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西夏与女真-中华民族简史

要理解10—13世纪的东亚史，至关重要的是应对北部和西部的中原征服者做些考察。相对中原来说，他们的文明水准如此低，以致他们也因与中原民众的接触、交流及通婚而受到根本性影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其征服的领土上留下印迹。他们是如此强势，无论近邻还是远邦都向其进贡并臣服于他们。

契丹是中原征服者中的第一个。如同在4世纪中期已遭遇过的鲜卑一样，这一名称是以人们并不熟悉的方式进行拼写的。^[36]作为蒙古族的前身，他们说的是蒙古语。10世纪初期，契丹人从蒙古东南部蜂拥而出；926年，他们战胜了辽东的渤海王；此后不久，他们开始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原皇帝打交道。后晋的存在，应归功于契丹的支持，但后来它却愚蠢地违抗这个游牧部落。随即，在今开封的后晋都城遭到入侵，整个朝廷连同“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后晋随之宣告灭亡。^[37]另外一个中原王朝北周，试图击退契丹，派赵匡胤担任指挥官。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他乘机掌权并建立宋王朝。但是，契丹国辽依然未被征服。986年爆发的这场漫长且代价高昂的战争，直到1005年才结束，当时的宋朝通过付给辽沉重的岁币才得以同辽议和。

早期的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主要依赖于牛群、马匹以及渔猎。他们的部落有着复杂的组织结构，其法制和宗教习俗还停留在原始阶段，其文字则并不为人所知。迁徙到华北平原后，他们不得不进行调整。他们允许中原臣民继续从事耕种，最终他们自己亦使用农产品。他们发展出两种书写形式：一种基于回鹘语字母系统，另外一种借用中原汉字的元素。刻于石头上的几则碑文和一些壁画保存有后一种书写类型，但实际上已无法辨认。契丹鼓励《史记》《汉书》等这类标准汉文本的流通，但1064年之后他们又限制私人出版物。佛教和道教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寺院道观变得非常富有，它们的政治影响力要远大于宗教影响力。在为中原臣民选任官员时，契丹继续采用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但不允许契丹人参与；科举考试所强调的科目是诗歌、经典训诂及法制。

契丹国辽一度非常强大，除了向宋强索岁贡外，还使邻邦渤海、女真、西夏、朝鲜臣服为其附庸国。他们在鄂尔浑河击败了鞑靼人，并与日本和阿拉伯人保持联系。阿拉伯人曾向他们求婚，请求将一位贵妇人嫁给一位阿拉伯王子。在其鼎盛时期，辽帝国的疆域从北直隶湾一直延伸到中亚的天山地区。但是，辽为敌对国家环绕，在其疆域内亦到处都是敌人，契丹帝国的王室内总是争执不断。1102年，一位王子率领一伙盗匪公然挑战最后一位皇帝。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水灾、旱灾、蝗灾等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在帝国的最后几年，带来很大困扰。在其能够牢牢控制中原的统治阶层，并使从甘肃到山东半岛的所有下层官员都关注公共工程时^[38]，这类问题并非不可克服，因为那时堤坝、道路和运送货物的运河并没有遭到巨大破坏，粮库亦可减轻饥荒的程度。到11世纪末，当其制度失效时，每个可以想象到的诅咒都降临到这个民族身上，匪患、自相残杀以及其他可怕凄惨之情形越来越盛行。

辽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女真人，他们在契丹侧翼虎视眈眈已一个多世纪。1114年及1124—1125年期间，他们加强了攻击，驱逐了最后一批未被汉化的契丹人，仅耶律大石这位辽太子逃脱了，他是辽帝国开创者的第八代子孙。1124年，他和一小撮同伴带着庞大的马群向西逃跑。在中亚，他们受到契丹从前的臣属回鹘人的欢迎。他们和回鹘人一道迅速征服了众多突厥语国家，并于1141年建立了名为喀拉汗国（也称黑契丹或西辽）的新帝国。这个新帝国的统治疆域已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两侧。耶律和其继任者自封为“众汗之汗”^[39]，尽管这个帝国事实上是由一个被击败的部落所建。他们将中原的不少文明带到喀什和撒马尔罕，佛教甚至一位基督教主教都受到欢迎，但他们被其西侧的穆斯林普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211年，当成吉思汗开始崛起时，这个帝国突然间即被终结了。

