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中华民族简史的

A Chinese House（The Ming，1368—1644）

明朝给人的印象并不好。事实上，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领域的重建，比如水利工程、政权治理、法律、殖民地的开拓、文学与美术等。只有到1912年它的后继者清王朝垮台之后，我们才能对明代成就的价值做出评价。

接替蒙古王朝的明王室，只不过是中国南方和中部地区的几个趁元朝统治衰败而伺机夺取政权的投机者之一。14世纪中期，中国南方地区及沿海和河谷地带频繁爆发战争。1356年，出身卑微的僧侣朱元璋（1328—1398）夺取了南京。朱元璋容貌怪诞丑陋，有常人所不及的聪明和领导才能。在夺取南京后，他立即开始争取其他起义者的支持，拒绝加入者则被消灭。1368年，他的军队将蒙古人驱逐出北京；1371年，蒙古人已被逐出了中原，到1382年则被驱赶出了云南。^[1]朱元璋的一位有着非凡才干的将军占领了整个北部边疆，并将战斗推至遥远的天山脚下，蒙古人甚至被迫放弃喀喇昆仑。一个世纪前，几乎所有来自欧亚大陆的君王和使节都曾在此向蒙古统治者跪拜。蒙古人退出了朝鲜、满洲，哈密、吐鲁番和伊犁的君王们不得不臣服于中原皇帝。直到1404年，西亚的蒙古人才发动了一次抗击明朝的战役。然而，这支20万人的部队行军一个月后，因为帖木儿于1405年在讹答剌^[2]去世，战役被莫名地终止了。在接下来的20年，明朝第三代皇帝粉碎了部分蒙古人为夺回统治权所做的一切努力，从哈密到松花江流域，明王室成功巩固了其征服的所有领土。

明朝开国皇帝主要忙于内部整顿，如镇压秘密组织和其他叛乱者（这以许多无辜的人的生命为代价）、颁布新法典、恢复同周边国家的联系、重建国家的军事防御以及修复灌溉系统。南京成为明朝的都城非常合理，因为它是朱元璋的根据地以及人口和财富的中心。朱元璋的孙子成为他的继任者，于是皇帝与其叔叔朱棣之间的一场内战成为其短暂统治的标记。燕王朱棣胸怀大志，侄子即位令他非常不满。他们之间的战争使无数人失去生命，刚刚开始从抵御蒙古人的战争中恢复过来的中国北方部分地区遭到彻底破坏。朱棣最终取胜，他的年号永乐（1403—1424）给中国史学带来了荣耀。再次恢复和平后，学者们便开始投入从现存文献中选取最佳著作的工作，并收集汇编了120位宋代哲学家的著述学说。1403年，承担着超乎寻常的责任，几个宦官出使到西藏、爪哇、暹罗和孟加拉；1405年以后，明王朝对南海、印度和波斯湾进行了伟大远征。在外蒙古进行了三次战役后，首都于1421年迁至北京。尽管存在火灾、地震、时差和战争，北京仍被朱棣设计成实质上的皇家所在地，而南京继续履行其陪都的职能。

明代疆域图（15世纪）

当横跨亚洲的旅行线路重新开放的时候，尤其是1405年之后，中国人再次开始同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及更远地区的民族互派使节。陈诚（Ch'en Ch'eng）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曾在1414—1421年期间三次游历西方。第一次游历后，他便向皇帝提交了旅途报告。这期间，他访问了17个国家，撒马尔罕^[3]的统治者兀鲁伯（Ulugh-beg）和他的父亲沙鲁克（Shahrukh）及赫拉特王（Herat）^[4]，在1417年5月精心安排了庆祝活动，以向这位中国特使及其随从表达敬意。与此同时，中亚国家的统治者也向中国派出使节。1419—1422年期间，沙鲁克派出了庞大使团。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了一份同样的报告。这两份报告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15世纪20年代的中亚形势图。双方的使节都想方设法地窥探对方国家的状况，并从事贸易活动。

在明成祖统治期间，中国人开始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海上远航。他们出海是为了吸引邻近国家成为盟友以抵御蒙古人的海上入侵？既然中亚贸易路线已减少，海上远航是为了发展海洋贸易路线？或是中国沿海需要依赖进口马匹、硫黄、铜矿、木材、药材以及香料？或是为了稍稍满足一下皇帝的骄傲与虚荣，如此以便许多国家的使节和贡品鱼贯而入时，皇帝看起来更像是中国最伟大的统治者？或是为了搜寻他的死敌，据说1402年南京的皇宫被毁时，他的侄子已经逃跑。所有这些猜测都曾被人提及，其中一些甚至出现于正史中。至少，每种猜测在一定程度上都站得住脚。他们的真实动机现已无从知晓，但这些远航无论如何都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并给中国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威望和声誉。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1405—1433）

