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与南宋、齐、梁、陈：中华民族简史

中国南方的东晋于420年灭亡，北方最后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王室则于439年被北魏推翻。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国实质上继续分裂成两部分，南方由汉人统治，北方则由突厥人统治。柔然在长城以外的西北地区，吐谷浑在西部边境地区，辽河以外的东北地区由百济、新罗和高句丽这三个朝鲜王国把持，南方的安南除541—547年间的短暂独立外仍是帝国的一部分。尽管中国南方在政治方面似乎相当不稳定，（刘）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一个紧接着一个的政权在南京进行着更迭，但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在整个时期都是相同的，社会和文化模式显然也都没有受到严重干扰。

统治北方黄河流域的王室，绝大多数都非汉族人。535年，当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后，接替他们的分别是北齐（550—577）、北周（557—581）和西梁（555—587）。然而，这些民族本质上都是汉族，中原文明继续繁荣，并没有任何显著变化。早在2世纪，拓跋族统治下的魏就已迁入山西，因而对中原非常熟悉。他们有意在除军事问题以外的名字、风俗、服饰及机构制度方面力推汉化，但并非只是将外来语言或生活方式强加于本民族人身上。尽管从他们这样或那样的居住地找到了许多幸存下来的早期书面文献，但关于他们的文字却没有任何发现。最近，路易·巴赞（Louis Bazin）考察了在《魏书》中发现的160个用汉字书写的拓跋字，他认为前突厥语占据着绝对优势，但前蒙古语亦为数不少，另有两个是前通古斯语，一个基本上是印度—伊朗语。第一份突厥语和蒙古语的文本，其已知年代分别是7—8世纪和13世纪。^[53]他们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似乎都普遍安宁祥和；他们的敌人达头可汗，突厥人至高无上的可汗，在给罗马皇帝莫里斯的一则文书中这样说道：“这个国家奉行偶像崇拜，但他们有公正法律，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适度节制的智慧。”

和他们所有的游牧邻居一样，拓跋在战争中富有攻击性，然而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却力推汉化。他们成功消灭了中国北方所有的竞争者，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成就，但他们走得更远。402年，他们穿越戈壁驱逐了对他们边境构成新威胁的柔然。柔然随后进行了反击，但被成功击退。北魏的另外一位皇帝拓跋焘（生于408年，统治时期为424—452年），先后于425年、429年、443年和449年越过戈壁深入敌方领土进行攻击。423—440年，为防御北部边境遭受报复性袭击，北魏修复了长城，并在今张家口北部修建了一条保护带；445年和448年，他的部队推进到中亚的龟兹，这是最适宜骑兵行军作战的地方。他和部分继承者的这类行动，给中亚邻邦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在魏已垮台后的数十年里，中国北方仍因某些拓跋名称而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所知。

骑兵部队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在泥泞之地骑行并具快速打击能力，汉人和游牧民族对此早已有所认识。早在公元前5—4世纪时，驾车的中原贵族们发现自己只能任由西北骑兵弓箭手的摆布。快速的骑兵部队，可部分解释秦的成功。汉武帝特别重视养马，因而能够击败那个时代的边疆民族。4世纪，中原统治者失去了汉武帝所开拓的肥沃牧场。没有了这些牧场，他们便不可能奢望能够打败他们的敌人，因为长江流域以南的气候和草料并不适合饲养草原上的马匹。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不计一切代价保卫长江流域，因为长江以南的地形不适合骑兵行动。383年12月，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时谢石和谢玄两位将军在今安徽淝水岸边击退了北方苻坚所率领的前秦部队。

5—6世纪期间，难以确定政府到底需要多少马匹。研究这一问题的T．C．Lin博士估计，拓跋部需要200万匹，这些马匹放养于鄂尔多斯地区。439年后，他们还可能使用了甘肃喂养区，这一喂养区在汉武帝时代之前即已很有名。当唐代建立8个中心以负责管理其30万匹马时，甘肃再次被用作牧场。一千多年后，满族统治时期（1662—1722），热河和察哈尔因喂养马匹这一目的被分开。喂养是个巨大问题，许多人被驱赶离开故土，以便马匹有充足的牧草。中原人已经意识到，每匹马所需的牧场平均约为50亩（约7英亩）。

