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中华民族简史小结

The Mongols（The Yuan Dynasty，1260—1368）

蒙古人类似于契丹人和女真人，但在世界历史上却更为重要。起初，他们过的是田园生活，当他们获得马匹后，便成为游牧民族，其宗教是万物有灵论。分属于众多独立小部落的他们，在能够对周边其他民族部落表示不满前，应该由一位有能力之人实现统一。铁木真是完成这一使命之人，在他30岁前，这些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中仅有极少数在他的统治之下；然而，当他去世时，世界的一半都在他的掌控之中。1206年，他正式宣布成为“富有四海”的皇帝——“成吉思汗”（1167—1227）。^[1]

12世纪末时，三个蒙古部落之间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残酷地厮杀。1204年，成吉思汗成为蒙古统治者；1206年，他的可汗地位在喀喇昆仑召开的一场伟大宴会上得到正式确认。1205年，他攻打西夏，四年后攻打女真。尽管他获得了所有心怀不满之北方民族的支持，并对满洲和黄河平原进行了几次成功的突袭，但他却未能亲自征服金朝。在他统帅的征战中，他的骑兵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他们越过长城和金朝的南北屏障，甚至粉碎了山东济南这样一个省级中心所组织的防御。但是，他们对几座带有城墙的城市却无能为力。1215年，由于一些女真人的投靠，北平（即燕京）变得衰落无力，最终为其攻陷。以宏伟建筑、财富和文化（它是中原戏剧的中心）而著称的金朝都城被烧毁，金朝的皇帝则逃往开封。

就在此时，发生在突厥斯坦^[2]的事变使成吉思汗大为惊慌，他开始西进，并将一半部队留在中国北方，由一位富有才华的将领^[3]继续指挥，这位将领花费八年时间占领了北方。同过去一样，他对占领区进行掠夺和破坏，但却未能平息当地居民的反抗。与此同时，还有两位蒙古将领进入朝鲜。返回蒙古前，他们^[4]在伊朗和克里米亚进行战斗。1223年之后，东部的战争基本停止。到1227年，成吉思汗返回以解决同西夏间的战争时，在一场战斗中失去了生命。他的继任者窝阔台于1231年重开战争，直接指挥一支精锐部队到达黄河。在一场包围战中，窝阔台的弟弟拖雷率领另一支部队突破了宋朝在四川的防线，然后剑指河南南部。速不台这位蒙古军队中最杰出的军事家，在征战波斯和俄罗斯之后，于1233年开始攻占开封。围攻开封的战斗持续数月之久，在震天雷和其他爆炸性武器的震慑下，由汉人和蒙古人组成的军队最终于1234年战胜金朝，金朝皇帝被迫东逃。

这场战争标志着蒙古人对东亚征战的结束，但忠于宋朝的一些大臣并不这样认为。汉人强烈主张抵抗蒙古人，而不是采取和平的归顺政策。这无疑是政治自杀，而且用了一场惨烈的战争来加以证明。双方的敌对状态持续了四五十年之久，中国东南沿海、中部区域和西南侧翼都卷入其中。确切无疑的是，蒙古人在中原遭遇到比在欧洲和亚洲其他任何地区更为坚决的抵抗和更好的防御。他们需要了解当时已知的所有军事技术，因为他们不得不在不适于马匹的地形作战；并且，部队中许多人在这一地区感染了致命的疾病，他们对乘船也不习惯。之所以最后能够成功，可能是由于他们利用了战俘和拥有特殊技能的盟友的帮助。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带来技术人员，并将其带到东方取代汉人；从高加索带来了阿兰人，到1342年其人数约有3万人，这些阿兰人成为蒙古可汗的卫兵。在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发起的西亚战役中（1253—1258），“一千名来自中原的技术人员被迫提供弩炮，并为使弩炮能够投射易燃物质做准备”。在旭烈兀成功击败巴格达哈里发的战斗中，主要将领中有一位即是汉人。^[5]