1405年，当郑和^[5]开始第一次远航时，这位在皇帝身边服侍的太监已在苏州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式平底帆船组成的船队，并起航前往南方的国家。按照后来的历史学家顾起元^[6]（1565—1628）所说，“船队中官校、旗军、勇士、市民、买办和水手等人员多达27870人；共有船只63艘，其中最大的一艘有444尺长、180尺宽；中等的船只有370尺长、150尺宽”。^[7]远航过程中，郑和俘获了巨港^[8]的统治者陈祖义，并将其强行带到南京；在第三次航行时，他带回了同样进行了强力抵抗的锡兰王；1405—1431年间的其他七次远航，郑和到访了爪哇、苏门答腊岛、锡兰、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除了使节和贡品之外，他还带回了有关海上航线、航行条件、海港及外国风俗方面的大量信息。1415年，从马六甲到霍尔木兹海峡的16个国家都送来了贡品。1433年，明朝第五代皇帝明宣宗召见了来自10个或11个国家的外国使节，这些使节一直在北京逗留到1436年。鸵鸟、斑马、长颈鹿等许多稀奇动物，都是使节们带来的礼物，它们同使节们一道给两座都城增添了许多壮观的风景。

在明代，中国人的航海与造船技艺可能已达到顶峰。此时，中国航海家主要取道新加坡海峡（系马六甲海峡的一小段——译注），葡萄牙人直到多年之后才发现这一通道，这从流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航海图上就能反映出来。中国帆船（这个词不知是否源自汉语的tsung和爪哇语的jong^[9]）通常都是沿海岸行驶，但在开阔水域中它们亦能以每小时6．25海里的速度行进。至少对官员和商人来说，在船上的日子相当舒适，正像伊本·白图泰^[10]早前对泉州和广州船只的描述那样：“每艘船都建有四层甲板；有专供商人的客舱和公共房间。部分客舱有壁橱和其他便利设施；客舱都有钥匙，房客可以将门锁起来，并可以带他们的妻妾。在一些船员用的小屋里住着他们的孩子，他们还在木桶里栽种了草药、姜等。”^[11]

如同其开始时一样，这些远航突然间便停止了。至于其原因，我们又一次只能猜测。代价昂贵的战役，尤其是抗击北部边疆的瓦剌，使船队面临缺乏资金的困境，船员和造船者不得不寻找其他职业。朝廷为孤立主义的思潮所笼罩，重新恢复了不允许片舟下海的古老政策。船员们作为中国最为了解亚洲各国的人，很快被禁止离开家园或同外国人交流。这一政策毫无疑问改变了历史进程。它使中国放弃开放，开始遭受距离最近的海上力量日本的袭击；它使中国将印度洋的控制权拱手让给阿拉伯人，75年后则为葡萄牙人所占据；它使中国停止了通商，并切断了帝国的海关收入。最为糟糕的是，当欧洲准备进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时，它却使中国陷于孤立之中。

从这时起，中国的对外关系开始了一段让人并不愉快的记录。1431年，安南获得了独立，并一直持续到1788年。至少从1350年起，来自日本的倭寇即一直在山东半岛南部的中国沿海进行掠夺。他们的侵扰劫掠日益加剧，以致有些沿海居民被迫迁至内陆。1523年，宁波城被烧毁；1552年，一支船队沿长江而上，一路劫掠沿岸的城市；1555年，南京被围困，广州的潮州港被洗劫；1563年，明朝被迫动用军队来驱逐福建的劫掠者；台湾则任由他们摆布。劫掠者不完全是日本人，他们包括整个沿海地区的海盗。一份中文史料认为，他们中十分之九是中国人。17世纪最著名的海盗即是中日混血儿，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

在宗喀巴（1357—1419）的领导下，西藏开始日趋活跃。宗喀巴是成功抗拒永乐皇帝的第一个强权人物。1413年，宗喀巴拒绝了朝廷的召唤。1449年，蒙古人将一支五十多万人的中原军队打得惨败而归，并使当时的明朝皇帝当了一年的俘虏，这可能令蒙古人自己也感到惊讶。一个世纪以后，他们袭击了中国北方。

明朝时期，欧洲国家也开始对中国感兴趣。1514年，葡萄牙人抵达中国海岸，随后几年的恶行导致其在1522年被驱逐。但他们很快又回到中国，并使澳门（1553—1554）和厦门（1544）成为其定居点；1545—1549年间，他们在广州、宁波和福建某些港口所建立的定居点被连根拔除。1543年，西班牙人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遭遇失败后，他们于1565年开始转向菲律宾。以此为基地，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逐渐繁荣起来。他们给中国商人带来数以百万计的比索^[12]，同时带给墨西哥、智利和西班牙的其他地区大量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1622年，荷兰人抵达台湾，他们也试图驱赶厦门的葡萄牙人。此后，荷兰人一直控制着台湾和澎湖列岛，直到明朝灭亡。1637年，五艘英国船只来到广州，处理了所载的货物，但未能建立据点。俄罗斯人经由陆路穿越西伯利亚，于1567年和1619年两次试图在明朝廷安插其代表，但都未能成功。