5—6世纪所使用的马具，仅在一个方面不同于秦汉时期。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可确定的是秦汉时期的马具包括马嚼、马鞍和缰绳，但无马镫。^[54]骑兵要在疾驰中射弩，马镫是一种极为有用的辅助工具。有一位出生于河南的官员，他在477年时正飞黄腾达，他的传记中首次提及马镫。^[55]已出土的马镫中，没有任何一个被确证是在这之前的；最近重见天日的东晋时期（265—420）陶俑，所表现的就是它们。我们因此可断定，到5世纪甚至可能更早前，汉人和朝鲜人一定已从匈奴人那里学会使用马镫；后来，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可能是阿瓦尔人）以某种相类似的方式将马镫传给了生活在多瑙河和巴尔干半岛的人们。马镫使中原人可以更好地同他们的传统敌人战斗，因为像中国人和朝鲜人这样属于农耕文明的民族，天生就不是好骑手。

拓跋未能保持其军事优势。494年，他们的居住地很快便从山西北部的山区地带迁至今河南的洛河山谷。为了征服中国南方，他们在507年春天进行了最后的但并不成功的努力。534年后不久，他们的王朝便宣告结束，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王室。与此同时，他们重要的敌人柔然正处于衰退之中。551年，柔然人被他们自己的一群农奴所征服。558年，据说许多柔然人被驱离。他们中有些人越过乌拉尔，大约在七年后到达了多瑙河，其他人则前往已为北齐所吞并的中原地区。

这些昔日的农奴，专长是从事铸造工作。中原人称其为突厥，柔然则称其为土耳其（Türküt）。在历史上，这是他们第一次以这一名称出现。在接下来的15年，他们仿照柔然建造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横跨整个北亚，包括蒙古、中国突厥斯坦和俄罗斯土耳其斯坦的一部分以及阿富汗北部。与此同时，他们还与拜占庭、波斯和中原王朝互派大使。由于这个帝国的疆土过于庞大，它在582年便垮台了，分裂成两部分。其中的东突厥继续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统治（直到745年），它的统治疆域从满洲边境一直延伸到哈密，并在长城一带同中原人相接触。在鄂尔浑河的大本营，他们常根据令人尴尬的所谓平等互利原则与中原天子交往。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世界上所有的文献中，为什么只有中文资料会有关于早期突厥人的全面而详细的记载。

420—589年，政治动荡为社会动荡所加剧。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和课税。自然灾害或政治动荡往往迫使小土地所有者以较低价格将其拥有的土地出售给地方豪强。为了躲避不可避免的课税，后者一般将其土地置于佛教寺院或道观保护之下，或者安排一名家庭成员加入寺观。一些被剥夺土地之人在绝望中亦加入寺庙道观以逃避兵役和劳役。魏收（506—572）这位带有同情心的历史学家在报告554年北方的情况时写道：“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56]

佛教与道教存在尖锐冲突，尤其在438—446年的北方；与此同时，佛教还与儒家学者存在冲突，特别是在574年的西北。尽管存在着各种抑制，佛教依然繁荣兴盛，这一时期甚至可以称为佛教的黄金时代。对于佛教的各个教派来说，这一时期具备了适宜其快速发展所需的几乎一切条件。357年后，女人获准进入寺庙，加入佛教的人数随之越来越多。佛经和教义的其他部分被热情地翻译和重译。北魏皇帝拓跋濬的儿子拓跋弘在471年退位后即专心阅读有关佛教的书籍。尽管遭受柄臣的几次尖锐抗议，在南方的每次政权更替中佛教都扮演着幕后之手的角色。500—515年，据说在魏都洛阳受庇护的外来僧侣达3000名；刘宋统治时期，建立了数千座佛塔、佛寺和佛像；南齐时期，僧侣在政府机构中可谓是至高无上的。梁朝的第一位皇帝尽管年轻时是一位道教徒，但却成为佛教的推动者和保护者。他对佛教的推动和保护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被称为中国的阿育王。在陈朝统治时期，毁于547年叛乱中的700座佛教古迹被重新建造，两位皇帝和一位继承者显然都已持戒。