第二个征服中国北方的是西夏。党项人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称他们为“半绿洲”。990年，契丹王朝承认党项人是靠近长城一端的甘肃地区的合法统治者。他们自称为夏，定都城于今宁夏银川。1032年，他们正式将其政权称为帝国。这个帝国成功抗击了中亚的回鹘人、中国北方的契丹人和黄河三角洲的汉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宋朝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1043年西夏人被说服与宋朝议和。第二年，他们试图入侵契丹领地。

与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契丹文献相比，现存的西夏文献达数千册，包括1132年和1190年的词典及两部汉藏语文献。完整的《大藏经》被译成藏语，并被印刷；同时被翻译的还有其他佛教著述、道教文献、儒家著作、军事著述、谚语和名人语录、律典及诗歌。西夏人的文字非常复杂，经由契丹语而源生自汉文。佛教成为了官方宗教，根据一支俄罗斯探险队在喀喇浩特所获得的发现，佛教至少对皇室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儒家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在学校。他们仿照中原模式，在各个州县设立学校。1154年他们设立了太学。一位在太学教授蕃、汉文的儒士^[40]将《论语》译成蕃文，并在30卷的译文中附有大量他自己的解义。

生活于西夏的有中原人、藏人、鞑靼人以及其他民族之人，但其人数并不确定。到13世纪初，西夏正行进在成为和宋朝一样的文明国度的路途之上。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疆域挡住了蒙古人前进的道路。1205—1207年间，成吉思汗开始攻打西夏；1209年，他们再次遭受到进攻。在第二次战斗中，为征服西夏都城，成吉思汗改变了黄河河道。当西夏皇帝承诺效忠并将公主献给征服者时，西夏赢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1227年，在成吉思汗攻打遥远的花剌子模的战斗中，由于西夏特使拒绝提供援助，恼羞成怒的成吉思汗转向东方，使西夏大部分领土变成荒芜之地。当征服者成吉思汗自己被杀时，西夏都城几乎要被攻陷。在成吉思汗的葬礼上，许多西夏人被处死，但有少数人因服侍其遗孀而得以幸免于难。在临死前，成吉思汗的一位将军曾向他提议所有人都应被杀，所有土地都应变成马和骆驼的草场。他拒绝了这一提议，而明智地赞成了其契丹顾问所提的征税建议。

第三个征服北方的是女真人，这个通古斯满语族生活在地处遥远北方的黑龙江附近。7世纪时，他们作为敏捷的猎手和骏马的饲养者而为中原人所知，他们能够在近距离内诱捕到鹿。继契丹人之后，他们成为中国北方的霸主。在征服中原的四个世纪以后，在努尔哈赤家族领导下，他们推翻了明朝。与契丹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生活于多山地区，所熟悉并热爱的是山谷中的森林和河流，而契丹人喜欢的是草原。然而奇怪的是，女真人在向南的冒险中比契丹人走得更远。在其巅峰时，帝国在北方的疆域比契丹人要少。除偶尔侵扰外，契丹人以黄河为其南部疆界，女真人则一直以淮河与长江为其疆界。

女真人能够战胜契丹人，部分是因为契丹人变得越来越颓废和其内部的分崩离析，部分是因为获得了中原汉人的帮助。从1114年起，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1125年。到1234年，女真人的金王朝正式宣告结束。最初几年，他们致力于侵犯宋朝疆土，1130年，他们甚至进犯到远在南方的宁波。女真人摧毁了许多中原城市，包括临都杭州以及长江上由战帆船所组成的整个舰队。1142年，这种不稳定的和平以南宋向金称臣而结束。此后，南宋每年都要向金缴付沉重的岁币，但他们仍继续抵抗来自金朝这一衰败帝国的入侵。1161年，金朝越过长江的企图没有获得成功。当时，由于宋朝防御者使用了爆炸性武器，由六百艘战船组成的金朝舰队全被摧毁。