16世纪末，中国面临的外患主要是日本人和满洲的女真部落。当朝鲜国王拒绝承认日本的最高统治权时，日本人便入侵了此时还是明王朝附庸国的朝鲜。明王朝及时向朝鲜提供援助，但汉城和平壤还是几乎完全失守。1593年，明朝迫使日本人退回到釜山。当随后的谈判失败时，日本人于1597年重新发动战争，但又一次未能成功；翌年，日本人暂告退却。女真人出现于世纪之交。经过在长城南北的多年激战，1636年，大清建都于奉天^[13]，明朝至此完全失去了满洲。1644年，女真人进入中国北方，其都城迁至北京；1659年，明朝最后一位王子被逐出云南，清统治者控制了中国南方。

明朝时期的中国国内历史是一部恢复其本土文化的历史。这一时期，国内修建了大量的军事防御设施、公路、桥梁、寺庙、神殿、佛塔、陵墓、牌坊和假山花园。有564座城市的城墙被加高，其中432座城市的城墙几乎是完全重建（多数是用砖砌成的）。大运河被修复并加深，使大型船只可从长江口直通北京，从而避开了山东沿海一带的海盗和天气所带来的危险。1394年，朱元璋意识到需要治洪和修复水道，于是派遣国子监的监生及专门人员分赴各郡县督促官员和民众修治水利。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据报告总计完成了5万项工程，其中与池塘和水库有关的有40987项，与河流相关的有4162项，与运河、堤坝和护堤相关的有5048项。在约6000万人口中，有一部分已从兵燹之祸中恢复过来，开始穿越旧时的边界进入西南、内蒙古和辽东。到明朝结束时，数千人移居异国他乡，在马尼拉及其他附近港口找到了落脚之地。最近数百年，他们在东印度群岛、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一直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商业优势。到15世纪中期，火葬被废除，明初皇帝采用的奴婢与嫔妃随葬这一蒙古习俗也已为法令所禁止。

明朝沿着颁布新律例、设立新机构以及通过科举选拔文官和武官的特有路线重建了政府管理。在1373年首次颁布的新律例中，明朝即已将绝大多数蒙古人遗留的元素予以清除。整个明朝时期，国内共举行了89次最高级别的考试（仅仅只在1373—1384年间没有举行），平均每次有280名“进士”候选人通过考试。据估计，1469年帝国的文官达2万多名，武官则超过8万名。^[14]考试越来越严格，并日益昂贵。^[15]科举考试往往使统治阶级成为同一类型的人（在这方面的经历上19世纪的英国与中国非常相像），然而它却选拔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官员。这些官员注重的虽然是文学知识，但却非常务实。王守仁（1472—1529）在1509年被派到山民聚集的中国南方为官，他向皇帝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官员的职责应该是告诉人们如何生存，如何耕种并灌溉田地。地方官府应该向当地居民提供种子、牲畜和农具，归还时，收取其收成的三分之一。如果能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耕种荒地，吸引更多的商人前来从事贸易，却收取尽可能少的税赋，如此人们就能够保持他们已熟悉的信仰，像往常一样的出行，并解决他们所有的生活开销。”^[16]

在明朝的最后几十年，两种行政职权的滥用达到了顶点，加速了王朝覆灭的步伐。宦官对朝政的干预日益加剧，甚至到了使许多优秀官员拒绝留任的程度；保家卫国亦被阻止，甚至有人为此失去了生命。税率再三提高，成千上万人的财产因离谱的税收被掠夺。为了提供新的财政收入来源，据说皇帝于1596年任命太监为地方金矿和银矿的监管人，以便按照产量抽取40%的税，结果是矿山的经营者破产。不管实际产量如何，其他土地所有者每年都被迫缴纳采矿税，因为他们拥有的土地被认为含有矿藏。朝廷的战事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负担，导致了更高的税率。1639年，仅军费开支一项即已达2000万两白银，与明朝初期200万两的国家预算形成鲜明对照。在食盐专营方面，政府也存在严重失误。这些乱政导致整个国家处于混乱不安之中，尤其是边疆地区。另外一种滥用是将大片土地封授给皇帝宠幸之人和皇室成员。例如，朱翊钧（在位时间1572—1620）的第二个儿子福恭王，在河南、山东和湖广的皇庄面积超过25万亩。^[17]失去土地的农民心怀不满，结成了在乡村打劫的土匪团伙。中国北方和中部已为不满者所侵占，在四川许多人被屠杀。1644年，当满洲人挥师入侵并镇压了李自成领导的起义时，中国改朝换代的时机已经成熟。李自成这位最成功的起义首领，则于1645年被杀。

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曾是一位僧侣，在他统治时期虽出版了精美的佛教《大藏经》，但他对佛教的青睐似乎并没有超过其他人。那些在反抗蒙古人的起义中非常活跃的佛教宗派为明太祖朱元璋所禁止，因为这些佛教宗派可能会威胁其安全。^[18]他极力推崇官方信仰，对儒家经典、仪式和祭礼表现出极大兴趣，并尽可能招揽学者入朝为官。为了表示对儒家思想的信奉，明成祖朱棣于1420年在北京修建了用于祭祀的天坛，并将宋代哲学家朱熹及其前辈所阐述的思想作为选任官员的标准。按照当代一位学者所说，这些学说在知识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以致“从哲学家朱熹那个时代起一直到现在，真理已经向世界明白无误地展现出来了，因此不再需要更多的著述，留给我们的只剩下实践”^[19]。当然，还有部分持异议之士。值得注意的有上面已提及的王守仁和李贽（1527—1602）这位引人注目的异端者，但他们只是少数。官方宗教在上层颇具势力，但佛教和道教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心。已被金钱填饱的宦官们，非常慷慨地四处捐助地处风景名胜区的佛教寺庙，从而使寺院迅速遍布全国各地。1506—1521年间，道教出版了大量曾被忽必烈时期禁止出版的大型文献，道教的复苏，在这项事业上，道教耗费了整整70年。道教文献表明，一个世纪以前为社会各阶层精英分子所反感的那些道规仪式已不复存在。嘉靖皇帝在位时期（1522—1566），道观受到特别的欢迎。

