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化简述：中华民族简史，汉朝的帝国时代

如果周朝是中国的古典时代，那么汉朝则是中国的帝国时代。由于这一时期能激起中国人的想象力和自我满足感，以致中国人经常称他们自己为“汉人”。早在周朝和秦朝皇帝统治时，可能即已开始设立制度机构，但这些制度机构到汉朝时则达到了它们的最高峰。来自外部的影响，丰富了科学、艺术、文学、音乐、手工业和体育活动，使它们有了新发展。关于这一时代的许多精确知识，不仅可从大量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和著述中获得，亦可从中国或靠近其边境的朝鲜、辽东、日本、越南、蒙古、中亚和其他地区的最新考古发现中获得。所有这些，实际上都预示着一种新的气象和中国的大发展。

公元前2世纪日晷的精确记录表明，中国人的计时器将一天划分为相等的100份。公元8年，水钟被分为120等分，但在此之前也是100等分。在这方面，他们遥遥领先于欧洲人，因为后者直到13世纪才会使用相等的单位。公元前104年，作为伟大占星家和太史令的司马迁，同其他人一道在历法方面进行了有序改革。他们的方法如下：“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21]1月、4月、7月和10月为四季之始；2月、5月、8月和11月则包含有春秋分和夏冬至。一直到1912年，它一直都是官方历法，到现在依旧为民间所使用。王莽的杰出顾问刘歆，计算出一回归年为日。伽利略是第一位发现太阳黑子的欧洲科学家，他于1613年出版了其著作。然而，自公元前28年，中国人就已观察到太阳黑子的一些规律。公元1世纪，中国人发明设计了用于观察黄道日食或月食并测量其倾角的专用仪器。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两位学者已注意到月球的轨道是椭圆形以及月球一次完整的公转需9年^[22]（月球一次完整的公转实际上需8．85年）。公元132年，居住在首都的张衡发明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仪器，这种仪器能记录到朝中人们所没有察觉到的微弱地震^[23]。但可惜的是，他没有对这种原始地震仪做任何进一步的改进。张衡（78—139）这位科学家还有一处值得一提，他在其著作《灵宪》中做了同样引人注目的表述：“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24]

在数学方面，即便不是更早，中国人也在公元前1世纪已使用了进位制。数字16448664375被写成。此时，中国人虽没有使用零，但已留有空格。同样，汉初时数学家在书写时已通过移动两个空格的位置将1提升到100，印度直到后来才学会使用进位制。

王充（27—100）在其著述中，已显现出一种科学的态度。他批判当时颇为流行的迷信行为，这种迷信行为几乎已成为了一种神学。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火灾、洪灾、饥荒、地震这类灾难以及日食、彗星这类反常现象，都是上天不满发怒的表现和对皇帝的告诫。作为那个时代领袖群伦的史家，王充在天文方面接受过良好教育。他曾对当时流行的观念这样驳斥道：“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蚀，蚀之皆有时（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25]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时，实际观察和批判精神似乎已获进展，但它常为政治和社会的恶化所中断。

几个真人大小的圆形雕塑，已被确定是出自一墓冢周围的古迹，这有力证明这一古墓是亚述人或其他同伴的墓葬。这个古墓陪葬室中的绝大多数雕塑都是浅浮雕，凿雕得如此微妙，以致被认为是画在石头上的。绘画作品的真实遗迹比较少，但它们一定是在文化中心常见到的景象，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布料和工具在公元2世纪时即已在中国使用。我们从早期文学作品中可知，公元1世纪时绘画已从纯粹的工匠劳作提升为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艺术，汉明帝（58—76年在位）即曾资助保护过这种艺术。今天，在砖瓦、漆器和墓穴墙壁上仍保留有一小部分这种绘画。1931年，在朝鲜乐浪（今朝鲜平壤附近）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个篮子，这个篮子的表面装饰有94个或坐或站的人物漆画像。漆本身一定非常流行，因为考古学家在蒙古、阿尔泰山脉、印度支那和朝鲜等中原人居住过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发现过它。在一个朝鲜人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年代约为公元4年的容器，这一容器上有两位艺术家的名字。巧合的是，这两位艺术家的名字也出现在年代为公元前2年的另外一件漆器上，而这件漆器发现于靠近乌兰巴托的于诺因半岛。出身高贵的汉代妇人与他们的现代姐妹一样喜爱化妆，这从乐浪出土的一漆箱得到了印证，因为这个漆箱中不仅装有一面镜子，内中还有六个形状各异的用于装胭脂等化妆品的小盒子。^[26]这些可爱的小玩意中，有一些是在西部四川地区制造的，这是那个时代具有流动性的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证据。釉陶的出现，是汉末在瓷器制作工艺方面所做的第一次小尝试。一些带有衣领和衣带的容器以浅浮雕的形式展示自然场景，这尤为珍贵，因为它是当时生活的实物证据。此外，墓葬中还惊现泥塑的人、动物、房子、谷仓、炉灶及类似的东西。

