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简史-中华民族简史

当周世宗柴荣于959年去世时，他的儿子还没有成年，因此赵匡胤成为摄政者。赵匡胤出身于名门望族，在都城设在洛阳的帝国内，他既是文职官员亦是军事将领。960年，在抗击北方契丹的一场战斗后，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在接下来的16年间，他消灭了除浙江的吴越和山西的北汉外所有的割据政权，这两个割据政权分别到978年和979年才被消灭。与此同时，安南于965年脱离帝国；云南的南诏政权成功维持着独立；947年，已建立强大帝国的契丹人越过黄河，威胁着赵的北翼。

赵匡胤所建立的宋朝，除一次几乎是灾难性的中断（1126—1135）外^[6]，它从960年一直延续到1279年。这个王朝不像汉唐一样，它并不是因疆域的扩张而引人关注。它的军队通常战斗英勇，却从未成功突破过契丹（直到1125年）、女真（到1234年）和西北蒙古人在其帝国边界所建造的封锁链；藏人政权^[7]西夏（990—1227）和蒙古人在其西北以及安南、南诏分别在其西南和南方的封锁，宋朝同样未能打破。宋朝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缺乏充足的马匹繁殖地和牧场，这使他们不可能向其邻国发起进攻。然而，他们的邻国却富有机动灵活性且通常更为强壮。最终，宋朝只能采取欺诈和阴谋的策略^[8]以获取通过武力所无法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导致了极其严重的财政问题，因为这样的政策是一种代价昂贵的政策；更为严重的是，邻国向它索要的贡品越来越沉重。^[9]

1126—1127年，女真人成功突袭宋朝都城，俘获了皇帝、太上皇及大部分朝臣（总计达3000人）。年轻的太子和余下的朝臣逃到长江流域。最后，太子在临安（今杭州）建都，他的臣民乐于将临安称为临时首都。在这里，赵氏皇室后裔的统治疆域更为狭小。在长期围困后，蒙古人于1273年突破了湖北汉江边上的坚固城池；然后他们越过长江，于1276—1277年间占据了从杭州到广州的整个沿海。最终，宋朝被推翻。1279年，支撑最后一位宋皇室成员的舰队在临近澳门的一座岛屿附近被蒙古人击溃。

在艺术方面，宋朝有了新突破：

唐朝是一个快速扩张其边界，并扩展与西方国家联系的时代；它是一段富有朝气活力的青年时期，是诗歌和宗教信仰的时代。因不断遭受游牧民族侵扰而将西方拒之于门外的宋朝，已是成熟的壮年期。诗歌让位于词——除希腊曾有过短暂的一段时期外，像这样富有个性且颇具水准地编纂大型历史书籍、科技及政治经济学著述，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曾梦想拥有。宗教信仰让位于哲学思辨，产生了到今天为止一直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伟大思想体系；艺术方面，早期的伟大传统继续被延续并结出果实，以致目前中国现存的最优秀画作都来自于宋代这一时期；创新发明方面，唐代设计发明的东西，到宋代都已投入实际应用。^[10]

宋、西夏和辽帝国疆域图（1100年）

宋朝统治者不仅新建了几座都城，他们还加建了城墙。1100年，拥有100万及以上人口的城市至少有5座。诸如水道、河渠和防洪设施等公共工程有了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江苏、浙江和福建这些沿海省份。在宋朝时期，此类工程共有496项，与之对照的是在整个唐朝只有91项。修建于910年的海堤工程是一项伟大的壮举，这条海堤从杭州向北绵延了约180公里。宋朝时期的住宅通常都有较高的屋顶和石头地板。唐朝末年，下等阶层之人通常坐在地板上，而上等阶层之人则坐在高台上；到宋朝时期，椅子已普遍使用，轿子被广泛用作交通运输工具。原先仅限于皇家贵族享用的花园，在当时已成为富人们的一种时尚，尤其是在长江以南繁茂的亚热带地区被开发之后。780年和793年的赋税以及1043年西夏索要的贡品表明，茶已是北方和南方的常见饮品。在一些权威学者看来，唐代已将瓷器发展到无法超越的程度。然而，宋瓷也受到广泛青睐，并出口到日本、菲律宾、印度、印度支那以及叙利亚，甚至非洲部分地区，“从基斯马尤到桑给巴尔的整个海岸，到处都是中国瓷器”^[11]，它们中许多都是这一时期的瓷器。988年，宋朝从日本引入了折扇；这一时期出现的纸牌和骨牌显然都是中国人发明的。5—6世纪初期，爪哇人、印度人和马来西亚人曾将棉作为贡品送到中原，但它的价值和用处直到宋代才为人们认识，并成为一种商品。按照皇家命令，11世纪时占城的抗旱水稻和印度的绿扁豆开始被引进。^[12]