明朝在物质文化方面的新成就，不管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尤其是在欧洲开启扩张时代之后。稍早一点进入中国的物品是眼镜。早在7世纪，经东罗马帝国和印度，光学镜片已由希腊引入中国。在宋代，晶体被当作放大镜使用。然而，直到明朝初年，眼镜才出现在中国。经过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后，眼镜经马六甲海峡从意大利来到中国。最终，几乎每个阅读之人都戴着它，这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

明朝初期的几十年里，棉花的大规模种植以及遍及整个帝国的手工棉纺织业意义重大。前面已提到过，早在13世纪棉花已缓慢进入中原，并渐渐为中原人所接受。但到了14世纪下半叶，农民仍不愿意大规模种植棉花，于是官府便强制要求所有农民必须将棉花纳入农作物轮种计划之中。政府颁布了一些法令，其中部分法令详述了棉花的种植方法以及这种作物的优势；其他法令则规定，在官府认为适宜种植棉花的区域内，每位农户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棉花以代替人头税。正是得益于这些有力的措施，到15世纪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棉花种植区之一。

新世界承载着大量的重大创新。1555年，被一位中国学者首次提及的玉米或玉蜀黍，是来自美洲的最有价值的礼物。它的传入路线不甚清楚，但一位植物历史学家认为是一些虔诚而务实的摩尔人^[20]经北非将它从伊比利亚半岛带到了麦加，从这里，玉米又被同样虔诚的中国人或中亚穆斯林带到中国西部。1550年之前，玉米似乎已出现在西南边境。中国人比同时代的欧洲人更快地意识到其价值，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开始种植玉米，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到明朝末年，作为一种标准作物，玉米已成为小米、小麦和高粱的竞争对手。

随同玉米一起引入的还有红薯和花生，它们可能是由葡萄牙人带到其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定居点的。1538年之前，花生首次出现在中国；二三十年后，红薯出现在福建，并单独出现在云南（是否是通过缅甸）。中国人很快便意识到，相对于其他作物而言，这些作物可以在并不肥沃的土壤中生长，并且能够给他们添加富有营养的食物。到17世纪末，一个中国人这样写道：“无论东西南北，没有任何地方是红薯不能生长的。它在沙地和旱地尤其长得好。不论气候是干旱还是潮湿，都能有收获。”^[21]毫无疑问，这三种农作物不仅对土地的使用和饮食习惯有影响，对人口增长亦产生了影响。官方数字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主要是基于户税，且核查人口者的利益主要在于部分隐瞒的应纳税户数。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具有启示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关于这一问题唯一可用的史料。这些数字表明，直到1540年，人口增长都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但在那之后，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到1644年则翻了一番。^[22]

烟草的种植可追溯至17世纪初期。它可能是间接通过在澳门和马尼拉的商人到达中国南方，并经日本、朝鲜和满洲到达中国北方。如同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一样，它为中国统治阶级所反对。无论是明朝皇帝还是17世纪30年代的满洲皇帝，都颁布法令禁止种植及使用烟草。尽管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却基本没有什么效果。在明朝灭亡之前，另外一种被引入中国的植物是仙人掌，葡萄牙人和周边的其他民族之人常常用它在定居点周围建造围栏。

明朝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金属钱币，即西班牙银元（the Spanish peso），它们大多铸造于中美和南美。这些美洲货币逐渐取代了从广州到福州的本地货币，到了民国时期，它甚至已经成了标准的中国货币，中国铸造的本土银元有时也被称为墨西哥鹰洋（a Mexican dollar）。

然而，新世界的贡献并非都是友善的。梅毒，即所谓的钩虫病，以惊人的速度扩散。1498年，当瓦斯科·达·伽马首次乘船从葡萄牙航行到达印度时，这种病毒便出现在印度。大约在1505年梅毒在广州出现，它可能是由阿拉伯人、印度人或中国船员带入的。一些中国人立刻认识到其特殊症状，开始尝试用“菝葜”（即金刚藤）进行治疗。但是，这种疾病在整个16世纪还是给中国带来了惨重伤亡，如同其在欧洲一样。

欧洲的工具和技术被引入中国，但难以说清到底有多少是在1644年之前引进的。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一样，天主教传教士们所带来的天文、测量、数学、地理和农业等方面的学术新知，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刺激，但是，这些新知对普罗大众生活的影响程度并不明确。劳费尔（Berthold Laufer）^[23]认为是欧洲人在17世纪初将风车引入中国。而李约瑟（Joseph Needham）则认为，风车可能来自伊朗。不过，它所包含的设备装置被“如此巧妙地应用于航海技术，以致它几乎成为一种新发明”。不管怎样，风车在这一时期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盐业生产。