因佛教传入及其他为中国人主动接受而产生的影响中，现今最明显的莫过于艺术。尽管当代中国有足够证据表明，绘画丝毫不落后于雕塑，但除了墓葬中或像敦煌这样的佛教石窟中偶尔存有的壁画外，几乎没有几张画作幸存下来。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和甘肃，依然留有醉心于这种艺术的无声证据。世界上任何一座重要的文化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来自这些地方的且年代为这一时期的几件精美物品。北魏皇帝拓跋濬及其继任者们，在推动雕塑和建筑方面卓然有效，以致尽管存在人为破坏和风雨的侵蚀，其中部分作品依然屹立不倒。414—520年，拓跋氏在北魏第一座都城即今山西大同附近的石灰岩洞中开凿石窟，并用在天然岩石中雕凿出的雕像和其他装饰品来装饰。拓跋氏和其后来的统治者，还在其他许多地方开凿石窟，值得注意的有山西的天龙山、山东的历城、洛阳附近的龙门、甘肃的敦煌和麦积山。尽管这些石窟有着与中世纪欧洲教堂基督教艺术相类似的主题，但这些石窟中的雕塑各不相同。这些石窟雕塑明显在逐渐改进，并受到来自外界的许多影响，特别是来自塔克西拉、白沙瓦、马图拉和其他西亚中心的影响。开凿这些石窟所雇佣的工匠中，一部分可能来自中国境外。^[57]尽管所有一切都有来自印度、伊朗、中亚的外来影响，甚至存有塞尔维亚和希腊的细微痕迹，但对建筑和雕塑做出最大贡献的依然是中国人。正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所指出的那样，大同和洛阳附近的这些佛教石窟，就相当于法国的沙特尔和兰斯大教堂。伟大的外来宗教正变得越来越中国化。

音乐尤其是圣诗梵乐，部分被用于寺院道观。在印度，原始的佛教梵乐是用弦乐器和管乐器来伴奏，但在中国一般只有声乐，现在也基本上依然如此。显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从6世纪开始即被描绘在石头和其他表面上的小型管弦乐队中推测到其乐器。它显示有下列乐器：瑟、笙、四弦和五弦的琵琶、唢呐以及洞箫、竖琴、钹、锣、笛管、檀板和鼓。唢呐和竖琴明显是从西亚引进的，甚至名称都可能是波斯语的音译：唢呐，源自于zourna或surna（the clarinet）；箜篌，源自于ˇcank（the harp）。从400年左右开始，北方朝廷也保护亚洲其他民族的音乐。^[58]

早期的僧人很快就发现，要让他们的圣诗梵乐适应中国人的发音习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原人中甚至没有人能用单音节的汉语背诵出多音节的梵语语调。在很大程度上，这需要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中国本土的佛教僧侣同外来佛教僧侣一道，共同致力于创造这种全新的表达方式。据说魏国的太子曹植（192—232）创作了多达42首圣诗，其中有6首在7世纪时依然留存于世。来自于龟兹和粟特的僧侣，创作了其他圣诗梵乐。他们创作的这些作品，应归功于5世纪末南齐的一位皇帝和一位太子。他们短暂的王朝史枯燥地记载道，487年太子邀请几位僧侣到其宫殿讨论佛教，并“精心制作用于唱诵经文的新旋律”^[59]。我们从这份材料和其他史料可推断，圣诗梵乐这种艺术在此时非常繁荣。三个世纪后，当日本朝圣者参访中原的大佛寺时，仍然非常活跃的圣诗梵乐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5—6世纪时的建筑、佛像雕塑和寺院遗迹及中国佛教徒的著述，清晰地描绘出佛教处于极盛时期的情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本名为《高僧传》的著作，它由本身即是佛教僧侣一员的慧皎于519年编撰。《高僧传》收录了从汉朝一直到梁朝时期近500位中外僧侣的传记。在这些僧侣中，既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佛经圣典的翻译者和阐释者，也有像佛图澄这样神奇的能工巧匠。来自中亚的佛图澄能够将荷花养在仅装水的花瓶中，这让蒙昧的后赵皇帝极为惊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传记也将七位自焚的僧侣收录在内。这表明，佛教到来之前，关于身体的这种思想观念对中国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妙法莲华经》第23卷告诉我们，身体的牺牲远高于其他一切牺牲——作为一种牺牲，甚至燃烧自己的手指都要胜于拯救一个国家的民众。正如胡适博士所指出，这一卷的英雄药王菩萨“为使全身充满芳香味而将香油涂抹全身，所有衣服都在油中浸泡过，最后以自焚作为对佛的一种牺牲”。这部佛经似乎已非常流行，一些僧侣为获得解脱而紧随其后。他们通常在公开场所向公众上演这种牺牲，并因此获得人群喝彩。例如，463年，僧侣惠益爬进南京宫殿前的一口大锅中，将油浇在头上，点燃油，最后在对着药王菩萨的念诵中死去。^[60]

