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与西晋：中华民族简史之第一节

中国人过着相对安定的生活已有三百年。尽管存在动乱，尤其是在帝国皇权衰微时，但总体上统治集团还是能平安度过，并保持着显著连续性。然而，到2世纪末，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变得不可控制，最终汉朝被推翻。

紧随汉朝灭亡而来的是，存在于三个主要经济和政治区域的政权为争夺王权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这三个政权分别是：定都于洛阳，控制着北方及西北的魏（220—265）；都城由吴郡迁到南京，控制着东南及南方的吴国（222—280）；定都于成都，控制着西部及西南的蜀国（221—264，蜀亡于263年。——译注）。每个政权都力图恢复昔日帝国，最终魏国成功了。魏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精明地运用了具有“军事—农业殖民”性质的军屯制度，扩建了水利灌溉设施，以及对敌人采取“饥饿围困法”使其屈服。264年（应为263年——译注），魏的一位将军征服了蜀；265年，他篡夺了魏国皇室的王权，并于公元280年灭了吴（篡位及平吴的是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译注）。他所建立的新王朝晋，因为侥幸而一直延续到420年。

三国时期地形图（220—265及280）

伴随着军事征战，中原人进入了南方和西部，这使得这一地区出现重要变化。长期的毁灭性战争，给许多地区带来饥荒，穷苦百姓被迫落草为寇或寻求大户家族的庇护。包括贵族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人迫于无奈离开黄河故地，前往待开垦之地。封建制度重新出现，地方大族采用堡垒和城墙作为防御手段。中央集权的瓦解，意味着地方自治和官吏获益。中原人与非中原人日益融合，其直接影响便是地方主义更为突出。许多非中原人或迁徙或作为盟友进入到北方，而不少中原人则同南方和西南地区那些仍未被同化的非中原民族通婚。另外，民众有时亦被迫从一地迁徙到另外一地。例如，225年，一位中原指挥官在对西南进行了一次闻名遐迩的远征后，便将一原住民部落的“上万户家庭”从云南迁到四川西部。由于缺乏货币，易货贸易再次变得常见。这是一个从稳定转向混乱无序、从有坚实基础的生活转向完全没有安全感的时代。

对各阶层民众来说，这样的环境意味着艰难；但对新思想、新制度、新习俗以及新物产的引入而言，没有任何其他环境会比这种环境更适宜。所有这些新影响中，佛教传入的影响最为持久。在今天东亚所有外来宗教中，它是扎根最深的外来宗教。没有人确切知道佛教于何时传入，可能是在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征战中，它开始传入巴克特里亚和帕米尔西部的其他地方；印度的阿育王帝国则不仅将佛教传入到西北，还使其在锡兰传播开来。毫无疑问，公元前128年至公元6年期间，前往阿富汗或冒险进入印度洋的中国使节已对这种宗教有所了解，并可能在他们回国时带回有关这种宗教的信息。同样，外国使臣来到位于长安或洛阳的中原朝廷时，可能会向中国皇帝或大臣讲述有关佛教的情况。事实上，有一份早期文献讲述了公元前2世纪月氏国（他们的领土后来成为贵霜帝国的一部分）的一位使臣向一位中国官员口头讲授佛经，尽管这份文献晦涩不清。公元65年，在今江苏北部长江口附近有一个佛教僧侣及其信徒们的群落（他们中是否有外国人，也许永远无人知晓），他们受到在位皇帝弟弟的保护。这位皇帝颁发的法令中，有佛陀、沙门和居士这些词语的音译。在随后的几个世纪语言的借用明显增多。

148—170年，中国人称之为安世高的安息国王子^[1]，自愿放弃王位加入佛门。他在中国的弘法活动，从首都一直延伸到沿海。他发现在洛阳已有佛教中心，这一佛教中心在他到来后一定有很大发展。他不仅讲经，还组织学者将大量佛经译成汉文。要将外来思想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而且这种外来思想还须用并不为人所熟悉的术语进行表述，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安世高和他的合作者们致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富有启发性：在由一位不懂中文的印度僧侣、一位既能说梵语又能说中文的安息国僧侣和四五位中国学者组成的译经团队中，印度僧侣诵读佛经并对其进行口头解释，安息国僧侣尽可能将印度僧侣的口头解释译成中文，中国学者则将安息国僧侣的译文记录下来。正如预期的那样，这样的翻译当然不会是最佳，尽管有许多佛经经历过两三遍这样的翻译。安世高弘法活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学者，还对皇家宫廷产生影响。皇帝虽没有皈依佛教，却采取了审慎做法。166年，他不仅在宫中为老子和佛陀建庙宇并祭拜，而且还为传说中的黄帝建造了一座带有花卉图案的祭坛华盖（a flowered canopy）。他的虚伪显而易见，因为一位官员曾大胆地告诫他，宫中的虐待与佛教和道教的教义学说并不相一致，并要他“尊重生命，鄙视杀戮，限制欲望，摒弃奢华，尊崇不干预”。^[2]

