活跃于东京、伦敦、巴黎和广州，并于1911年举行了起义。清王朝随即被推翻，中国成为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

19世纪之前，满人统治下的中国历史文化一直延续着明代传统。在和平与繁荣的推动下，所有小型工艺制造业都蓬勃发展起来，达到了也许永远无法被超越的水准。御窑烧制的瓷器处于严格监管之下，1682—1749年期间管理御窑的人都极富能力和经验。然而，这些在欧洲和美洲长期受到称赞的瓷器，只是在技术上可与明代瓷器相竞争。绘画十分流行，但同样缺乏明代绘画作品所具有的灵气，因为满族艺术家倾向于向更为古老的作品寻求灵感。生活在首都的朗世宁^[16]（1688—1766）为一种画派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其影响非常短暂。建筑也遵循于古老的形式，尽管皇帝在北京附近的花园^[17]中修建的一些建筑其灵感来自于欧洲。无论在学术性还是浪漫性上，清代文学都表现出色。在被誉为“康乾盛世”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无论在官方项目还是民间项目中，学者们都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一些富有创新精神者所写的故事和小说，有时候隐含着对那个时代思想和环境的批评。

尽管明代最后几十年的表现非常糟糕，但由于其是汉人文化，还是受到文人们的强烈支持。当明朝为满人政权所取代时，成百上千的文人选择四处漂泊。他们中有些人带着为数不多的虔诚弟子躲避到深山之中，拒绝以任何方式同满人合作；有些人追随明王室的皇子到福建、广东或云南；还有少数人则流落到日本等地避难，他们有时能一举成名，并希望借此恢复汉人在这片大陆的统治权威。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反抗的态度慢慢消逝，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二代皇帝的开明政策和满人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到了18世纪，“反清复明”活动死灰复燃，正是雍正和乾隆的镇压措施赋予了其新生命。撰著于满人到来之后的文献非常重要，与早前的作品差异明显。例如，黄宗羲（1610—1695）猛烈抨击君主专制统治，主张人民的权利；王夫之（1619—1692）寻求一系列关键问题的答案，如“我们如何知道天性或天理的存在”“什么是知识的来源”“什么知识是真正的知识”等；颜元（1635—1704）极力批判传统教育和“静坐冥想”，提倡现实生活（“我所想的是动、行、实学、致用”）；李塨（1659—1733）主张每个领域值得学习的知识应是基于经验和专业化的知识。最近一本出色的汇编著作^[18]区分了清朝179个学派的思想，并指出17世纪晚期思想家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切实可行且能立即实施的改革措施。19世纪出现了两部带有乌托邦思想的著作，一部是李汝珍（1763—1830）的小说《镜花缘》，另外一部是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书》。这两部书都提倡迟到已久的改革，后者建议的在社会控制方面进行的变革在今天看来都极具远见。其他学者发现这种思考具有危险性或不符合他们的个性，于是开始对中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或在音韵学这样的领域展开训诂研究。方以智（1615—1667）主张汉语采用欧洲式的字母系统。当顾炎武（1613—1682）强调观察、证据和独创性应为任何学术研究所具备时，他击中了这个时代的主题，这些原则使他关于风俗、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具有巨大价值。蒲松龄（1630—1716）是一位有着独特气质的作家，他是汉语世界中一些最流行的故事的作者——《聊斋志异》包含有341个趣闻轶事。他撰写的一部关于一个男人和他的两位妻子的小说^[19]，被认为是理解那个时代至关重要的一部作品。

在皇帝的支持下，20世纪初出版了一系列工具书、百科全书和艺术宝典，现在这些典籍已成为中文图书馆必不可少的藏书。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颇有价值的著述，如经典诗歌散文汇编、儒家经典及史籍新注，以及数学、天文学、植物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著述。其中部分著述的创作，无疑受到过欧洲传教士们的影响。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欧洲传教士都接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思维敏捷而活跃。德国人汤若望（1591—1666）^[20]和南怀仁（1623—1688）^[21]引领历法和天文研究；法国人雷孝思（1663—1738）^[22]在地图制作方面有很大影响。皇帝发现这些人志趣相投，非常值得信赖，而且在代表他时充满活力。直到1705年教皇质疑皇帝的权威时，他的友善才趋于冷淡，教会开始遭到压制。