这一时期，僧侣们仍继续到国外朝圣。511年，梁武帝以盛大仪式欢迎从印度西部回国的中国使团。派出这个使团的目的是为了迎取按照印度国王特殊要求而制作的一尊檀香木佛像。最为引人注目的朝圣是516年由本身即是热忱佛教徒的魏太后胡氏派出的。俗人宋云和几位同伴随僧侣慧生一道，于518年离开，经中亚前往犍陀罗。522年，他们带着170部大乘佛教的佛经圣典返回洛阳。借由一份年代约为547年的史籍，有关此次朝圣的两份报告得以保存。对参访过的地方，这两份报告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描述，尤其是乌地亚那和犍陀罗。在印度—西徐亚人公主的统治下，这两地在此时非常繁荣活跃。

这一时期的佛教宗派中，天台宗最重要。创建于575年的这一宗派是以浙江东北部一群小山命名的。智（538—597）是两位创建者之一，他努力为这一宗派打下坚实基础。出生于湖南衡山的高僧慧思，他曾为使中国佛教文献免遭毁灭而不畏艰辛地工作（慧思有时被认为是这一宗派的奠基者）。作为慧思大师的一位弟子^[61]，智自己本身是一位颇具文学才华、有着巨大影响力且精力充沛之人。据说，他曾口述了很多有关佛教的评注和经文，募集到了完整转录15部佛经圣典副本所需的资金，成功使4000人皈依佛教，并修建了35座佛教寺院。正因为如此，他一生中获得了帝国授予的许多荣誉。

与强调带着信仰虔诚念佛的净土宗和相信通过顿悟即可实现成佛的禅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新宗派强调研读佛经的重要性。天台宗认为，佛性存在于众生之中，但教导势在必行，因为一个人只有意识到它，才能够将其付诸修行。可想而知，这样一种学说对知识阶层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然而，天台宗并没有完全倾向于一边，它也赞成诸如狂喜、仪轨和持戒等不同教义。由此，从6世纪开始，在组成佛教世界的众多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一种良好的宽容精神。天台宗虽变得如此学术，以致同禅宗相比显得黯然失色，但它仍存在着。

曾为这一伟大外来宗教所激励并得到极大丰富的道教，在446年时成功地使北魏禁佛，但几年后禁佛令便被解除。佛教也不得不面对儒者的批评，这些儒者痛惜建造佛塔所耗费的巨额代价、在仪式上所浪费的时间以及许多以至上名义所进行的众多谎言和欺诈。但是，那时的人们在分属宗教派别时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有严格的分界线。此时，中国人的这两种宗教都为最具代表性的著名人物所拥抱；与此同时，这些人也伸开双手去拥抱外来的宗教，就如同汉朝皇帝在166年时所做的那样。张融（444—497）曾是出使到安南的一位特使，也是南齐朝廷的一位宠臣。临死时，他要求将《孝经》和《道德经》放在左手边，而将一部佛经放在右手边。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以宗教融合而广为人知的傅翕（497—569），作为据说是旋转书架的发明者，他通常被描述为戴着一顶道士帽、穿着一双儒家鞋、披着一件斜肩的佛教徒袈裟。

中国朝圣者路线图

佛教这种新的哲学思想观念，往往与古老中国的基本信仰有巨大的不同。惊恐于这种新哲学思想，一些人在宣传小册子和纪念碑上攻击佛教。宿命论是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脑海中的一种信条，包括孔子和庄子这些大师在内的早期儒家和道家都相信命运并听从于命运的安排。对于中国人而言，佛教讲授的业力原则因此是一种革命性的教义学说。佛教僧人说，虔诚的信仰和善良的行为会使人获得解脱，今生没有，那么到来世就会有。由此推断得出，人有着坚不可摧的灵魂。因此，他们所信仰的是：依照其应得的赏罚，受奖赏之人可进入天堂，受惩罚之人则被打入一层或多层地狱。总的来说，由于这样的观念可能会给大众和部分知识分子带来安慰，这些教义学说便成为博学之人辩论的合适主题。胡适^[62]博士讲述过梁朝的高级官员范缜曾写过一篇名为《神灭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通过朴素的比喻来削弱佛教的教义学说，随即有包括皇帝的高级侍从和皇帝本人在内的70位中国信徒站出来为佛教辩护。持续了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冗长辩驳，其结果是暂无定论。迟至11世纪，对双方所有理由论据都已了解熟悉的伟大史家司马光（1019—1086），选择站在儒家同道范缜一边。实际上，在这数百年间中国人对印度宗教所进行的巨大改革创新，仅仅只是试图找到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部分。