海外贸易的扩展，部分原因应归于中国南部沿海人口密度及货币利息的增加。自1127年被金打败以来，中原人首次建立了一支独立的海军力量。1130—1237年间，他们的海军从拥有3000人的11个编队增加到拥有差不多5．2万人的20个编队。在宋代，造船迎来了真正的全盛时期。到宋末，中国人似乎已经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沿海的航道，并跨洋延伸到印度洋及更为遥远的地方。

1178年，周去非这样描述中原人的船只：“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13]除了既有布又有衬边的帆和平衡舵外，当时的海船通常都有8—10个桨，每条船至少有4个划桨者，内河船则有桨轮。每条船都有两个用藤绳固定在船头的锚石，通过滑轮升降。船员用深海铅进行探测，有时则通过钩状物将海底的样本带上来。水手还通过北极星核查他们的航线。11世纪时，长期以来为风水师使用的磁针已用于导航。1119年，朱彧描述了其过程步骤：“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14]

海外贸易带来的是外来物品的显著增加，以及与外来民族尤其是阿拉伯人和来自印度及伊朗的犹太人的更为广泛的接触。中原尽管存在着货币的大量流失，但无论对臣民还是对官府来说这可能都意味着更为巨大的财富。《宋书》中有关于999年左右进出口的如下记录：中国的黄金、白银、铜钱、铅以及各种颜色的布匹和瓷器用来交换香、药、犀牛角、象牙、琥珀、玛瑙、珊瑚、水晶、珍珠、兵器、龟甲、海扇壳、乌木、苏木和棉絮。从971年起，官府试图规范这种贸易并从中获利。995年，朝廷颁布了一道禁止官员利用代理人从事对外贸易的法令。很显然，这道法令没起到什么效果。在这一时期，中外都有一些商人变得富有。11世纪的一位波斯商人去世时在广州留下了几百万贯钱的遗产。中原的海盗以及岛上的蛮夷大幅削减了政府从贸易中所获的利润。尽管如此，据说政府从其力图垄断的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收入，还是从10世纪末的50万贯钱增加到了1189年的约6500万贯钱。这一收入对于弥补军事防御开支和北方入侵者索要的贡品来说，无疑非常重要。然而不幸的是，这一时期中原货币大量流失到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爪哇、印度南部及非洲东部沿海等国外地区。按照宋代晚期的一位史家所说，流失到国外的货币数量如此之多，以致国内出现了“钱荒”。为缓解政府的财政窘境，从1024年起宋朝开始发行纸币。但政府财政收入的下降，使人们对纸币的信心也随之衰减。为使这种纸币更具吸引力，宋朝甚至使用有芳香味的绢纸混合物作为印制材料，但同样无济于事。紧随而来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与“一战”后德国和俄国的状况相媲美。^[15]