为保存自己的文明和政权组织结构，女真统治者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当女真人接管了中国北方各地的官府后，其政权组织结构在1115—1132年期间不得不加以改造。按照每千人一组，契丹人、渤海国人及汉人散落于其征服区域内。1132年后，中央层面的政权组织结构变得越来越汉化。1120年，皇室的一位成员创造了女真人的文字，他既是一位将军也是一位萨满。1138年，基于契丹语和汉语，女真人的文字由皇帝自己简化而成。大部分的汉文经典被译成了女真语。一直到明朝，翰林院里的翻译者都在学习研究女真语，但到17世纪时它却消亡了。这个民族最初信仰的是萨满教，8世纪初时才开始逐渐对佛教有所了解和认识；同时，他们在北方的都城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城镇也都建立了纪念孔子的文庙；甚至基督教的景教在他们中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女真人是中庸主义者，但显然他们并不试图打造一种更高形式的宗教。1187年，皇帝要求其子民不得随意按中原方式生活，并禁止他们取汉名、着汉服。但是，他维护其民族文化的努力显然是徒劳无效的，尤其是在中国平原地区，这里的生活已变成标准的汉人模式。金朝开始着手建造堤坝、重建运河，以修复在辽时期遭损毁的水利设施，并使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成为可能。戏剧广为流行，据说这一时期在其统治的北方地区有多达690种戏剧，文人们的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数学领域，北方的进展并不逊色于中国南方。按照一位现代学者所说^[41]，北方人李冶分别于1248年和1259年出版了两部关于数学的著作；同一时期的南方人秦九韶更为多产，其著述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位中国数学家。1260年，忽必烈将李冶召到朝廷，并授予其荣誉。这一时期编纂有两部重要的词典，其中一部包含对53525个汉字的分析，而对更多汉字的分析则被收入1716年编纂的最后一部标准词典^[42]之中。

【注释】

[1]《史学年报》，第2卷第3期，1936年11月；M．Hsitien Lin在《中国研究院院刊》（China Institute Bulletin）第2卷第4期中做了摘录，见第95页，1938年1月。

[2]参见卡特（Carter，Thomas Francis）和富路德（Goodrich，L．C．）：《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第60页。

[3]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五代时期。王建割据“三川”，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王建励精图治，使蜀中经济文化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译注

[4]指925年后唐庄宗派郭崇韬伐蜀，前蜀后主王衍投降，前蜀亡。后唐任命孟知祥为西川节度副使，后唐衰败后，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译注

[5]指吴越国的创立人钱镠。——译注

[6]指的是靖康之变。——译注

[7]西夏为党项人所建，并非藏族。——译注

[8]指向辽、金、西夏等国送岁币以求和的外交策略。——译注

[9]1004年，辽深入宋朝首都汴梁（今开封）附近的某个地方，索要的年贡为银10万两，绢20万匹，第一次缴付年贡是1005年。1041—1042年，在帮助宋朝抗击西夏后，辽索要的年贡增加到银20万两和绢30万匹。1043年，宋朝同西夏议和，代价是年贡100万贯钱、10万匹绢以及3万斤茶。

[10]转引自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第1版），已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许可。

[11]施瓦茨（E．H．L．Schwarz），《中国与非洲的联系》（The Chinese Connections with Africa），《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IV：175－193，1938。

[12]何炳棣：《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IX：200－218，1956。

[13]引自《岭外代答》，夏德（F．Hirth）与柔克义（W．W．Rockhill）英译，《赵汝括：诸蕃志》（Chau Ju-kua）。

[14]见《萍洲可谈》，由桑原骘藏（Kuwabara）翻译，引自《东洋文库回忆录》（Memoirs of the Toyo Bunko），第2卷，第68页，1928；还有两个更早的描述，一个是沈括的描述，另外一个是K'ou Tsung-shih的描述。