除了前面已提及的，佛教在首都这座遭到破坏的城市中的发展不仅没有停止，还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在山东南部一幅雕刻于公元76年至83年的浅浮雕上，考古专家发现有六头长牙大象，这通常是印度早期的艺术主题和图案。170年，在今山东省会济南附近的一座墓冢旁放置有佛塔或神龛；几年以后，在今江苏北部徐州的一寺院里还有一座几层楼高的佛塔，佛塔里则有一镀金的佛陀像。这尊佛陀雕塑浴佛时，佛塔的捐赠者向众人分发食物（寺院可容纳3000人），同时还布席于道达方圆四五里（一方相当于每边半英里长）^[3]。官方可能会定期拨款以维护和修缮这些佛像，一本220年的古籍对此有记载。中国第一个和尚的名字告诉我们，他来自今安徽省，同一位来自安息国的佛教弘法者一道工作。四川麻浩^[4]的一座后汉时期的石窟浮雕最近重见天日，其中内有一尊佛像，这也表明佛教已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5]

3世纪见证了佛教在中国南北的活跃，部分民众对佛教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印度、粟特、于阗、锡兰以及新佛教中心周边的虔诚而有智识之人，一定意识到中国值得他们前来弘法。中国内部不同地区间的战争使中国人正遭受着被撕裂的痛苦，也可能是出于对官员道德堕落的深深厌恶，于是他们对这种在深负重压时能够提供安慰并能回应所有需求的新信仰表示欢迎。艾香德（Reichelt）如是写道：“儒教从未成功地满足中国人的深层次宗教需求；对于‘存在’这一抽象而深奥的问题，儒教没有提供任何答案；它既没有为中国人的生存之战提供力量，也没有在中国人死亡时提供安慰。”Clenell这样描述佛教的特性，“作为黎民万众的一种信仰，作为虔诚生活的一种规则，作为一种安慰，它对于文化人来说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哲学”。佛教支持了中国人的部分宗教观念，并部分地为其提供补充。然而，它最为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引入因果报应和灵魂轮回的观念，取代了中国人的宿命论和善恶报应的古老观念。这使中国人迎来了以黏土和石头作为象征的观念崇拜，对于一个迄今其宗教中既不含天堂也不含地狱的民族，佛教所提供的便是宗教观念，慈悲即是其中之一。总之，佛教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通过成为阿罗汉或佛从而在死后可永生不朽的道路。佛教带给中国的影响是由印度及其邻近地区所给予的，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例如，世界是虚幻的、生活是痛苦空虚的、性爱是肮脏的、家庭是获取精神成就的障碍、独身和行乞是佛教徒所必须的、施舍是功德的最高形式、爱应扩展到所有众生、素食主义、严格的禁欲主义、言辞和法术有着神秘的力量等^[6]即是例证。

许多佛教弘法者以出身和教养为其显著特征，他们来自于各个佛教地区。出身于塞西亚家族的一位翻译者即是其中之一，他从223年至253年一直在南京工作。2世纪的最后25年，这位译者的家族扎根于中原。250年，一位印度人率先翻译了250条佛教清规（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部分佛教寺院对此的需求不断增长）。252年，一位来自于阿姆河地区的弘法者在洛阳工作时，修订了安世高的阿弥陀佛经。另外一位弘法者，从247年（也可能是241年）到280年（或许是276年）去世时一直都活跃于南京，他出身于有着粟特渊源的家族，这个家族基于在南海和印度的贸易利益而在交趾落脚扎根。正是这位佛教弘法者，成功使吴王皈依并说服他建造一座佛塔。259年，中亚龟兹的一位王子以弘法者的身份在洛阳传教。佛教弘法者有着不同的背景以及他们所引入的是不同形式的佛教，对此我们还可引证其他例子。^[7]无论是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此时都在中国广泛传播，印度和伊朗的其他形式崇拜及思想也同样如此。佛教弘法者之所以能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他们是通过不诉诸任何武力的方式来俘获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