1227年，蒙古人认识到需要安抚他们所征服地区的臣民，并让他们支付政府管理和军事战役的费用。成吉思汗让其大臣耶律楚材（1190—1244）这位契丹人向西夏征税，这差不多是成吉思汗人生的最后一幕。1230年，耶律将征服的中原区域划分为10个行政区。由于意识到蒙古官员中通晓行政之人寥寥无几，耶律在中国北方设立了几所学校，并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考试，4030名通过考试者为官府所录用。1231年，蒙古人占领了朝鲜，并使之成为一个由72位蒙古人担任监国者的受保护国。1232年，朝鲜爆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起义。在这场起义中，所有蒙古监国者均被杀害，但起义很快被镇压，蒙古人恢复了统治。被征服区的最高统治者当然是蒙古人，但也有汉人、西夏人、波斯人和回鹘人组成的官僚行政机构。由于回鹘人占主体，蒙古语采用了起源于腓尼基人并经亚洲文字系统几次介入的回鹘语字母表。^[6]

连接中原、波斯、俄罗斯的官道非常重要。1219年，成吉思汗修建了第一条通往西亚的官道。他的继任者继续修建并扩大了这项工作，建立了军事和通信所需的驿站，并沿官道设立了必要的粮仓和牧场。信使、商队和使节络绎不绝，他们中许多人或是在去往喀喇昆仑大营的途中，或是从喀喇昆仑大营返回，这是以前或之后所从未有过的。蜂拥而至的都是来自被征服地区的臣服者，有来自俄罗斯的王子，来自巴黎、大马士革和北平的能工巧匠，来自拉萨、罗马和小亚美尼亚的使节及教会中的达官贵人。为了规范整个亚洲的货币，蒙古人采用了中原的纸币交钞。起初，耶律楚材试图将发行量控制在一万锭这一限额内，但帝国的扩张和为数庞大的战利品及贡品很快即需印制纸币并允许其自由流通。其结果是，到13世纪末财政收入出现短缺，并开始出现通货膨胀^[7]。到1356年，元朝所发行的纸币被迫废止，但这种纸币依然在某些地区流通。用罗伯特·布莱克^[8]的话来说，对东亚和西亚有意义的是来自中原的“大量白银流向了西方”。

在某些方面，蒙古政权受益于中原。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交通都进行了重组，并有了改善和提高。基于帝国邮政管理的需要，二十多万马匹被分发给各驿站。1260年，北平被指定为冬都，并在随后的30年由一位回族人负责重建。皇宫错落分布着用于居住、接见、检阅和娱乐的宫殿，有假山、湖泊和山脉，花园里有各种果树，放养的动物来自辽阔的草原，这些用于练习狩猎的动物为蒙古人所喜爱。^[9]这座城市成为了大运河的终点站，而这条大运河是在汉人郭守敬^[10]的管理下得以恢复。1260—1294年，忽必烈一直身居可汗之位，郭守敬是少数几个被忽必烈赋予重要职责和使命的中原人之一。1264年之后，因无数战争而遭损毁的甘肃水道也被修复。随着官仓的建造，蒙古帝国恢复了11世纪政治家王安石所提倡的救荒政策。帝国的官员每年都要检验收成情况，为的是在丰年买进，在荒年赠济。1260年（这一年忽必烈宣称自己是世界之王）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应对老学者、孤儿和病弱者进行救济；1271年颁布的一道法令则要求建造医院，让病人得到应有的照顾。“皇帝每天都要亲自接济3万穷苦之人”，马可·波罗的这一说法颇具权威性，因为他1275年至1292年一直生活在中国。

此时的蒙古帝国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扩张。后来被称为云南省的西南这一重要地区，在唐代时期是泰国国王的驻地。对中国来说，这一重要地区被纳入统治疆域是再正常不过的。忽必烈的将军兀良哈台是杰出的军事将领速不台的儿子，他于1253年或1254年奉命征讨云南。在出征云南前，他曾率军远征俄罗斯和波兰。云南这一新的行政区由蒙古官员统治，泰国国王只是名义上的权威。赛典赤·赡思丁^[11]是蒙古的杰出官员之一，他是一位回民后裔，出生于布哈拉家族。1274—1279年，云南一直由他主政，他以兴修水利工程和修建两座最早的清真寺著称。他的儿子继续着他的统治，并使云南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伊斯兰中心之一。