无论诗歌还是汉赋，都有关于建筑尤其是宫殿的精彩描述：镶玉柱，贵美石装饰的墙壁和屋檐，带有雕刻、彩绘并被镀金（这部分是出于保存）的木器，雕有格子花纹图案的屋顶，用雕花大理石建造的楼梯。然而，除了一些地梁外，黏土模型和浅浮雕是仅存的证据。地中海地区很早就已知道如何制砖，但有关制砖的知识却是在这一时期才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的，因为建造墓冢时需要用到砖。汉武帝的上林苑举世闻名，他的上林苑中有从西部引入的新物种。值得注意的是，苜蓿是专为进口品种的马而引进，葡萄则是为皇帝餐桌提供水果和美酒。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征服南方之后，便将橘子树、槟榔和荔枝等南方物种引入皇家花园。^[27]在上林苑的树林里，放养着为皇帝狩猎而准备的动物，有两个人工湖，配有游船和用于训练水军的船只。一位诗人这样描写他的皇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协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28]

与遥远国度的贸易，使一些小型工艺品（Minor arts）获得新生。长期以来，中国的玉石匠都是将一些从河床底找到的玉制成刀和吊坠，但他们现在可将来自遥远于阗矿山的石头雕刻成政府文件所用的印章等各种新奇古怪的形状。为此，珠宝商人到南部海域和印度洋的港口寻找珍珠、玻璃和奇石（其中包括钻石砂）。在商和周晚期这两个巅峰之后，青铜器艺术开始衰退，但铜镜成为中华文明仍处于前沿的证据。据称，使节们高度重视这些曾为皇帝瞥过一眼的铜镜。这些铜镜经巧妙铸造而成，同时它还具有神秘的意义。无论是平针的丝绸还是绣有奇形怪状的动物及汉字符号的丝绸，不仅用于国内消费亦用于对外出口。公元前200年之前，斯基泰人和匈奴人就渴望拥有它。汉武帝的征战结束后，西方人也曾同样热切渴望拥有它。在阿尔泰、蒙古北部和西伯利亚的冻土里，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里以及巴尔米拉^[29]、吉尔吉斯斯坦和克里米亚都曾发现过一些早期的丝绸。

伴随着语言和书写的统一、国内的长期和平、有闲阶级的扩大和特权阶层的教育水平提升，文学开始出现新的表达方式。这最后一点应归因于这一事实，即在公元前165年尤其是公元前124年之后，随着官僚机构的日渐扩大，其中的许多成员是通过笔试而被选任为官的。^[30]公元前84年，新设的太学仅有50名学生；250年后，其学生人数达到3万人，太学使用的课本则是儒家经典^[31]。从此，为确保文本的正确性，抄写以及解释这些儒家经典便成为博学之人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公元前1世纪快结束时，人们发现在秦末纷争中所遗失的书比普遍认为的要少得多。中国第一份国家图书目录的年代即可追溯至这时，这份国家书目由一群医学、军事、哲学、诗歌、占卜和天文学方面的博学之士编制而成，它列出了约677部书写于木简和丝绸上的著作。尽管都城在公元23年至25年遭遇到破坏，但至少皇家图书被部分保存下来，两千车的书被运至洛阳。由于它们已完全消失，迄今为止我们仅知这些。幸运的是，最近在中亚一古代瞭望塔附近的垃圾堆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几千片木简以及一卷用原始皮带捆在一起的完整木简（共由77枚组成）。经仔细检核，这卷木简虽不是什么学术巨著，但其中的内容反映出从军士兵的需求——主要是关于占卜、占星术、启蒙读本以及公元前63、59、39年的日历以及其他类似的内容。大约在公元100年，中国人发明了纸，自此纸开始逐渐取代竹子和木头以及用作书写材料但质地较差的丝绸。这一发明是如此伟大，以致如果仅从文献的角度来看，纸的发明是否出现得太早的确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如果印刷术的发明紧随其后，中文著述可为更多的人利用，且书的传播范围会更广。正因为如此，太多著述或因政权崩溃瓦解或因灾难而遗失。