这一时期的学者并没有完全忙于宗教纷争，恰恰相反，他们的兴趣和之前一样多种多样。像沈怀远的《南越志》这类著作，使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有了提高。内容涵盖了东亚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水经注》，由郦道元所著，这位关右大使于527年去世。547年，杨衒之出版了一部描述洛阳的著作^[63]，当时的洛阳是宗教、社会、政治中心。由山东的贾思勰所著的一部农业著述^[64]是如此受欢迎，以致在印刷术发明后出现二十多个版本。周兴嗣的《千字文》，从那时起到1912年一直是数百万学童的必读书目。这部著作共有250句，每四个不同的字一句，其内容涉及自然、皇帝、杰出人物、大臣、农业、国内政府、教育等各个方面。后来，在朝鲜、日本、蒙古、满洲及女真都出现有此书的不同版本。第一个对圆周率π（355除以113的值等于3．14159……）做出近似正确计算的是祖冲之（429—500），他还发明了包含有一种罗盘的自动装置。中国最早的一部综合文学评论著作^[65]，由刘勰于480年左右完成。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大约35种不同的文学体裁。梁朝太子萧统（501—531）编撰了第一部纯文学作品汇编即《文选》。这部《文选》收录了不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36种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它仅逊色于道家和儒家经典。记述名士贵族之奇闻轶事的杂史^[66]，由刘义庆（403—444）所编。这部著作有着极高的古学研究价值（antiquarian interest），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为当时的官方记载所忽略。孙畅之撰著了第一部专门记述画家和画作的著作^[67]；谢赫则第一次清晰地阐述了绘画的总规则^[68]。这是一个易于轻信的时代，但一些作者表现出非凡而有益的怀疑主义。例如，道教徒韦文秀对长生不老之药和炼丹就相当怀疑。

这种探究的精神，被延伸到了关于语言的词源学研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不仅深知存在着其他语言，亦深知他们自己的语言存在众多变异。官方史家称，早在公元前3世纪，朝廷中负责语言的官员“每隔七年便在一起会面，以进行语言比较并协调说话方式”。在汉代，无论是受皇帝派遣出使到国外的使臣，还是作为皇帝代表的特使，都会配备翻译。2世纪之后，由于有众多来自梵文的译本以及来自北部和西部的入侵者成为统治者，权威的发音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为重要。第一个将语调分为四声之人虽已无从知晓，但显而易见的是，到5世纪末部分学者已注意到四声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汉字的“拼写”，这一问题可能是由一位印度人，但更可能是由一位中国人加以解决。他用第二个汉字符来表示腭音化、第三个汉字符表示尾音（包括元音在内）、唇音和任何特定词的声调。对这一体系，沈约在543年出版的著述中做了最好的说明。然而，已有证据表明，学者孙炎在3世纪即已运用到它，甚至有可能更早。近来，西方学者已出色地利用这些著述和其他史料确定了6世纪时汉语的标准发音。

就这一时期的小型工艺品发展来说，首屈一指的应算是陶俑。这种始于汉代并在随后几个世纪稳步发展的艺术，起源于古人痛恨把动物和人当成富人的陪葬物。一开始，陪葬物包括死者使用过的房子、农具和家畜等在内几乎所有物品的模具；在北魏和南方的梁朝统治时期，则有一整套的船只、夜壶、瓶子、舞女、乐人、勇士、仆人和动物。这些陶俑非常具有考古价值，但奇怪的是，它们几乎不为人所知，更不用说被重视。直到世纪之交，当铁路穿过古老的墓地时，人们才无意中发现它们。中国陶器方面的权威学者英国人R．L．Hobson曾表示，一些按照某一风格制作的早期彩陶俑，并非与帛画不相配。除了尽可能不杀生这一佛教最为重要的原则外，它们与佛教没有任何联系。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被那些有能力购买的非佛教徒们所使用。几乎每一座墓冢中都发现有象征神话传说的动物和怪兽陶俑，这些陶俑的蕴意到现在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许，他们是学者们所没有记载到的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制作这些陶俑的工匠在第一个千年的下半叶即已达到了最佳状态，虽然已发现了一些后来的丧葬俑（如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有一套明代的丧葬陶俑）。1000年后，陶俑与死者一同埋葬的做法，开始为在葬礼上焚烧象征金元宝的黄纸这种做法所代替。在11世纪左右已变得常见的火化，可能在这方面也曾发挥了部分作用。