蒙元帝国疆域图（到13世纪末）

1257—1258年，兀良哈台征战安南，使其国王变得有名无实。接下来，忽必烈将其注意力转向日本。在两次尝试通过使节说服日本归顺而遭拒绝后，他于1274年派出了一支由15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这150艘船只搭载的大部分是不情愿出征的朝鲜人和汉人，因此这次征战如同早前的尝试一样以失败告终。在海战方面，蒙古人处于劣势是不可否认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灭宋的海战中取得成功，仅仅是因为获得了投靠他们的汉人的帮助。1279年，忽必烈要求包括扬州和泉州在内的四个造船中心必须在两年内提供600艘船。此项工作的具体细节我们所知甚少，但毫无疑问是繁重而艰巨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这些造船中心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建造这批船，从而导致这次远征最终失败。到1281年，蒙古人至少组建了两支舰队，一支在朝鲜港口，另一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中国舰队晚于预订计划抵达箱崎湾这一会合地点，这一事实连同蒙古役使军的不情愿、日本人的顽强抵抗和天赐台风一道击溃了蒙古军队。蒙古军中有数以万计的士兵被遗弃，任由岛民摆布。

接下来的20年间，蒙古人进入了地处亚洲东南边缘的其他王国，但他们的占领被证明只是暂时性的。疾病、游击队式的袭击以及实际的失利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占城、安南和爪哇撤退，但他们在缅甸取得了暂时性的成功。这些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承认是蒙古人政权的附庸国，并将贡品送到北平。1288年，忽必烈在南满洲与景教的乃颜^[12]进行的殊死战斗中所使用的四只大象即是例证之一。但是，安南和占城国王拒绝向北平进贡——考虑到俄罗斯和西亚地区都顺从蒙古人的意愿，这是他们独立性的一个有趣迹象。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他的继任者铁木耳宣布大赦，安南国王大胆抱怨蒙古人破坏了他的皇家图书馆，铁木耳随即送来一套他所要求的《大藏经》新副本。

上述事例表明了此时世界的开放程度。中国在政治上不再超然于西亚和欧洲，它只不过是从朝鲜一直延伸到多瑙河的这一伟大统治版图的一部分。当阿拉伯人、威尼斯人和俄罗斯人在中国港口忙于做生意，并进入蒙古政权时——一个来自黑海北部之人在1321年的会试中高中状元，并在1341年成为浙江的一名高级官员^[13]，中原人与蒙古人也开始逐渐进入波斯和欧洲。例如，西亚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大不里士^[14]已有一个中国区，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同样有中国区。列班·巴·扫马^[15]作为蒙古可汗的特使，于1225年出生在北京，是一位景教徒。1287—1288年，他访问了拜占庭和罗马，在加斯科涅拜见了英格兰国王，参观了巴黎的菲利普交易会，并留下一份访问圣丹尼斯修道院和其他礼拜堂的描述。

如此简短的描述，只是含蓄地暗示了思想文化交流的性质。用于军事目的的火药，它的伟大发展已被提及。欧洲人从使用的纸币中已普遍对印刷术有了了解，因为这种印刷的纸币不仅出现在北平，还出现在1294年的大不里士。欧洲人也许是从印花织物甚或是从仿制于中国或中亚的一些雕版中知道了印刷术，埃及大概在十字军东征时已仿照中国模板制作雕版。^[16]“白铜”、硝石、瓷器以及扑克牌等，显然是由阿拉伯人引入到地中海。有关把脉的中医著作也被译成了波斯语。中国的肖像法，明显对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17]的《方济各会在休达的大屠杀》（the massacre of Franciscans at Ceuta，1340年）产生过影响^[18]。中国对于波斯的小型人物肖像画、建筑、陶瓷和音乐等其他艺术领域的影响更为明显。中国人的古筝闻名于普鲁士，这显见于一幅绘制于14世纪的画像，这幅画像是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19]在波美拉尼亚的科尔伯格发现的。^[20]意大利和中欧的主教们则对中国的织物情有独钟。^[21]