文学事业继续蓬勃发展，但在第二位皇帝去世之后有了些许不同：思想自由受到更大程度的限制，繁荣转向其他方面。哲学思辨和时政讨论受到压抑，但考据学达到顶峰；诸如文献学、语音学、法学、地方志、地理、数学、古物、训诂、释经等研究主题非常受欢迎。从皇家图书馆按照四库分类法为其所收图书制作的目录索引可知，这种类型的学术研究一直延续到1912年，但实际上在18世纪即已达到顶峰。1.5万位翰林院学士为精心抄录这些书籍而忙碌，361位编者为选择书目并为1万本图书撰写题录花了近20年时间。这项事业势必影响到每个稍有读书传统的家庭，因为朝廷要求每位地方官员都将其管辖区域内的罕见书籍上交到首都。为赢得更高功名，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版本目录学家们齐聚在一起，同翰林学士和其他竞赛者们展开竞争。这样的努力和花费是值得的，不仅因为编目工程本身，还因为它对尚未完成的私人出版物有积极影响。然而悲哀的是，这项工程的结果却是不幸的。乾隆皇帝看到汇编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著述，这使其有机会将汉语文献中一切不利于其满族、契丹、女真及蒙古前辈的文字统统删除。基于统治或个人威望的原因，凡他认为是叛国或不当的文字统统被删改。他从事删改这项任务，与从事汇编一样积极。如此一来，他摧毁了反抗满族统治的知识根基。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中期会有如此多博学的汉人支持满人而反对太平天国起义者；以及为什么20世纪初期许多人宁愿维持满人统治，并继续留着作为被奴役象征的辫子，却反对革命团体。

幸运的是，有两部富有想象力且广受欢迎的作品适时出现，抵销了这种有计划的删改和破坏。其中一部是《儒林外史》，它有意讽刺文人们追捧科举考试的行为，认为他们通常为满足科举考试的小小要求而耗费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23]《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家境富裕且颇具文学才华，他不愿意为达到任职为官所需具备的要求而压抑自己的个性和独立精神。通过继承家业，他生活得相当惬意舒适，每日得以饮酒、唱歌，并写作少量的诗歌和散文。很显然，他写作这本书是为了显示其对科举制度的滥用和其压榨本质的蔑视。书中的情节都设定发生在明朝，以政府为那些一生追求仕进却表现不佳的沉抑之人追赠功名而结束。另外一部作品是《红楼梦》，它明显是一部自传性作品。作者曹雪芹祖上三代都以江宁织造为业，他目睹了其家族的奢靡挥霍和后来的衰落，自己也几近穷困潦倒。这部浪漫小说写的也是一个大家族的故事，其财富同样被挥霍殆尽。与几乎同时代的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24]的小说一样，它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悲伤哭泣。

尽管阴影占据着主导地位，但19世纪的图景并不只有始终如一的昏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本土学者继续着18世纪的考据学这一伟大传统；在部分沿海城市，报纸杂志开始崭露头角；重要西书的翻译，推动新思想朝着不同路线方向发展，并激发出新颖的写作风格；新开设的技术学校，开始将挑选出来的学生和代表团派往美国、英国、法国，1900年后则主要是派往日本^[25]；开始修建铁路，铺设电缆，开采矿山；一部分人通过在海关服务以及在港口、海岸、内河航道和边疆哨所的工作受到训练；教会开始在宗教、思想、教育、社会环境和公共卫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人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努力筛选来自新世界的思想和技术，力图使其适应自己的需要。这个过程是昂贵的，但即便如此，也远比直接采用不适宜中国人思想文化的制度要好得多。