虽然几乎没有什么文献证据，但其他各种形式的证据表明，建造海船这一行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中国史家谈及梁朝（502—557）时期有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大秦商人前往印度支那；科斯马斯（Cosmas）在他的《基督教世界风土志》（Christian Topography）一书中说道，中国的商品被运到锡兰，然后进入其他市场。据考证，中国和越南北部的船队曾于348年、359年、407年和431年出现在占城海岸边。走水路之所以危险，不仅是因为风暴和其他自然危险，也因为有海盗出没于东南亚沿海。法显在413年的记载中提到了他们。446年，汉人向安南派出了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这些海盗至少在一段时间遭到他们的追剿。

在5—6世纪，尽管存在运输困难，中原与外部世界间仍继续进行着商品、文化和民间故事的交换，其中有些东西在中国已落地生根。引进的植物有石榴、红花、芝麻、亚麻、香菜、韭黄、洋葱、葱、豌豆、蚕豆；黄瓜也可能在这一时期被引进，当然也许更早一点。现在，中国人的游戏中已有五子棋和象棋，后者显然起源于印度，并大概在同一时间由印度传播至东方和西方。在西方，《卡尔纳马克》（Karnamak）中一份年代应为590—628年间的巴列维文本首次提到了象棋；隋朝的书目内有关于象棋方面的书籍，一部10世纪的百科全书在568年这一条目下提到了象棋。风筝既是一种有着实用性的物品，也是一项体育运动，它大概起源于这一时期的中国。首次且能被确证的提及风筝用处的是549年围攻台庆。当时的梁朝皇帝将一只风筝放飞至空中，以将其处境告知城外的盟友们，敌人注意到后，便命他们最好的射手将其射落。据劳费尔所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防空作战。^[69]7世纪，风筝的使用流传至穆斯林地区，1589年传至意大利，几十年后则传至英国。

来自外国的民间传说继续丰富着中国小说，一个源自于西方的传说即是例证。它讲述了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谷，地面上散落着宝石。为了获得这些宝石，垂涎之人在高高的悬崖上将肉扔到山谷，这些肉连同其粘连的宝石一起被秃鹫拾起并被带到高原。在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其他文献中，都有这个著名的传说故事，只不过在形式上略有不同。520年，这个故事首次出现在中国。当时，四川的一位高级官员向梁朝皇帝讲述了这一故事。在西方，埃皮法尼乌斯（Epiphanius）的著作首次提到这一故事，他是塞浦路斯康斯坦莎（Constantia）的主教，于403年去世。^[70]

【注释】

[1]该王子系安息王嫡子，安息即帕提亚国，此据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译注

[2]魏鲁男（Ware）译，见《通报》（T'oung Pao），XXX：121，1933。

[3]此段英文疑似来自《三国志·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可供参考：“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於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译注

[4]麻浩崖墓，位于四川省乐山市郊，即凌云、乌龙两山之间的溢洪河道东岸。——译注

[5]参见赖肖尔（R．Edwards），《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XVII：103，1954。

[6]出自胡适的《制度思想与艺术的独立和会与借用》（Independence，Convergence，and Borrowing，in Institutions，Thought and Art，p．225）。人们也许会问，印度佛教徒是否将性爱看作是肮脏的。实际上，像所有印度人一样，他们认为对自然过程的描述没有任何危害。在儒家传统中成长的中国人，花了几个世纪才理解这一点。

[7]根据最近出版的一份2世纪到11世纪期间曾在中国并帮助翻译佛经的人员名单，这些人中有76位来自印度、克什米尔和锡兰（今斯里兰卡），30位来自安息、粟特、犍陀罗和西亚其他地区，16位来自中亚的和田、喀什、库车和吐鲁番，三位来自爪哇和柬埔寨。这当然仅仅只是整个佛教传道者中的一小部分。伯希和教授认为，最初的译者几乎都是伊朗人而不是印度人，见《高地亚洲》（La haute Asie），第10页。

[8]沙畹甚至认为，一组汉浮雕即是描绘一个佛本生故事。参见《北中国考古图录》（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I：152－153，1913。