在元朝时期，高粱这种主要的粮食作物被引入中国。高粱可能原产于阿比西尼亚，13世纪这种作物经由印度传入中国西部，并最终同稷相竞争成为中国北方和满洲干旱地区的特色作物。根据当时有关食物和酒水的中文著述，胡萝卜、阿月浑子和葡萄酒已出现在中原人的餐桌上。汉人最早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开始尝试蒸馏，并在13世纪晚期从开罗人那里学会了制糖技术。当时最重要的新药物可能是大风油，这种油提取自一种原产于暹罗的树，首次提到它可用于治疗麻风病的是朱震亨（1281—1358）。同样是在蒙古政权时期，一些西方乐器被引入中原或为更多人所知，弯琴和三弦吉他开始受到欢迎。大约在1260年，来自拜占庭或巴格达的使节将一种引人注目的风琴带到北平，这种风琴有单击式的簧片。Farmer^[22]列出了几种由穆斯林或中亚乐队从西亚引入中国的乐器，这些乐器因其显著的突厥、波斯或阿拉伯名称而早已为人所知。

借力于外部世界的创新，中原的科技也更为丰富多彩。1274年，算盘首次在一部中文著述中被明确提及，这是一种今天依旧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店铺和账房中使用的计算工具。在1345年修筑长城居庸关南口关大门时甚或更早前，中原人已使用了法国的长度计量单位法尺（The Pied du Roy），但此后又被废弃。1267年，一位波斯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将一套新式计时方案、波斯地球仪以及六种天文仪器模型呈送给忽必烈，这套新式计时方案一度取代了金朝的计时系统。所呈送的这些贡品中，六种天文仪器模型可能对著名水利工程师郭守敬产生过影响，他曾在1276—1279年间为忽必烈制造了17种工具。不过，郭守敬其实能够凭借那个时代中国已有的数学知识独立获得绝大部分外国发现。不论是精确度还是铸造工艺，毫无疑问他的仪器设备是当时世界上最完美的。怀利将其中几种归类为发明，这些发明中还有两种幸存下来。最近发现的指时针，相信郭守敬在观测时一定使用过。科学家们也都普遍认为，郭守敬的球面三角学是从沈括（1031—1095）的平面几何演化而来的。

如同中国对西方艺术和建筑产生过影响一样，西藏、蒙古以及遥远的西部国家同样对中原艺术产生过影响，尽管中原艺术的主流依然是在自己的历史长河中流淌。无论造型还是装饰物，波斯对陶瓷和青铜工艺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一时期的朝圣瓶、香炉和葫芦即是证明。薄玻璃是一种新奇事物，景泰蓝也同样如此。后者是采用拜占庭工匠们的独特工艺制造的，但这一独特工艺引入中国的时间并不确定。忽必烈在蒙古修建的紫罗兰尖塔（Violet Tower）是代表性建筑，它可能是由在伊朗接受过训练的回民石匠建造的。整个中国，包括甘肃、四川、云南这些西部省份以及西安和东南沿海的泉州、广州这样重要的贸易中心都建有清真寺。像之前的佛教寺院一样，这些清真寺（其最早遗迹的年代是1258年）保留有其起源地的一些特色，例如去往天堂的七层阶梯、取自《古兰经》的阿拉伯语碑文以及一种罕见的尖塔。但是，他们也包含有无可否认的中原特征。翼女像柱（这是波斯的启示）竖立在泉州一座著名佛教圣殿的穹顶之上。西藏喇嘛教堂的出现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艺术特色。转经筒即是其中一种无法解释的东西，它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但至今没有发现一件确属13世纪的样品或相关文献。圆筒这类在西藏和蒙古无处不在的东西经由中国传入了朝鲜和日本。

