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与突厥—匈奴—蒙古族人王朝在《中华民族简史》中的介绍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除了265年至280年建国之后的几十年，晋朝的生存一直到420年都面临着危险。它的困境始于3世纪至4世纪的世纪之交，当时西部的一场起义使其在302年至347年间失去了富裕的四川省。这当然是严重的，但同其在北方的损失相比较而言还算是小的。多年以来，来自突厥族、蒙古族和通古斯族等各个民族之人都群集于北方。在整个3世纪期间，各民族首领中没有任何人可从西部获得足够的支持以挑战身居洛阳的中原皇帝之权威。相反，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战争。中原统治者先是支持一边，然后是转而支持另外一方，它力求以这种方式使他们保持分裂。假如朝廷没有变得如此腐败，假如负有声誉的统治者没有陷入淫逸之中，假如国家没有遭遇盗匪、干旱、洪灾、瘟疫、饥荒的困扰，假如其军队在与有着快速打击能力的匈奴、羌族和拓跋族的骑兵相比较中不是如此虚弱无力，这种状况原本可以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此时，使节们甚至待在洛阳的各部落首领（单于）都无法抑制要利用这种状况进行各种图谋。

当刘渊还是一个孩童时，即作为朝廷的人质，由此他熟悉中原的管理模式、了解中原的历史及当地状况。304年，他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匈奴汉国。由于他的母亲出身于早前的汉室，因此他精明地宣称其国号为汉这一荣耀而伟大的名称，借此使世人皆知他是汉室后裔。他完全按照标准的中原方法重建了部落组织结构；四年以后，他在五万军队的支持下于太原称帝。当刘渊于310年去世时，其子继续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311年，他的儿子入侵洛阳并于次年进犯长安。此次进犯长安，使中原皇帝晋怀帝的王位被废黜，并在随后被处决。实际上，此时整个中国北方几乎都已落入匈奴人之手。随着怀帝的继任者被俘以及随后被处决，到316年为数不多且时断时续的中原人反抗已销声匿迹了。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时间内，中原帝国完全失去了北方。尽管此时的北方是由众多游牧民族出身的王朝所统治，但它们在农业、语言、习俗和宗教方面基本上已汉化。每一个已将其根基迁到长城以南且世代都生活于此的王室和部落，都倾向于采用汉人的方式：像汉人一样进行统治，不断改变他们自己的习惯，采用汉人的宗教信仰，用正统的汉人姓氏替换他们多音节的氏族名称。伟大的汉人海洋“使流入其中的每一条河流都咸化”。

改穿游牧骑兵所穿服装这种非汉化做法，此时在中原正变得普遍起来。早在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的骑兵官及士兵正是因为穿着像胡人一样的衣服，所以他们能够更好抵御快速骑行的敌人。然而，长期以来中原朝廷官员和其他许多人继续穿着驾车民族之人所穿的宽松上衣、长衫和低帮鞋。生来就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所穿的束带上衣、裤子及靴子，要到4世纪和5世纪时才在中原变得越来越常见；到唐代时（即7—9世纪时），它们的使用才被牢牢确立起来。贵族们也接受了游牧民族所戴的大帽子，他们的帽子前端常装饰有金蝉或银蝉，一侧或两侧用紫貂尾巴装饰，在帽子的顶部则有两根长长的雉鸡羽毛。古代中国人的腰带为皮带所取代，其皮带常装饰有多达13个铜质或铁质的环或贴花，有时镶嵌有金、银或绿宝石，并用一金属扣来固定，环上则悬挂有各种不同的东西。

就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高度混乱的政治图景而言，用下页的这张图表来概括可能会更为方便些。

在整个5世纪及6世纪上半叶（大约是403—552年），蒙古族的一分支——阿瓦尔人又被称为柔然或蠕蠕。他们维持着一个大帝国，这个帝国将长城以北的疆界从朝鲜一直扩展到巴尔喀什湖；通古斯人统治着满洲的东部和北部；吐谷浑控制着青海。对于突厥、匈奴、蒙古人和通古斯人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时代。在这期间，他们使汉人帝国和罗马帝国几乎在同一时间败于其脚下。匈奴王阿提拉的早前和后来的同伴控制着东亚，匈奴的首领则统治着东欧和中欧。