这一时期的另外一项主要发展是将炸药运用于战争。几年前，劳费尔写道：“在中国，我们可从粗劣的鞭炮（早在6世纪即已知）中追踪到火药的合理发展。最初，火药用于宗教仪式；12世纪初，火药开始用于在战争中发射飞炬；到13、14世纪蒙古人统治时，火器有了全面发展。”^[16]根据一位中国史家所说，1044年出版的《武经总要》首次详细描述了炸药的制作过程。到这时，中国人对炸药的主要成分硫黄和硝石的认识已有一千年。对于纸、炭、桐油及其他必要成分，中国人同样也已熟悉了解。首次明确提到使用这种混合军事武器的时间，可追溯至1000年。当时，宋朝正同辽国进行着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这时使用的可能是用手或投石机甩向敌方的原始炸弹或手炮。在随后的一个世纪，特别是在1126—1127年和1161—1162年期间，中原人在反抗女真人侵略的战争中，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水上都使用了炸药。女真人立即采用了这一新式武器，并对这些装置进行了改进。当蒙古人开始围攻北方带有坚固城墙的城市时，女真人即使用了这些装置以抗击蒙古人。这时，甚至有可能出现火枪这种原始火器，它有一根长长的竹管，通过触发火药从而使子弹从这根竹管中射出。当中原人在1259年和1272年试图阻止蒙古人入侵时，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武器。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也同样装备了这些武器。1272年年末，为了攻破樊城和襄阳这两座带有坚固城墙的城市（守城者已坚守了四年多时间），攻击者（事实上是由来自亚洲许多地区的士兵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国际部队）改进了两件新式武器：一件是投石机，使其能够投掷巨石；另外一件是被称为军用射石机的野战炮（中文称回回炮），它由两个回族人根据蒙古人的要求制造。这些武器攻破了城墙，结束了这场围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负责回回炮的是一个汉人。在随后的两年，他为蒙古将领成功攻陷宋朝其他城市出力甚多。诸如此类的史料^[17]似乎已清楚表明，无论是谁发明了大炮或更小型的炮，中原人和他们的近邻在其早期发展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鞭炮和盟军的焰火毫无疑问是由中原人自己独立发明的。^[18]

《水浒传》这样浪漫的传奇小说表明，那个时代乡村和边境地区的知识水准并不高。然而，从洛阳、开封、成都到沿海的扬州、杭州、宁波、泉州和广州等大城市，其居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期间，各个小诸侯国都存在几个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群体。唐代是一个热情洋溢、富有阳刚之气并有着多种多样兴趣的时代，它在除雕塑以外所有的艺术领域都播撒下文艺复兴的种子。到了宋代，这些种子已经成熟，并且开花结果。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同时代的，凡认为值得保存的文学作品，宋朝都以木版和铜版方式刻印下来或通过活字印刷术进行印制。这种活字印刷明显是中国人发明的，它先后由陶、锡、木和铜制作而成。印刷书籍的大量增加，加上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普遍的繁荣，至少在某些时候会导致在气候上相对有利的中部和南部的某些地方，人们会更多地进行阅读学习。

在宋代，无论是寺院、学校还是政府，其总体的教育水准之高是毫无争议的。由唐代创立的竞争性考试制度^[19]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改进，尤其是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改革期间。杰出的宰相王安石（1021—1086）运用其个人影响力，使科举考试所要求的学术训练更具有实效性。他要求“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20]。1071年，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道：“若谓此科当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举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购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21]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亲自为进士考试出题。与此同时，他着手改进京城的律制、医学及军务。他要求帝国的每个州县都设立公立学校，并从土地收入中至少预留部分用于资助这些学校。

这一时期的私塾书院更为繁荣。佛教、道教以及儒家的学者，他们多通过担任授业者的方式为这些私塾书院提供服务。至少有124所书院是由私人倡议而发展起来的。著名学者被聘为老师，有前途的学生纵然无力支付学费也允许其进入学习。这些书院都坐落于有利于潜心钻研和思索的乡村或山间隐居之地，并配有印刷设备和图书馆。这些书院躲避了政府的干预，从而促进了研究及思想言论的自由。

保存至今的私人书院藏书显示，这一时期的人口中心地区有着众多的文学著述。词与诗歌不仅出自于这些人口中心地区，亦来自于寺庙及京城的朝廷律令。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缺乏李白、韩愈及其同辈人作品中所具有的活力和新意，但宋代并非没有值得注意的作家，只不过受习惯和形式的困扰，鲜有诗人能达到他们前辈的文学水准。然而，苏轼（1037—1101）是一个例外。这位文学评论家还是杭州西湖一条堤道（即苏堤——译注）的修建者，他一度是皇家宠爱之人。他撰写描述其家乡的诗词，借以消磨在海南流放的时间，当时的海南是一个不利健康的潮湿之地。