同样，印度人的影响也扩散到其他领域。它不仅使医学得到极大丰富，对建筑亦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点缀于中国山水画中的佛塔，很可能是仿照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寺或白沙瓦附近的迦腻色迦佛塔，也可能是其他类似的建筑物。实际上，最早佛塔的遗迹现在早已不存在。然而，一位法国探险家发现的一根年代约为209年的台柱，毋庸置疑是仿照伊朗—印度模型。根据6世纪的一位学者所说，到2世纪末仅洛阳一地就有42座佛塔。这些建筑物中的许多陈设，一定有着外国血统或是仿照外国模型。

作为译经的结果之一，中国文学出现了新的写作形式。佛本生经的故事，即给中国民间传说增添了新素材。250年左右，一位居住在南京的来自粟特的佛教徒僧慧将两部关于佛本生经的故事集译成了中文。^[8]第一部中文佛教文献目录，出现于260年。梵语对中文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效果。艾特尔（Eitel）认为梵语的引入使汉语增加了6000个新术语，荻原（Ogihara）则认为使汉语增加了7000个新术语。除了引入新思想观念和术语外，它还激发了设计一套方法以便转录这种陌生语言的需求。印度圣歌开始使中国音乐大为丰富。即便不是更早，到3世纪末燃香仪式可能已开始引入南方。在汉代，沙门需剃光头、穿红色衣服；到220年后，他们接受了穿着各色衣服的习惯。印度思想观念能够在中国传播开来，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佛教允许大量最为虔诚的朝圣者前往佛教圣地朝圣。据记载，第一个朝圣者是一位中国僧人，他于259年前往于阗，并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半个世纪后去世。无疑，他是已知的186位朝圣者的先驱。根据最近一位中国学者的考证，这些朝圣者朝圣的时间为259年至790年。他们回到中原后所讲述的故事，为中国知识库尤其是地理方面增添了新知识。

在佛教被接受之同时，本土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慢慢发展成宗教。它有时以传说中的黄帝和《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命名，有时奉老庄为先驱，但是，它最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道教。汉代初期，这个民族中有许多人为建立这种官方宗教之外的宗教提供了帮助。Granet以及德效骞（Homer H．Dubs）注意到，这一宗教兴起于公元前3年的山东，它是由一场干旱所引发。人们又唱又跳地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抚慰神秘的西母王后以使其息怒，后来这位西母王后成了道教中最为人们喜爱的众神之一。^[9]从吴王到篡位者王莽，这种已为人们所知的神秘宗教一直受到上层的青睐，两汉时期的文学包含有它越来越受欢迎的线索。

传统观点认为，道教实际上是由2世纪生活于四川地区的张姓家族中的一位成员所创建。据说，此人可以“利用有关道的粗制滥造文献来欺骗公众”，他靠从每位弟子那里收取五斗米来养活自己。其实，公元后刚开始的两个世纪，在山东沿海地区和甘肃北部存在着一个同样强大但与之不同的道教中心。德效骞对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看法，西部的道教很可能深受伊朗祅教（拜火教）的影响。到5世纪，西部道教有可能是在寇谦之的领导下最终失去了其独特味道。在5世纪末期的动乱岁月里，随着官方力量的衰弱，这种新宗教取得了进展，其凝聚力有了很大增强。这一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张鲁，于190年在陕西省成功建立了一个小型独立王国。这里的庙宇道观采用了常见的形式，“在带有等级之同时兼具精神和世俗权力：忠实的信徒自称为妖兵；负责解释圣书并管理一个部门的称为祭神者^[10]；在他们的上面，是更大的祭神者；最后，张鲁自称为‘天师’。”^[11]215年，当曹操横扫整个中原时，“天师”被保护性地监禁起来，并被送到首都。在这里，“天师”致力于研究炼丹术，直至220年左右去世。在帝国虚弱和崩溃时，被设法保存下来的道教通常都处于蓬勃发展中。据称，从他们后来在江西省龙虎山建立道教中心起，张氏家族的后裔秉承张鲁的传统已有17个世纪。直到748年，这种自封的“天师”称号才为官方承认^[12]，但它时常拥有巨大权力。1927年，“中华民国”正式废弃了这一称号（“天师”被正式废弃应为1912年——译注）。