当这些民族正在争夺长江以北的至高无上霸权时，一位从长安逃离出来的王子在南京建立汉人帝国东晋。最初，东晋维持着在长江以南区域的脆弱统治，后来越来越强大。有时，其帝国的北疆几乎扩展到了黄河，其南疆则远至交趾。347年后，东晋帝国进入四川。如果统治者具有任何一点真正的领导能力的话，社会条件和朝臣的计谋就可以阻止其出现错误。4世纪期间，王权由11位皇帝把持，其中绝大多数皇帝在二三十岁时即去世。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原难民的人数大为上升。据李济^[39]估计，280—464年间从黄河流域逃离的人口增加了五倍。按照一位官方史家所说：“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40]

东晋皇帝同样继续汉化境内的非中原人、侵占异族领地以及南部和西部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向当地首领强制收取贡品，他在这方面已经相当成熟。据报告称，长江以南的多山地区中有中国史家称之为“黑矮人”的小黑人（Negritos）；然而，3世纪之后中国文献中就再也没有提到过他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移居国外，但其他人则留下来并被占主导地位的南方蒙古人种后裔所同化。在今天的中国南方，有部分人还明显有着引人注意的卷曲头发和黝黑皮肤，这即是证据。现在统治暹罗的泰国人即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他们因与汉人相混合而成为另外一个民族。

部分对宗族发展有所意识的黄河流域原住民后裔，他们试图阻止外来民族的血统被注入自己宗族之中。出于对自己宗族发自内心的骄傲自豪，他们开始编撰族谱，将他们的祖先追溯至传说中的黄帝。在隋朝的皇家图书目录中（约在629—636年完成），有四部这样的族谱。其中最长的一部出现于3—4世纪期间，有690卷之长。毫无疑问，被保存下来的族谱中一定还有许多其他未被记载的。但是，这种保存血统纯正性的努力是徒劳无用的，因为作为开拓新领地先驱的汉人从来没有反对过通婚。为所有人反对的纳妾习俗，注定会使贵族血统因含有来自农民、原住民或外国血统的新血液而具有多样性。

对于官方宗教来说，这又是一个完全不适宜的时代。但是，儒教并没有消亡，最糟糕的状况也只不过是处于休眠状态。对于知识分子和准统治阶级来说，儒家经典仍然具有吸引力。例如，409年，当年仅18岁的拓跋嗣在今大同继承其父王位时，他要求崔浩给他讲述汉文献。崔浩这位正冉冉升起的年轻学者，后来以笃信道教，反对佛教著称。这一教授过程持续了三年之久，所讲授的文献包括汉代词汇以及《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和《周易》等书籍。这样一份书单是富有启示作用的，因为它显示甚至粗鲁的北方王朝都认为应从中国古人那里提取统治集团所必须具备的智慧。

尽管如此，佛教和道教在普通百姓及汉族和异族统治者中的支持者都有明显增加。事实上，300年后佛教已很受欢迎，并且比道教更能激励人心。佛图澄（死于349年），是使佛教得以传开的主要人物之一。作为来自中亚且有着印度血统的佛教弘法者，他不仅博学多识而且游历广泛。310年，他来到洛阳。他是否同他之前的其他人一样，是因为国家一直处于和平从而定居下来并毕生从事译经和宗教教育？恰恰相反，正是目睹了中原权威的崩溃和周边地区正经受未开化游牧部落的篡夺，他才将自己与准备建立后赵的王室紧紧联在一起。整整37年，他精明地运用其关系和才华，建立起一座无论对其捐助者还是大众都有吸引力的寺庙。他说服了石虎皇帝（统治时期为334—348年），使他不仅颁布了一道容许修道生活的法令，还在政府资助下建造了众多寺庙，并培养信徒。其中，有几位门徒有着非凡的才华和影响力；当然，他也与在朝中生活的僧侣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此后的一段时期，有文化之人专门致力于培育南方佛教与北方佛教的融合，我们所看到的正如芮沃寿（Arthur Wright）所提出的那样，“佛教中国化已完全成熟”^[41]。