尽管有许多种宗教信仰，元朝时期的宗教生活并没有在精神发展方面留下印迹。像唐朝一样，所有宗教都可以自由传教。然而，这两个时期有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唐代的宫廷里都是中原人，朝中重臣大多数是中原人或是具有强烈中原倾向的外国人。在两个世纪的宽容之后，唐朝开始压制外来教会（与回鹘族有关的摩尼教是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佛教想逃避经济责任或是想获取它所不具有的特权。民众和官方的观点是——他们都是被朝中一小撮人操纵的，因此所有外来宗教都不得不同佛教一道遭受痛苦。元朝都城中，绝大部分都是非汉人或是没有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的人，只有耶律楚材、郭守敬和朱思本等少数重要人物是例外。当帝国灭亡时，所有外国机构都随帝国一起消亡了，除了坚不可摧的机构外。无论正确与否，在人们的头脑中总是将宗教同侵略者联系在一起。

元朝时期，伊斯兰教、景教和罗马天主教都已进入中原。^[23]1368年之后，后两者就消失了，部分是因为没有几个信徒，或是同巴格达和罗马资助者间的陆路和海路联系通道被切断。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它在中亚有据点，且地处中国西部边疆。

13世纪前，西藏的喇嘛教（佛教）无论是在蒙古还是中原都没有任何影响。后来，在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支持下，它开始进入蒙古。在中原一些地区，尤其是西部边疆和都城，也修建有喇嘛寺院。一直到近代，这些寺院都是政治活动中心和西藏及蒙古朝圣者的主要目的地。喇嘛教利用宗喀巴（1357—1419）^[24]及其继任者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优势，使其在宗教和政治中的重要性一再被提升，直到明朝末年。

中原人的主要宗教是佛教、儒教和道教，其中的道教在元朝时期遭受到了巨大打击。对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政权统治的研究者来说，这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因为这种简单且为汉人所迷恋的宗教一定对游牧民族的内心有着强烈的吸引力。1219年，成吉思汗将隐居在山东的丘处机召至他在奥克苏斯河的营地，赐封他道士的称号。1224年，当丘处机返回中原时，这位充满智慧且虔诚之人通过牺牲佛教而为道教做了大量事情。他不仅利用自己在古文献方面的广博学识宣扬道教戒律，还说服官府允许道教占用众多在女真人与蒙古人的战争期间遭到荒废的佛教寺庙。此外，他还撰著了两部对佛教进行污蔑中伤的著作。然而，佛教并没有如此轻易地被否定。一些佛教寺庙的主持同正在中原作战的蒙古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统治期间，佛教的时代到来了。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已不再轻信和无知，他们充分意识到了亚洲和东欧的各种文明之优点。^[25]1255—1256年，佛教徒与道教徒之间举行了两场公开的辩论。尽管佛教徒宣布获胜，但他们的对手拒绝放弃。因此，忽必烈下令道教徒必须归还他们在1227年之前所侵占的佛教财产。1258年8月，忽必烈接受其兄长的提议，命令查封并焚毁所有道教书籍。在征服中原之后，忽必烈于1281年又颁布了一道类似的命令，只有《道德经》、医学和药学等类型的著述得以幸免。三年后，他要求翰林院的九位学者将一篇纪念佛教胜利的文章刻在石头上。焚毁道教著述，对文化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这意味着此前十多个世纪的所有文献都损毁殆尽。史学是幸运的，一些史学著述被偷偷地保存下来。最近几十年，在日本还发现了其他残存的史学著述。道教本身并没有被扼杀，它以地下活动的方式存活着。在蒙元王朝衰落之时，这种地下活动一直困扰着蒙古统治者。最终，道教与其他类似宗教共同推翻了蒙元王朝。