档案工作者如同中国的历史一样古老，但中国直到汉代才出现真正的历史学家。最早的编年史只关注事实，后来才将富有想象力的故事穿插于其中。作为一位史官的回忆录，《史记》是第一部从想象中筛选出真相的史书，它一直到公元前100年才完成。作者司马迁是拥有同一头衔的太史令之子，他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游历型学者。他曾就其史书谦逊地写道：“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32]后世史家高度称赞其著作，并忠实地遵循其书写模式。

一个半世纪后，一个史官家族^[33]的著述成功地获得了几乎与《史记》相同的声誉。他们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史官家族的著述只涉及从秦帝国灭亡到东汉建立这230年的历史^[34]，然而司马迁却将整个过去都视为其研究范围。如果人们希望获取他们各自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方面的洞见，那唯有阅读这两部史书。班彪（3—54），是班固和班超的父亲，同时也是前面已提及的王充的老师，他曾就《史记》的史学价值写过一篇评论性文章。然而，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文学批评仍处于初期阶段；同样必须牢记的还有，公元前2世纪的那种思想自由到公元1世纪中期时已被汉代朝廷中相当刻板的教条主义所取代。班彪写道：

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35]

除了历史和校勘评论外，其他形式的文献学亦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公元前200年，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开始在文献评注方面进行初步尝试；到公元100年，词典编纂学因《说文解字》而开始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说文解字》包含有9353个汉字的解释和1163个具有双重功能的汉字，这部字典是一位学者^[36]在经数年准备之后才编纂完成。在准备期间，作者曾到中国许多地方旅行。这位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汉字的书写形式，但他也标示出指定字词在不同地方的读音。根据这部字典和其他文献，现代研究者可确定绝大多数中国方言是单音节，但苏州—上海—杭州地区的吴越人所说的是多音节语言。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到今天长江口周边地区所说的语言与从沿海地区到广州一带所说的语言会存在明显的断裂。我们应提及的还有：特殊形式的诗歌（或许起源于南方，因为他们中关于长江的神话传说比比皆是）、鬼神故事、法令法规^[37]、具有高尚道德的“列女传”（它让西方人想起圣保罗给提摩太的信）、地理志以及关于广州的第一部方志。

长期以来为贵族和平民^[38]所喜爱的音乐，因为两三种新的乐器而更为丰富。其中的一种是琉特琴或曼陀林，中国人称之为琵琶。它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中国与巴克特里亚的联系接触所致（在波斯，一种相类似的乐器名称是barbat或者是barbud；在希腊，则是barbiton）。根据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犍陀罗^[39]遗迹，琵琶的鸣箱是半圆形的，在一块板上有四根弦，弹奏者在弹奏时将其靠在前胸，用手指拨弄琴弦。这应是中国最早的琵琶，两位中国学者在公元2世纪时才首次提到它。^[40]另外一种乐器被称为箜篌，它可能是有弦乐器。尽管几乎没有关于它的任何确切信息，但一位于公元126年去世的作者说：“它能发出一种柔和多情的乐音，后来出现在轻佻浅薄的音乐中。”第三种新出现的乐器是一种有14根弦的竹体古筝，它可能起源于南方。

在汉朝这样长的时期内，工业方面一定有着广泛的进步，因为中原人与西部和南方的民族开始有了接触和联系，并运用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新问题。一位学者^[41]注意到在农业方面汉代开始引进和采用了以下新的物种及技术：抗旱水稻、中耕、早晚两季、作物与豆的轮植^[42]；利用斜坡种植竹子、果树、蔬菜、林木和燃料物；至少部分出于生产力之故，开沟挖渠以开垦荒地。公元前87年，汉武帝任命的一位军需官（commissary official）^[43]特别积极活跃，他曾将“县令、乡长官、三老、力田以及有经验的老农”召集起来，进行了一次实践尝试。他将犁地、种植栽培、锄地时所需的工具分发给农民，并教授农民使用这些工具的最佳方法。^[44]中国人在役畜时使用的是挽具轭具，它的发展对农业、手工业和战争来说都至关重要。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没有一部提到过它，但它却明白无误地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的浮雕上。诸如此类的情况有很多。在西方，直到10世纪后才开始给动物套挽具。