道教这一新的宗教信仰，是三大宗教中的第三种，它并不仅仅只是遵循《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尽管这些著述以及包括《易经》在内的其他早期著述已成为这种宗教的一部分。由于这些著述太过于艰涩深奥，不易为人理解，唯有具备良好阅读能力且有悟性之人方能理解其教义。现在，道教已将最初的信仰和惯例有机融合为统一整体。这些最初的信仰和惯例以自然崇拜为中心，大自然被认为是有生命的。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戒律清规被抛弃，但许多新戒律不断被吸收融合进来。“道”是人们要实现幸福、富贵和长生这三种终极目标所必须经由的道路。聪慧的智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做到，在于冥想思考大师的著述、遵循他们的道德伦理教义以及通过研究炼金术和遵循一定的身体要求以有意识的寻求长生不老，比如有选择性的饮食、吐纳、导引及房中术等。普通人相信存在鬼怪和神奇的魔力，他们背诵慢慢累积起来的经文，并被教导应忏悔自己的罪恶，假使要使自己的罪恶得到赦免应多做善事，如修百丈路等。假如能够理解掌握，他们愿意遵照这些智者所规定的做法。这一宗教信仰经常显现出拥有能够治病的神奇威力。在道教盛行的地方，道家经常进行施舍，常在某些地方为路人留有米饭；他们常用鬼怪附身，使不信之人变成信徒并用此惩罚某些犯罪。

像佛教和道教这两种平行发展并拥有广泛信众的宗教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共同点，并在官方宗教声名狼藉时丰富彼此。无比丰富的佛教，无疑是最大的给予者。除佛教的独身要求之外，印度僧侣逐渐成为道家的榜样，因为独身与道教的一种流行做法相违背。灵魂轮回和存在对应的因果报应学说被中国人广为接受；印度的三十三天神和十八层地狱亦被接受，并给他们取了中文名字，还为中国人指定了其最主要的神灵；人们创作出无数的经文；印度宇宙术语中的“劫”被用于时间体系的分类，其他术语和专有名词也被毫无保留地接受和采用。无论是佛陀还是老子的学说，都有隐居生活的观念。然而，佛教中的禁欲主义和禁止饮酒这两条教义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陌生。城市神祇崇拜于230年首次被提及，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庸主义，因为其中一些特征使人想起中国古老的土地神和谷神，而其他特征则使人想起佛教的炼狱。佛教后来分成众多门派，吸取了大量道教教义和实际做法的禅宗即是其中之一，它也许是印度文化在中国土地上开出的最美花朵。

刚开始时，佛教徒和道教徒都向对方展现宽容，但从3世纪开始，彼此间的宽容演变成了敌意。^[13]有关这方面的模糊证据是247年发生在南京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为粟特佛教徒僧慧修建寺庙的建造者与附近一“非法宗教”的信徒之间。519年，一位佛教徒史家将与他们产生争论的这一宗教称为“非法宗教”。2世纪的一件纪念物和3世纪的两部著作（其中一部佛教，一部道教）提供了更为令人信服的证据，它们透露了这场最终导致危险平衡的争论。流行的观点认为，老子离开中国后，来到了西部胡人中并成为佛陀。一位佛教徒决心撰著《中亚记录》，以戳穿这个传说。他在书中坚称，老子来到克什米尔并拜谒了佛祖像。拒绝认同这一假设的一位道教徒，在300年左右以完全不同的标题《化胡经》重写了这部书。按照这本书的说法，老子去了印度，并成为释迦牟尼的老师。佛教徒以佛祖比老子早两个多世纪来回应这种断言。争吵一直在持续并不断扩大，最终变得如此激烈，以致《化胡经》一书一再被禁，甚至到1281年后亦被禁。佛教和道教都向人们呈现这样有争议的画面，老子在胡人中的场景常用于道观的装饰和佛教寺院的墙壁。