这一时期的艺术显示明朝的影响已经恢复，但雕塑是特例。水彩画方面的新技艺产生了新奇且迷人的效果。风景和人物被更广泛地作为描绘对象，人们在早前绘画风格的基础上，更加精致地描绘自然。陶瓷因为青瓷和青花瓷这两种从未被超越过的瓷器而显得更为丰富。家具、纺织品、地毯、象牙和半宝石工艺品等在技术水准方面都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大多数手工艺品都是在中国市场销售，也有部分是专为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支那和西亚的市场而生产的，它们获得了很高的褒奖，而且，其中有些得以保存至今。到明朝末期，大批手工艺品出口到欧洲和西属美洲。结果，西方世界的品位和工业被彻底改变，中国工艺品的质量则下降了。

明朝显示出了对无数领域的浓厚兴趣。在文学方面，这种兴趣有着明显的体现。明代作者使历代的思想和著述得以保存，他们尝试新的风格，研究新的领域，并开始从西方汲取新知识。现在全世界的图书馆藏有的明代图书是如此丰富，以致至少需要一部专论才能对这一时期的文献做出准确评价。

在保存早前知识的文献著述中，《永乐大典》是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是为了使学者们忙碌，又或许是为了赢得他们对自己这位篡位皇帝的支持，1403年永乐皇帝下令编纂这部大辞典。大辞典的手稿本于1408年年初完成。除目录外，这部辞典共有11095册22877卷，至少有2180位学者参与了筛选和抄录的工作。正如施永格（Walter T．Swingle）^[24]所说，它是一部“对中国现存所有历史、伦理、科技、工业、艺术、地理、管理、宗教、占卜方面的著述进行综合概述和摘要之书；简而言之，它将公元1400年中国人所具有的一切人类知识都囊括于其中”^[25]。因为过于昂贵，《永乐大典》难以被印制。也正因为如此，它只制作了一份副本，至于其手稿本，很大一部分已流失（到目前为止，已知只有500册保存在不同的图书馆）。然而，个别被另行印制的卷册还是保存下来了。后来，明朝还编纂了其他同类型的著述。这些著述在设计的规模上稍逊于皇家，但由于其相对简短，反而能够被印刷。因此，它们不仅对研究者具有价值，而且使许多著述免于遗失。几种汇编丛书（作品集）和一批百科全书式的著述即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汇编型丛书最初是由12世纪的学者发展形成的。

在探索性学术研究及风格体裁方面的冒险行动，还包括对儒家经典的学术新解、文献学和地理学专著、工艺与技术专著、文学艺术评论及带有插图的百科全书、词典、故事和戏剧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官方尽可能将朱熹确立为儒家经典的正统解释者。然而，政治家王守仁成功地使相当一部分人对经典持全然不同的态度。他认为，应受“良知”而非“记住已死去文本”的支配。1543年，梅鷟宣称《尚书》这部经典著作中有些部分是伪造的，这使同时代的保守派大为震惊。

被胡适称为“中国考据学开端”的一种新研究路线，是由陈第（1541—1617）^[26]开创的。他使用《诗经》中的同韵词来考辨一些词的原始发音，这在技术上被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代表着“归纳法的系统运用，以及使用一种让我们联想起西方方法的特有术语”^[27]。

中国人通常根据地图、疆界、行政区划、山脉、水道、官府建筑、物产、人口、地方习俗等来构想地理学。这类地理学著述正变得越来越多，它们源源不断地涌入到广义地理学这条不断扩大的河流中。依照朝廷命令编纂的两部大型权威著作分别于1456年和1461年出版，这两部著作所关注的是整个帝国和几个周边邻国。^[28]官方和半官方的地理专书多是众多省、府、县及乡镇的地方志。这些带有木刻插图的方志记载了山川、河流、学校及寺庙。一般而言，这类方志由当地退休官绅编纂，并由官府及捐赠者予以资助。他们对细节极为关注，从而使之成为穿越明代历史迷宫之最可靠的指南。这些地方志的宝贵之处在于其拥有经济、社会、手工业和其他活动方面的准确信息。任何等级的官府都有一套可为新地方官提供帮助的地方志——南京或北京虽已颁布了法律，但对这些法律进行解释时不得不以当地风俗习惯和实际做法为依据。徐弘祖（1585—1643）是一位冒险家、探险家和游记作者，他以另外一种方式为地理学做出了贡献。与绝大多数喜欢久坐不动的中国富人不同，徐弘祖热衷于踏访山川名胜，并且坚持将每天的见闻记录下来。他曾历时四年游览西南，这是他最为广泛的一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他发现了西江和长江的真正源头，以及湄公河和怒江是两条独立河流的事实。利玛窦于1582年来到中国，他曾将其有关东亚和中亚的几乎所有知识都归功于中国制图者。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他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中国人对地理学的兴趣。