4世纪下半叶，佛教弘法者被派到朝鲜（当时的朝鲜被分裂成三个王朝，百济是其中之一。它于374年采用了汉字书写。在随后一个半世纪过程中，各种中国思想和观念正是从这里流入到日本）。无论是在长江流域还是在黄河流域，佛图澄的弟子道安（314—385）都是一位重要的高僧。374年，他编撰了第一份佛教目录《总理众经目录》，这份目录包括了他获取的所有幸存下来的佛教文献。他笃信弥勒净土，相信通过讲道、与博学之人的辩论、虔诚坦然地面对辛劳与苦难能够使佛陀的故事及教诲在民众中传播开来。他将其弟子派往各个方向，其中一个弟子来到四川省。他的最重要弟子慧远（334—416），曾是一位道教徒；皈依佛教后，他仍继续将道教人物运用于其演说中。佛教最为重要的宗派之一净土宗，即认为是由他所开创。学者们已指出，净土宗存有许多非印度的影响，它身上有着尼泊尔和伊朗的影响痕迹；尽管如此，它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中国人的思想。因此，它是今天唯一仍继续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的佛教宗派。它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教导人们依靠信念而非行动。但是，它夸张性地强调不断念佛的福报；在敦促人们带着信念不断乞求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字时，承诺如果人们能够始终如一地这样做，其回报是死后能重生在净土世界。对于其追随者，它并不要求其足够的道德努力，但其所给予的安慰却是不可估量的。

禅宗，是这一时代所出现的另一伟大佛教宗派。对于具有智慧和献身精神之人，这个冥想的宗派有着深深吸引力。当然，它的教义与奥义书中某些段落很相像，但它与道教有着太过于完美的协调和融洽。这一宗派很可能是由竺道生（397—434）所创，这位受到鸠摩罗什（350—409？）影响的中国人，从401年起即在长安开始了其不平凡的弘法生涯。正如有人所说，这一宗派所教诲的，“第一，唯一真实的是佛自在每个人心中；第二，所有人所需做的就是将目光转向内心，去领会他自己心中的佛；第三，最终目标是一种突然间到来的直觉，它无须教诲或学习，唯一能教的只是为其做准备”。竺道生所鼓吹宣扬的这种突然顿悟的教义学说，至少到12世纪都产生着深远影响。宋代甚至后来的一些绘画大师，都将他们的灵感归功于它，并留下证明其影响力的不朽画作。

鸠摩罗什的名声，很可能仅是由于他作为一位译者所具有的技巧。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龟兹公主。7岁时，他即随母出家；352—354年，他在克什米尔学习小乘佛教；354年之后，在喀什和龟兹学习大乘佛教。童年时代，他即在一座号称有1万名僧侣的城市中扬名。他游历甚广，并在语言方面接受过很好的训练，专习“四韦陀、五明、外道经书及天文学”。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对其教派所反对的性放纵禁令，他是以违反而非遵守的方式表示尊重。^[42]382年或383年，后来成为后凉皇帝的吕光领导了一次对中亚的劫掠远征。正是在这次远征中，鸠摩罗什被俘。起先，他被带到甘肃的凉州，后来被带到长安。他所具备的语言知识，使他比其前辈更胜任翻译。其结果是，他同众多助手一道翻译了98部著作（共计421卷或425卷），其中有52部（302册）被保存在目前的《大藏经》中。虽非完全不可能，但鸠摩罗什意识到其任务的艰巨性，这一点从确认由其所写的陈述中即可知^[43]：“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呕哕也。”^[44]尽管如此，从这一时起佛教能够吸引一些中国学者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和其部分接班人的优美翻译。

来自北方陕西省的法显，是又一位值得注意的译者，但他是以在亚洲的旅行记录而更为人所知。在剃度为僧后，他决心对佛教进行彻底研究。399年，为寻找并不完备的材料，他决心同其他几个人一道前往佛教圣地以获取所有梵文经文。这些朝圣者经敦煌、焉耆、于阗和犍陀罗穿过中亚，在经259天的长途跋涉后，于405年到达摩揭陀。法显在印度的行程，遍及除德干以外的所有地区。为搜集和抄录各种不同佛教教派所散落的经文，他在华氏城居住了大约三年时间。411年，他乘坐一艘外国船只由海路经锡兰和爪哇回国，最终在山东沿海登岸。这是因为一场可怕的风暴，他的船只被带到了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根据一份材料的描述，他在水上度过了330天。不知什么缘故，他能够在414年带着几乎完好无损的书籍和佛教遗物回到长安。他在这里（416年时在南京）从事艰苦的翻译任务，并撰写其回忆录。这部难忘的游记^[45]，生动描述了他所到访过的地方、经历的艰难困苦、听闻到的传说。除佛经外，它是关于印度的其他中文著作之先驱。这些中文著作是无价的，因为它包含有关于印度的准确信息。令人颇感奇怪的是，以对精确历史资料缺乏兴趣而闻名的印度人，并未将这一品质传递给前来携取佛陀经文的中国人；另一方面，由本土信仰和文化所滋养的道教，却和印度人一样对历史不感兴趣。