这两种宗教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对待性的不同态度。佛教宣扬禁欲主义并禁止僧侣结婚，道教却认为节制是违背人性。在寻求长寿秘诀之时，道教意识到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节制。为此，他们颁布了一套规定，不遵守这些规定之人将减寿一年，但显然需要更多类似规定。中国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来自其他宗教及皇家宫廷的控诉，迫使道教在7世纪左右不得不对自身一些做法进行斟酌和慎重考虑；但是，他们一直到12世纪仍在秘密地继续这些做法。在为帝国禁止的16世纪的道教经典巨著中，有关此类的讨论大为减少。

人们无须深思熟虑即可将道教活动完全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炼丹术的研究至少可追溯至2世纪，其目的并不是要创造物质财富，而是要找到一种能够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尽管在公元前144年方士们面临着被公开处决的危险，他们仍继续着炼丹的工作。2世纪上半叶，魏伯阳撰著了一部描述配制长生不老药丸过程的书籍。这一过程与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的《炼金术之镜》（Speculum Alchemiae）中制作哲人之石的过程如此相像，以致让人们怀疑欧洲的炼丹术可能是源自于中国。^[14]炼丹的装置成为医学和工业方面重要发现的跳板，这或许是偶然。6世纪的一部官方史册言道，“存在着成千上万的有效食谱和神奇配方”^[15]。毫无疑问，这显然是对其功效不切实际的夸大。直到最近，中国人才理解了人体的解剖结构。欧洲人到来之前，官方史册仅记录了两例解剖：一个是公元16年，另外一个是在1106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发现了许多名贵药材，并尝试用硫、砷、汞同锌、铅、铜和铁进行化合实验。他们在冶金、染料色泽的亮丽、颜料的多样性、火药和烟火的早期认识、窒息和麻醉等方面的技能，充分证明他们“在涉及应用化学的许多领域拥有值得称道的能力”^[16]。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和其他学者指出，方士对汉代精致的细釉和3世纪时的瓷器生产可能都有助益。留传下来的第一部《本草》，是由一位生活于3世纪上半叶的道士所著。它除了列出当时所使用的药物外，还向人们提供了如何将药物制成药丸、粉剂及膏药的制作说明。

佛教的渗入、道教的日益系统化及2世纪末官方权威的恶化，所有这些使官方宗教遭受严重侵蚀，显得黯淡无光。3世纪时无政府状态日益加剧，这使思想自由、学校和宗教遭受到广泛破坏，人们因此很少有机会接受文学、历史、法制及宗教仪式方面的训练。文官考试作为儒家善政的支柱已部分地坍塌了，魏王因此于237—239年（在今河南）要求重新制定文官考试。他零星地在个别地方举行了考试，但都受到与权力有着紧密联系之人的控制。许多官员之所以被选中不是因为成功通过考试，更多的是由于其他原因。时势不允许以憧憬的眼光看待过去，它反对道德与礼俗，“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士大夫们纵情于饮酒，不哀悼其父母，不考虑丧葬，漠视礼仪，并裸裎而行，这表明中国道德结构的崩溃”^[17]。依赖于书香传统、有闲阶级、稳定的时代环境和普遍繁荣的儒家，是因为一些奇迹而得以幸存下来。221年，一位拥有侯爵身份之人给孔氏家族一成员授予荣誉，此人是孔子的嫡系。无论是官方史书还是当地古迹都证明，这位大师的圣陵被修缮，尽管到那时为止它一直都不幸地被忽视。魏王前往这个圣陵之地献祭，并要求为孔子的弟子修建陵墓。然而，在220年之后的四个世纪里，仅有3个人因为影响巨大而被供奉于孔庙。与之相对照的是，在此前的四个世纪，汉代有11个人被供于孔庙之中。^[18]