[9]黑死病之后，大众歇斯底里在欧洲发展起来。

[10]一个令人颇感奇怪的事实是，佛教僧侣起初被称为道士（道士这一术语后来被用于道教），然而祭神者这个词则源自于文官政府使用的一种官职头衔。

[11]马伯乐（Maspero），《亚洲神话》（Asiatic Mythology），第258页。

[12]当时的“天师”这一称号为唐政府册封，并非自称。——译注

[13]7世纪时的一种佛教传统，确定了它们之间第一次争斗的日期是在公元71年，但这可能被忽略了。

[14]关于这一争议，参见戴伟士（J．R．Davis）和霍布金斯（R．H．Hopkins）发表在《美国科学史学会会刊》（Isis）上的论文，具体见该刊1938年2月期和5月期。德效骞的结论，见该刊1947年11月期。

[15]魏鲁男（James R．Ware），《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LIII：223－224，1933年9月。

[16]约翰森（Obed．S．Johnson），《中国炼丹术考》（A Study of Chinese Alchemy），第103－104页。

[17]萧洛克（J．K．Shryock），《人类能力的研究》（A Study of Human Abilities），第16页。

[18]萧洛克，《国家崇拜孔子的起源与发展》（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Cult of Confucius），第265－266页。

[19]据说，欧阳修曾看见过一块有索靖手书的碑匾，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古老的。“他骑在马上看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策马而去。百步之后，他又折回来，一直凝视着这块碑匾，直到筋疲力尽。然后，他坐在一个毯状物上继续凝视了整整三天，困了就睡在碑匾底部。”叶女士（E．D．Edwards），《中国的诗歌文学》（Chinese Prose Literature），第一卷，第89页。

[20]即《酒德颂》。——译注

[21]《中国古文》（Le Kou-wen Chinois，p．iix）。

[22]这一时期，文学上与儒家密切相关的一两个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220年，魏王从其令人敬畏的父亲曹操那里继承权力，开始统治北方时，他便命令大臣们编制一幅帝国测量图，这将有助于他开创出一个同汉朝一样伟大的帝国。尽管早期的统治者如开朝皇帝一样，力图囊括所有现存知识，但曹操的儿子意识到自己完全不可能做到。于是，第一份总纲或者称之为主题概要便应运而生。它有着众多的接替者，既为皇家使用，也为私人所用。魏朝进行的这项调查早已遗失，但据说其字数超过了800万。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81年，当时一位诸侯和其他一些早在六个世纪之前即已去世的官员的墓穴被打开，在其中发现了超过10万片写有文字的竹简。据说，在墓葬中还发现了15种著作和其他著作的断片，其中即有《易经》和《穆天子传》的抄本以及在公元前299年被灭亡的梁国、魏国和秦国的王室编年史，而且传说时代开始记述。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著述逃过了公元前213年的大焚书和经院学者或抄写者的篡改。那个时代的学者立刻将现存文本同原始编年史进行比较。他们从事此项工作的一个成果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左传》要恢复的是其在汉代所遗失的地方；另外一项成果是，按照梁国编年史所确定的古代事件年表，要比迄今为止被认可的任何一个年表都更为可靠；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对这些竹简进行分类编目产生了自此以后一直为中国图书馆员所使用的编排分类系统。

[23]鄂卢梭（Aurousseau），《法国远东学院公报》（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XXII：277，1922。

[24]此人为牟子，著《理惑论》。——译注

[25]应为交趾。据汤用彤佛教史引文。——译注

[26]《丝绸之国与传统光芒下的西藏》（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莱比锡，1938。

[27]帕拉桑（parasangs），古波斯的长度单位，约等于3.5英里。——译注

[28]苏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译，见《地理学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LXIX：541，1927年6月。（此段引文出自《晋书·裴秀传》，原文为“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制图之体有六焉”。——译注）

[29]裴秀的比例尺是“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约180万分之一，原文500里疑有误。——译注

[30]关于这一地区的其他著述，还有由广东本地人杨孚于2世纪末撰著的《异物志》和由江苏人顾徽撰著的《广州志》，这两部书仅部分涉及植被。

[31]伯希和（Pelliot），《通报》（T'oung Pao），XXI：436，1922年12月。

[32]见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人物传略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第2228条。

[33]威廉·乌克斯（W．H．Ukers），《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第3页。（原文见陆羽，《茶经·三之造》。——译注）