佛教不再是一种精神力量，但它仍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如同它曾对北魏时期的鞑靼人和后来的北方侵略者具有吸引力一样，它也引起了第三代蒙古统治者忽必烈的关注。直到蒙古王朝崩溃，佛教一直都为帝国统治者所青睐。有一次，忽必烈隆重接待了锡兰王公的使节，因为这位使节为其带来了佛陀舍利子。忽必烈的一个孙子在担任山西和甘肃的地方行政长官时，曾急剧偏向伊斯兰教，但是，他因企图篡夺王权而在1307年被杀。这种在中原支持佛教以及在西藏和蒙古支持喇嘛教的政策，尽管使蒙古人衰落，却使中国免于同伊斯兰教发生正面冲突，因为接下来的五个世纪在中国境内没有爆发任何穆斯林战争。它也使印度人的火葬习俗被广泛采用，这种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的习俗，显然在12世纪时已成为习以为常之事，马可·波罗在其游历过的几乎每个省份都曾观察到过。中兴的明朝终结了火葬，因为他们盲目渴望铲除外来者的一切痕迹。土葬习俗必然导致为数不少的土地不能用于耕作，这一点被完全忽视。此后的中国人渴望以古老的方式保存他们祖先的躯体，唯有佛教僧侣被允许继续沿用火葬这种习俗。^[26]

在契丹和女真统治的三个世纪期间，儒教在中国北方的地位一再下降。一直到13世纪中期，随着秩序的恢复，儒教才重获重视。从这时起，一本教科书成为儒家的重要资产之一。这部迅速成为中国儒家教育基石的教科书^[27]，由中国南方一位名叫王应麟（1223—1296）的学者所撰，它是“初级知识指南……设有356行，交替押韵，每行三个字，总计包含了大约500个不同的字”^[28]。在接下来的六个世纪，这本书出现了诸多版本。当窝阔台在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建议下重建国子监时，蒙古统治者做出了支持儒家思想的一些姿态。忽必烈就曾委任朱熹学派的信徒负责这个国子监，他还允许在长安设立另外一所国子监，这个新设的国子监主要负责保护9世纪刻于石头上的经典。另外，忽必烈下令在北平修建一座孔庙，这座孔庙于1306年建成。1308—1330年间，孔子被加封了新头衔。儒家中的大儒被授予新的荣誉，宋代九位大儒在孔庙中都占据着与其相称的位置。

在元朝，部分儒生似乎最终在官府中获得了相当高的职位。科举考试在北方于1237年停止，在南方则于1274年停止。1315年，蒙古统治者重新恢复科举考试。最高等级的考试每三年一次，共举行了13次，进士的人数从35人（1360年）到108人（1348年）不等。^[29]科举考试中及第者多为中原人，偶尔也有外国人。到14世纪30年代，儒家自我感觉基础十分稳固，便公开抗议帝国施惠于西藏喇嘛教。很快，他们便发现其地位并不像早前中原统治者统治时那样牢固。他们仅能就职于中书省、行省及户部等部门中级别较低的职位，因为这些职位需要他们的专业技术，但他们的影响却受到控制。甚至负责编纂《辽史》《宋史》和《金史》的史馆，亦是由蒙古人担任其名义上的负责人。

在元代，仅有一小部分学术著述延续了宋代的传统，更多的是13世纪中国特使、旅行家和商人所撰的旅行记。其中，有几部类似于柏郎嘉宾^[30]和罗伯鲁^[31]这样的旅行家所撰的日志或日记，它们都被保存下来并译成英文。1280年，忽必烈专门派人去查明黄河的源头，显然他的好奇心是无限的。一段时间之后，西藏地图以及同一主题的书籍即由朱思本^[32]译成中文，这位中国地理学家在1311—1320年期间编纂了一部伟大的地图集。这两部著述都保存于《元史》中^[33]。另外一幅地图，则将整个亚洲、欧洲和非洲都纳入其中。从这幅地图所反映的世界观念来看，其绘制年代大约是1300年前后。在中文著述中，1303年出版的一部1000卷本的帝国地理专书，无疑是同类书籍中最为宏大的一部。^[34]陶宗仪（1320—1399）^[35]，这位出生在浙江的学者，对古文物和时代论题都感兴趣，他的笔记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原人反抗蒙古人的浪潮以及当时绘画、陶器、青铜器、漆器、服饰、乐器、装裱图画的方法和北平宫殿建筑方面的宝贵信息。他可能是从在其家乡担任宣抚司的蒙古官员那里了解到北平的宏伟建筑的，因为这位蒙古官员曾是北平的最高府尹。陶宗仪的笔记也包含有戏剧剧目及短篇小说集。