明朝时期几乎每一领域都有专题性著述。在马斯安（Marsenne）和维克迈斯特（Werckmeister）^[29]分别于1636年及1691年发现十二音构问题前，有着皇家血统的朱载堉^[30]早在1584年已撰著出版《律学新说》。这部《律学新说》利用“根号2开12次方”发现间隔区间存在十二平均律^[31]。16世纪的中国人将墨砚这种小型工艺品形式发展到极致。关于这一主题的两本书分别于1588年和1594年出版，这两本书是编辑的典范，共包含超过一千幅木刻画。^[32]

1406年出版的《救荒本草》是植物学领域一部杰出的著作，它由明朝创建者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33]和他的一位朋友共同撰著。1382—1400年，这两位合作者在开封附近的皇庄一同度过了整整八年。他们从农民和隐士那里获取了在洪灾或干旱等灾荒年岁里可食用植物的所有信息；同时，他们将这些植物种植在田地里，对其各个阶段的生长情况进行描述说明，并将所聘画家画的图以小型木刻版画的方式进行复制。^[34]

带有图解的《本草纲目》完成于1578年，这部著作使医学领域大为丰富。编撰者李时珍为此书耗费了整整26年，他查阅了医学领域已知的每部出版物。按照伊博恩（Bernard E．Read）^[35]所说，《本草纲目》在62种类别之下讨论了898种植物、约1000种动物和矿物类药；同时，李时珍的这部书还含有8160种药方。人痘接种、梅毒治疗、高岭土、曼陀罗、大风子油、麻黄碱以及碘在特定疾病中的使用等都是此书讨论的问题。此书有至少14种版本，在中国医学界受到非比寻常的重视，在日本，它也被认为是权威之书。

在笔者看来，当时涌现的所有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中，至少有三部非常引人注目，这三部带有木刻版画的百科全书都是在明朝行将结束时编撰的。第一部是1609年出版的《三才图会》，由王圻和王思羲父子编撰。此书共106卷，主要价值在于包含有关于服饰、游戏、工具、建筑、植物及动物生活等各种各样主题的版画。一个世纪后，在日本出版了此书的补充版。第二部是共有24卷的《武备志》，由茅元仪编撰，并于1628年进呈皇帝。这部书只关注进攻和防守方面的武器、盔甲、军事战略、沿海地图等。与前两部相比，1637年出版的《天工开物》则较短，仅18卷。此书的作者宋应星曾五次落选进士科考。这部关于手工业方面的书讨论的是谷物栽培加工、纺织与染色、五种金属元素（实际上是六种）、制盐、制糖、陶瓷制作、金属铸锻、舟车的设计、煤炭的开采、军事武器（包括气体爆炸）、油墨、面粉、珍珠采集以及玉石开采等问题。

字典和一系列词典的出版证明了明代中国人在语言方面的兴趣。1615年出版的《字汇》由梅膺祚编纂，包含有33179个汉字。这部字典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将所有汉字的部首简化为214部；而2世纪、6世纪和11世纪的字典则分别将汉字部首简化为540部、542部和544部。^[36]自17世纪以来，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包括朝鲜和日本）的词典编纂者都继续使用这214个部首。重要的是，中国学者能如此彻底地脱离规范标准，并能如此聪明地预见到这种简化对未来研究者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同时，梅膺祚根据每个汉字的笔画数重新编排了汉字部首和汉字。自此以后，绝大多数手册和参考工具书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编排的。然而，今天几乎无人再提起《字汇》这部字典，因为它已被后来的字典所取代。1382年、1549年、1620年、1630年出版的词典都是由设在首都的四夷馆编纂的。^[37]这些字典的出现表明，朝廷中有部分学者已通晓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占婆、暹罗、马来西亚、安南、琉球岛、蒙古、西藏等地的语言，并部分掌握了回鹘族和女真人的语言。这些词典大都以手稿本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有助于现代学者查明两三种已不熟悉的语言的奥秘。

如同诗歌是唐代的荣耀、戏曲是元代的荣耀一样，明代最引以为荣的是小说。《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出自罗贯中之手，他是14世纪晚期的一位作家，但直到17世纪才出现这部小说的修订版。这部小说所设定的年代是3世纪初期，关注的是三国时期自相残杀式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吴承恩的《西游记》受到宋代一部史诗的启发。这个高度虚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猴子，为玄奘这位7世纪的伟大佛教朝圣者前往天国的旅途保驾护航的正是这只由道教改信佛教的猴子。这部小说中充满了关于传说中的地区、神仙、妖怪和冒险经历的描述。出自于施耐庵这位14世纪晚期作家之手的《水浒传》，两个世纪后才有增补版。这部以歹徒为题材的故事，关注的是12世纪的一伙强盗，他们离开在山东群山中的巢穴，对导致他们遭受冤屈的官府进行报复。《金瓶梅》是第一部罗曼史小说，它描写的是发生于16世纪的带有色情性质的爱情故事。它的作者不详，扩充版于1610年出版。到现在为止，保存下来的还有其他著名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集，但上面所提到的作品无疑是最为流行的。这些小说一般都印刷精美，但还是出现了无数被广为传阅的版本。特别受欢迎的故事常在茶馆和市井之地被讲述，或被改编为戏曲搬上舞台。这些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比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更广为人知且受欢迎，这一说法并不为过，其中一个甚至在1594年被奉若神明。^[38]