[15]引自卡特与富路德：《中国印刷术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第106页。

[16]《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XIX：74，1917。

[17]参见富路德和冯家升的《火器在中国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美国科学史学会会刊》（Isis），36：114－123，250，1946。

[18]王玲（Wang Ling）：《火药和火器在中国的发明及其使用》（Invention and use of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China），《美国科学史学会会刊》（Isis），37：160－178，1947。

[19]指科举考试。——译注

[20]由威廉生（H．R．Williamson）翻译，见《王安石》（Wang An Shih），第1卷，第330页。

[21]同上，第338页。

[22]即《金石录》。——译注

[23]即《全芳备祖》。——译注

[24]指《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其初稿为唐慎微于1082年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大观二年（1108）经医官文晟等重修之后，被作为官定本而刊行，遂改名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至政和六年（1116），又经医官曹孝忠重加校订，再次改名为《政和新修证类备用本草》。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做校订，名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其内收载药物1746种，其中增加药物660种，有药图294幅。——译注

[25]施永高（Walter T．Swingle）：《国会图书馆报告》（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1926—1927，第256页。

[26]指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译注

[27]指《洗冤录》。——译注

[28]指苏颂的《图经本草》。——译注

[29]见《中国科技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IV，pt．2，1965），以及李约瑟、王玲和普莱士（Derek de Solla Price）的《天文钟》（Heavenly Clockwork，Cambridge，1960）。

[30]在英国很有影响力的一位著名艺术评论家。

[31]元朝来华的印度僧侣，印度本名为提纳薄陀，法号为指空。

[32]参见出版于1269—1271年的百科全书《佛祖统纪》。1037年以后的两个半世纪，印度的神圣文本中仅有两部著作（共115卷）被翻译。而982—1011年，在皇家资助下，由三位印度人主持的一家翻译局出版了201部著作共384卷。更重要的是，佛教徒的统计数字表明，僧侣数量在稳步下降，1021年有397615名僧侣和61240名尼姑，到1068年分别下降为220660名僧侣和34030名尼姑。

[33]指《三经新义》。——译注

[34]胡适翻译。见《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Chinese History），载《中国文化专题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第56页。

[35]还有荣启期（为孔子的同时代人）、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也有类似的言论。（此条引文，遍查《邵雍全集》未能查找到。——译注）

[36]该词由蒙古包（the Mongol Kitat）、阿拉伯基泰（the Arabian Hitai）、俄罗斯契丹（the Russian Kitai）和英文中的契丹（the English Cathay）生发而来，这一说法源自罗伯鲁（William of Rubruck）在1253年所写的一份报告。

[37]见《辽史》，卷4。有关契丹的大量信息可参见魏特夫和冯家升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

[38]总理黄河和运河长达29年的潘季驯（1521—1595）在1590年写道：“然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岁不通，则河不可以一岁不治。一举两得，乃所以为善也。故元、宋以前，黄河或北或南，曾无宁岁。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余年。此兼漕之利也。”引潘季驯：《河防全书》，第3卷，第36页。由冀朝鼎英译，见《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第142页。

[39]“众汗之汗”（the khan of khans）即“王中之王”或“大汗”的意思。见志费尼（Ata-Malik Juvaini）的《世界征服者史》。——译注

[40]指斡道冲，他8岁即以《尚书》考中童子科，被任命为蕃、汉教授。他通晓《五经》，用西夏文翻译了《论语注》，还自撰《论语解义》20卷，又用西夏文写作了《周易卜筮断》一书，流行于西夏国中。——译注

[41]见赫师慎（Pere．Louis Van Hee），《通报》（T'oung Pao），XV：182，1914。

[42]指《康熙字典》。——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