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作家无疑出自词（散文）的创作方面。在获取高级官职方面，最优秀的词作家似乎都特别成功。兵部尚书欧阳修（1007—1072）写有《秋声赋》和《醉翁亭记》；苏轼写作的《赤壁赋》为每一位中国学生所熟知；他们的同辈人宰相王安石撰有这一时期最具说服力的政令文。史学方面的代表是司马光（1019—1086），其思想观念的开阔性和深刻性使得他可同唯有与其有着相同姓氏的著名汉代前辈相媲美。为编纂《资治通鉴》，他和三位主要合作者花了整整20年时间。这部巨著涵盖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整个中国历史。在编撰这一巨著时，作者使用了322种史籍。对这些史籍中所提及的史实，作者发表了各种评论。由这些评论组成的附录，其篇幅在总共354卷中占据了30卷。作者对于准确性和全面性的偏好，使这部巨著具有既精练又易于理解的风格特点。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与之同样重要而全面的史家是郑樵。他是位业余的自然科学家，所撰的《通志》中包含有家谱、文字学、语音学、行政机构、花卉与昆虫、图书编目以及考古等各种各样不同主题的专论。郑樵认为持有传统观点的作者通常都没有就其主题做过第一手的调查，故此他对这些传统观点有所鄙视。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长期被忽视。就其著作的内容而言，在今天看来都值得高度评价。

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知识群体，许多著作正是保存于这些百科全书之中才免于遗失。在这一领域，最为杰出之人当属李昉（925—996）。《太平御览》（1000卷）和《太平广记》（500卷）这两部有关常识和小说的大型摘要性类书籍，即是由他负责编纂。编有《太平寰宇记》的乐史（930—1007）用200卷描述了东方世界的地理志。《文献通考》（348卷）的作者马端临（1250—1319），将杜佑和郑樵的著述所涉年代延伸至1254年。

以古代铜器、铭文、石碑、汉代木简、家用器皿和家具、寝具及建筑等古器物作为研究主题的著作更是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著作都带有大量插图。至少在6世纪初，这些领域已开始出现专业人士，但一直到11世纪收藏才成为时尚。当时，许多墓冢被打开，人们搜寻出土的经典文献，从中发现它们所记载的典礼仪式及器皿物件。1123—1125年左右，王符曾就帝王的收藏做过描述，当时恰好是在女真人入侵劫掠之前。他以加附图片的形式对527件钟、三足鼎、祭祀杯以及45枚印章所做的描述，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但是，他缺乏赵明诚（1081—1129）及其诗人妻子李清照（1081—1140）那样的激情，他们曾为2000个碑刻进行编目。胡适曾称，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女性。1101年，李清照和赵明诚成婚时即以一种合乎时宜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收藏。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收藏伴随着他们的余生。在李清照的丈夫去世三年后，他们所编的目录^[22]于1132年被刊刻。

宋代的其他词作家还对诸如建筑、园艺、旅行和对外贸易等主题进行了探讨。关于中国建筑方面的著作首推李诫的《营造法式》。多年的时间，他积极投身于帝国都城开封的寺庙和官署的建造。他的著作中包含有石头、木、瓦及砖结构等各类建筑物（主要是大型建筑物）的具体营造方法。最后六卷附有丰富的插图，但却没有研究中世纪建筑的现代学者所渴望的细节。所幸河南及附近区域已发掘出土的宋代建筑物，为解决许多疑点提供了线索。关于果树栽培，已知最早的著作是蔡襄（1011—1066）的《荔枝谱》。在所有语言中，浙江知府韩彦直于1178年出版的《橘录》是已知关于柑橘类水果的第一部科学专著。13世纪，陈景沂编纂了一部植物百科全书^[23]，全书58卷中有一半在探讨花卉。1159年，四位学者出版了一部带有木刻插图的草药志^[24]，“它比15、16世纪时欧洲绝大多数的草药书要好很多”^[25]。宋代的许多使节都对自己的旅行做过描述，1124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朝鲜的书即是其中之一。这部书共有40卷，讨论了朝鲜的地形地貌、历史、宗教、官府、法制、礼仪、风俗及手工业。尤为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关中国与南亚、西亚甚至非洲的商业贸易记载，这些记载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周去非和赵汝适所留下的^[26]，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印度尼西亚、锡兰、印度南部、阿拉伯、索马里兰及西西里岛的居民、物产及贸易方面的丰富而精确的信息。小说开始处于优势地位，尤其是朝廷从开封南迁之后。野蛮游牧部落入侵中国北方以及混乱的南迁，为故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讲述者们对故事的文学性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擅长的只是用英雄人物、情侣、佛教僧侣、魔法巫术及犯罪方面的奇闻轶事来娱乐其听众。历史轶事也很受欢迎，像嘲弄知名政治家和朝臣的俏皮话即是如此。