在这一时期，戏曲也有所发展并逐渐成熟。除了借用同时代的故事之外，还出现了全新的独创情节。昆曲是15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戏曲形式，它的发展中心位于苏州一带，特别为长江流域的富人和文人阶层所推崇。与元曲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抛弃了四幕的形式和只将歌唱角色分配给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的做法。开始时它是为不太正式的场合设计的，因此它的音乐更为柔和并且旋律丰富。按照姚莘农所说，“歌女使昆曲的曲调蔓延至官员和朝臣的宴会桌，诗人和学者们游览或乘船聚会时都会赞美颂扬它，它流行于茶室和酒楼，被哼唱于旅馆和路边酒馆，它吸引着旅行者、信使和贸易旅途中的商人，并通过他们传播至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39]。这种形式的戏曲未能广为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过于注重文学性和出色的歌剧风格。它成为一种供文人消遣的娱乐活动，并为朝廷所支持。18—19世纪期间，它的受欢迎程度持续下降；到了20世纪，它实际上已经消逝了（此说法明显有误——译注）。

16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尤其是随之而来的欧洲文明，势必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并非静止不变，尽管没有一条大的交通动脉贯穿帝国的疆域，民众亦被禁止出国。^[40]这些障碍未能阻止欧洲的新学成功渗透进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术性著作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大部分属于耶稣会。传教士们并不满足于详尽阐述福音，他们通过翻译、教授及原创性著作将欧洲的文艺复兴引入中国。他们胸襟豁达，接受过良好训练，几乎没有人比他们更适合此项使命。尽管朝廷中存有一些敌意（穆斯林天文学家自然憎恨耶稣会士在他们领域内的令人信服的承诺和保证），这些欧洲人还是通过其在伦理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逻辑学及应用科学方面所具有的知识使部分最具智慧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触动。

这些传教士中，最重要的当属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利玛窦。他原本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但他却把自己献给了耶稣会。在伟大的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41]指导下，他学到了神学、数学、宇宙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此后被派往果阿，并于1582年到达澳门。利玛窦很有学习汉语的天赋，很快即受到了一些中国知名学者的注意，这些学者同他一起讨论数学、其他科学以及他制作的带有注释的世界地图。他的地图经过多次出版和校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留有它的印记。从1601年一直到1610年去世，利玛窦都待在北京。这期间，他激发了知识阶层对欧洲科学与技术的兴趣，并转变了他们的信仰。他的奉献、热情以及智慧，成为中国人本应具有并应欢迎这种新信仰的最佳证明。1610年，他修建了一座教堂。一些高级官员皈依了基督教，《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1562—1633）即是其中之一，他同利玛窦一道翻译了数学、水力学、天文学^[42]和宗教方面的著述。去世前不久，利玛窦被擢拔成为帝国的内阁官员。

【注释】

[1]云南地区尽管是同贵州和广西共同组成一个省，但是它一直到过去几年都有着鲜明的殖民地化特征。参见魏特夫（K．A．Wittfogel），《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第219页，1931。

[2]讹答剌（Otrar），又称奥特拉尔，中世纪的中亚古城，位于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距离库车五百里。——译注

[3]撒马尔罕（Samarkand），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州首府。撒马尔罕曾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连接着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译注

[4]赫拉特（Herat），阿富汗西北部历史名城，赫拉特省首府，位于喀布尔西约600公里处，赫里河中游右岸。历史上为中亚、南亚与西南亚各地区交通、贸易的枢纽，战略地位重要。——译注

[5]可能有蒙古－阿拉伯血统的郑和，是一个出生在云南的伊斯兰教徒。挑选一位伊斯兰教徒来领导这些远航非常重要，因为伊斯兰教在他要去的很多国家都是国教。

[6]顾起元（1565—1628），字太初，南京人，明代官员、金石家、书法家，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其《客座赘语》堪称明代南京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译注

[7]戴闻达（J．J．L．Duyvendak）译，《通报》（T'oung Pao），34：357（1939）。其测量是令人费解的，且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8]巨港，音译“巴邻旁”（Balenbang），印度尼西亚城市，南苏门答腊省首府。——译注

[9]jong在爪哇语中用于描述那些从中国南部长途跋涉到东南亚的商船。——译注

[10]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旅行家，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的一个柏柏尔人家庭，在去往麦加朝圣时途经了今44个国家的国土。——译注

[11]亨利·玉尔（H．Yule），亨利·考狄（H．Cordier）：《马可·波罗游记》（Marco Polo），第2册，第253页。

[12]比索（peso）是一种主要在前西班牙殖民地国家使用的货币单位。——译注

[13]沈阳旧称。——译注

[14]张钰哲（Y．C．Chang），《中国社会及政治科学评论》（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XXIII：2，167，1939年7—9月。