然而，这个时代之所以闻名，与其说是因为如此多的学术成就，倒不如说是因为元曲。一直到20世纪初，仅有119首元曲为人所知，它们全都被收入于250年后编辑（包括篡改）的一套元曲集中。1908年，俄罗斯考古学家柯智禄夫^[36]在喀喇浩特发现了其他元曲的片断；10年后，人们在一个盒子中发现了30首被去头的元曲。从那以后，更多的元曲（已确认的有36首，另有17首可能是）被发现并出版。这些元曲表现出各式各样的主题和内容，包括正剧和喜剧。一位研究者认为，元曲在实际表演时有可能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时代的优雅歌剧一样，常被“精力充沛的闹剧和下流的插曲”打断。^[37]元曲通常讲述士兵、僧侣、士人的生活，特别有趣的是取笑行医者。这些元曲的作者能够写出既具有诗意，又带有那个时代粗俗方言的作品，显然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之人，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人为官方史家所提及。征服者的影响是消极的。^[38]科举考试在中国北方的暂停长达78年之久，这使得新生的戏剧得以发展繁荣。剧作家姚莘农^[39]指出，他们作为差不多是“文盲”的蒙古人或其他人的奴仆却被解雇了，这使他们自然会回顾那段“跨越龙门”的岁月。作为一名读书人，此时只能依靠笔端的力量，于是杂剧成为其保持传统社会影响和弥补威信下降及自尊受伤害的一种方法。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一样，舞台上女人的角色通常由男人来扮演。这一惯例可追溯至宋代，当时的儒家卫道士们不赞成男女演员混合在一起。但人们在舞台上可以看到有进取心的侍臣和专业的女舞者，一位当权者列出了这一时期88位女舞者的姓名。元曲的主要角色通常需要唱几段咏叹调，演唱时会有三弦吉他、长笛、锣鼓、响板及其他乐器组成的乐队伴奏。从山西一座大型寺庙的壁画中，人们可看到舞台、道具、服饰、演员化妆的情景以及部分乐队。^[40]

【注释】

[1]目前对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所知甚少，甚至出生日期也并不明确。伊朗的史学家认为是在1155—1156年间，中国官方史家认为是1162年，非官方的中国文献认为是1167年。参见伯希和（Pelliot）的《马可·波罗行纪诠释》（Notes on Marco Polo I，Paris，1959），第1卷，第281－288页。

[2]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城市，位于锡尔河下游右岸平原，是中亚最具价值的古城。——译注

[3]指木华黎。——译注

[4]指哲别和速不台。——译注

[5]参见伯莱茨内德（E．Bretschneider），《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Resources），第1卷，第113页。袁世凯，后来的民国总统，他自己是一位军人，包括Kuo K'an和旭烈兀所列的26位汉人军事英雄都具有这种普遍性。

[6]关于蒙古人的起源，已知最古老的文献是一份回鹘文本中的五行蒙语文字，其年代大致是1220—1225年。

[7]基于嘉德纳（C．S．Gardner）的翻译，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指出：1287年发行的纸币按照1∶5的比例取代1260年发行的纸币，1309发行的纸币又按照1∶5的比例取代1287年发行的纸币。具体参见《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II：291－328，December，1937）。布莱克没有注意到的是，元朝财政所遵循的政策是由西亚而非中原的顾问制定的。

[8]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中国学家，从事亚洲和中国经济研究。——译注

[9]除了马可·波罗的记述外，所留存下来的一些外国人对元大都（今北京）的描述同中国人一样。一个委员会在1368年后不久即被派往北平撰写关于北平之报告，其成员之一对北平做出了官方描述。

[10]郭守敬（1231—1316），元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译注

[11]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塔吉克人，原为不花剌人，成吉思汗西征时，率数千骑迎降，充任宿卫。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是云南设立行省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译注

[12]乃颜（Nayan，？—1287），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玄孙。乃颜的祖父塔察儿曾以东道诸王之长率先拥戴忽必烈为汗，因而备受尊崇。乃颜继其父阿木鲁为斡赤斤分地之主，信奉基督教。——译注