司马迁的《史记》有一段专门列举了一贸易中心每年消费的物品（韦慕廷也曾翻译过^[45]），这为了解那个时代（前100）的物品提供了线索：“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穀粜千锺，薪稾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46]

有关汉代娱乐活动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于文学及陶器和砖石上的画像。猎鹰的技术可能源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多种马背上的杂技也同样如此。像马戏团一样，表演者在一根带有横木的竿子上进行表演——一位表演者跨着坐，另外两位表演者在音乐的伴奏下行走于横木的两端——这种表演被认为是中原人的，如同在一辆战车上用哑剧的形式表演一样。早在公元前300年，杂耍球即已被提及。公元前110年，安息国王^[47]曾将来自犁靬的眩人^[48]（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即因这种娱乐形式而闻名）献于汉朝皇帝。哲学家王充提到过高跷；用于使士兵保持战斗状态的蹴鞠，曾在公元前的著作中提到过，并被描绘于公元2世纪的一块厚石板上。对于男女来说，跳舞已很常见。通常，舞者穿着带有长袖的长外套。当他们迈着轻快的步伐进入由长笛、手摇风琴、古筝、琵琶和锣鼓奏出的音乐中时，便挥舞着他们的长袖。斗牛、斗鸡和拔河比赛，可能起源于南方。射箭、赛狗、钓鱼和打猎，这些有着古老血统的运动项目仍有众多爱好者。中原许多不爱运动之人，喜欢的是围棋和需在方板上玩的跳棋这类游戏以及投壶和骰子等各种各样的赌具。无论是皮影戏还是木偶剧，都被认为是起源于这个时代。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对中世纪的戏剧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注释】

[1]指郑国渠。——译注

[2]英氏容积单位，1配克（peck）＝2加伦（gallons）＝9．092升（litres）。——译注

[3]这为一些学者否认，参见《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III：423，November，1936）。

[4]毕士博（Carl W．Bishop），美国考古学家，任职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曾多次同中国学者合作进行考古挖掘，著有《中国之新石器时代》《远东文化之原始》等。——译注

[5]旃陀罗笈多，又译月护王，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任君主（公元前324—前300年在位），统一印度北部地区，建成中央集权国家，为建立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奠定基础。——译注

[6]实际上，搜寻这些群岛的探险队早在公元前4世纪即被派出。一位研究西方文明的学者认为，迦太基人亦是在大致相同历史时期寻找幸运岛。参见叶慈（W．P．Yetts），《新中国评论》（New China Review），II：290－297，1920年6月。

[7]英文译文由卜德（Derk Bodde）翻译，见《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China's First Unifer），第172页。

[8]指汉初的黄老之学。——译注

[9]指白登山之围。——译注

[10]指车骑将军卫青。——译注

[11]指霍去病。——译注

[12]根据公元2年开展的大规模人口普查所获取的统计数字，当时中国总人口为12233062户，59594978人（《汉书》，28B／19b．）。这些统计数字可能需要向上修正，因为社会中一些人员没有被统计到。

[13]盖尔（E．M．Gale）翻译，《盐铁论》，第14－15页。（中文原文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一，力耕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8页。——译注）

[14]假如元朝和清朝时期作为非中原王朝被排除在外，其他两个巅峰时期出现在公元1世纪和8世纪。

[15]在中国总人口中，男奴所占比例可能从来没有超过1%，在古希腊人口中则约占50%。

[16]德效骞（H．H．Dubs），《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II：I，第36－39页，1942年5月。

[17]王莽改制时期，规定应向取利于名山大泽的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医生、巫、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征收山泽税。——译注

[18]自1944年以来，根据金边古王国统治疆域的讨论发现，从公元1世纪到6世纪东南亚一直由这一王国所控制。参见戈台斯（G．Coedes），《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X：193－199，1947。

[19]参见《后汉书》，33／17b。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和汉代人口图表，见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No．19，第139页，1947。