240年至248年间，三部儒家经典被刻于石头上，并被竖立在洛阳附近的那些65年前即已被官府审定认可的儒家经典旁边。有意思的是，《尚书》《春秋》和新列入的《左传》，都是历史类典籍。由于这些儒家经典是以三种古典的形式篆刻，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现的28块石头碎片因此非常宝贵。结合最近在中亚沙漠的几个考古发现，这些被篆刻于石头上的儒家经典不仅保存了当时的文本（许多改动和篡改是248年之后所为，尤其是《尚书》），而且还保留了当时的书写形式，其中有两种甚至是如此古老。在石头上保存部分经典的尝试有着重大意义，因为它表明儒学在北方都城的不断壮大。王肃（195—256），作为魏国的一位学者和官员，此时正在从事经典校注。他通过对后汉经学家们教条的批判，编撰了《孔子家语》和《尚书》的新版本。王肃不仅拒绝接受孔子是至圣先师（无冕之王）的观点，还重新确立孔子虽很伟大但毕竟是人而不是神的看法。魏国的其他学者则致力于《孝经》和《易经》的校注。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心在荆州（在今天的湖北），据说一度有约300位学者在此从事儒家经典修订版的编撰。甚至在其他遥远的地方，学术也幸存下来了。索靖（239—303）出生于被誉为西部绿洲的敦煌，他不仅是一位军事将领，也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书法家。索靖致力于研究《尚书》中所描述的自然界五行学说，他的研究成果虽已遗失，但保存下来的书法作品副本依然让这种艺术的崇拜者感到吃惊。^[19]

人们对老子和归因于他的著述感兴趣，表明中庸主义在这一时期正处于成长之中，因为此时《论语》也同样为人们关注。对于这些保存下来的著述，王弼（226—249）提出了一些非常精彩的诠释，尽管他只活了23岁，并且据说他在文学方面同样有天赋。他认为，孔子和老子的学说体系有着共同的基础；尽管后者的思想与他自己的思想相谐，但他还是认为孔子是理想而完美之人。他虽不宣扬保守主义，但认为人的行为必须正直。另一位独立的思想家郭象（卒于312年），他关于《庄子》的注释被公认为是优秀之作。他猛烈抨击那个时代的制度与道德，认为它们因过时而显得造作虚假。洛阳一群自称“竹林七贤”的朝臣和官员，向众多追随者称颂酒和无为的好处及美德，与皇室联姻的嵇康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高罗佩（R．H．van Gulik）认为，嵇康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一位最优秀的最具真实意义的艺术家”，他在琵琶上留下了诗一般的散文。另外一位叫刘伶，是一位军官，写下了关于酒的美德^[20]。马古礼（G．Margoulies）对他的文章这样说道：“它绝对自由，完全独立，蔑视世界上所有最基本的法则，而这都是酒带给它的。”^[21]这个时代并不适宜《论语》中刻板的道德主义，但与此时开始出现的轻松活泼的纯文学、民间文学和诗歌相一致。^[22]

在已保存下来的3世纪文献中，没有一部文献关注到佛教的传入。然而，此时的中国士人们也许在交谈中或者在带有大量讽刺挖苦的流亡性著述中表露了对佛教传入的感受。外来宗教“令人疑虑的术语、混乱的文本、太过华丽的风格、过于微妙的形而上学、天真幼稚的传说、对事物实践的不理解、对人类道德和日常生活经验的无知、对社会习俗的蔑视、僧侣的放肆越轨行为、对其他人表面上的无私”^[23]，他们对此都以轻蔑的态度视之。197年左右，一位年轻的中国皈依者撰著了一部强烈捍卫佛教的著述^[24]，这可能是表明他们态度的一份令人信服的证据。为了躲避正吞噬中国的动乱，这位年轻人和母亲从今广西梧州的家乡逃到东京^[25]，25岁时返回家乡。返乡成家后，他便潜心于对官方伦理道德、初露头角的道教和佛教进行比较研究，这使他转而皈依外来宗教信仰，并为捍卫它而写作了这部流传下来的著作。当然，儒学是不可能赢的，它甚至也没有根据任何孤立反驳的论据进行调整修改。许多世纪以来，儒学试图通过一切办法封堵来自半岛和中亚的那股不可阻挡之潮流。直到11、12世纪，儒学才停止其阻碍与破坏，此时双方媾和并建立起一种新的官方信仰。

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在宗教之外其他领域同外来民族的联系交往都有了稳步上升。公元前214年、公元前111年和公元42年中原对交趾的一系列征战，以及大批来自南海海域的争相前往长安进贡的使团，我们对此可能还能回想得起来。在公元后的最初6年，一个中国使团被派往印度洋，他们很可能跨越了印度洋。120年，缅甸国王遣使者向汉朝皇帝进献乐队和魔术艺人，他们都是地处地中海东岸的大秦本地人；132年，爪哇国王进贡；166年，来自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的特使经交趾到达汉朝朝廷。中国的佛教记述告诉我们，粟特商人于世纪之交时出现在交趾。226年，一位来自大秦的商人秦论到达交趾，被交趾太守遣送到居住在南京的吴王那里。