[15]据1547年一位著名的进士王世贞（1526—1590）估计，一个举人要参加最后的进士考试需600两白银，这对有钱有闲的富裕阶层来说是严格限制竞争者，对人脉发达者而言也同样如此。最为要命的是要求每道题必须用八股文答卷。这项要求于1313年元朝统治时期提出，但一直到1487年都并未正式采用。后来这种八股取士传统延续到1898年都没有做过任何修正。

[16]M．J．Hagerty译，《国会图书馆报告，东方部》（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Orientalia Added），1923—1924，第267页。（此段引文，遍搜《阳明先生年谱》《明史·王阳明传》《王阳明全集》《明实录》以及冈田武彦的《王阳明大传》，均未能查找到，故只能按英文译出。——译注）王阳明11岁时跟随父亲来到北京，此前一年他已具备成为进士的资格。12岁时，这个男孩问他的老师，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当他老师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以成为一名进士时，这个男孩回答说：“也许不是，学习是为了成为一名圣人君子，这是首要也是最伟大的事情。”尽管有着极其聪明的头脑、良好的人脉关系以及尊贵的血统，王阳明却在两次进士考试中都失败了，一直到28岁时才成功通过了考试。参见韩凯（F．G．Henke）：《哲学家王阳明》（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第5页。

[17]参见马伯乐（Henri Maspero）在《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其回忆》（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的前言中有关于Backhouse and Bland的法译文。

[18]1355年，一位宣称弥勒佛到来的领导者，实际上是假定了帝国的称号，他于1367年死于南京。

[19]引自胡适，《中国年鉴》，1924。

[20]摩尔人是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西西里岛、马耳他、马格里布和西非的穆斯林居民。历史上，摩尔人主要指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征服者。——译注

[21]富路德译，《中国研究》（China Journal），XXVII：7，207，1937年10月。（此段引文未能查找到中文原始出处。——译注）

[22]官方人口数字如下：1290年（元朝）时是58，834，711人；1393年（明朝）时是60，545，812人；1542年时是62，531，295人；1644年时是150，000，000人（估计的）。参见何炳棣（Ping-ti Ho）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1959。

[23]劳费尔：《汉代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第19页，见《中国科技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IV），第四册。

[24]施永格（1871—1952），美国农林学专家，曾作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到中国各省搜集中国方志。——译注

[25]见《国会图书馆报告》（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1923，第188页。

[26]陈第（1541—1617），明代音韵学家，著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一斋诗集》《寄心集》等，其中《毛诗古音考》是历史音韵学诞生的标志。——译注

[27]恒慕义（A．W．Hummel）：《国会图书馆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1940，第170页。

[28]指《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译注

[29]维克迈斯特，德国管风琴师，于1691年出版《产生键盘平均音调的教学》，注意到十二音构的问题。——译注

[30]朱载堉（1536—1611），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著名律学家，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译注

[31]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使十二个键的每相邻两键音律的增幅或减幅相等。——译注

[32]有关方于鲁的《方氏墨谱》和程君房的《程氏墨苑》的出版故事，显示了一段友谊的破裂。它牵涉了数百位艺术家和学者，后被上奏到朝廷，并以其中一位作者死于监狱而告终。

[33]即。——译注

[34]施永格（Swingle）认为，这部著作可与《自然之书》（奥格斯堡，1475）相媲美。最近，伊博恩（Bernard E．Read）以《饥荒食物》（Famine Foods）为题对这本《救荒本草》进行了概述（上海，1946）。《救荒本草》描述的414种植物中，他确认识别出了358种。

[35]《本草新注》（Chinese Medicinal Plants），第3版，1936。

[36]一部由契丹佛教徒编纂并于997年出版的字典，将汉字部首简化为242部，但它没有被宋辽边境以南的中原学者接受。14世纪的另外一位字典编纂者将部首的数量简化为360部。

[37]公元前2世纪以来，该机构的运作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1407年年初被重新设立。

[38]1640年，金圣叹（1610—1661）这位有着非正统思想的学者曾断言，这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和儒家的哲学、诗歌和历史作品一样，有着相同类型的文学价值。为证实这一说法，他于1641年出版了一种版本的《水浒传》，并在1644年为《三国演义》写了一篇长篇前言。前面提到过的李贽，很早就将这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称为“四大奇书”。

[39]《天下月刊》（T'ien Monthly），II：1，69－70，1936年1月。（《天下月刊》1935年8月创刊于上海，1941年9月停刊，由中山文化教育馆赞助出版。这份英文期刊是综合性文化刊物，旨在向西方解释和介绍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译注）

[40]1619年，万历皇帝在给俄国沙皇的信中写道：“依照我的惯例，我既不会离开我自己的帝国，也不允许我的使臣或商人这样做。”刘选民（Liu Hsuanmin）译，《中国社会及政治科学评论》（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XXIII：4，第403页，1940年1—3月。

[41]克利斯多弗·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德国天文学家，曾主持修订格里高利历。——译注

[42]尽管在1601—1644年期间出版的天文学著述达三十多部，这表明欧洲已出现许多新知识，但《明史稿》中的天文记录不可能是耶稣会士的，它已被公认是来源于利玛窦及其信徒的著述，因为利玛窦即是因接受并四处传播伽利略的“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一极具颠覆性的理论而在1633年受到教会的官方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