[20]由于月氏征服了粟特和大夏，贵霜国王得以在公元前两个世纪统治着从阿富汗一直到印度西北的广阔地区。贵霜国王使用中国古典时的名称“天子”，这说明他们的祖先长期居住在甘肃地区。

[21]《汉书》，卷21，叶慈（W．P．Yetts）翻译，《卡尔藏中国青铜器》（The Cull Chinese Bronzes），第162页。（中文原文见《汉书律历志第一》，中华书局版。——译注）

[22]指东汉著名天文学家贾逵和刘洪。贾逵曾指出“月行有迟疾”，“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译注

[23]指张衡的地动仪。——译注

[24]译文见张钰哲（Y．C．Chang）在《大众天文学》（Popular Astronomy，53：124，1945）中的翻译。

[25]由胡适翻译，见《中国文化专题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第44页。（英文据胡适做法将《治期篇》与《说日篇》整合，故中文原文亦相应做此调整。——译注）

[26]考古学家甚至发现了一些含碳酸盐的铅，公元1世纪时这种含碳酸盐的铅曾作为扑粉使用。原田（Harada）在乐浪的考古挖掘和伯克曼（Bergman）在中亚楼兰的考古发现（国外一些学者常将楼兰作为中亚区域表述。——译注），参见《乐浪》（1930）和《中国和瑞典联合探险》（Sino-Expedition，VIII：1，126，1939）。

[27]在以后的几个世纪，这一做法一直被延续。例如，首先在中国西部种植的核桃，到公元2世纪时已种植在洛阳皇家花园之中了。

[28]这位诗人是司马相如（前117），参见索佩尔（A．Soper），《艺术通报》（Art Bullettin），XXIII：2，144 n．，1941年6月。

[29]巴尔米拉，是叙利亚沙漠上的一片绿洲，位于大马士革的东北方，是叙利亚境内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古城，又名泰德穆尔。——译注

[30]在汉代，似乎还没有公共考试制度。大多数官职候选人都是由地方当局推荐给京城；对于这些候选人的首要要求，就是要有充裕的财富。

[31]它们一般包括《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和《春秋》，有时也包括《论语》。

[32]沙畹（Edouard Chavannes）已翻译或以节选形式翻译了《史记》前47卷，译文连同绪论和其他注释部分一同出现在沙畹的五卷本《司马迁的传体史》（Les memoires historyiques de Se-ma Ts'ien，Paris，1895—1905）。有关作者的生平，见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史家》（Ssu-ma Ch'ien：Grand Historian of China，1958）。

[33]指班固家族。——译注

[34]德效骞（H．H．Dubs）已翻译了《汉书》本纪部分，出版了3卷本《班固的〈汉书〉》（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Dynasty by Pan Ku．，Baltimore，1938，1944，1955）。

[35]引自沙畹的翻译，卷1。（中文原文见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上》。——译注）

[36]指许慎。——译注

[37]法典非常浩大，达到960卷7732200个字。它已不存在了，但是根据古代文献编纂的汉代法律之现代汇编还存在，参见爱斯喜拉（J．Escarra），《中国法制》（Le droit chinois），北京，1936，第95，470，495页。

[38]据称，孔子有次说过（《论语》，XV：10）：“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由亚瑟·威利翻译）。威利注意到《礼记》中有关两位与孔子同时代之人的一段话：“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中文原文见《礼记·乐记》。——译注）

[39]犍陀罗，又作健驼逻，位于今印度喀布尔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译注

[40]指东汉的刘熙和应劭。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第一次提出“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的说法，稍晚于刘熙的东汉名士应劭在《风俗通义》里记载着：“枇杷，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译注

[41]李秉华（Mabel Ping-hua Lee），《中国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第149－151页。

[42]人们可能很早就已知道著名的大豆，尽管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它才被明确提到。

[43]指汉武帝后期任命的搜粟都尉赵过。——译注

[44]参见韦慕廷（C．Martin Wilbur）的《西汉时期的奴隶》，第343页。

[45]同上，第336页。

[46]中文原文见《史记·货殖列传》。英文对司马迁原文中的“千”理解有误。——译注

[47]帕提亚帝国（前247—224），又名安息帝国，是亚洲西部的伊朗高原地区古典时期的奴隶制王国。建于公元前247年，开国君主为阿尔撒息。公元226年被波斯萨珊王朝代替。——译注

[48]眩人即表演杂技、变戏法的人。——译注