【注释】

[1]满族这个词在这里使用并不符合史实，实际上直到努尔哈赤去世时都没有使用过满族这个词。

[2]根据Gibert的观点［《满洲的历史地理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geographique de la mandchourie），第721页］，1810年满八旗有220960人，蒙八旗有55639人，汉八旗有143893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总计约有1500000人。

[3]关于这一点，鲁迅的一些短篇小说（如由王际真翻译的《阿Q正传》及其他）中有过描述，颇为有趣。

[4]17世纪初期的几十年，据估计中国人口约有1．5亿；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人口迅速增加到4．3亿。在为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所抑制之前，中国人口数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参见何炳棣（Ping-ti Ho）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203页。

[5]康熙皇帝于1712年颁布法令，宣布即使人口增长，也不再增加税收配额。参见《圣祖实录》，第14－16页。

[6]利奇温（Adolf Reichwein）引自《中国与欧洲》（China and Europe），第17页。

[7]《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937年2月，第198页。

[8]鼻烟（Snuff）在17世纪晚期也已出现，它被广州和北京的时尚之人接受，如同它在巴黎、圣彼得堡和伦敦一样。然而，这种习俗最近已消失了，只有蒙古人还仍旧使用鼻烟。它被记住主要是因为18世纪中期以来所制造的鼻烟壶外观非常精美。

[9]数据引自于联合国出版的《1949年食品与农业统计年鉴》（Yearbook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Statistics），第31－114页，1950．这份资料中的数据不包括苏联，也没有提供中国茶叶和丝绸供应量方面的任何信息。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这两种商品的生产居世界领先地位。

[10]恩格尔贝特·坎普弗尔（1651—1716），德国博物学家及物理学家，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针灸介绍到西方。——译注

[11]葛德石，美国著名地理学家，以研究中国地理而闻名，著有《中国地理基础》一书。——译注

[12]《中国地理基础》（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McGraw-Hill），第375页。

[13]这个故事的绝大部分内容并不具有可读性。Grace Fox所做的客观性研究《英国海军与中国海盗》（British Admirals and Chinese Pirates，1832—1869，London，1940）即是一个例子。（此书主要研究海盗问题，强调英国海军占领香港后在镇压海盗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译注）

[14]指义和团运动。——译注

[15]指清末新政。——译注

[16]郎世宁，意大利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在中国从事绘画工作达五十多年。——译注

[17]即圆明园。——译注

[18]指前总统徐世昌（1858—1939）编著的《清儒学案》（民国七年，徐世昌被选为大总统，他国学功底深厚，一生编书、刻书三十余种，《清儒学案》为其中之一。——译注）。恒慕义（Arthur W．Hummel）编纂的《清代名人传记》（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2vols，Washington，D．C，1943—1944）非常出色地梳理了许多领域的领头人物的思想及其活动。

[19]指《醒世姻缘传》，胡适考证其作者为蒲松龄。——译注

[2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耶稣会士。1618年前往中国，1623年进京，曾将伽利略的《远镜说》和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论述欧洲开采和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译成中文。——译注

[21]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徒中可能没有人能提供比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更好的指导。在关于汤若望传记中的一条注释中，伯希和写道：“汤若望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两三个扮演重要角色的欧洲人中的一个，其重要性排在利玛窦之后，南怀仁之前。他掌握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并努力在自己周围进行传播。”《通报》（T'oung Pao），XXXI：1－2，第180页，1934。

[22]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法国耶稣会会士、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博学家。1698年到达中国广州，因精通历算天文，随即被召入京供职，作品有《皇舆全览图》《易经》拉丁文译本等。——译注

[23]1870年，在武昌这样一个省会城市举行的乡试中，大概有8000—9000人参加考试，最后仅有61人获得成功。显而易见，文中的观点适用于许多人。参见《中国评论》（China Review），II：309－314，1873—1874。

[24]塞缪尔·理查森是18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对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著有《帕梅拉》《克拉丽莎》等作品。——译注

[25]1902—1910年间，有13000名学生留学日本。Ling Chi Hong，《教育评论》（Educational Review），1910年4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