对于坐落于南方的吴国来说，由于其通往北方和西部的道路分别为魏国和蜀国所阻塞，吴王向南方扩展自己的权力就再自然不过了。广东和南京的统治者已开始派遣官员前往南方地区征战，实际上在231年前的一段时间即已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根据官方史册，其结果是“吴王越出了其疆界，到达扶南（柬埔寨南部和交趾支那）、林邑（占城）和T'ang-ming（柬埔寨北部），并要求每个地方派出使臣前来进贡”。15或20年后，这位吴王派出了两位特使，其使命是对几乎整个印度洋进行侦察。两位特使要实地到访并报告已确认的“一百几十个国家”仍有困难，但他们一定到访并报告过锡兰、印度以及西亚。根据留传到我们手中的史料片断，他们的报告中包含有大量有价值的记述，或许最为突出的是记录下了定期的贸易路线、有关季风的知识、大帆船的类型以及南海诸多地区已普遍的印度教化。来自中亚粟特的特使报告说，他在柬埔寨时，印度国王的一位特使向扶南王赠送了四匹塞西亚马。这时的帆船悬挂有七帆，每次在海上的停留时间长达数周。同时代的一份报告断言称，它们能运载六百多人或超过千吨的货物。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有关这些船只的信息及使臣和佛教僧侣乘坐外国船只旅行的事实表明，作为一个航海民族而言，中国人落后于其南部和西部的邻国。3世纪后，有证据表明他们开始有规律地冒险前往遥远的地方。

除了对南方和西南方的岛屿及岛上国家和民众开始有了解外，中原人还获取了有关中亚、蒙古、满洲、朝鲜及日本的新知识。北方的魏国及其后继者晋朝同罗布泊（Lob-nor）、龟兹甚至费尔干纳（Ferghana）保持着官方关系，同鄂尔多斯和阿拉善的匈奴以及蒙古的鲜卑也保持着官方关系。他们在东北南部和朝鲜北部依然有中原人定居点，并在238年及240年同日本的倭女王互换使节团。陈寿在关于魏国的记载中有关日本的描述是对早期日本最为可靠的描述，尽管至少还有三种比他更早的记载。

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地理学家。到目前我们所知的是，没有任何一幅地图包括了所有这些地区，虽然它们可与由马林·提尔（Marin of Tyre）于110年绘制并在170年经托勒密校正的地图相媲美。然而，这时一定有供地方官员使用的中原统治疆域图、帝国军队用于演示战役的军事地图，甚至有可能出现了专为商队贸易而绘制的地图。例如，公元前199年李陵向皇帝进呈了一幅地图，这幅地图标示有进军到匈奴境内的线路，并显示了沿途所经过的高山、河道以及地形构造。更为有趣的还是由赫尔曼^[26]所做的推论：标示有中国在西域的商队驿站及驿站距离的地图一定存在，马林正是根据这幅地图以确定其距离。他所确定的距离数字，其单位不适合用帕拉桑（parasangs）^[27]，但用中国的里来计算时却是精确的。这些早期的地图毫无疑问是粗糙的，但它们为3世纪出现的更为科学的地图铺平了道路。

在晋朝第一位皇帝统治时，于267年出任司空的裴秀（224—271）是这一时代最重要的制图者。他对所有现存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地图都不满意，这是因为它们缺乏直线的分界线、准确的定位方向以及完整的山川河流图。于是，基于自己绘制的中国地图，他在其著作（仅有前言保存下来）的前言中为制图者确定了制图六体。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他本人所说的话，这幅地图标示了“山脉、海洋、河道、高地、低地、山坡及沼泽，并标示了古之九州和今之十六州及其省、州、县和镇的边界，他连同古代国家签订条约或举行集会的古老地名、各种不同水路和陆路的路线也一同标示出来。”^[28]裴秀的地图由18个部分组成，按照500里（大约125米）比1寸的比例绘制^[29]。最为引人注目的创新是，他在绘制地图时运用了“计里画方”之法或方格坐标网。当然，这种方法也许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时期，但它是否为中国人的独立发明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随着关于长江以南^[30]广袤亚热带地区的知识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种全新形式的文献，即有关植物学方面的著述。《南方草木状》是这一领域的第一部著作，由曾一度担任广东地方官的嵇含（264—307）所著。他将植物分为草本植物、林木、果树和竹子四类，所探讨物种共约80个，其他提及的植物有24种，并列出了那些外国作为礼物进贡给晋朝的植物名单。这部著作尽管存有许多令人遗憾的篡改，但对研究植物栽培的历史学家来说，它可称得上一个丰富的知识信息宝库。