在宋朝时期，科技取得了显而易见的进步。数学方面，秦九韶第一个运用印度人发明的零。公元前1世纪即已知的代数在12、13世纪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医学方面，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引入了种痘术（接种天花疫苗）。1247年，中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27]973—1116年期间，中国至少出版了三部非常有价值的药典。李约瑟曾对其中的一部写道：“它包含有诸如钢铁冶金或像麻黄素这类药物的使用等珍贵信息。”^[28]这部药典的作者是苏颂（1020—1101），他是一位全能型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以在时钟制造方面的杰出贡献而知名的官员。他不仅详细描述和说明了时钟的构造，还渴望在皇宫建造一个巨大的天文钟。^[29]

美术方面，宋代主要是因其画家而为人所知。这一时期既有画昆虫、鸟类、鱼类以及花卉、竹子、别墅与宫殿的画家，也有画人物、罗汉与圣僧的画家，其中最主要的是山水画方面的画家，也许没有任何其他民族的画家曾描绘过这样的风景。这个国家多样的地形地貌，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创作灵感：在其西部和北部，有高山峭壁及湍急的河流；在东部，有宽阔的河流和薄雾覆盖的群山。无论是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冥想派）还是热爱自然和自由的道教，都有助于唤醒艺术心灵中对隐居于壮美风景之中的喜爱。宾扬（Laurence Binyon）^[30]将其称为一种“宇宙灵感；一种介于人类精神与风、雾、高耸山峰和奔涌急流这些自然力量之间的亲近感”。1135年，不幸的徽宗皇帝在囚禁中死去。他曾试图给予艺术家特别的优待，但仅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宫廷画家创作了一些佳作，这是事实，但更多数量的画作出现在宗教场所的墙壁、丝卷以及大小适中但具超然美感的画框之中。

在宗教和哲学方面，宋代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家思想的部分融合，以及佛教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占地位的逐渐下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佛教曾是最鼓舞人心的宗教，其影响力的下降始于8、9世纪。尽管佛教并没有完全失去其控制，但几件巧合的事件导致其控制力遭遇无可挽回的削弱。首先，伊斯兰教的胜利使印度不再是佛教弘法者的来源，也不再是中国朝圣者的目标。972—1053年期间，大约有31位印度佛教弘法者在辽和宋从事梵文文献的翻译，但除了蒙古时代到达中国的提纳薄陀^[31]（1363年到中国）和班智达（1381年到中国）外，他们是最后一批前往中国的佛教弘法者。在966年之后十年间的朝圣，已成为大规模朝圣的绝响。当时一群来自中原和回鹘的僧侣，经中亚到犍陀罗、摩揭陀和尼泊尔（他们的人数在300人至157人之间不等），但随后的朝圣无论人数还是频率都开始下降，到1050年则完全停止。第二，中国人的祖先原希望佛教传授知识，并且中国人多是因为佛教的精美礼品而拜倒其下。考虑到这一事实，他们开始意识到佛教提供的只不过是情感安慰。因此，他们从佛教和道教中摘取他们愿意接受且是儒家无法提供的东西，其他的则被抛弃。换句话说，他们的伦理道德信仰现在已扩大到包括所有现存的具有普遍性的学说以及其他外来的思想观念。在不知不觉中，所有这些融合成了一种新的思想流派，即现代史家所称的新儒家。佛教并没有即刻消亡，但其自身的记载表明其生命力正明显衰退。^[32]尽管几位杰出禅师的教义仍然非常富有说服力，且教义的印制使其传播范围更广（10世纪的《大藏经》在随后的三个世纪被多次增补重印），但更具吸引力的新哲学使佛教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即便不是诉诸迫害。