这一时期佛教徒在医学领域似乎已日渐活跃，这或许是由于他们与道教徒之间日益增长的裂痕分歧所致。道教徒中有部分人在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时，发现了许多对中国药典有用的东西。或许是佛教徒发现，对僧侣来说治愈病痛的能力是一项重要成就，甚至受过良好教育之人都极易轻信能够治愈他们疾痛的人，或许医疗工作本身就是佛教弘法者工作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据说，早在2世纪，安世高已翻译了一部能治疗404种疾病的佛教文献。一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竺法护的印度—西徐亚人佛教弘法者，列出了有助于治疗眼部、耳部、足部疾病以及魔鬼附身等方面的药物和配方，他还撰著了一部关于热水浴的短篇佛经。在这部佛经中，他认为热水浴能够治愈因凉风、潮湿、寒冷及暖气所致的疾病。据说，300年时一位耆婆完成了许多神奇的治愈，一位朝廷官员因中风导致双脚弯曲即是其中一例。从310年至349年，一直在洛阳服务的苦禅僧侣是耆婆在4世纪最著名的继任者。因阻止了一场疫情，加之其他神奇的事迹，他受到后赵皇帝宠幸；他的一位印度弟子，甚至有女性患者。另外一位可能是中国人的佛教徒于法开，因偏爱采用针灸和把脉这方法而知名。他的名声如此之大，以致361年时晋皇帝将他召至南京为其诊断治病。于法开诊断其病是不治之症，于是按照同古希腊一样的印度法则，拒绝为晋皇帝治疗。那时的一位学者宣称，于法开运用其作为医生的天才为佛教传播做了相当多的工作。^[46]

在这一时期，道教的活跃程度并不逊于佛教。他们渗透进北方和南方的强大王室内部，并充分意识到这些联系所能带来的政治优势。他们继续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并通过炼丹以激起中原统治者和胡人统治者的兴趣。但更为有趣的或许是，道教对于文化各领域尤其是文学方面的影响。道教徒葛洪撰著了一部关于自然哲学的重要著作；陶渊明像来自有良好文化修养阶层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是一名官员且在道德面前是儒家，但在个人生活及精神生活方面却遵循道教戒律。作为官宦世家的后裔，他出生在今江西省鄱阳湖附近。在晋朝短暂做官一段时间后，他便告老还乡过起了归隐的生活，享受飞鸟、家畜和栽种植物这种自然世界所带来的乐趣。他是如此热爱这种生活，并全身心投入写作。他对中国古老的传统美德保持着深深敬意，并认为常同他一起劳作的农民和他所深爱的书籍是最令他满意的邻居和伴侣。他不仅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还以当时非常新颖的体裁形式写作短篇小说。《桃花源》这部讽刺现实的小说描述了他对其所处时代状况的沮丧。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只存在于理想世界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由一群为躲避政治剥削和军事动荡的家族所建。

作为这一时期较早的一位大自然爱好者，王羲之（321—379）在精神上也是道家。他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官员和学者。他的真迹作品，即使是副本在今天也非常宝贵。他的真迹曾被这样描绘道：

飘若游云，矫若惊蛇。^[47]

由这样一种时代所孕育出来的书法艺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点陌生。然而，对于古登堡时代以前的欧洲僧侣来说，这种书法艺术并不陌生。一直到最近，穆斯林人对于书法艺术同样不感到陌生。对唐代孙过庭所写的这段散发光彩的段落，他们一定会表示赞赏：

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昧钟张之馀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48]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由卫铄（272—349）所教，卫铄夫人是2—3世纪时几位著名杰出书法家的继承人。尽管王羲之所接受的训练是被卫铄称为“现代”艺术的古典风格，但他打破传统，和其子王献之（344—388）建立了到目前为止持续1500年之久的风格。

与书法相关的艺术是绘画，因为两者都要用到毛笔。绘画大师顾恺之（344—406），曾为官近40年之久，但内心中他其实是一位道教徒。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即是他的伟大卷轴画。这幅《女史箴图》原应有12段关于宫廷生活的场景，现仅存9段，它有可能是唐代摹本。任职于大英博物馆的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曾对其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严谨研究。他这样评价道：它的“不可思议处在于其微妙的差异”，在于“将高大修长人物的优雅以及画中人物所呼吸的那种成熟而精致的文化气息完美展现出来”；他进一步补充道，“其画作远不是早期的艺术家作品，其人物素描似乎属于一个传统的结束而不是其开始；我们可推测画作背后是汉人粗鲁、阳刚的风格日渐精细化，并向优雅和富有魅力的方向转变”^[49]。在风景描述方面，这幅因人物而如此闻名的画作是真正初始性的。几个世纪后，山水画才开始兴起，正如最近在朝鲜、南满及其他地方发现的绘画作品所显示的那样。这幅画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没有任何印度影响的痕迹。然而，中亚雕塑和绘画受印度影响的痕迹已越来越明显，并且中国北方很快便为印度影响所淹没。