[34]参见斯图尔特（Stuart），《中华本草》（Chinese Materia Medica），第81－87页。

[35]参见《汉代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第33－35页。也可参见杨联陞（L．S．Yang）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IX：118，1946）的论文。

[36]参见布洛克（Marc Bloch），“Avenement et conquetes du moulin a eau，”《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VII：538－563，1935。

[37]林恩·怀特（Lynn White），《镜》（Speculum），XV：2，147，1940年4月。前引杨联陞的论文同样认为存在两个种类。或许，诸葛亮是模仿自225年他在西南战斗中所遭遇之人。杨联陞，前引论文，第118，155页。

[38]杨联陞，前引论文，第118，155页。

[39]《中华民族的形成》（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233页。

[40]魏徵等，《隋书》第24卷《食货志》，第3页。由冀朝鼎译，见《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第109页。

[41]《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al of Asian Studies），XI：326，1948。

[42]莱维（S．Levi），《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II：337，1913。

[43]全增嘏译，《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VII：5，456，1938年12月。

[44]中文见鸠摩罗什：《为僧睿论西方辞体》，载于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32页。——译注

[45]参见由雷慕沙（Remusat），萨缪·比尔（Samuel Beal），翟理斯（H．A．Giles）和理雅各（Legge）翻译的法文和英文本（指《佛国记》。——译注）。

[46]引自《法宝义林》（Hobogirin），第3分册，第244页。

[47]翟理斯（H．A．Giles），《人物传略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第2174条。

[48]孙过庭：《书谱》，孙大俞（Sun Ta-yu）译，《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I：2，194－195，1935年9月。

[49]《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4th ed），《中国绘画》分册。

[50]参见谢爱华（E．H．Schafer），《通报》（T'oung Pao），XLII：265－286，1955。

[51]里德（T．T．Read）：《最早的工业用煤》（The Earliest Industrial Use of Coal），《纽科门研究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the New-comen Society），XX：119－130，1939—1940。特别参见陆云写给其兄陆机的一封信，他们都在303年被处决。

[52]慕阿德（Rev．A．C．Moule）和伯希和（Paul Pelliot）译，《马可·波罗》（Marco Polo），Ⅰ，第249页。（中文原文见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255页。——译注）

[53]《通报》（T'oung Pao），39：228－329，1950。

[54]有关古代世界所出现马镫的精彩讨论，可参见怀特（Lynn White，Jr．）的《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迁》（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1962），第14－28页。

[55]指张敬地。据《南齐书·张敬地传》记载：“……及苍梧废，敬儿疑攸之当因此其兵，密以问攘兵，攘兵无所言，寄敬儿马镫一只，敬儿乃为之备。升明元年（477）冬，攸之反……”——译注

[56]由魏鲁男（James R．Ware）翻译，《通报》（T'oung Pao），XXX：178－179，1933；恒慕义（Arthur W．Hummel），《国会图书馆1933—1934年报告》（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1933—1934），第5－6页。（中文原文见魏收，《魏书·释老志》。——译注）

[57]《魏书》告诉我们，439年敦煌地区处于拓跋氏统治之下，约有3万户家庭被迁至首都大同，“此时，僧人和佛教用品全都来到东部”。参见魏鲁男，《通报》（T'oung Pao），XXX：135，1933。

[58]参见増田清秀：《支那学研究》（Shina-gaku kenkyu），XIII：43－53，1955年9月；萨克斯（Curt Sachs）：《音乐乐器史》（The 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第10章，1940年。

[59]参见《法宝义林》（Hobogirin，fasc），第1分册第93页到第2分册第97页。

[60]参见胡适，《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IX：148－149，1925年1月；全增嘏（T．K．Chuan），《天下月刊》（T'ie Hsia Monthly），VII：5，1938年12月，第464－467页。

[61]智大师乃是慧思大师的弟子。天台宗初祖三人依序为慧文、慧思、智。——译注

[62]见《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IX：146－147，1925年1月。

[63]指《洛阳伽蓝记》。——译注

[64]指《齐民要术》。——译注

[65]指《文心雕龙》。——译注

[66]指《世说新语》。——译注

[67]指《述画记》。——译注

[68]指《古画品录》。——译注

[69]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史前的飞行术》（Prehistory of Aviation），第34－37页。

[70]劳费尔：《钻石》（The Diamond），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