新儒家出现于中国历史的时机恰到好处。此时，教育正变得普遍。精力充沛的宰相王安石开启了一个改革时代，它使善于思考之人开始关心财政、法制、军队、政府及教育等公共政策。当他到四川、广东、都城以及其他地方旅行时，他敏锐地洞察到官场的腐败、对平民百姓的歧视以及整个国家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他有勇气在上奏于神宗皇帝的奏文中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其实，他的提议并不新鲜，但对那个时代来说却具有革命性，对朝廷、农村、水运及财政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王安石不仅向官员、高利贷者、地主和粮商阐明其提议，还向学者以及正崛起的一代士人介绍其提议。为此，他启动了已经讨论过的教育改革，还印制出版了新修订并注解的《周礼》《书》《诗经》这三部儒家经典^[33]。尽管得到皇帝的支持，他的改革计划仍不时遭遇失败，部分是因为有来自像史学家司马光、哲学家邵雍、诗人苏轼这些保守派的压力，部分则是因为官僚机器缺乏意愿或是无法执行其措施。不管怎样，在1093—1126年期间他的部分措施被恢复执行，但已不足以拯救已失去帝国北部的中原王朝。尽管如此，改革计划还是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即让一部分人从自满中清醒过来，并使他们以务实的态度面对问题。虽然王安石那个时代的史官们尽可能淡化他的名字，使他的名字在史籍中变得灰暗模糊，但已有的研究清晰表明，任何有关中国思想和政治活动的讨论都一定会涉及他。

开始于9世纪的新儒家，在1050—1200年间即已形成体系。其活跃的支持者和信众们都是接受过各种各样的训练并富有实践经验之人，他们中有部分人身居高位且拥有巨大影响力，但都属于司马光的保守派。像政治对手王安石一样，他们将其思想观念渗入到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解释之中。基于中世纪的中原王朝对待宗教的态度，他们重述儒学时强调的是有关“天理”的思想。程颐说，唯有“格物致知”方能获得对天理的理解。这种思想点燃了朱熹的热忱，他是他们中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教育家和学者。年轻时，朱熹即是一名聪颖的学生。在其成长岁月中，他深受佛教和道教学说的影响。1158年之后，朱熹主要致力于在浩繁的著述中发展前人的思想。对于14世纪之后的每个中国读书人来说，这些著述都是必读之物。他写道：“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34]正如胡适博士所指出的，这听起来很像现在的科学。不幸的是，朱熹敦促力劝其追随者的道路，唯有最为认真且严于自律的哲学家方能走得通；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哲学必须同禅宗的冥想观念以及陆九渊正大力宣传的顿悟思想相竞争，孟子为陆九渊的学说提供了经典权威。尽管朱熹在思想观念和考订校勘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和他的信徒却毫不犹豫地歪曲历史事实以使它们同“道德律”相吻合。这从他们于1190年完成的《通鉴纲目》这部有影响力的书中即可看出，这部著作是对司马光史著的浓缩。对早前的哲学来说，新儒家是一种进步，但它是由一位力图通过歪曲事实以制定出一部具有实用性的道德手册之人所开创。这份手册所包含的要素，永远都无法融合在一起。它的影响并没有立刻被感受到，但在15世纪它进入黄金时期时，其影响已扩展到朝鲜和日本。

在对这段历史时期做扼要概述时，我们不应忽略这一事实，即11、12世纪的中国文明或许已把世界上其他竞争者远远抛在后面。邵雍曾言：“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35]这一说法当然会为中国人所赞同。然而，这种自我满足的态度带来的却是停滞和失败，此后的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