尽管晋统治区域的文化没有处于低潮，但中国北方并没有出现像上述三位这样活跃的艺术家，因为4世纪时中国北方为敌对和怨恨所吞没。由长江三角洲所形成的肥沃流域，不仅拥有着宜人气候，还拥有亚热带植被及山丘和湖泊，从而使这里的生活可能比中国北方更为轻松宽裕。人为开发是这一流域宜居的部分秘密所在。至少早在公元前5世纪，这里已引入了灌溉，并为后来定居者所继续。321年，东晋统治者建造了两座大型水库，今江苏靖江附近的一条湖被加深；稍晚一点，长江便通过两条运河与另外一条流域淮河连接起来了。这样的条件，使长江流域在几个世纪里成为学术和艺术的家园。对于上天所慷慨赠予的物质和学问知识，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为这样的礼物欣喜不已。在353年春天的一个美好早晨，王羲之的42位朋友就曾为此和他一道在绍兴附近的一条河边庆祝歌颂。

347年，西部的成都或蜀国（在今四川省）被杰出的晋朝指挥官桓温（312—373）所征服。在这个遥远的西部王国内，出现了一种新的记载类型即地方志。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地方志非常宝贵。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仅有12卷长，所记载的地区包含了今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这部地方志涉及这样一些有价值的专题：310年时首都成都的建筑、当地著名人士的传记、当地风俗、名胜古迹、野生和家养的动物、鸟类、鱼类以及铜、铁、盐、蜂蜜、药物、水果、谷物、竹木、细布、茶、香粉等之类的物品。后来一部年代约为750年的地方志是伯希和从藏于敦煌一座古老佛教寺庙之图书馆墙壁里的手稿中找到的，它涵盖的区域为长城西端敦煌周边的边境地区，所记载的有水利控制、堤坝、驿站、学校和寺庙、令人好奇之事，甚至689年流行的歌曲。几个世纪以来，编撰的地方志一部接着一部。地方志有时是由该地区已退闲且有此热心的士绅编撰，有时是按照官方明令要求而编。这主要是便于为当地政府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因为当地政府中有许多来自外地的人。十几个世纪以来，外界对这些地方志并不重视；只是到了最近三个世纪，人们才充分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对所有地方志都做了详细研究和解读后，才能全面了解中国历史各阶段的政治、社会、经济、传记和文化。包括省、州县和地区的地方志在内，现在已知的方志数量超过了7500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是收藏中国地方志最大的机构之一。

这一时期新增的物质文化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出现于3世纪的六面骰子可能是由西南地区传入。它们从中国扩散到了日本，今天日本依然保存有8世纪的骰子、骰子盒及游戏布景。3—4世纪期间，在山东广泛开采的云母开始用于灯笼窗、扇子、屏风、瞭望台的窗子，并用作车辆和船只的装饰品。^[50]轿子直到最近才在中国许多地方成为一种熟悉的交通工具，关于它的最早记载出现在伟大书法家王羲之和佛图澄的传记中。尽管当时它们是作为特权的一种标志，但正如恒慕义所认为的那样，刚开始它们有可能是用于运载老人和病人。

这一时期已开始使用煤，这比骰子、云母和轿子更为重要。一些学者认为，几个世纪以前的周朝或汉初时，煤炭便被用于炼铁。实际上，当时所提及的是焦炭。4世纪前，已为大家所知的文献中没有任何一部明确提到它。^[51]煤的使用范围在不断扩大，13世纪马可·波罗的如是描述令其朋友和读者大为惊讶，“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较薪为优……其质优良，致使全境不燃他物。所产木材固多，然不燃烧。”^[52]也许在不知不觉中，煤的使用为中国节省了大量木材。10个世纪甚或更多世纪以后，欧洲才如此。中国人如此早便发现这种燃料，或许与山西这一长期定居地的煤和铁矿石以及繁忙官道附近裸露的岩层有密切关系；但更可能是因为中国黄土地带木材稀缺，这就使得寻找一种替代物变得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