[13]指泰不华。——译注

[14]大不里士，伊朗古城之一，伊朗西北方的门户和商业中心，位于库赫·塞汗特高原之上，中国古称桃里寺，历史上多次成为王朝首都。——译注

[15]列班·巴·扫马，元朝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外交家，是最早访问欧洲各国的中国旅行家。——译注

[16]西方关于印刷的第一次清晰描述出现在由拉施德丁（Rashid-Eddin）撰写的《世界历史》中。这部著作在欧洲的图书馆中很常见。保罗·朱维厄斯（Paulus Jovius）是第一个认为欧洲大陆受惠于中国这项发明的欧洲历史学家，他在1546年撰写的著述中表明了这一看法。

[17]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1290—1348），意大利画家，14世纪中期锡耶纳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译注

[18]参见戈茨（H．Goetz），《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1938年8月，第56页。

[19]库尔特·萨克斯，著名音乐史家和舞蹈史家，著有《世界舞蹈史》《乐器的历史》。——译注

[20]《乐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第186页。

[21]奥托·法尔克（Otto Von Falke），《装饰丝绸》（Decorative Silks），第30页。

[22]见《皇家亚洲文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4年4月，第332页。

[23]犹太教在宋朝时期获得了一个立足之处，一直存在于开封的犹太教堂周围，在沿海一带的其他中心明初即被铲除。摩尼教在845年即已转入地下，元朝时它在福建出现过数十年，但后来被明太祖朱元璋严格禁止。

[24]宗喀巴（1357—1419），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创立者，佛教理论家。——译注

[25]蒙哥（Mangu or Mongka）的母亲是一位景教徒。据说，蒙哥在公元1254年曾对在十字军东征时担任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特使的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法国修道士）如此评论道：“上帝让我们的手有不同的手指，因此他给予了人类不同的方式和道路。”柔克义（W．W．Rockhill）译，见《鲁布鲁克东行记》（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等，第235页。

[26]普通之人差不多是最后才考虑火葬。参见《水浒传》，赛珍珠（Pearl Buck）将其译为《所有人都是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第444－445页。

[27]指《三字经》。——译注

[28]翟理斯（H．A．Giles）：《三字经前言》（Preface to San Tzu Ching），第3页。

[29]参见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第205页。进士是帝国授予的最高等级学位，它有时相当于西方的文学博士学位，但不要求已满足必要条件的候选人有任何原创性研究。

[30]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方济各会的创始人之一，1221年受圣·方济各派遣到日耳曼、西班牙等地，后被教宗英诺森四世派往蒙古，成为13、14世纪东西方交往热潮的先行者。——译注

[31]罗伯鲁（William of Rubruck），方济各会修士，曾奉派前往中国，在蒙古的旧都和林谒见定宗及宪宗，著有《鲁布鲁克东行记》。——译注

[32]朱思本（1273—？），元朝道士、诗人、地理学家，绘有《舆地图》。——译注

[33]见《元史》，第63卷。

[34]此书即《大元大一统志》。——译注

[35]陶宗仪（1329—1412），浙江黄岩陶阳人，自称天台陶宗仪，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画学家、人文学家，有《辍耕录》《书史会要》《说郛》等著述。——译注

[36]柯智禄夫（Colonel Kozlov），俄国探险家，曾于19世纪初在西夏故地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掘获汉文刻本《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译注

[37]杰姆斯·克伦普（James I．Crump），《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VII：429，1958年5月。

[38]有证据表明，观众中仅有少数几个蒙古人，因为现存的剧作中含有少量蒙古语词汇的音译，并且同现在的发音读法存在差异。

[39]《清华月刊》，第1卷第4期，第391－392页，1935年11月。（姚莘农（1905—1991），著名剧作家，编有《清宫怨》《楚霸王》《美人计》《蝴蝶梦》《西施》《秦始皇》《银海沧桑》等多部作品。——译注）

[40]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在《亚洲艺术》（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X：2，Plate XIX，1937）中复制了这幅壁画。这幅画的绘制年代大约是13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