茶的发现，可谓是占领南方地区最为仁慈的结果之一。在3世纪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饮茶可能已是常见之事，但在此之前却没有人提及。一位出生于四川并于273年去世的官员的传记首次明确提及了茶：“他们用茶叶代替酒作为礼物送给他。”^[31]作为替代品的这一说法，取代了原著中广为流传的古老传说。然而，茶并没有立刻受到青睐；数百年后，它才为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们接受。据说，逃离到山西北部拓跋部的王肃（464—501），这位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因酷爱马奶酒而闻名；为此，他告诉皇帝茶只配作马奶酒的奴隶”^[32]。直到8至10世纪期间，茶才开始在北方地区成为日常所用；大约在这一时期，茶来到西藏；1200年之后，一位佛教僧侣使茶在日本开始流行起来。现在已是最能饮茶者之一的蒙古人，在13至14世纪的占领期间里显然忽视了它；所有来到中国的中世纪欧洲旅行者也同样如此，至少在他们的期刊日志中是如此。阿拉伯商人则要警觉敏感得多，早在851年他们中便有人记述了茶及沏茶的方式。在欧洲，这种草本植物直到17世纪才被广为欣赏。

任何一部东亚史都一定会提到茶，因为它对中国人及其邻国民众的生活和习惯有着广泛影响。很显然，茶树从来没有以大型种植的方式栽种；相反，每家每户都是各自栽种采集以供自己所需，由此生产出各种各样的茶叶，其中有一些因非常稀少而价格昂贵。780年，《茶经》的作者写道：“茶有千万状，卤莽而言，如胡人靴者蹙缩然，犎牛臆者廉檐然，浮云出山者轮菌然，轻飚拂水者涵澹然。有如陶家之子罗，膏土以水澄泚之。”^[33]很大程度上，瓷器业的发展应归功于中国人所喜爱的酒、食品及典礼仪式。毫无疑问，它亦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茶叶。瓷器业与茶的种植开始于大致相同的时间、两者的中心都在相同地方（江西和浙江），并且只有少数上等人能够既买得起最好的茶叶又买得起最精致的茶壶和茶杯，这一点并非没有意义。《茶经》第一个提及的是在浙江绍兴附近制造并获高度评价的越瓷，作者建议茶应该用类冰、类玉的越瓷饮用，“越瓷青，而茶色绿，青则益茶”。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茶的食疗价值。某些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确切无疑的是浓茶用于烧伤是有效的，用茶代替生水使人们得以免去无数的肠道疾病^[34]，在所有可想象到的情况下茶可舒缓人类紧张的神经。

就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而言，所增添的其他重要物品还有独轮车和水磨，它们的应用使中国农民摆脱了碾磨谷物和灌溉的重负。尽管中国人自认为在公元1世纪时即发明了水驱磨坊机（water-driven mills）和车轮，但这是没有理由的，正如劳费尔所指出的^[35]，为什么它们就不可能是来自于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某些地区？在公元前1世纪，它们就已为某些地区的人们所知。^[36]

独轮车是另外一种使用广泛的发明设计，它的过去鲜为人知。独轮车被认为是由诸葛亮发明，在欧洲一直到10世纪以后才出现。^[37]正如有人所说，它通过用轮子代替手推车前端的人，使运送小型负载物所需的劳动力得以减半。它在中国狭窄的田间小路上特别有用，常用于运载猪、人及普通货运。顺风时，在中国部分地区它还能借助于帆。

3世纪时，中国人还对织机和粗制播种机这两种古老的机械进行了改进，它们的起源可追溯至汉初时代。织机使得在丝绸上进行复杂的设计成为可能，现在其踏板已由50—60个减少至12个，这样可简化操作。从265年起，播种机已在所有农耕区广为流传。^[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